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年7月3日，斋藤实内阁集体辞职后，根据前一年2月定下的推荐继任首相的程序，西园寺公望主了与内大臣牧野伸显和其他“重臣”的商讨，他们一致推荐了海军大将冈田启介（支持《伦敦海军条约》的海军稳健派）。7月8日，两名民政党成员和三名政友会成员（后因违**内决议而被除名）进入内阁，与斋藤实内阁一样，冈田启介官僚派的举国一致内阁正式成立。没有人对此结果公开提出反对意见。在整个推荐的过程中，西园寺公望等人一次也没有提起平沼骐一郎的名字。另外，此次召集的“重臣”有享有首相离任官阶遇的高桥是清、清浦奎吾、若概礼次郎、斋藤实和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
此外，在斋藤实内阁垮台已成事实的时候，内大臣牧野伸显提出：如果把享有首相离任官阶礼遇者当作“重臣”话，那么把政党总裁若概礼次郎也包含进来就有些欠妥；合适的做法是在元老西园寺公望、内大臣牧野伸显之外以准元老的形式加上清浦奎吾。这时，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为代表拜访了西园寺公望，并反复强调应该以元老、内大臣和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三人间的协商为基础。作为秘书官长，木户幸一的言论可以说已经越界了。
但是，西园寺公望不想改变前一年2月定下的推荐继任首相的流程，尽管“九一八”事变后的极端时期已经结束。这是因为1933年5月31日，䒤军与金陵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并于8月从长城线撤兵，“九一八”事变暂时告一段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西园寺公望与内大臣牧野伸显对时局的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权力更大。
关于䒤本退出国际联盟等事件的社会舆论已无法改变走向，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元老西园寺公望选择退让一步任其自然发展。但他对于继任首相人选和推荐流程，以及内大臣、宫相、枢密院议长的人选等问题，则一步也不妥协地等待时局发生重大转机。
“九一八”事变暂时告一段落，东京都也逐渐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1935年（昭和十年）年初，时局也开始呈现走向稳定的迹象。
对此情况，右翼和军部却开始感到危机逼近。从1935年2月18日起，右翼的贵族院议员等以美浓部达吉（贵族院议员、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的学说违反了䒤本的“国体”为由，发表了抨击性演说。这成了天皇机关说事件的源头
伊藤博文和西园寺公望等从施泰因教授那里学到了君主机关说，美浓部达吉的学说与它一脉相承，是以法律为根据的合理且缜密的宪法学说。但是，因主权在国家，天皇是国家最重要的机关等论述遭到右翼和保守派的攻击，美浓部达吉自身并未使用天皇机关说的说法，尽管这个学说此前一直很流行，昭和天皇也支持这一观点。
对天皇机关说事件，元老西园寺公望没有公开表明度，而是采取了他在䒤本退出国际联盟时的那种姿态。这是因为不仅西园寺公望自身开始成为青年将校和右翼势力攻击的对象，陆军也开始受理机关说问题，甚至连帝国在乡军人会这次也受到了波及。
西园寺公望对自身的性命倒不怎么在乎了，他只是想尽可能地保住元老正在衰退的权威，让它在社会舆论动向转变的紧急时刻成为向天皇建言、发动有力反击的中心。为了达到此目的，作为能把握国际协调精神的人物，首相和宫中有必要加强元老权威。
对于机关说事件会发酵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一点，西园寺公望也早有预料。4月13日他对他信赖的私人秘书原田熊雄表示，接替冈田启介内阁的只能是宇垣一成内阁了，但是他希望冈田启介内阁能坚持到最后。此时，他甚至考虑了在三月事件中背叛过他的宇垣一成，并准备启用宇垣一成。在那以后，陆军把帝国在乡军人会也卷进来，直到8月，抨击机关说的气势一路高涨。在此境况下，遭受攻击的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首相冈田启介和内大臣牧野伸显等开始气馁，以身体抱恙为由提出辞职。闻此动向，西园寺公望竭力鼓励他们，让他们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以国家大局为重，希望他们坚持到底。结果，冈田启介内阁分别在8月和10月发表“国体明证声明”，明确否定了天皇机关说，美浓部达吉也辞去了贵族院议员一职（其著作被禁止出版发行）。机关说抨击运动就此落幕。然而，经历了此事，再加上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内大臣牧野伸显表明了辞职意向，最终于12月26日辞任。
