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坚的经济从1920年至1921年短暂但来势汹汹的衰退中复苏后，在19世纪的整个20年代保持了强劲增长，象党（共和）因此在选举中占尽先机。由于进步党内部一片混乱，驴党（民主）势单力薄又四分五裂，所以象党（共和）轻而易举拿下了1924年和1928年的总统大选，而且持续控制着国会。这确保了《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的稳固地位，不会受到任何关税下调的威胁。1923年，前总统柯立芝对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称，《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已经实现了获得财政收入和重建经济繁荣的双重目标。由于“国会屡屡调整关税让人们深感不安且产生危害”，所以没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关税。
在一年后，前总统柯立芝赞赏保护性关税“做到了把美利坚的市场留给了美利坚的工人制造的产品”，而且“确保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超过全球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1926年，前总统柯立芝发表国情咨文时，再次赞颂了本国的经济实力，称“这是将保护性关税作为基石时可以预见到的”。有部分国会议员认为，美利坚的债权国地位意味着它应该对外国产品打开市场，而前总统柯立芝对此完全不认可。在他看来，只要强劲的经济增长持续一年，就能创造出更多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帮助其他国家赚取美元偿还债务，而降低关税的举措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与此同时，让那些渴望降低关税的人深受打击的是，驴党（民主）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基本上已被彻底击败。田纳西州参议员科德尔·赫尔曾经发出这样的哀叹：“我曾经竭力主张削减关税，开展国际合作，改善国内财政状况。但这些呼声在石墙上撞得粉碎……我感到越来越失望。到了1929年，我几乎要下决心离开国会。”1924年驴党（民主）的竞选政纲痛斥《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是“我国历史上最不公平、最不科学和最不诚实的关税法案。这部阶级法案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愚弄民众。它大幅增加了生活成本，使农业处于不利地位，为政府招致腐败，催生家长作风，而且从长远看，并未使它打算扶助的利益集团获得益处”。
想要推动一项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落地，马修·路德维希还需要拉拢更多的“盟友”，像科德尔·赫尔这一类几乎被排挤出‘决策核心’的（众）参议员，向来是马修·路德维希重点关注的拉拢目标，况且，这些位于决策边缘的（众）参议员本身是有一番‘为国效命’的热忱之心与实干之才，倒是极大地弥补了马修·路德维希在政坛上的“视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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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经济稳定增长，美利坚人民对象党（共和）的关税政策没有明显的不满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利坚人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而且在20世纪之交公众对保护性关税群情激昂的不满情绪多半已经烟消云散。
当然，关税政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议程上消失。在20世纪20年代，联邦政府内部有一个经济部门发展得并不理想，那就是农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物价大幅波动使农业遭受重创，因此美利坚农民的债务水平较高。随着国外对粮食的需求激增，农产品价格翻了一番，引发了一波土地投机潮和对机器及房屋的巨额投资。这些都将农场的债务水平推向新高。战后农产品价格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崩盘，因此土地投机潮再次爆发。随后的1920～1921年货币条件收紧，商品价格直线下滑，使负债累累的农民背上沉重的财务压力。
尽管制造业也在经济衰退中受到重创，但是它们很快就触底反弹，而且工业生产在1930年前保持了稳定增长。相比之下，农业仍然处于漫长的萧条期。
美利坚农民的收入直至1925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在1930年前基本没有增长。由于抵押贷款造成的负担切实存在，物价下跌又导致其他债务迅速增长，所以越来越多农场破产。农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情况从1913年至1920年的3%上升至1921年至1925年的11%，随后在1926年至1929年达到令人咂舌的18%。工业烈火烹油般的繁荣与苦苦挣扎的农场之间鲜明的发展差异再次催生了中西部对东部工商富贾的怨恨。
