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场狂热，最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措的，大概莫过于专家治国论之父霍华德·斯科特了。斯科特是一个古怪、自负而随便的年轻人，他声称自己在工程学上有过一段重要的职业经历，而且确实管理过一家从事油漆和地板蜡的小公司。许多年来，他一直出没于格林威治村的地下酒吧和餐馆，喜欢强拉人说话，解释他古怪的经济理论——而且他发现，很难找到愿意倾听的人。但是，当大萧条把正统的经济学打得丢盔卸甲的时候，非正统的观念便开始看上去不那么疯狂了。斯科特得到了足够多的支持，能够凑起一帮失业的建筑师，给哥伦比亚大学搞一个“北美能源调查”的项目；接下来，《活时代》（Living Age）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专家治国论的文章；再接下来，突然之间——1932年12月——这玩意儿遍地开花：报纸，杂志，布道词，广播剧中的插科打诨，街头巷尾的闲谈。惊愕莫名的斯科特——就在不久之前，当一份报纸给了专家治国论寥寥数行的时候，让他喜出望外——如今被记者们紧追不舍，这些人时刻准备着记下他的片言只语。
斯科特的理论——部分是从凡勃伦和索迪的著作发展而来的——有一个很坚实的理性基础。他认为，对我们的经济体系来说，步履踉跄和步伐放慢并不是必然的；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机器动力的巨大潜能，为空前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只要我们能够防止我们的货币和信用安排产生干扰作用。斯科特认为，这一体系的问题就在于：原本应该让我们能够享受繁荣富足的那些发明和改进，非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增加债务负担，使得经济机器停转。
在这一点上，论证变得更困难。斯科特认为，出错的是价格体系。我们所需要的是建立在能源基础上的价格体系——以尔格或焦耳之类的东西作单位。能够把这样一套体系付诸实施并操作其运转的人，是技术专家——科学家和工程师。
试着让一套新的价格体系运转起来，似乎是一项十分冒险的行动——不妨想想，在每天的交易中，必不可少的交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即使斯科特和他的弟子们能够解释该如何导致这一非常困难的交换。（事实上没有任何现成的恰当解释。）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对这个建议感到吃惊。对于把重大的社会决定交到科学专家的手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也一笑置之。另外一些批评专家治国论的人则指出：斯科特关于新技术（比如光电管）的巨大潜能所说的那些话，充其量只能说是乐观的预言。还有一些人，则被专家治国论者们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所使用的深奥难懂的语言和复杂的数学公式给激怒了，当斯科特本人为出版物写稿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专家治国论的：“它的方法是物理科学人为综合的结果，符合全功能序列之社会现象的决定。”他把科学定义为：“最大可能之决定的方法论。”
可是，专家治国论的理念，刚好适合美利坚人民眼下的心态。它提供了一个答案，可以解答无处不在的当代之谜。这个答案是新的。它看上去似乎是科学的，因此在一个把科学尊为进步之源的国家颇受欢迎。作为一种新时尚，它就像环球飞行或《阿莫斯与安迪》一样让人开心。正是因为它深奥难懂，它远离实际问题和可理解陈述的世界，赋予它一种神秘的诱惑力，对一个正在寻找复兴魔法钥匙的民族来说，这样的诱惑力是不可抗拒的，因为有些东西既可以带来繁荣，又可以充当宗教。专家治国论也是满怀希望地朝前看，就好像它所展望的是一个可能富裕的时代一样；这一事实，使得它很合乎那些习惯于乐观的公众的口味。而且，它的流行，刚好出现在数百万美利坚人民决心厌弃旧秩序、欣然迎接新秩序的时刻——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新秩序。
