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利坚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且在军事上也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强大的美利坚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危险因素而令人瞩目，在国际舞台上甚至出现了关于“美利坚危险”的舆论。1903年，法兰西的一位前外交部长问道：“我们是否面临美利坚危险……旧世界将面对美利坚而走向失败？”“美利坚危险”一词常常出现在德意志议会的争论中。大英帝国记者斯蒂德在他的著作《世界美利坚化》中对美利坚做了非常极端的评价，他说：“现在英国仅有两个选择，或与美利坚联合，或沦为讲英语的比利时的地位。”
1905年，法兰西杰出而审慎的历史学家亨利·豪瑟尔写道：“人们在报纸上、会议上、议会里听到的除了美利坚危险外别无他物。”可见，美利坚经从不被人注意的二流国家变成了世人害怕的“危险美利坚”——世界威胁。“美利坚危险”的另一个表现是马汉的海权论迅速流行于世，引人注目。马汉鼓吹海上实力的书籍在1890年一出版，就在大英帝国境内引起反响。接着，德意志皇帝阅读后就下令将该书译成德文并在全国所有海军图书馆收藏。马汉的理论不仅是美利坚外交政策的指路星辰，而且成为世界列强指导治国和外交的圭臬。马汉理论之所以受到列强的青睐，还因为加强海上实力符合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扩张的本质。当然，列强重视马汉理论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利坚危险”的担忧，他们从马汉的言论中似乎也听到了美利坚人磨刀霍霍的声音。
美利坚历史上的扩张主义传统为其在20世纪初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历史经验。传统的扩张主义思潮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的扩张欲望结合成美利坚20世纪所特有的更强烈、更富侵略性的扩张主义政策和行动。“为实现它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梦想，经过半个世纪的准备以后，一个美利坚帝国的新样式，临时披上盔甲登上了国际舞台。”与其说“临时披上盔甲”，倒不如说是水到渠成的武装。
扩张主义是美利坚的历史传统。其实，美利坚的立国就是基督教向外扩张、信徒们作为上帝选民在新世界建立“山巅之城”之使命感的产物。
随着北美大陆边疆的消失，扩张主义者的目光逐渐盯上新大陆以外的土地和海洋。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兴起后，“适者生存”成为他们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
当美利坚跻身世界列强，雄心勃勃地开始向海外扩张的时候，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将世界瓜分完毕。1914年，非洲大陆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保持政治独立外，其他所有非洲国家都沦为殖民地。大英帝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总面积的30%，法兰西占35%，德意志占8%，意呆利占7%，比利时占7%，葡萄牙占6.9%，西班牙占1%，新列强与老牌列强在经济实力和占有殖民地的多寡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美利坚和德意志的综合实力虽然已大大超过大英帝国、法兰西、西班牙、沙俄等国，但殖民地面积和利益范围却远远少于它们。
为了打破这种不平衡，建立资本和实力相称的殖民帝国，美利坚国内的扩张主义思潮再次泛起，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如果说基督教使命感和“天定命运”论是传统扩张主义，那么马汉的海权论就是美利坚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扩张主义，马汉（包括鼓吹扩张主义的一些美利坚政客，如阿尔伯特·贝弗里奇等）是新扩张主义理论的代表和鼓吹者，美利坚总统麦金利、老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则是其最忠实最积极的推行者和执行者。老罗斯福极力把马汉的理论变为现实，将扩张主义思潮变成美利坚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战略，鼓吹以武力为外交后盾，美利坚要实现强国梦必须依靠实力，其中最主要的是海上实力。传统扩张主义主张应适应美利坚的大陆扩张需要，重要武器仍是枪炮和政治讹诈。新扩张主义强调要适应海外扩张，即要越过国界线远渡重洋，主要依赖海军实力和国际外交策略
