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园寺公望虽然心里反对退出国联，但是在䒤本整体都急于退出国联的情势下也束手无策。西园寺公望没有公开发表反对退出国联的论调。当下他必须先守住元老权威（的正当性），只能寄希望于䒤本国民能够觉醒，认识到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的严重后果，进而对军部施压。
2月20日，内阁会议做出决议：如果国际联盟通过了对䒤本的劝告案，䒤本就退出国联。2月24日，国联以42:1（䒤本是唯一反对的成员国）的结果通过了对䒤本的劝告案，3月27日䒤本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不仅是䒤本，也是整个世界的合作关系开始恶化的转折点。当年6月12日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到7月27日以失败告终。为了更快从世界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面对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国家、地区、殖民地，列强都在强化经济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氛围，即通过加强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来携手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急速消解了。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方面等认为当今世界列强间的斗争如同回到了你死我活的“战国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这一主张。与此相对，元老西园寺公望、昭和天皇等主张的应该坚持国际协调合作的观点，在䒤本国内逐渐被认为是陈腐且不切实际的。由此，认可军部行动的势头越来越强。
在军部和右翼势力抬头的形势下，西园寺公望谨慎行事，努力维持元老的权威。但是内大臣牧野伸显等宫中侍从的权威受到右翼势力的攻击，从《伦敦海军条约》开始，经过“九一八”事变、“五一五”事件，更是直线下降。其中牧野伸显的儿子“**”（因被怀疑是红色主义者而被逮捕）等是一部分原因，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右翼势力认为昭和天皇因为受到了牧野伸显的教唆，才未能积极支持军部的行动。而通过西园寺公望不同意更换牧野伸显等事情，可以间接看出西园寺公望属于支持牧野伸显的一派。
1926年（大正十五年）推荐继任首相的程序虽然已经变更了（未正式公开），但实际决定权仍然掌握在西园寺公望手中。“五一五”事件之后，推荐继任首相时，在广泛听取包括军人在内的意见后，最终决定权由西园寺公望掌握。通过进一步强调这种形式，西园寺公望维护了推荐斋藤实为首相的正当性。
因此，“五一五”事件发生之时，元老西园寺公望考虑到之后的具体情况，将事实上被更改后的继任首相推荐形式书面化，不得不变更1926年的流程。这对当时已经八十二岁高龄的西园寺公望来说，也是一种以备不测的手段。
到“五一五”事件过去三个月后的1932年（昭和七年）8月中旬，风波逐渐平息，西园寺公望向内大臣牧伸显提出要对推荐继任首相的手续进行讨论，尤其有必要对“重臣”的范围进行讨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元老和内大臣并不是对等的关系，西园寺公望具有提出更改继任首相推荐程序的议案的实际权力。
接到西园寺公望的提案后，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等人进行了讨论。关于这个过程的史料，现在只剩下跟木户幸一相关的资料，西园寺公望对木户幸一等人的议案做了多大程度的修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最终议案的出炉花费了半年之久，从此可以看出西园寺公望应该不会任由木户幸一等人决定。最终议案应该也反映了西园寺公望的意志。
不管怎么说，1933年2月28日最终议案被呈奏给天皇，并得到了天皇的认可（此次亦未公开变更后的推荐形式）。
