第三帝国的焚书行动刻意模仿了一次先例。1817年10月18日，图林根的瓦尔特堡（Wartburg）举行了宗教改革300周年庆典，纪念马丁·路德发表抨击天主教会的论文、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在当天庆典的尾声，持激进民族主义立场的学生们把权威的象征以及《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 ）等“非德意志的”书籍投入火堆，象征着执行火刑。这次行动也许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一系列示威活动提供了先例，但其实与后来模仿它的1933年行动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因为瓦尔特堡纪念活动主要关心的是表达对波兰的支持、声援第三帝国的新闻自由——梅特涅亲王创立的警察制度所实行的大规模新闻审查限制了报界的自由。不过，1933年5月10日，在刚刚呐粹化了的大学当局的鼓励或纵容下，当烈焰在德国历史悠久的学府腾空而起的时候，肯定有不少人想起了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一个世纪前对瓦尔特堡事件的评论：“在焚书的那个地方，最终也将有人被焚。”
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在呐粹以暴力、恐吓和野蛮手段打击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小群体遭受到特别强烈的仇视和敌意：德意志猶太人。这既不是因为他们像德共和社民党那样属于呐粹党的劲敌，也不是因为需要胁迫他们像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样，融入呐粹迅速建立****政权的进程。呐粹对猶太人的攻击有着相当不同寻常的特点。把猶太人逐出普鲁士艺术学院等重要的文化机构、大型交响乐团、艺术学校和博物馆，触目惊心地显示出，呐粹把猶太群体视为外来的非日耳曼精神的主要渊薮，把驱逐猶太人视为一场可以使第三帝国恢复“日耳曼民族性”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反犹主义”与“猶太人在德意志社会的真正作用和地位”之间，一向仅有非常牵强和间接的关系，多数猶太人过着无可指摘、循规蹈矩的生活，总体而言在政治上颇为保守。但是呐粹党刚刚上台，猶太人就开始感受到冲锋队倾泻而出的积恨。实际上，褐衫军早在1932年秋就对猶太人的商店和企业、猶太会堂等场所实施了一系列炸弹袭击。小胡子被任命为第三帝国總理之后的数星期里，冲锋队闯入猶太会堂，亵渎宗教用具；砸碎猶太商店的橱窗；随意羞辱猶太人，剃掉他们的胡子，或者效仿意呆利法西斯分子发明的惩罚措施，强迫他们喝下大量蓖麻油。
同年3月5日选举之后，暴力达到了新水平。
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是柏林的时尚购物街，许多呐粹党徒视之为猶太人喜欢聚集的区域。选举后第二天，褐衫军团伙沿着这条街横冲直撞，搜寻猶太人，殴打他们。在布雷斯劳，一伙冲锋队员绑架了剧院的猶太裔导演，用橡皮棍和狗鞭打得他差点儿丧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座猶太会堂被焚烧，一位猶太商人被劫持、狂殴，后来重伤而死。成群结伙的冲锋队员在许多地方涂抹、封锁猶太人的商店。
在布雷斯劳，冲锋队员于3月11日袭击了法院大楼的猶太裔法官和律师。
各法庭休庭三天，等到重新开庭时，迫于褐衫军的压力，法院院长裁定，仅允许此前在布雷斯劳执业的364名猶太裔律师中的17人进入法院大楼。冲锋队员在第三帝国全境冲击法庭，把正在庭审的猶太裔法官和律师拖走，殴打他们，不许他们再出庭。这些行动造成的扰乱，连小胡子也觉得过于严重，他在3月10日要求停止这种“个人行为”，以免扰乱公务或者损害经济。关于这个问题，他已收到包括帝国银行在内的重要商业机构的投诉。小胡子还亲自强令莱比锡的呐粹党头目取消了以揪出猶太裔律师为目标的突袭帝国法院计划。但帝国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就是另一码事了，他未加干预。呐粹报刊继续发表疯狂的煽动文章，要求清洗司法界的猶太裔专业人士，支持此事的请愿书潮水般涌向帝国司法部，它们来自“民族主义”律师团体。事实是，尽管对猶太商店和企业的袭击使小胡子在联合政府中的民族党伙伴感到不安，然而对猶太律师的攻击却基本上没有引起不安。