之后的人事调动就以首相冈田启介为中心推进，最终在西园寺公望的确认下，斋藤实（海军大将、前首相）如西园寺公望所愿被任命为内大臣。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的辞职申请被延期。冈田启介内阁渡过了机关说事件的难关，免于被迫辞职。对于陆军和右翼发动的攻击天皇机关说的事件，西园寺公望虽然不得不有所退让，但是作为元老的他在首相冈田启介的协助下毅然坚持到最后，最终成功守护了自己推选的内阁，确保了宫中人事的稳定。
这一时期，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在激化。木曜会和一夕会等由青年精英军官组成的团体，为了实现自身主张，成功推举立场偏向己方的荒木贞夫出任犬养毅内阁的陆军大臣。到斋藤实内阁时，荒木贞夫继续担任陆军大臣，并成功地扭转了削减军备的趋势。但是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因为财政支出膨胀，开始倾向于节约军备开支。荒木贞夫工作不顺的同时，陆军的精英军官们也开始内讧。
以永田铁山和东条瑛机为中心，将红苏视为主要的假想敌，试图通过合法途径扩充军备的一伙人被称作统制派。为了向大众宣传扩充军备的必要性，陆军在1934年10月向政界和媒体提供了大量题为《国防之本义与其强化之提倡》的宣传册，其中的内容就是基于统制派的思想。这本宣传册首先强调因为大萧条，国际关系日趋紧张，所以国家需要整体蜕变为军事组织，通过扩充军备来实现国家的发展。还指出自由经济不利于扩充军备，也不利于消除贫富差距、促进国民团结，因此国家应该对经济进行统制。这些言论在䒤本国内激起了相当大的讨论，那些隶属无产政党的议员和倾向红色主义的学者、评论家纷纷表示赞同，他们希望以此为契机，使国家向红色主义方向发展。
陆军内部的另一派，则是以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中心的皇道派。他们认为依靠䒤本当时的国力，已经很难继续扩充军备，所以应当利用国体论，加强国民团结，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更强的军队。皇道派强调精神至上，那些没有进入陆军大学，负责一般士兵的起居训练，难以出人头地的下层军官对皇道派思想颇有共鸣。这些下层军官经常接触农村出身的士兵，对尚未摆脱经济危机影响的农村情况有所了解。出于对农民士兵的同情，他们对源自欧美的经济制度本身就相当反感，自由经济或是统制经济都不让他们满意。因此，那些与经济有密切联系的保守政党、金融界人士以及陆军的统制派，自然也是他们厌恶的对象。
皇道派的青年军官把保守政党、金融界还有统制派都视为破坏国体和谐的恶人，并渐渐产生了不待命令就将这些恶人除去就是自己使命的想法。在这些青年军官中，还有一部分人对右翼分子北一辉的观点产生共鸣，准备铲除以天皇为中心的特权阶级，一些人因为在陆军内部散播批评统制派的匿名文章而被开除。
当时，统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铁山担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这是仅次于陆军省陆军次长的要职。他认为皇道派的活动不利于扩充军备，于是在1935年7月鼓动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罢免了真崎甚三郎的教育总监一职。陆军的教育总监负责监督管理陆军的各个学校，是与参谋总长并重的职务。陆军皇道派的相泽三郎中佐因此大怒，他在8月12日前往陆军省，将正在办公的永田杀害，这一事件使得统制派与皇道派的对立公开化。
东京的第一师团有许多下层军官都属于皇道派，在第一师团即将被派往华夏的东北地区之际，皇道派军官决心发动政变。他们计划除掉天皇的侧近和统制派将领，占领中央政府机构集中的街区，直接向天皇陈述皇道派的信念，从而促成政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