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䒤本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变发生了。
起事的军官驱使手下的士兵，兵分几路袭击了诸多高官。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都在家中遇害，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则身受重伤。正在神奈川县汤河原的旅馆的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依靠护卫警官的舍身掩护，逃得性命。袭击首相官邸的叛乱部队在杀害首相冈田启介的秘书松尾传藏以后，误将松尾认作首相本人，使得冈田启介得以躲藏起来，并在第二天混在前来吊唁的人群中逃出官邸。
叛乱部队还袭击了朝日新闻社并大闹印刷厂，占据了政府中央机构集中的霞关地区。叛乱发生的第二天，䒤本政府宣布东京地区实施戒严，禁止人们在夜间外出，或是前往叛乱发生地。陆军内部最初也存在呼应兵变的声音，但是因为昭和天皇始终决心要加以镇压，统制派也在试图扭转局面，最终在2月28日下达了要求叛乱部队撤离现在位置，返回所属部队的命令。2月29日，叛乱军官陆续投降或自裁，兵变失败。
特设军事法庭审判了叛乱军官和真崎甚三郎、北一辉等人，到1937年8月为止，包括北一辉在内的19人被判死刑。真崎甚三郎虽然被判无罪，但是他与荒木贞夫等皇道派高级将领都被编入预备役，从此之后陆军就成了统制派的天下。冈田内阁在该事件之后集体辞职，元老西园寺公望一边做出让步，一边谨慎应对陆军和右翼势力的行动。
天皇在当天上午6点20分起床后知道了事件的发生，点56分会见了宫相汤浅仓平。7点10分前后他允准了侍从武官长本庄繁的拜谒。皇督促本庄繁镇压政变，这一天他们共见面了十四次之多。7点20分前后天皇还召见侍从次长广幡忠隆，之后又在当天见了他六次。虽然侍从次长广幡忠隆（公家出身）是并不起眼的宫内官僚，但是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无法履行职责，因此由广幡忠隆侍从次长代行其职权。
更重要的是天皇会见陆相川岛义之并下令镇压一事，不是发生在《本庄日记》中记录的“上午9点前后”，而是在上午的11点13分。在此之前的10点15分，他批会见了海军的长老、作战负责入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由此一系列动作可知，天皇是在知道海军方面有意镇压后，才命令陆相川岛义之镇压的。天皇督促侍从武官长本庄繁镇压的目的，不过是向宫中亲信表明自己的意向所在。但如果向陆相下令镇压话，性质就是在对有责任的大臣下达正式的命令，这种命令是难以收回的，分量截然不同。
天皇会见陆相川岛义之的时间比历来认为的时间要晚两个多小时，从这一点可知，本庄繁、广幡忠隆或者伏见宫等人很有可能也向天皇传达了上午9点在参谋本部内确定的镇压方针。也就是说，可以看出天皇并没有因过分震惊于政变，以致感情用事，命令陆相川岛义之镇压，而是在收集了多方信息后沉着地做出了应对。
从此时起，到2月29日事件得到镇压之前，天皇又先后多次会见了武官长本庄繁和侍从次长广幡忠隆等人，可知他通过这两个渠道收集各种信息。
经历了内大臣牧野伸显辞职、内大臣斋藤实被谋杀、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伤等变故后，即位十一余年的天皇际上已经能做出独立判断了。三十四岁的天皇在政治方面进步斐然。
从承担继任首相推荐之责的元老制度的角度来理解天皇的成长历程：如果说明治时期的明治天皇是元老制度的一种完善，这一次，昭和天皇就可能是对高龄且权威衰落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职能的补充。然而，天皇虽然在事件发生当天的上午11时后对陆相发出镇压命令，但实际上镇压方针在十二个小时以后才确立。此外，虽然天皇多次催促执行命令，但实际上真正开始行动是在三天以后。事件得到镇压后，天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一些成就感，但也应该再次感受到了统治陆军的难度之大。
在“二二六”事件发生之时，元老西园寺公望正在兴津的“坐渔庄”。本来青年将校也打算攻击西园寺望，但由于任用的下士官兵出了问题，他们在前一天中止了该计划。
得知事件发生后，西园寺公望依然保持沉着冷静。虽然政府通过静冈县知事命令警察部长协助西园寺公望前静冈县内的警察部长官舍或知事官舍进行紧急避难，但27日下午西园寺公望又返回了“坐渔庄”。
与此同时，关于被杀害的内大臣斋藤实的接班人的任命，宫中一反常态地向前推进。具体就是，在未与元老西园寺公望商量的情况下，到2月28日早晨为止，宫相汤浅仓平和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近卫文麿公爵（贵族院议长）是合适人选。当天上午，宫相汤浅仓平甚至暗地里与近卫文麿进行了交涉，希望他出任内大臣一职。在此期间，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内打电话联系身在“坐渔庄”的原田熊雄，希望他稍微考虑一下以近卫文麿为内大臣的事情。刚上任的不谙宫中事务的宫相汤浅仓平和一直想辞职的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应该不会主动做出如此举动，这背后一定有多年担任内大臣秘书官长且熟稔宫中事务和惯例的木户幸一的推动。木户幸一和近卫文麿同为青年华族，原本就关系亲密。前面也提到过，在西园寺公望和他们觉察到三月事件时，他们就曾联名向西园寺公望进言应对措施，但并得到采用。他们与青年将校也有过接触。
