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审查和管制条件下，少数电影界人士更愿意到好莱坞那种自由环境中寻找机会。找到机会的人包括导演弗里茨·朗，他拍摄过一系列大获成功的电影，比如《凶手M》、《大都会》（Metropolis ）和《尼伯龙根》（The Nibelungen ），后者一直是小胡子最爱看的史诗片。朗的电影《马布斯博士的遗嘱》（The Testament of Dr.Mabuse ）间接讽刺了呐粹党，原计划在1933年春上映，但在首映日将至之际被禁。步他后尘流亡国外的是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他出国前所拍的通俗爱情片，极少流露出他在好莱坞拍摄的《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和《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 ）等电影中所展现的大胆。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人都创作了一些属于好莱坞最成功电影之列的作品。
另有一些电影导演移居巴黎，包括生于捷克的G·W·帕布斯特（G.W.Pabst），他执导了魏玛时期的经典影片《潘多拉的盒子》以及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的《三分钱歌剧》的电影版；还有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üls），他1902年生于德意志，原名马克斯·奥本海默（Max Oppenheimer）。然而早在呐粹上台之前，有些德意志导演和电影明星就已经受到好莱坞魅力的吸引。例如，玛琳·黛德丽于1930年离开德意志，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与政治无关。极少数人出国的直接原因是第三帝国的到来，其中包括出生于匈牙利的彼得·洛（Peter Lorre），他曾在弗里茨·朗执导的《凶手M》中扮演狡诈、难以自控、专杀儿童的凶手。呐粹后来在宣传中极力暗示凶手是猶太人，而朗的影片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影射。尽管这些流亡者受到了应有的关注，但是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德意志电影业中的绝大多数从业者留了下来。在《电影周刊》（Film Week ）于1932年根据影迷来信而选出的75位德意志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中，仅有13位移居国外，但其中有3位居于前5名——莉莉安·哈维（Lilian Harvey）和克特·冯·纳吉（Kaethe von Nagy）都在1939年出国，吉塔·阿尔帕（Gitta Alpar）于1933年离开。名单中排名稍微靠后的明星中，布里吉特·黑尔姆（Brigitte Helm）于1936年离开，康拉德·维德（Conrad Veidt）于1934年离开。其中只有阿尔帕和1933年出国的另一位明星伊丽莎白·贝格纳（Elisabeth Bergner）是猶太人；75位明星中有35人在1944～1945年仍在德意志影坛工作。
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尤其是有声电影出现之后，电影院越来越受欢迎。但在电视时代之前，最普及、发展最快的现代大众传媒是广播。不同于电影业，广播网属于公共事业，51%的股份属于全国性的帝国广播公司（Reich Radio Company），另外49%的股份属于9家地方电台。行使控制权的是两名帝国广播专员，其中一位在邮电与通讯部（Ministry of Posts and Communications），另一位在内政部，同时还设有一系列地方专员。戈培尔深谙广播的力量。在1933年2～3月的选战期间，他曾成功地阻止了除呐粹党和民族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通过电台传播政见。不久，他设法撤掉两位现任帝国广播专员，换上了自己任命的人，并于1933年6月30日获得小胡子签发的法令，授权宣传部掌控一切广播事务。
戈培尔随即对广播机构强行实施大清洗，1933年上半年在各个层级裁员270人，占全体员工的13%。猶太人、自由派、社民党人以及新政权不需要的其他人等均被解雇，其中许多人签的是短期合同，这使清洗进程更加顺利。那些支持原先的自由广播体制的电台经理和记者，包括德意志电台的创始人汉斯·布雷多，都被控徇私舞弊而遭逮捕，被送往奥拉宁堡集中营，然后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在一场1934～1935年的大型审判秀上被定罪。但是多数人愿意在新政权治下继续从业。汉斯·弗里切（Hans Fritsche）等人的留任确保了电台的连续性。弗里切1920年代曾在胡根贝格的传媒帝国担任广播新闻处处长，此时在呐粹政权治下担任德意志无线电服务局（German Wireless Service）局长，主管新闻广播。与许多人一样，弗里切为保住职位而采取的行动是加入呐粹党，他的入党时间是1933年5月1日。截至当时，多数广播电台都已有效地实现了一体化，播放的呐粹宣传节目越来越多。社民党播音员约亨·克莱珀（Jochen Klepper）的妻子是猶太人，他在3月30日曾抱怨道：“电台如今简直像呐粹兵营，到处是制服，党员编队的制服。”仅仅过了两个月，他也被解雇。