新扩张主义以海外扩张为特点。当时美利坚的大陆扩张已经完成，北美大陆已无地可“扩”,新扩张主义以海外国家和地域为扩张目标，因而具有极大的侵略性。美利坚的扩张主义理论经过海权论的充实，其所主张的扩张已经超越任何空间界限。在他们眼中除了美利坚利益外，地球上不存在任何地域界限，只要符合美利坚利益，世界上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占领，使之成为美利坚领土的一部分。新扩张主义以海军实力为后盾，因为美利坚既然进行海外扩张就必须具备越洋的实力，而这非海军莫属。同时这种海外扩张又必然与其他列强在海上相遇相争，海军实力最终决定这种较量的结果。新扩张主义还以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海外扩张，与新殖民主义相结合，以大棒为后盾，用金元开路，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世界普遍把抢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殖民扩张主义称为“帝国主义”。按照这种理解，主张通过军事征服和海外土扩张建立“美利坚帝国”的扩张主义者就被称为“帝国主义者”，老罗斯福、洛奇、马汉及美西战争期间的前总统麦金利等人则成为美利坚“帝国主义”的代表。相对而言，那些不同程度地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的人们被称为“反帝国主义者”。1898年，反帝国主义者在波士顿组织“反帝同盟”，发起了“反帝国主义运动”。许多民主派人士和下层民众都参加了斗争。
1899年10月，全国反帝同盟在芝加哥宣告成立，运动被推向高潮。反帝国主义者开展了全国性的反对批准《巴黎和约》和反对在菲律賓的殖民战争的斗争。他们进行各种宣传，并发起了联名签署抗议信活动，征集到了1896年总统选举中80%选民的签字。在全国一片抗议声中，《巴黎和约》以57票赞成、27票反对勉强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洛奇事后承认，《巴黎和约》的批准过程是参议院中他所知道的“最势均力敌、最剧烈、最激动人心的战斗”。
反帝国主义者反对麦金莱政府的战争和兼并政策，主要基于两种理由：一是海外的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不符合美利坚历史传统和理想主义原则；二是海外的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不符合时代精神和美利坚相对特殊的国家利益。反帝国主义者都强调尊重“和平”、“民主”和“自由”等理想主义原则的重要性，强调理想主义原则对美利坚自身扩张行动的自我约束性。按照他们的说法，以占领殖民地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政策，可能会使美利坚步“旧世界”后尘，毁了命中注定要成为世界“榜样”的美利坚民主制度。休斯说；“我相信，这个共和国只要仍然忠于它所赖于建立的原则，就可以持久，但是如果它抛弃这些原则，就会在道德上衰亡。我相信，这个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国家与殖民政策是相违背的。”
但是，从维护美利坚国家利益出发，绝大多数反帝精英都支持海外扩张，一些人甚至也不反对战争和领土扩张。克利夫兰从不反对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只是对麦金利政府兼并菲律賓的政策持有异议。霍尔虽然公开反对批准《巴黎和约》，并以《独立宣言》的基本精神否定了侵略和征服战争的合法性，但他仍然支持战争，赞成吞并夏威夷，并主张把古巴变为美利坚的保护国。他的基本依据，一是强调门罗主义的合法性，二是所谓“保护”不等于“殖民”。霍尔反对立即兼并菲律賓，只是因为他担心美利坚自身实力不足，卷入远东事务会导致列强干涉美洲事务，造成门罗主义的死亡，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反帝国主义者共有的忧虑。汤姆·里德是当时著名的反领土扩张主义者，他曾经坚决反对兼并夏威夷，但他对自己立场的解释是：只是希望等到美利坚的实力充分发展和分歧逐步消弭之后才进行扩张。他强调：“过度喂食会引起消化不良，切勿操之过急……指日可待的帝国必须等待。”
美西战争爆发后，麦金利政府不仅直接出兵古芭，而且出兵菲律賓，疯狂镇压古芭和菲律賓民族解放运动。针对反对派的各种不同主张，前总统老罗斯福等人主要从权力政治观出发，强调占领古芭、菲律賓等地对美利坚海外扩张的战略意义。
菲律賓战争和占领菲律賓企图是反帝国主义者反对最激烈的问题，前总统老罗斯福等人强调占领菲律賓对美利坚开拓远东广阔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强调强大海军对推动美利坚海外经济扩张的重要性及菲律賓对美利坚海军力量抵达远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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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巴黎和约》的批准，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逐步消退了。内战结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古芭、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菲律賓群岛等领土问题，终究以美利坚的军事占领或正式吞并而画上句号。这表明：随着美利坚自身实力的日益壮大和全球利益的日益拓展，只要国家战略利益需要，美利坚在海外军事征服和建立军事基地的活动就不会结束。反帝国主义者不反对海外扩张，甚至不会笼统反对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活动，这说明他们同样是美利坚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他们的主张同样是美利坚统治集团内部对新时期美利坚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方式的一种理解。从这种意义上说，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都是世纪之交美利坚外交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扩张主义倾向，它们之间的争论适应了美利坚重建国家利益与理想主义关系的需要，是20世纪美利坚外交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的前奏曲。
