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行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让基层的呐粹党员知道，反犹政策必须由中央统一协调，而且在执行时要像希特勒多年前所写的那样，用“理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自发的集体杀戮行动和暴力行为。抵制行动为呐粹党的对犹政策铺平了道路，从此可以采取合法或半合法的方式去实现党章中的内容：猶太人不能成为德国公民，因此显然不能享有全部的公民权。1933年4月7日，抵制行动一个星期之后，《恢复专业公务员法》把猶太人加进了作为解聘对象的德共人士以及其他在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员之列。“非雅利安裔”公务员在4月11日公布的实施细则中被界定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非雅利安人，尤其是猶太人”的公务员。这些人将被辞退，但在兴登堡毫不含糊的坚持下，退伍兵、其父或其子阵亡者，以及一战前在军中服役者没有被列为解聘对象。
呐粹党员、第三帝国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曾在1925年提出过类似的法案，当时他还是个无籍籍名的国会议员。在他的推动下，该法律以典型的呐粹风格，把各地区和地方级的政府机构已实施了几个星期的解聘猶太裔政府雇员的措施纳入了协调一致的进程。同时由司法部拟定了适用于猶太裔律师的类似条款，并写入同日通过的另一部法律。4月25日颁布的《解决德国院校人满为患状况法》规定，所有中小学和大学的猶太裔学生限额为5%，每年入学的猶太裔新生限额为1.5%，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有资格进入专业领域从业的猶太裔德国人的数量。豁免条件意味着许多猶太人能够继续工作——例如，全部717名猶太裔的法官和州检察官中的336人，以及全部4585名猶太裔律师中的3167人。
根据1933年7月14日颁布的一部法律，魏玛共和国时期移民到德国的东欧猶太人失去了公民资格，1932年弗朗茨·冯·巴本的政府曾考虑过采用这种措施。这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措施，意味着猶太人自1871年以来在德意志境内享有的公民平等权的终结。
留任的猶太人在工作中所感受到的，是持续不断且日甚一日的怀疑和敌视。上述法令引发了一波告密潮，有的出于政治动机，有的出于个人动机，许多律师、公务员和政府雇员被迫开始核实祖先的血统，有的甚至不得不接受医学检查，以此鉴别他们所谓的人种特征。各部部长和各文官部门的首长极度敌视他们所辖机构中留任的每一位猶太人。保守派，比如普鲁士州内政部的州务秘书赫伯特·冯·俾斯麦，与他们的纳粹同事一样，热情支持反犹措施。毕竟自1890年代初开始，限制猶太人公民权的措施一直是保守党（后来的民族党）党纲中的内容。但保守派觉得反犹政策不应过于极端，小胡子适当采纳了这些人的意见，例如，他于4月7日否决了禁止猶太裔医生执业的提案，并且尽量确保清洗不致对商业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不过，对于希特勒这个时期排犹政策的基本要义，他的民族党同事依然非常支持。
有政府带头的地方，其他机构就会跟着做。
各层级在整个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工作，是把猶太人逐出刚刚在此进程中实现了纳粹化的机构，例如，德意志拳击协会（German Boxing Association）于1933年4月4日把猶太裔拳击手除名，德意志体操联合会（German Gymnastics League）于5月24日实现了“雅利安化”。市政当局开始禁止猶太人使用公共设施，比如运动场地。在德意志北方小城诺特海姆，1932年仅有120位执业的猶太人，1933年4月1日的抵制行动似乎并不尽心，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而且根本没有施用于有些企业。这里与许多地方一样，当地的猶太居民已被普遍接纳，人们觉得纳粹的反犹主义是抽象的言论，并不适用于他们所认识的具体的猶太人。此时，抵制行动突然间让社会各界认识到了现实的严峻程度。诺特海姆当地的猶太裔医生收入开始减少，因为病人逐渐离他而去；当地各种自发组成的协会，不仅包括射击俱乐部，甚至还包括老兵俱乐部，都减少了猶太裔会员，通常是由于“缺席”，因为当地的猶太人很快就不再愿意参加城里的社团生活，许多人在被逐之前已主动退出。每一位继续高调地光顾猶太商店的老社民党人士都看到，有不少本地冲锋队员在店里赊账购物、拒绝支付账单。在第三帝国各级政治头目、报纸和媒体持续不断的反犹宣传中，到1933年夏末，诺特海姆的猶太人实际上已被排除在社交生活之外。诺特海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发生在德意志的其他地方。
