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新一届政府的困境是惊人的。新总统和新内阁甚至都不习惯他们的日常事务，主要是不熟悉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严重依赖胡佛政府中留下来帮助他们的那些官员，不得不处理前所未有的紧急情况，使他们面对着无法预见的难题。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做每一件事情。没有人告诉你，在这样的压力下所犯下的错误，未来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同样，没有人敢肯定，这是不是一连串累进的紧急事件（它们将导致局面的无限恶化）中的第一件。从未有过一届新政府像本届政府那样，似乎正在走向这样一个潜在的难题马蜂窝。
但其他的环境帮了他们的忙。首先，曾经对前总统湖佛如此残酷的命运，意外给了美利坚这样一届政府：在对抗金融恐慌的比赛中，它只能从起跑线开始，没有被从前的失败记忆所妨碍。对美利坚人民来说，友善对待一届新政府并支持它最初的行动，是一种老传统；而这一回，友好的感觉不仅是现成的，而且是强烈的。绝大多数人拼命渴望新政能够成功。就连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都心甘情愿地给予小罗斯福总统充分的权力，希望他顺利，尽管他们可能被称作“从文明殿堂中他们所占据的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上逃走了”的金融家。他们被吓坏了，他们的机构士气大挫，他们的集体名誉无论如何受到了玷污，他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小罗斯福总统的成功上。报纸如今也狂热地大呼小叫。
几个礼拜以来，它们一直把银行恐慌的消息隐藏在左页；如今它们能够在新闻专版上，在社论中，放开——并喷涌出——大肆宣扬的热情，推波助澜的热情，发表乐观的战斗言论的热情，美利坚人民的性情气质中，这种热情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性的。通常意见分歧、很难驾驭的国会，如今变得就像是一个欢呼喝彩的部门一样全体一致、满腔热情——因为民意要求他们这样做。国会议员们的邮件总是沉甸甸的，邮件的主题是“支持（新）总统”。这就好像一个被分歧所撕裂的民族突然发现，他们正在步调一致地向前迈进。
还有另外一个有利的情况。瑟曼·W·阿诺德在《资本主义的民间传说》（The Folklore of Capitalism）一书中说到，在银行恐慌之前，他曾跟一帮银行家、律师和经济学家有过一次对话。说到银行总关门的可能性，他们全都惊骇莫名。其中一个人说：“当大通银行关上大门的时候，一想到接下来紧跟着将要发生的这场灾难，我的大脑就不好使了。”阿诺德先生把这次对话告诉了他的朋友爱德华·S·鲁宾逊教授，并发现他莫名其妙地兴高采烈。鲁宾逊教授问：“你是否认为，当银行全都关门大吉的时候，人们会爬上树互相向对方扔椰子？”阿诺德答道：在他看来，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如此量级的银行倒闭，让他不由得想到了暴乱，多半还有革命。于是，鲁宾逊教授说：“我敢斗胆预言……当银行关门的时候，人人都会觉得松了一口气。它会是一种全国性的假日。会有普遍的兴奋，以及一种很有兴趣的感觉。旅行不会停下来；酒店不会关门歇业；每个人都很开心，尽管他们当时不承认那是开心。”
尽管银行放假间接地带来了新的痛苦（通过新一轮的商业缩减和新一轮的临时失业），并强化了很多已遭受重创者的痛苦，但从本质上讲，鲁宾逊教授是对的。对于掀掉秘密的盖子，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种轻松感。如今，每件事情都是公开的。他们觉得，这一次的麻烦是暂时的。如今，他们不觉得缺钱是件丢脸的事——似乎人人都缺钱嘛。他们全都在同一条船上。他们惺惺相惜，友善地对彼此的困难作出回应。
杂货商同意欠账（不这样的话又能怎样呢），大多数酒店很高兴接受支票，商店热衷于赊购。报纸上篇幅大减的广告栏继续刊登诸如此类的愉快公告：“在支付旅行费用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支票或经适当授权的凭证”（这是在银行放假的早期，当时，票据交换所发行的凭证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我们愿意把您的支票的支付日期往后推3个月，为您和您的家人供应3个月的培梭丹特牌牙膏。”