在1932年12月和1933年1月，美利坚以大喊大叫的方式接受了专家治国的观念。报纸和杂志的专栏塞满了它；银行家和出租车司机同样在辩论它的优点和谬误；《专家治国论入门》（The ABC of Technocracy）跻身畅销书的行列，索迪和凡勃伦那些差不多被遗忘的著作突然遭遇了旺盛的需求，几本关于专家治国论的新书匆忙出炉。当跑码头的新闻记者登上一艘进港班轮的时候，他们询问一位刚刚回国的银行家或电影明星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专家治国论？”纽约最大的公寓大楼邀请霍华德·斯科特在圣诞节庆典中扮演圣诞老人，就好像他是一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游泳者或是直达飞行的飞行员似的。斯科特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的一次不和，成了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接下来，人们的兴趣很快就消退了。专家治国论太过远离当时的实际问题，不可能始终留在人们关注的最前沿。该是“新政”出现的时候了，对大多数美利坚人民来说，专家治国论已经过时了——就像对一场差不多被遗忘的蠢行的记忆。
然而，在此期间，它还是提供了一场直观教学，好让美利坚人民做好准备，迎接一位新的弥赛亚，一种新的信条。尽管程度上稍逊一筹，但他们表现出了同样一种乐于立即行动起来的情绪意愿，他们并不知道，那也是德意志的很多男男女女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其实并不信服希特勒，他们之所以追随他，是因为他在前进，而且似乎对自己的目的地很有把握，是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面对一个毫无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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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湖佛总统！
在6月份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裁军建议，希望结束欧洲关于武器限制的长期僵局，这一僵局在不断加深德意志的怨恨——但法兰西和英帝国的反对使之化为泡影，不管怎样，胡佛的这一举措来得太迟了。他费力地与老是跟自己作对的国会一起工作，热切地希望能够平衡预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焦虑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当他匆匆忙忙离开办公桌去吃一顿速战速决的午餐，然后又赶紧返回的时候，他甚至都没功夫在走廊里跟白宫团队的成员说上一句话，而是旁若无人地从他们身边匆匆走过，脸色凝重，愁眉不展。对于像加纳那样不太合作的民主党人，他总是怒目而视；白宫的新闻记者发现他猜忌多疑，不愿意举行记者招待会，愤恨新闻媒体对他的攻击。白宫里从来没有哪个人比他更辛苦，也没见谁像他那样，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所得到的回报却是如此之少。
8月，事情看上去似乎有所好转。补偿金大军——这个可恶的提醒者，时时让他想起他已经痛苦地意识到的怨恨和悲苦——已经被赶出了华盛顿。更令人欣慰的是，商业指数已经掉头向上。洛桑会议——它终结了德意志赔款——似乎减轻了欧洲的金融压力。黄金不再逃离美利坚，事实上，到8月底的时候，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被吓跑的黄金，有三分之一已经回来了。RFC（复兴金融公司）减缓了银行倒闭的速度。股市再一次显示出健康的正号。终于，繁荣大概真的已经拐过了街角，纵使湖佛输掉了这场大选，他还是有可能作为一个目睹美利坚走过这场危机的人而被载入史册。
然而，战斗已经打响，在总统职位的可怕负担之上，他又不得不增加了起草长篇演说稿的重担，为的是进行自卫——在林肯藏书室里，他向速记员口授稿子，修订打字稿，再匆忙地把它交给印刷工，然后不辞辛劳地与他的顾问们一句接一句地仔细检查校样。经济形势改善的每一个统计学证据，都要尽最大的可能加以利用；湖佛为抗击大萧条所采取的每一项举措，都必须戏剧化为正在打赢的战争中的一场硬仗；他甚至必须为《霍利-斯穆持关税法》辩护，并警告他的听众：如果民主党的关税政策被付诸实施的话，“千百座城镇的街道上会野草丛生，数百万农场的田地里将蒿莱遍地”。
有时候，在他周游全国、发表演说的途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会让他精神大振——
但是，当他的专列停在一个车站上，一群嬉笑嘲弄的示威者聚集在车站对面，把一只150瓦的电灯泡扔进他的助手中间、发出像炸弹一样的可怕声响的时候，会再一次出现敌意的迹象。湖佛总统是如此接近于彻底地筋疲力尽，以至于在竞选活动临近尾声的一天夜里，当他正在穿过乡村地区去帕罗奥多市投票点的途中，他忘掉了自己在圣保罗的演说中再三重复过的地方，演说当中，自始至终有一个人坐在他的身后，抓住一把椅子的扶手，随时准备把它推到总湖佛统的屁股底下——如果他支撑不住、眼看着就要倒下的话。
马修·路德维希已经让环球通讯社把资源投放在小罗斯福身上，这是在彻底表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