戈培尔在1933年3月25日的演讲中宣称，电台是“最现代、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工具，它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他说，长远看来，电台甚至可能取代报纸。然而在当时，报纸仍是传播新闻和观点的最重要载体，它给呐粹党的一体化和监管政策设置的障碍，远比电影业和广播界所设置的障碍更加难以对付。德意志的日报比英帝国、法兰西和意呆利的加起来还多，各种类型的杂志和期刊则更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诸层级，均有独立的报纸和期刊，从极左到极右的各种政治观点都能得到呈现。呐粹党试图建立一个成功的、属于自己的报界帝国，但它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政治报纸在魏玛共和国晚期式微，印刷文字似乎逐渐退居次席，转由口头话语领衔，为呐粹事业争取追随者。
在这种情况下，戈培尔别无选择，只能循序渐进。取缔德共和社民党的党报相当容易，两党发行的报纸在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一再遭到查禁，等到两党被逐出政坛，其报纸即被全面取缔。但要想取缔其余的报刊，就必须从多方面着手。直接动用武力和警察措施是迫使报界就范的一种方法。与中央党和自由派的出版物一样，保守派的各种日报也容易招致周期性查禁，例如《慕尼黑最新资讯》（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天主教的《弗兰肯报》（Fränkische Presse ）是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机关报，它被迫于1933年3月27日在头版发表声明，为多年来刊登了关于小胡子和呐粹党的谎言而道歉。这种压力轻而易举地使大型新闻机构相信，他们必须去适应新气候。德意志报业协会（Reich Association of the German Press）是记者的工会，它于1933年4月30日主动实行了一体化，许多类似团体也是这样做的。它推选戈培尔的同事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为协会的主管，并承诺未来将强制所有记者成为会员，同时仅接纳在种族上和政治上可靠的人。
1933年6月28日，德意志报业公会（German Newspaper Publishers'Association）步其后尘，任命呐粹党的出版人马克斯·阿曼为公会主管，并投票把呐粹党人选入理事会，取代那些在政治上已不合时宜的理事。至此，新闻界已在恐吓的压力下选择了屈服。不是呐粹党员的记者只能用含蓄的暗示和影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读者只能从字里行间揣摩他们的意思。戈培尔一改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府定期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转而召开秘密会议，由宣传部向挑选出来的记者传达关于新闻报道内容的详细指示，有时竟然提供了文稿，让他们全文刊发或者在此基础上撰写报道。1933年3月15日，戈培尔在他首次正式召集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与会者：“你们不但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还要知道政府对此的观点，以及你们怎样才能把政府的意思最有效地传达给人民。”即记者不可以传达除此之外的其他观点。
与此同时，呐粹党忙于尽快逮捕新闻界人士中的德共人士以及和平主义者。
逮捕始于1933年2月28日凌晨。卡尔·冯·奥西茨基是第一批遭到羁押的人之一，他编辑的《世界舞台》是一份立场明确的知识分子杂志，基本上持左翼的和平主义新闻观。奥西茨基声名远扬，不仅因为他在1933年以前对呐粹党所做的尖锐批评，也因为他发表文章曝光了飞机业非法重整军备的秘密项目，这篇文章导致他在1932年5月那场轰动一时的庭审后被判监禁。1933年他再次被捕，国外的作家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但未能使他获释。瘦弱的奥西茨基被关押在位于松嫩堡（Sonnenburg）、由褐衫军管理的临时劳改营，被迫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挖坑，看守告诉他那是他自己的坟墓。奥西茨基1889年生于汉堡，尽管有那样的姓氏，但他并不是猶太人、波蘭人或鹅国人，而是在各方面都属于呐粹党所定义的日耳曼人。冲锋队员不管这些，时常对他拳脚相加，还大骂他是“猶太猪”、“波蘭猪”。一向体弱的奥西茨基差点儿在1933年4月12日死于心脏病。获释的囚犯悄悄告诉奥西茨基的朋友们，4月12日之后他已彻底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