近卫文麿和木户幸一这样的年轻华族支持的并不是大在华夏的战争，或者对抗美、英等。但是，他们也受到了建设新的经济体制，以适应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新形势的观点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元老西园寺公望有些不同。
在此背景下，木户幸一在“二二六”事件中受到强烈冲击。他不像西园寺公望那样把宫中与军部分开，而是希望宫中和军部的关系更加紧密，认为应该在加深理解军部意图的基础上统管军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牵线人角色的就是近卫文麿。如此一来，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被西园寺公望寄予厚望的华族间出现了对他认为的宫中应有之态的批判趋势，且以“二二六”事件为契机，该趋势开始转变为行动了。但是，宫相汤浅仓平暗地里向近卫文麿试探他是否有出任内大臣的意向，近卫文麿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拒绝了他。虽说是非正式会谈，但与继任内大臣有关的人事调动是在未与西园寺公望商讨的情况下推进的，尽管此时西园寺公望已经返回“坐渔庄”，且其与外界的通讯联络完全畅通。西园寺公望并不打算就此默默接受元老权威的衰落，在接到近卫文麿谢绝出任内大臣的电话后，他让私人秘书原田熊雄通过电话向木户幸一转告自己的想法，即宫相汤浅仓平是内大臣的合适人选。
在此之后，2月28日首相冈田启介向天皇提交内阁成员的辞职书，第二天上午8点半，陆军开始行动，将参与政变的部队视为反叛军进行讨伐。于是，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宫相汤浅仓平、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三人，在没有询问西园寺公望且内大臣之位空缺的情况下，决定了继任首相的推荐事宜。具体而言，由枢密院议长行使内大臣一直以来的职责，但该决定没有提及要召集“重臣”一事。这些内容被呈报给天皇后，得到了天皇的应允。也就是说，在三年前的2月按照西园寺公望的指示制定的继任首相推荐程序，竟在没有西园寺公望介入的情况下直接被更改了。
2月29日下午2点，在收到已经基本上扫清了政变势力的奏报后，一木喜德郎、汤浅仓平等人启动了继任首相的推荐手续。西园寺公望接到了侍从次长广幡忠隆的电话，电话中传达了天皇想要询问他关于下一届内阁的事情，如果方便的话，希望西园寺公望能够进宫。不派遣使者而仅凭电话相托，这种形式自元老制度形成以来还是首次被采用。
西园寺公望应进宫之命令，于3月2日下午进宫拜谒天皇，接受关于下一届内阁的组织事务的询问。接着，他与宫相汤浅仓平、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进行会谈，又听取了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的情况说明。一木喜德郎认为由平沼骐一郎接任首相是合适的，但是西园寺公望竭力推荐近卫文麿，木户幸一也赞成推选近卫文麿为候选人。
虽然对于被一木喜德郎、汤浅仓平、木户幸一等人更改并得到天皇许可的继任首相推荐程序，西园寺公望就这样遵循了，但是在首相的人选推荐上，西园寺公望对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他还于3月4日去说服近卫文麿接任首相一职，但是近卫文麿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推辞。尽管如此，西园寺公望仍然向天皇推荐近卫文麿，近卫文麿虽然接到了天皇的组阁命令，但最终还是推辞了。
在近卫文麿还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期间，西园寺公望就十分看好他。但是，在这紧要关头，近卫文麿未能展现其有担当、能应战的勇气。自“二二六”事件发生以来一直绷紧了弦的八十六岁的西园寺公望无比失望，一下子因劳累而病倒，已经无力主导时局了。稍后，3月6日，宫相汤浅仓平就任内大臣，松平恒雄（驻英大使、秩父宫妃势津子父亲）就任宫相；3月9日，广田弘毅（前外相）组阁。西园寺公望虽然支持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但发挥主导作用的是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宫相汤浅仓平，以及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等人。
此外，一木喜德郎因病辞任后，3月3日取而代之的是在此之前一直被西园寺公望反对的平沼骐一郎，对此西园寺公望没有再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