诚然，商业区都很是萧条；在百货商店的楼上，店员们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身边一个顾客也没有；商务写字楼周围有一种周末的氛围，列车上乘客稀稀落落，证券交易所和商品交易所都关门大吉。但是，在到处咕哝的言谈话语中，更多的是急切而友好的刺激，而不是不祥之兆。“你们是不是要发放凭证——我们该如何用它？”“啥是‘监督官’——那是不是个新词儿？”“你不是说银行关门的时候你手里有30美元么？得了，你运气真好。我只有3美元50美分——我原本打算那天早上去银行。”“他们说，史密斯夫妇在他们的地窖里储藏了很多罐头食品——三个月的供应；他们认为即将有一场革命！”“你看到那些黄金囤积者的照片么？他们从联邦储备银行背回了一袋袋的黄金。照我说，那些家伙正毫不费力地轻松离开呢。”“道奇夫人比银行放假抢先了一步——上个礼拜五她透支了她的账号。不，不是故意的。她说，那只不过是个失误。叫我说呀，她是撞上了大运。”“要是你听过这位银行家的故事就制止我好了：好像有一位银行家死了，当时，他刚走到大门那儿，圣彼得说……”
小罗斯福总统的第一次“炉边谈话”完美地契合了公众的这种心境，从容、平等、清晰而自信，那是一次技巧惊人的表演。（据雷蒙德·莫利的《七年之后》【After Seven Years】说，这篇谈话的初稿是驴党（民主）宣传团队中的迈克尔逊撰写的；阿瑟·巴尔坦——曾任湖佛内阁的财政部副部长——把它彻底重写了一遍；小罗斯福总统最后进行了修改。）银行重新开门了，并没有出现人们一直担心的新一轮恐慌。如果美利坚人民认识到了，在短短几天之内，要想把可靠的银行与不可靠的银行分开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一定会犯错，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这样了。据说，有一家银行的情况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的董事们决定，不提交重新开张的申请；由于办事员的失误，这家银行被放在了错误的名单上，收到了一份健康证明书，于是顺利地重新开张了。的确，在某些地方，有银行在开张之后出现了挤兑——这些挤兑不得不用联邦政府的经费来支付，以免整体的麻烦再一次开始。无论如何，依然有这么多的银行不得不继续关门，以至于全国10%以上的存款在3月15日之后依然被冻结，国民经济这台机器因此依然部分地瘫痪着。然而，总的来说，银行开张立即取得了成功。信心急匆匆地回来了，因为人民被新总统给迷惑了，给说服了，这个新总统看上去似乎相信他们，并且正在付诸行动、行动、行动——新政开了一个漂亮的好头。
接下来的几个月，华盛顿出现了一场美利坚历史上空前的奇观。新政起跑时的步伐几乎丝毫没有放缓。行政分支的议案箱一份接一份提交着议案，总统以简洁的推荐介绍把议案提交给国会，而国会——几乎就像是被催眠了似的——则通过它们，常常未经充分的争论，有时候甚至没有机会让所有议员把它们读上一遍，至于充分领会它们的意义就更谈不上了。除了战争时期，此前从未有过哪位总统对国会有这样大的权威。此前从未有过——即便在战争时期——哪个立法程序被以这样令人恐怖的速度和胆略获得通过。
首先有成百上千的银行家，挤在财政部大楼的走廊里，拉住他们的参议员，解释为什么应该批准他们的银行重新开张，聚集在货币管理局代理局长在华盛顿大楼设立的一间临时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里的4个人很快发现，他们成了银行系统与政府之间交流沟通的瓶颈。在工人们隔断房间的敲打声中，这几个人设法同时雇佣速记员和办事员，以起草规章制度和信函，会见胡搅蛮缠的银行家们，应付呼入的电话，在之前的两三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求把电话都给打爆了。每个银行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根据他自己的估算，他的抵押品如何被银行监察员低估了，或者是整个社区如何依赖于他的银行。其中有些人带来了他们的理事。谁能应付这些人？最初几天的紧张是如此令人恐怖，以至于至少有两个晚上，货币管理局的代理局长回到家里仅仅冲了个澡，换了身衣服，然后又回去工作；当他抓住几个小时的时间睡上一觉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得不坐在不断响起的电话机旁，解释眼下不能打扰他。另一位高级官员则会在财政部长办公室里的一张躺椅上躺下来，沉沉睡去，然后被一个问题叫醒，答复完问题，接着又倒头睡去。
在银行放假期间，财政部的那间总司令部里有几乎连续不断的行政会议，日夜不停。伍丁和莫利是驴党（民主）人，米尔斯、巴尔坦、埃瓦尔特是象党（共和）人，他们是一个不考虑党派、一起劳作的团队的核心成员。即便是在他们简短的休息期间，问题依然跟着他们。在就职典礼后的那个星期二早晨的早餐上，小个子伍丁这样向莫利报告他如何解决了是否发行、如何发行凭证的棘手问题：“我弹了一会儿吉他，然后读了一会儿书，接着睡了一会儿觉，然后醒了过来，想了一会儿凭证这个事儿；再接下来，我又弹了一会儿琴，读了一会儿书，睡了一会儿觉，想了一会儿事。老天爷作证，要是我没有偶然想到答案那该多好！……我们无需发行凭证！”一天20小时的折磨实在让伍丁部长受不了；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有些人认为，正是3月份那几个礼拜的操劳和责任要了他的老命；第二年他就去世了。