反帝国主义者在美西战争期间追求的直接目标没有实现，但战争引发的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争论及其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正是以此为契机，美利坚走上了海外“和平扩张”或“渐进式扩张”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群众性的斗争已经结束，但争论仍在继续。在世纪之交美利坚对外政策全面调整的特定背景下，它一再警醒当时以及此后的政治家们：美利坚对外扩张不能忽视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不能忽视美利坚的特殊国情和传统。此后，美利坚两党在对外扩张政策上开始出现趋同现象。两党不仅都积极地致力于海外扩张，在一些重要目标和方式上也逐步达成了一些共识。虽然全球扩张成为美利坚外交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但公开鼓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也愈来愈不得人心——世界的人心和美利坚的人心，“和平扩张”和建立“非正式帝国”逐步成为美利坚的最佳选择。
在老罗斯福下台之后，塔夫脱登上了美利坚总统宝座。作为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塔夫脱上台后就宣布摈弃前任总统老罗斯福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推行的“大棒政策”，转而强调“以金元代替枪弹”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中提出的经济扩张与和平征服的设想，实际上是强硬的目的与折中的手段的良好结合。
1901年，老罗斯福正式成为美利坚第26任总统。他是一位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他信奉维持世界秩序是一切文明强国义不容辞的责任的理志，在国际事务中他强调实力的重要性。1902年，大英帝国和德意志以武力向委内瑞拉索取债务，并在事前通报美利坚。
1902年12月7日，英德两国向委内瑞拉发出最后通牒，此后封锁并炮击委内瑞拉的主要港口，意大利旋即参加英德两国的联合封锁行动。老罗斯福担心事态进一步扩大，会危及“门罗主义”，遂向大英帝国提出调停的建议，大英帝国表示同意。但德意志于1903年1月21日再次炮击委内瑞拉港口，这引起老罗斯福的极大关注，美利坚向德意志提出严重警告。1904年12月6日，风传大英帝国和德意志等国又将以索债为名干涉多米尼加，老罗斯福借机正式发表了所谓罗斯福推论，声称：“西半球国家的恶行，可能要求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涉，在西半球，美利坚出于门罗主义的需要，不得不行使国际//警//察权力。”
这个推论表明，文明国家应该坚持对世界采取适当的警//察政策，美利坚的目标是确保邻国稳定、有秩序和繁荣。美利坚不会干涉一个还清债务并且秩序良好的国家，而“长期做错事”的国家需要美利坚这个“国际//警//察力量”。
这就意味着，欧洲人不能干涉美洲，而美利坚人可以对外干涉，起码可以干涉美洲国家。干涉要达到的标准是“美利坚人对被干涉地的稳定表示满意”。
（老）罗斯福推论是对门罗主义的一次重要延伸。它不仅包括欧洲无权干涉美洲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美利坚可以依照自己的逻辑任意干涉美洲各国事务。（老）罗斯福推论和1895年奥尔尼照会中所谓“美利坚的话是美洲法律”是一脉相承的，其给“门罗主义”安上了“军事利爪”，这时的“门罗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老）罗斯福主义”。在外交手段上，其信条是“说话温和，手握大棒……”，这就是所谓的“大棒政策”。
（老）罗斯福推论是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发展到“美洲是美利坚人的美洲”的里程碑。前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义”与罗斯福对其所做的“推论”，反映了美利坚传统扩张主义和新扩张主义的区别。前者是在美利坚羽翼未丰、国力甚弱、人微言轻的背景下，在拉丁美洲各国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前总统门罗出于美利坚利益考虑，为避免欧洲列强染指拉丁美洲所提出的一项外交原则，在表面上多少带有尊重拉丁美洲国家主权的意味。
但是，老罗斯福的“推论”明显地发出这样的信息：拉丁美洲国家是需要文明国家加以管理的落后和不文明地区，这个负有管理责任的文明国家不是别人，就是美利坚。美利坚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在拉丁美洲维护稳定和和平的国家//警//察的责任。隐含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美利坚要独占拉丁美洲，使其成为美利坚的利益范围。这是因为美利坚已今非昔比，在国际上它已头角崭露、财大气粗、军力雄厚，可以对别的国家指手画脚、仗势欺人了。
在老罗斯福推行的“大棒政策”下，美利坚对多米尼加、巴拿马、古芭、尼加拉瓜等国多次进行武装干涉，以便把这些国家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