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2年夏天，华盛顿市目睹了不满情绪骚动的一个令人兴奋的例子——对于如何处理此类事件，也是一个蔚为壮观的反面例证。
整个6月份，数千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川流不息地进入华盛顿，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乘篷车，有的坐卡车。这些退伍老兵想让政府现在就把“调整后的补偿金”支付给他们，对于这笔补偿金，国会已经投票决定，要到1945年支付。他们在市郊的阿纳卡斯蒂亚平地上建起了营地——那是一个棚屋区，一种大规模的“胡湖佛村”——他们还占据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一块空地，那里有一些废弃的建筑物，刚好就在国会大厦的下面。越来越多的退伍老兵三三两两地来到华盛顿，直至总人数达到了15000～20000之间。
在这样庞大的人群当中，不可避免地有形形色色的人。湖佛政府后来指控，其中很多人有犯罪记录，或者是【***munist】。但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货真价实的退伍老兵。尽管确实有一个【***munism】小团体，但其余的人都对他们抱着敌意的态度。
总体上，这支“补偿金远征军”是由普普通通的倒霉的美利坚人民组成的。他们至少在表面上是遵守军事纪律的，总体上行为端正。很多人带来了他们的老婆孩子，随着时间的流逝，阿纳卡斯蒂亚营地呈现出了一种半军事、半家庭的氛围，家里洗的衣物一排排地挂在简陋棚屋的外面，演艺人员在这里即兴表演歌舞秀。
时任华盛顿的警察局长佩勒姆·D·格拉斯福特将军明显把这些入侵者视为公民，他们有权请求政府补救他们所受到的委屈。他帮助他们搞到营地的装备，总是充分体谅地对待他们。但对有些华盛顿人来说，他们的出现是一种不祥之兆。几天来，一群退伍兵——领头的那个人戴着一个铁颈箍和一个下巴底下有吊带的头盔，以支撑断背——在国会大厦外示威抗议，期间，国会正在评估补偿金议案；夜里，当这部议案付诸投票的时候，国会大厦门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退伍老兵。参议院否决了议案。退伍老兵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有人透过参议院侧翼灯火通明的窗户朝外看，他们紧张得屏住了呼吸，不知道那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退伍老兵们会不会冲进国会大厦。但是，当他们的领头人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支乐队便开始演奏《美利坚》，人们安静地散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算不错。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离开了华盛顿，但有好几千人留了下来，绝望而倔强地留了下来。（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官方变得越来越不安。白宫被置于警卫的保护之下，它大门紧闭，用铁链给锁上了，白宫周围的街道被清理，就好像身居白宫者不敢面对国家最倒霉的公民当中所爆发的动荡。当局决定，要把这些退伍老兵从国会大厦下面的废弃建筑物中清理出去（好给政府建筑计划让路）；1932年7月28日早晨，格拉斯福特将军被告知：疏散必须立即进行。他着手执行这项任务。
疏散平静地开始了，但在中午的时候，有人扔了一块砖，于是，退伍兵与警察之间便出现了一场混战，不过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了。两个小时之后，出现了更严重的麻烦：一个警察面对朝他扔石头的退伍兵，拔出了他的手枪；没等格拉斯福特来得及制止警察射击，就有两个退伍兵被打死了。就连这场战斗也平息下去了。格拉斯福特所希望的一切，就是尽快和平地完成疏散工作，避免不必要的冒犯。但他的希望落空了。
这天的早些时候，他告诉特区专员们：要想迅速完成疏散工作，就需要军队。这句话被不必要地解释为请求军事援助，而其实格拉斯福特根本就不想要军队支援。湖佛总统命令陆军部派兵救援。那个闷热下午的晚些时候，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来了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队伍——4个骑兵连，4个步兵连，1个炮兵连，以及几辆坦克。当他们接近争执地区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片欢呼，来自静坐街头的退伍老兵，来自聚集起来的庞大人群。接下来，突然出现了混乱：骑兵策马冲进人群，步兵扔出催泪弹，女人和孩子被践踏，被催泪瓦斯所窒息；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约3，000多人）聚集在路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在骑兵的追赶下，这些人四散奔逃，疯狂、混乱地跑过高低不平的地面，跌倒在地的人尖声高叫。
军队继续缓慢地前进，一视同仁地驱散他们面前的退伍老兵和下班回家的政府雇员。当他们到达阿纳卡斯蒂亚大桥的另一端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旁观者嘘他们，“前进”慢了下来，他们扔出了更多的催泪弹。他们开始焚烧阿纳卡斯蒂亚营地的棚屋——退伍老兵们自己动手帮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那条夜里，华盛顿的上空火光冲天。甚至在午夜之后，军队依然在前进的途中，步枪上了刺刀，手里拿着催泪弹，把他们前面的人赶进了阿纳卡斯蒂亚的大街小巷。补偿金远征军被驱散了，他们将融入那支规模更加庞大的无家可归者的大军，漂泊四方，去追寻不断远去的好运。陆军部“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行动，没有杀死任何人——尽管受伤者的名单很长。事情结束了。但它把苦味留在了口中。在华盛顿拔出的刺刀，为的是赶走那些无依无靠的人——难道这就是美利坚政治家奉献给饥民们的最好的东西么？
