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约市政厅公布的一些数字，也能说明危机带来的影响：1929～1930年间电话缩减了约4万部，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因为战争紧张而在1917～1918年销量激增的香烟，在萧条时期同样发挥着它的安慰作用，其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在中等城镇的女性餐馆，甚至也都摆放了烟灰缸。
大多数美利坚家庭都把汽车看作不可或缺的必备品，即便在1929～1930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仍猛增了一倍，销售额仅仅下降了4%。在另一端，珠宝店显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同样惨淡，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70%的主顾，餐饮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营业额减少63%。或许，这并不是永久性的萧条，好日子初见端倪，人们又开始“上饭店换换口味”。进入1930年代，饭店增加的数量比家庭增加的数量还要快。
无论在什么地方，时尚对女子来说永远是头等大事。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男装比女装更容易受到波及。在1930年上半年，童装和女装的产量仅比1929年下降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下降了25%，1931年时更是下降了32%。为了方便和省钱，越来越多的男性放弃了僵硬的衣领、帽子、袜带、背心。
而20世纪30年代，女性服装则出现了大规模以低质材料和粗糙做工仿制的时髦服装。平民家的女儿甚至自己缝制衣服，这是以往不曾出现过的情况。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里谈到，长裙子和女性化的趋势慢慢取代了爵士时代女孩中性化的棱角分明，并大胆预言“对举止端庄的崇尚将再度回归”。1931年欧仁妮皇后帽子和其他款式上的褶边、蝴蝶结，昭示了服装上的新发现。1929年，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闪闪发亮的指甲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2年内，这种时尚迅速从派克大街蔓延到推销女郎和打字员的手上。
虽然爵士时代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但短发还是风靡一时。
在经济大萧条的中后期，冠冕堂皇的旧式审美遭到齐肩短发的嘲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扮随处可见。人们越来越衷爱宽松的衣服，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裙子地位再一次被抬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不失时机地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其他地区，这引起了很多古板社区的严重抗议。街上的凉鞋、晚礼服的出现，引领了新一轮风潮，20世纪30年代后期出现了露趾鞋。
经济大萧条的阴霾依旧没有散去，人们不得不节衣缩食，节约一切开支，包括住房上的节省。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逐渐被关闭或低价转让。
就连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也不得不放弃海滨或度假胜地的出租房，搬到便宜的公寓。更多的人被迫与父母挤住在一起。据1930年1月对64座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这种“特大家庭”数量占总家庭数量的2%到15%不等，南方州的比例最高。
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打算赚钱赡养老人，或是为求学而离开家乡的青年，如今身无分文、蔫头耷脑地回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定义：家是个“你不得不去的，唯有那里能接纳你的地方”。
不论哪个地方，当孩子成年后依然无所事事，父子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异常紧张。赚钱养家的父亲往往会重申他的权威，即使他的孩子也曾经独当一面。在城里，越来越多的一家人挤住在狭窄的公寓或出租房内，拥挤的环境让他们的脾气越来越糟，挫败感也愈发强烈。那些接受救济的人马不停蹄地寻找更便宜的住所，搬家的频率往往高于常人，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牢牢跟紧那些熟悉的老邻居，以获得一种心灵上的慰藉。