从内容来看，第一，与1926年天皇在向内大臣和元老进行实质上的询问后再做出决定相比，该议案提出最初只在形式上询问内大臣，在内大臣询问元老后再进行呈报，通过元老的决断使内大臣参与关于继任首相推选的商讨。山县有朋去世后，元老成员中就只剩下高龄的松方正义和西园寺公望两人了。因此，从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开始确认了一种形式，而1933年的这次改变只是回到了原来的形式。考虑到包括军部在内的右翼、保守派对内大臣牧野伸显的批判，关于继任首相的推选，西园寺公望削弱了内大臣的控制权力，以便尽力维护推选继任首相的辅佐团队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元老西园寺公望最大限度地承担责任、完成任务，同时又从制度上保证了万一自己发生不测，也可以通过对内大臣的咨询来应对。
第二，该议案将“重臣”与内大臣放在同等地位“重臣”指枢密院议长，以及享受内阁总理大臣离任官阶礼遇的人员。首相的离任官阶礼遇对象基本上等同于前首相，但是一些前首相因任期过短或者受任中丑闻影响被辞退，故而无法得到离任官阶礼遇且被排除在“重臣”之外。西园寺公望把东乡平八郎、上原勇作两位元帅排除出了“重臣”之列。“五一五”事件发生后参与紧急会议的陆相、海相也被排除在外。这是因为西园寺公望判断“五一五”事件是军事政变，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前提，就不用特别听取军人的意见。对首相的离任官阶礼遇对象加以限制的原因是，如果把因渎职而被解职的首相也包括在内，右翼分子就很有可能攻击这个推荐继任首相的辅佐团队的正当性。
在政党和政党政治尚未健全之际，西园寺公望对维持元老制度和推选继任首相的辅佐团队十分重视。同时，他还认为为了推选合适的首相候选人，在有突发情况时要能够灵活调整推选的方式，以确保元老以及辅佐团队的权力的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推荐形式不以正式文件公布也无大碍，但是目前元老成员仅剩西园寺公望一人，他认为万一自己发生意外，考虑到身后之事，还是应该保留非公开的机密文件。
对推荐继任首相一事，西园寺公望采取的这种灵活的应对方式，在明治时期立宪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极受明治天皇信赖的伊藤博文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
西园寺公望担任过伊藤博文第二次内阁中的文相、外相，第三次内阁中的文相，第四次内阁中的班列相（副总理级别，现在的无任所相）。同时，作为伊藤博文派官员，后来又成为伊藤博文的继任者的西园寺公望，近距离地学习了伊藤博文的手段。遗憾的是，关于继任首相的推荐一事，西园寺公望与伊藤博文当时的谈话记录尚未被找到。
此外，山县有朋也曾经为了保持元老制度的正当性，动用天皇诏书或者试图将大限重信纳入元老集团等，采取了灵活的姿态，西园寺公望近距离学习了这些做法。
就这样，西园寺公望目睹了两位重量级元老的生涯。在社会局势风云突变的时期，应该如何运作、维护元老制度，对此西园寺公望想必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考量。
极其反对退出国际联盟的西园寺公望最后却默认了这一结果。为了保持自己作为元老的正当性，西园寺公望甚至不惜做出如此让步。他到底想要维护什么？
右翼的重要人物枢密院副议长平沼骐一郎（前法相、检察总长）从1920年前后开始萌生了入宫当天皇的辅佐者或者首相的愿望。但是，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内大臣平田东助辞职时，西园寺公望并未考虑平沼骐一郎，而是让牧野伸显接任内大臣，让一木喜德郎接任牧野伸显原本的宫相职位。此外，“五一五”事件后，陆军本来期望平沼骐一郎组建内阁，但是西园寺公望推荐由斋藤实组阁。走不通首相之路的平沼骐一郎为了削弱内大臣牧野伸显等的势力试图入宫。西园寺公望对于他们推动内大臣牧野伸显和宫相一木喜德郎倒台的阴谋诡计毫不妥协，平沼骐一郎最终没有得逞。
1934年（昭和九年）5月，平沼骐一郎一派的枢密院议长仓富勇三郎以身体不适为由辞职，西园寺公望推选一木喜德郎接任枢密院议长，同时任用了低调的汤浅仓平（前会计检察院院长）作为一木喜德郎后的继任宫相。这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均是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的。
虽然担任了近八年的枢密院副议长，但平沼骐一郎不仅没有成为宫相，最后连枢密院议长也没当上，尽管按惯例副议长应直接升任议长。
此后，平沼骐一郎认为当前的第一要务是统管军队。他认为西园寺公望应该能理解自己的想法。他十分期待成为首相。“五一五”事件后，平沼骐一郎因为没有如愿成为继任首相，心里对西园寺公望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可是老谋深算的园寺公望的言行能起到直接作用，因此平沼骐一郎自始至终避免与握有推荐首相候选人权力的西园寺公望进行正面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