在司法界，极少有人抵制这种攻击行为，或者说无人抵制，就连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人也不曾抵制。见习法官雷蒙德·普雷策尔正坐在柏林法院的资料室里，褐衫军冲进了大楼，高声驱逐所有猶太人。“有个褐衫军走到我的桌前，”他后来回忆道，“‘你是雅利安人吗？’我来不及多想，应声说：‘是。’他凑上来端详我的鼻子，然后走开了。血涌上我的面颊，我感到了耻辱和挫败，刚才太迟钝了……用那样的回答换取留下来安静查阅文件的权利，真丢脸！”
小胡子的干预仅仅使一系列暴力事件暂时有所减少，却根本未能全面制止。刚过两个星期，它们又开始了。1933年3月25日，来自外地的30名冲锋队员闯入西南部的下施泰滕（Niederstetten）的猶太人住宅，把里面的成年男子拉到市政厅，用几乎不加控制的残暴手段殴打他们；同日上午，在附近的小镇克雷格林根（Creglingen），类似的事件导致18位遭到殴打的猶太裔男子中的2人死亡。在威斯巴登（Wiesbaden），成群结伙的青年砸碎猶太商店的橱窗。下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在3月30日汇报：
“本月15日清晨，快6点的时候，一辆卡车载着几个身穿深色制服的人出现在猶太商人奥托·泽尔茨（Otto Selz）位于施特劳宾（Straubing）的住宅前。还穿着睡衣的泽尔茨被带出家门，塞进卡车绑走。大约9点半，泽尔茨在兰茨胡特区的翁格（Weng）附近的树林里被发现，已被击毙……几个村民说，看见卡车上的人当中有一些佩戴着红色卐字袖标。”
小胡子的干预表明，这些事件并不是任何已成型计划的组成部分，而是表达了各级呐粹党徒内心对猶太人的仇恨、愤怒以及暴力倾向。冲锋队的暴虐，在此之前主要是针对帝国国旗团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但此时因呐粹党的胜选而得到全方位释放。既不受制于警方的干涉，也不受司法检控的真正威慑，于是呐粹党徒在袭击猶太人的行动中尽情泄愤。虽然呐粹领导层希望控制住暴力，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是在不断推波助澜——他们不但把反犹情绪宣之于口，还让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冲锋报》领衔的呐粹报刊持续刊登反犹文章。据一份显然不完全的估计，截至1933年6月底，呐粹冲锋队已杀害43名猶太人。
这些事件在境外并非无人关注。外国报纸驻柏林的记者报道说，看见被打得失去知觉的猶太人躺在柏林的街上，鲜血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批评性报道出现在英、法、美三国的报刊上。3月26日，保守派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对环球通讯社柏林分社记者路易斯·P·洛克纳（Louis P.Lochner）说，境外的“暴行宣传”让人想起关于德军1914年所犯暴行的比利时传言，它很可能是一场用假消息攻击德意志政府的协同行动的组成部分；而革命注定要伴随着“某些越轨行为”。与诺伊拉特不同，小胡子本人公开把这些报道描述为“猶太人用暴行故事进行的诽谤”。同日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与戈培尔、希姆莱和施特莱歇尔开会时，小胡子决定把基层党员的反犹干劲引导为一场协同行动。3月28日，他下令各级党组织做好准备，在4月1日对猶太人的商店和企业实施一场抵制行动。这场行动在第二天获得了内阁的批准。抵制行动远非出于一时冲动而对国外“暴行宣传”的一次迅速回应，而是呐粹党内人士，尤其是那些最敌视“猶太”大企业（例如百货商店和金融机构）的人筹划已久的。呐粹头目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认为，欧洲的猶太人与美利坚的猶太人之间有着一致的利益，甚至阴谋的勾结，但这种关联实际上并不存在。在用于发表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有必要让猶太人知道，“我们决心已定，绝不罢手”。