失业的人和家人往往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常常闭门不见客，大人们则拒绝依然工作的朋友的邀请，因为他们没有三明治和咖啡去回请朋友。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就这样慢慢中断了。一些爱面子的家庭打肿脸充胖子，直到残酷的现实把它们的精神打垮。一些家庭盲目乐观，或者不愿降低原来的生活标准，最后同样走到崩溃的边缘。还有一些家庭凭借机智和勇气与大萧条抗争着，坦然地面对现实，充分享受生活中的每次“奢侈”消费。
未付的账单，各种医疗保健费用，孩子的教育经费和赡养老人的花销等等，像幽灵一样潜伏在家庭里，累积的烦恼常常让家人的关系紧张得冲突一触即发。之前任劳任怨的妻子开始抱怨失业的丈夫回家太晚，或者口出恶言，或是讥讽“谁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失业的人更容易自卑，丧失信心和勇气。原来的生活节奏彻底被打乱，一家人常常漫不经心地听着广播，或者干坐着，直到深夜。如果手头稍有余钱，失意的人往往会去酗酒和赌博，但结果常常是更加自责和沮丧。
在农村家庭和欧洲大陆的移民家庭里，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俨然是一种传统。在这种家庭里，如果养家糊口的人丧失威信，或者放弃权威，结果是让人震惊的。早早出来养家的的孩子会树立新的威信，倘若妻子成为顶梁柱，那么她也会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丈夫只能做些家庭杂事。但在城市家庭里，这种男性独裁很少见。萧条时期，通常的情况是，妻子常常为失业的丈夫加油打气，父亲和孩子的关系也在失业的日子里变得更加亲密。
时任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托管孩子已经结束了。“家庭回到了它原本的位置，没有什么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顾，打理孩子的衣食住行。”对那些解雇了保姆的家庭来说，这句话千真万确，但对那些父母被迫出去打工、食不果腹的家庭来说，丝毫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社论者鼓吹“虽然很多家庭失去了物质财富，但它们却找到了灵魂。”他们将这一切归功于坚定的勇气、健康的体魄，以及对安息日礼俗的严格遵守。种种论调并非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奥哈拉神父曾经提到：“大萧条的结果，让大部分民众重新回归了家庭，重新发现了友谊，重新发现了灵魂。”
这样的乐观主义占了主流，但压抑的气氛依旧弥漫。
毋庸置疑，经济大萧条期间，丈夫和妻子有了更多在一起的时间，共享着廉价娱乐带来的趣味，譬如听广播、玩牌，而以男性为主的娱乐场所则门庭冷清。虽然多数夫妻都能患难与共，或因灾难而重归于好，但也有些夫妻被不确定的、琐碎的生活折磨得心生怨念。
困惑、犹豫、冷漠、自卑，成了长期失业者的典型特征。男人不再关心人们怎么看他，脏乱不堪、蓬头垢面，他也无所谓。失业就像一种萎靡病，社会工作者称之为“失业休克”，它驱使人们白天疯狂地找工作，夜晚在烦恼忧愁中睡去。对少数人来说，失业使他们明白了个人的重要性——自己是占据头版头条的国家危机的一部分。
但更普遍的感受是：自尊丧失，茫然无措，对前任雇主的怨恨和对生活的不满。同样的不安全感也笼罩着那些暂时保住饭碗的人，以及在闲晃和轮班工作中徘徊的人。他们不敢放弃稳定的工资微薄的工作、冒风险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这种压迫感消磨了人们的进取之心和工作的热情，也降低了人们对公司的忠诚度。很多人都认同“工作太卖力不值得，老板只是利用你。”曾经让几代人羡慕不已的成功传说，连同勤奋和节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辉。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大学的一名学生说：“我们意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攀上顶峰。”并不是年轻人才有这样的担忧。那些眼睁睁看着银行接二连三地破产，辛苦积攒的钱被大萧条吞噬一空的老人们，也悲伤感叹：“存钱已经毫无意义”。在约有400个男人的失业大军中，超半数人认同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运气”或“门路”，而非能力。尽管在有工作的男人中，四分之三的人认可“粗犷的个人主义”这种传统，但是在商业领域，接受它的人却占不到一半。这次灾难让很多人怀疑节俭的古训。一些人认为，银行家和白手起家的实业家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对发生的一切负责。还有些人以“你不能带走它“这句谚语对时局进行了哲学上的反思。这句谚语缘于一首流行歌曲，并在后来广受欢迎的乔治·S·考夫曼和莫斯·哈特的喜剧中大放光彩。
对于路德维希家族，那些不安、烦躁、恐惧等负面情绪统统不存在，尤其是对于迈克尔、路德维希、莉莉儿·路德维希夫妇来说，当他们住进美丽豪华的超级公寓后，贫困时代的生活苦恼顿时烟消云散，以及对于马修·路德维希控制的企业雇员来说，他（她）们是幸福又满足的，至少他（她）们还拥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以及企业提供的生活品消费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