一大群谋求官职的驴党（民主）人也蜂拥着来到华盛顿：他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邮政部长法利（这些人都知道他是本届政府主要的恩惠分发者）发现，他们经常在他所住酒店的走廊神出鬼没；他“实际上不得不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进出他的办公室，就好像一个人躲避县治安官传票似的”。而且，他还发现，要想摆脱掉这群人（他们挤满了他在老邮局大楼的接待室），唯一的办法是：每天带上他的秘书到这间接待室里兜上五六圈，记下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以及对他们所寻求职位的简短描述。
五花八门的行家里手和技术专家纷纷来到华盛顿，帮助制订新的法律和规章，设立新的政府机构。金融家和他们的律师及拎公文包的助手纷纷来到华盛顿，走上费迪南德·皮科拉调查银行界丑闻的证人席，这些调查断断续续地轰动一时。来自英帝国、加拿大、法兰西、意呆利、阿根廷、德意志、墨西哥、华夏、巴西、䒤本和智利的特使（每个人都带着一帮随从）络绎不绝地抵达首都，与总统和他的顾问们磋商经济和外交问题；英帝国来的是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法兰西来的是总理爱德华·赫里欧。有招待会、协商会、晚宴、各专家组之间的漫长讨论，没完没了地连轴转，让人疲于奔命。
华盛顿就像一块磁铁一样，还吸引了数不清的理想主义者、狂热分子、激进的国家计划者、世界拯救者，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有的头脑顽固，有的缺乏主见，每个人都带来了终结大萧条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复兴计划涌入了白宫。这些计划，从横格纸上半文盲的鬼画桃符，到175页的、带有图表和统计表格的油印小册子，它们全都显示了一种令人为之动容的信心：总统本人肯定会仔细考虑他们的建议。（所有这些计划，都有人——但不是他本人——阅读、考量，并客气地回信表示感谢。）一封典型的信通常是这样开头的：“眼下正当国家危难之秋，恕我冒昧地把这些观点呈现在您的面前。倘这些想法于国家稍有裨益，结局将会证明开头的正当。”还有，“作为一个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有一点或许稍有裨益的想法的美利坚人民，鄙人不揣冒昧，谨献刍荛于尊前。”商人、银行家、学者、家庭主妇、失业劳工，他们全都有自己的想法，并把它们扔进了议案箱。
热火朝天的工作，在1933年春天的华盛顿风风火火地进行着。政府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新政建筑师们（既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在起草议案、规章和备忘录，把他们的草稿撕得粉碎，从头再来，然后冲出门去，跟其他的小组磋商咨询，一遍接一遍地反复修改。在林荫大道旁那幢巨大的新办公大楼里，新招募的公务员陆续到达，并开始搜寻他们的办公室、办公桌，以及能够告诉他们该干什么的人，此时，场面极其混乱。政府各部门人满为患，溢出到了各个地方的办公楼里。街道上到处都是寻找出租公寓的人，与此同时，面对住宅市场的突然繁荣，华盛顿的房地产商们搓着双手干着急。
面对华盛顿的“盛况”，马修·路德维希只有一个评价，即“一盘生意罢了”，他暂时没有接受新总统的应召出任某个部门的一把手或二把手，只是向新总统跟国会提交了几份议案，比如美元跟黄金挂钩、对银行与股市设立非公开性监管机制、解除银行不得跨州经营的限制、在未来4年内完成40万新士兵征召、适当增加军费开支、对部分产品维持高关税等。
按照《格拉斯法案》的规定：银行是不允许跨州经营的，同时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要进行分离，J·P·摩根公司成了该法案的“第一个受害人”，美联银行的投资部门也已经分离出去成为独立法人，名字稍微改了一下，叫作【美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地址还是在第五大道上，与美联银行总部不在同一栋大楼了，而是搬进了一栋36层的新大楼。在马修·路德维希的干涉下，美利坚的银行改革产生了些许微变，促使美联成为全美分行最多的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