当前，美利坚的劳动力大军中有近四分之一仍然在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国会不能对农业的极端困顿视而不见，农地价格下降、农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农业银行倒闭等已清晰地证实了这种窘境。制造业已得到进口税的保护，所以国会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对政府政策提出了很多建议来加大对农民的扶持。莫林拖拉机公司（Moline Plow Company）的总裁乔治·皮克（George N.Peek）和副总裁休·约翰逊（Hugh S.Johnson）在他们影响深远的著作《农业平等》（Equality for Agriculture）中暗示应将农产品价格提升到战前水平以救助农业。他们为农民提出了“平价”概念，倡导根据1910年至1914年的价格水平确保农产品的购买力。
问题在于如何实现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目标。
在国会两院，不少议员认为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推行“关税平等”，即农民卖出农产品时获得的保护等同于他们购买的制成品获得的保护。制成品的平均关税达到45%左右，而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只有22%左右。因此，关税平等意味着要么提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要么降低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农业群体无意攻击贸易保护原则或削减制成品的关税，将工业利益集团拉入这场争斗，因此部分议员一致认定，或许更可取的办法是调高农产品的进口关税。
用上调进口关税帮助农业纾困的方法存在一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美利坚农民生产的粮食种类来说，美利坚仍然是净出口大国，特别是谷物（小麦和玉米）和传统的主要农作物（棉花和烟草）。这些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全球市场。上调农产品的进口关税只能使绝大多数农民从价格走低中获得些许救济，如果说真的能产生救济作用的话。在《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的辩论过程，亚利桑那州驴党（民主）参议员卡尔·海登称关税法案之所以包括上调农产品关税的内容，“其原因无非在于他们想愚弄农民，欺骗畜牧业者相信他们会从这部法案中获得足够的好处，弥补他们购买高价制成品时蒙受的损失，这些制成品都在本法案中被征以高关税，甚至是禁止性关税……时间马上就会揭露出事实的真相：试图通过关税推高小麦、棉花、短纤维棉花和其他诸多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做法没有任何效果。这些产品的进口量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美利坚自己的过剩产量必须销往国外。”
1921年《紧急关税法案》和1922年《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未能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太多扶持，促使国会提出了新的方案。国会希望推出联邦贷款和合作营销安排、政府以担保价格和出口补贴采购剩余农产品等多个项目，直接提升农产品价格。在这些方案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俄勒冈州象党（共和）参议员查尔斯·麦克纳里（Charles McNary）和艾奥瓦州象党（共和）众议员吉尔伯特·豪根（Gilbert Haugen）共同提出的《麦克纳里豪根计划》。这份计划于1924年问世，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被人们提起。它把国内价格补贴与出口补贴相结合，推行皮克和约翰逊倡导的“平价”概念。
根据这份计划，联邦政府将成立一家出口公司，针对特定产品收购足够多的国内产量，将其价格抬高至政府设定的目标，并且与总体价格指数挂钩。政府还将限制该商品的进口量以阻止它们的进口价格低于政府的目标价格。随后联邦政府以低于全球市场价的价格将其持有的过剩产品卖到国外。以较高的国内价格购买产品并以较低的全球价格销售过剩产品造成的财务损失，则由对国内销售收取的“均等费”承担。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说，这份计划不能涵盖所有农产品，因此只限于小麦、羊毛、牛和生猪等基本农牧品。
虽然从全国农庄到美国劳工联合会等农场组织都支持这份计划，但反对者攻击《麦克纳里豪根法案》违反了宪法，只代表群体利益，而且不切实际。
1924年，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它，这部法案最大的支持者来自中西部，但几乎东部和南部的所有州都反对它。中西部的众议员认识到自己需要拉拢其他政治支持力量，所以再次提出这部法案时将棉花纳入其中。棉花带和玉米带联合起来，支持这部法案于1927年通过了国会审议。虽然中西部共和党人大力支持这部法案，但象党（共和）内的东部建制派并非如此，因为农民并不是他们传统的政治基础。前总统柯立芝更是否决了这部法案，认为很难实现政府定价，会扭曲市场，而且征收“均等费”也违反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