有些猶太人认为反犹浪潮不久就会过去，于是理性视之，或者尽量忽视它。然而许多人则处于震惊与绝望状态。政治暴力的普遍程度与1933年1月30日之前相同，但此时的政治暴力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而且矛头公开对准第三帝国的猶太人口，开创了一种在很多人看来是全新的局面。结果恰如纳粹党所愿，猶太人开始离开第三帝国、移居国外，仅1933年就有3.7万人离开。第三帝国的猶太人口从1月份的52.5万减至6月底的不到50万，而这仅仅是登记的猶太教信徒的降幅，随后数年里将有更多人步其后尘。但也有很多人决定留下来，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对老一辈人来说，在国外找工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主要是因为多数国家依然深陷经济萧条之中，因此他们更愿意留在自己一直当作家乡的第三帝国碰运气。还有些人心存幻想，以为等到纳粹政权稳定下来，形势就会好转——冲锋队青年的狂野之气届时自然会被驯服，国家社会主意革命的越轨行为很快就会结束。
有一位猶太裔公民却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就是维克托·克伦佩雷尔。3月5日选举之前，他已在日记中表达过对“右翼恐怖”的不满，但与后来的情形相比，当时的恐怖还是相对有限的。他觉得自己无法同意那些为民族党辩护、支持取缔共产党的友人，令克伦佩雷尔沮丧的是朋友们看不清呐粹政权“权力分配的真相”。他在3月10写道，选举之前的恐怖仅仅是“温和的序幕”。暴力和宣传让他想起了1918年革命，只不过这一次是在卐字标志下进行的。他已经在琢磨自己什么时候会失去大学教职。一星期后他写道：“1918年的战败并不像当前的形势这样让我深感沮丧。日复一日赤裸裸的暴力、对法律的践踏、最可怕的伪善、野蛮的心态，就像发布法令一样不加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实在让人震惊。”
3月30日，抵制行动的两天前，他绝望地写道，“气氛就像中世纪或沙皇鹅国最黑暗时期的一次集体杀戮的前夕……我们是人质……‘我们’是受到威胁的猶太群体。实际上，我感到的羞耻多于害怕。为德意志感到羞耻。我确实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德意志公民，而且我一直以为20世纪的中欧不同于14世纪的罗马尼亚。”
克伦佩雷尔认同民族党除了反犹主义以外的多数观点，他与许多保守的猶太裔德意志人一样，坚持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德意志人。他的忠诚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经受严峻的考验。
克伦佩雷尔在1933年3月20日写道，德意志将不会被呐粹政府拯救，它似乎将迅速驶向一场灾难。他接着写道：“除此之外，我相信，德意志将永远无法洗刷掉与呐粹同流合污的耻辱。”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猶太裔友人和熟人的被解雇。让克伦佩雷尔感到内疚的是，他由于1914～1918年在前线作战而得以根据4月7日的法律留任。人们的自私、无助和懦弱令他灰心，更不堪的是他所在的大学里学生们的公开反犹活动和谩骂式反犹标语牌。他的妻子在病中，神经脆弱，令他担心的还有自己的心脏问题。
克伦佩雷尔之所以能支撑下去，既是因为他在德累斯顿郊外的多尔兹肯（Döltzschen）买了一小块地，准备盖座新房子，以此安顿自己和妻子以及他的学术写作，也是因为他对人类不可遏止的同情心和对知识的好奇心。6月份的时候，克伦佩雷尔开始私下编写一部呐粹术语词典。他在1933年6月30日收录了第一个词条：保护性羁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