除了退伍老兵之外，农民也是带有反叛倾向的，这不足为奇。因为，美利坚农业的总收入已经从1929年的将近120亿美元——当时，它已经承受了多年的出口销售的减少——下降到了1932年的52.5亿美元。与此同时，大多数制造企业只把它们的价格稍稍降了一点，并以放缓生产来应对放缓的需求，而农民却没法这么干，价格跌到了最低点。那些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收回生产成本的人，你就别指望他们达观地看待此事。愤怒的爱荷华人被里诺组织了起来，成立了一个“农民假日协会”，拒绝把粮食拿到苏城去卖，为期30天，或者“直到能收回生产成本”。他们用钉满了大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封锁了大路，拦截装运牛奶的卡车，把牛奶倒进路边的沟中。一个上了年纪、胡子已白的爱荷华农民对玛丽·希顿·沃尔斯说：“他们说封锁公路是非法的。我说：‘叫我看呐，当年波士顿的那个茶党也是非法的。’”
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则采取了显而易见的直接手段，以阻止拍卖丧失赎回权的抵押品的浪潮。一直以来，大草原地区有大量的农民不仅以他们的财产抵押了沉重的贷款，而且因为购买农业机械或为了应付跌价年月的紧急需要而债台高筑；当他们的玉米和小麦甚至都不能给他们当中最勤勉的人带来足够的现金收入以偿还其债务时，他们便对破产法律失去了耐心。如果一个人看到他的一位邻居——从前是一个成功的农民，一个家境殷实、勤奋刻苦的公民——走出破产仲裁人的办公室，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几匹老马、一架马车、几只猪狗和几件家具，他很可能会怒火中烧。这些农民会走向下一个抵押品拍卖场，赶走潜在的竞买人，里三层外三层把拍卖人给团团围住，出价竞标，马25美分一匹，母牛10美分，肥猪5美分——第二天早晨便把他们买来的东西物归原主。
在一个安静的县城里，会出现这样的传单：“农民们、工人们！请帮助你们的邻居，不要让他们的财产被人剥夺。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过去三年半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我们的老爷们——他们对眼下的情形负有责任——找出一条路来……本周星期五，XX的财产将在法院被强行拍卖……农民委员会号召举行一场大规模抗议集会，以阻止上述拍卖。”周五，人们把卡车开到了法院，成百上千的人挤满了县治安官官署外面的走廊，与此同时，他们的领头人提出要求：不要举行拍卖。
他们威胁处理破产案的法官，在一宗破产案中，一群人把法官从审判室中拖了出来，将他暴打一顿，套住他的脖子把他吊了起来，直到他昏死过去——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在执行法律。这些农民并不是革命者。正相反，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习惯上都是些保守的人。他们只不过是在愤怒中回击那些使他们陷入目前困境的非人格化力量。
1932年整个夏秋两季——在此期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洛杉矶隆重举行；人们聚集在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的开阔地上，以亲眼目睹壮观的日全食；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因为渎职而在小罗斯福州长面前受审，他辞去了市长之职，请求暂时把自己放逐到法兰西南部去；关于裸//体//营在各地纷纷建立的谣传，就足以让各路记者蜂拥而出；小罗斯福展开了竞选活动，迎战湖佛——整个夏秋两季，各种打败大萧条的想法、计划和观念的发酵有增无减。
在7月和8月，实物交易计划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和耶洛斯普林斯付诸实施，很快就在各个不同的社区开张了：那些被剥夺财产的人纷纷组织起来，集中他们各自不同的才能，互相给对方带来好处——没想到，在这一英勇努力付诸实施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他们发现，“互相交换”和试图在现有体系内建立起一个小的生产体系的努力，充其量只不过是权宜之计。那些现金几乎消失不见的城镇，采用了凭证式货币——发行一种当地货币，在本地的商店流通。休伊·朗——他在1月份作为参议员到达华盛顿，因为穿一身淡紫色睡衣接受记者采访，从而让新闻界的绅士们目瞪口呆——在3月份的时候提出了一项“分享财富”计划；尽管休伊·朗如今在小罗斯福的乐队花车上占据了一个颇为招摇的位置，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口号，将它付诸实施的时机已经成熟。库格林神父庞大的收音机听众听到他严厉指责纽约的金融家和湖佛政府，把摩根、梅隆、迈耶和米尔斯称作“四害”；这位电台牧师正准备公开支持对货币重新估值——这倒是让马修·路德维希十分尴尬，只因给这位牧师提供平台的，正是他旗下的环球通讯广播电台，而且还是连接了全美各州的超长频道……差点失控了。
包括《环球纪实》、《纽约时报》在内，全美报刊的编辑们被解释如何终结大萧条的稿子给淹没了——这些来稿建议为公用工程项目发行巨额债券，建议通货膨胀，推荐五花八门的权宜之计，有的合理，有的荒谬，它们包括：其价值将会下跌的“热钱”；道格拉斯信用计划；其他一些复杂的银行和信用体系的改进；一般减债计划；缩短劳动时间以消化失业者的“工作分享”计划；建议政府没收工业企业、自己来运作。【***munism】引人注目地获得了新的兵力补充，他们既有失业工人，也有城市知识分子：埃德蒙·威尔逊、约翰·多斯·帕索斯、马尔科姆·考利、V·F·卡尔弗特、西奥多·德莱塞，还有其他一些正在为【Marx】而战的有才华的作家，以及成打成打的正在埋头写【the proletariat】小说的年轻小说家。
酵母在缓慢地发挥作用，随着冬天的到来，它突然产生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意义重大的现象：对专家治国论的狂热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