呐粹上述说法的不属实，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展示：猶太教德意志公民中央协会拍电报给纽约的美利坚猶太人委员会，要求它取消“敌视德意志的示威活动”，结果遭到断然拒绝，尽管美利坚的猶太群体对此存在意见分歧。美利坚许多城市在3月27日举行抗议集会，随后开展了抵制德意志货物的运动，此运动在4月1日之后的几个月里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这反倒使戈培尔越发认为应该“以最强硬的态度”抵制猶太人的商店和企业。“如果外国停止诋毁，那么我们的抵制行动就会停止，”他继续写道，“否则，殊死的斗争将会展开。现在，第三帝国的猶太人必须对他们在全世界的同种族同志们施加影响，以免他们在这里吃苦头。”戈培尔于4月1日驱车穿越柏林，巡视抵制行动的进展，他说自己满意极了：“猶太商店全部关闭。冲锋队哨兵站在店门前。公众表示一致支持。一派严守纪律的景象，堪为楷模。壮观的场面！”使场面更加壮观的，是下午“15万柏林工人”反对“外国诋毁”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以及傍晚10万小胡子青年团团员的分列式。戈培尔满意地写道：“群情激愤，不可名状……抵制是第三帝国在道义上的一次伟大胜利。”他确实觉得获得了大胜，以至于第二天就得意地写道：“外国逐渐恢复了理智。”
几个月后当戈培尔的这部分日记发表时，读到它的德意志人民却明白这是从呐粹的视角对4月1日的局面所做的乐观描述。当然，冲锋队员非常活跃，他们到处张贴醒目的海报告诉人们：“不要在猶太人的小店和百货商店买东西！”命令人们不要找猶太裔律师和医生，并且告诉人们这样做的所谓理由：“猶太人正在国外诋毁我们。”一辆辆卡车上贴着类似的海报、满载着冲锋队员在街道上飞驶而过，党卫队和“钢盔”小分队气势汹汹地站在猶太零售商店的门外，要求每一位进店购物的人出示身份证件。许多非猶太商店张贴海报，宣明自己是“得到认可的日耳曼裔基督徒的商号”，这样做仅仅是为了避免误会。呐粹统治层已经向冲锋队做了重要指示：这场针对猶太人的行动将由中央统一协调，冲锋队不得擅自施行暴力。4月1日执行抵制任务的大多数冲锋队员确实避免了严重扰乱治安，其行为保持在威胁和恐吓的级别。那天，商店本身似乎极少受到真正的物理破坏，但许多地方的褐衫军在商店橱窗上涂抹了标语，有几个地方的褐衫军忍不住砸碎玻璃窗、抢劫商品、逮捕反对者，或者揪出猶太店主，押着他们游街，在他们体力不支而倒下时又殴打他们。
德意志人民聚集在被抵制的商店门外围观。但与呐粹报刊的报道相反，德意志人民并没有表现出对猶太人的愤怒，而是大多保持消极和沉默。
在一些地方，包括慕尼黑的两家百货商店，市民甚至举行了反对抵制的小型示威活动，其中有些人佩戴着呐粹党徽，他们试图穿过门口的褐衫军哨兵。在汉诺威，下定决心的购物者试图强行进入猶太商店。但在多数地方，基本上没人能够进入。至少就此而言，抵制行动是成功的。另一方面，有些小镇根本没有实行抵制。每个地方都有许多猶太店主干脆停业，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事先收到抵制行动的通知后，许多人急忙在前一天跑到猶太商店买东西，这让呐粹报刊大为光火。抵制行动的前一晚，有人在电影院听见一位年轻士兵和他的女友争论该怎么做。他说：“确实不该买猶太人的东西。”她回答：“不过他们的东西实在太便宜了。”他答：“可是质量不怎么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才不是呢，”她反驳道，“他们的东西和基督徒店里的东西一样好，用的时间也一样长，而且他们的东西要便宜得多。”
只有小商店和小企业遭到了抵制；最大的猶太企业多年来一直是呐粹党徒的首要谩骂对象，此次没有成为抵制的目标，是因为它们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还因为它们是大雇主，假如抵制行动对它们的经济地位造成严重影响，它们将被迫裁员。仅蒂茨连锁百货商店就有14000名雇员。出版业巨头乌尔施泰因公司中的呐粹雇员组织指出，尽管该公司免于遭受抵制，但它的出版物大量被禁，导致“全国的好同志”有许多遭到解雇，呐粹政权的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切说明，抵制行动远没有戈培尔所宣称的那么令人瞩目。
异乎寻常的是，抵制行动基本上没有遭到公众的反对，但公众对它基本上也没什么热情，这种现象此后多年不止一次地再现于政府推行各种反犹措施的时候。小胡子意识到了抵制行动对经济和帝国政府的海外声誉造成的负面影响，私下里也承认它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尽管美美利坚报纸在随后的数星期甚至数月里依然刊登有关呐粹党暴力反犹的“暴行报道”，但小胡子和呐粹党悄然放弃了继续在全国范围进行抵制的想法。
不过，抵制的观念在呐粹运动中扎了根。在随后的数月里，许多地方性报纸一再呼吁读者不要光顾猶太人的商店，而各地的呐粹党积极分子则经常在猶太人的经营场所外设置“哨兵”，并且组织写信运动，指责和警告那些胆敢走进猶太商店的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