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小一辈儿的夏侯尚、曹真、曹休这三人之外，无一例外。
由此可见，曹营宿将的“阵营变迁”，必有隐情。
考虑到天子迁都未久，自顾不暇；
故此事的幕后黑手，大概率是曹操彼时的“盟友兼上司”，即袁绍。
广阳太守，是破译真相的钥匙。
曹仁非文吏，而是“好弓马弋猎”的游侠。
其青年时避难他乡，纠结千余部曲，在淮、泗一带（徐州）落草抄掠。
之后，其从曹操征伐，为别部司马。
史书如是记载：
（时）豪杰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得千馀人，周旋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行厉锋校尉。
“别部司马”即军阀麾下“半独立的小头目”，特点是“自带部曲”，相当于李云龙的“独立团”。
如张修曾为刘焉的别部司马；
刘备曾为公孙瓒的别部司马；
关、张曾为刘备的别部司马云云。
曹仁被假授的名号、亦属军职系统，如“厉锋校尉”、“骑督”等等。
一言蔽之，“游侠出身”的曹仁，本不以治民见称；
他骤然擢为太守，呵呵，可见其中必有内情！
更值得探讨的则是“广阳太守”的隐喻。
广阳郡（后世大首都加廊坊北部）属幽州，是两汉北部边境。
曹仁彼时（196年）在豫州颍川许县（后世的河南许昌地区），相去千里。
曹仁若赴任，必一去不返。
且广阳郡处在公孙瓒与袁绍的争夺下，屡易其主。
从各方材料中可推知：
彼时的广阳郡、刚刚脱离公孙阵营，正与袁绍合纵。
兴平至建安初年（194至196年），因公孙瓒矫诏杀（幽）州牧刘虞（193年），刘虞旧部遂集体叛乱。
田畴、齐周、鲜于辅等地方豪强，煽动州郡，即幽州代郡（晋东北及蒙乌兰察布）、广阳郡、上谷郡（张家口及乌兰部分地区）、右北平郡（天津、承德）遂驱逐公孙瓒所署官吏，与叛军合流。
刘虞之子刘和，亦在叛军之中。
按《后汉书之刘虞传》记载，刘虞死，刘和为报父仇，遂与（公孙瓒死敌）袁绍合纵。
因此，彼时权力真空的幽州诸郡（包括广阳在内），政治立场无疑倾向袁绍。
换言之，建安初年（196年）天子拜曹仁为广阳太守，应出自袁绍授意。
即“征调联军悍将、协助平定河北”。
这也能解释，为何“疏于治民、长于征伐”的骑督曹仁，被一眼相中。
因为“太守”本就是幌子，广阳则是处在暴乱倾覆中的险地。
此时（196年）袁绍恰恰需要曹仁这种雄壮武夫，将“处于摇摆中”的幽州郡县，纳入治下。
袁绍征发曹操部曲很好理解。
其一是“袁曹方睦”，曹操本就是袁绍下属。
其二是兴平年间（194至195年）兖州之乱，曹操一败涂地、百城皆叛；
老董事长袁绍见分公司曹操经营集团资产不善，不得不“武装干涉”，才陆续收复失地。
因此，曹操欠袁绍的人情，不得不还。
但曹操根本不愿遣曹仁赴前线助战。
曹操遂违背袁绍意，改授仁为议郎，使其留在自己身边。
有趣之处，是曹仁彼时的官衔是“以议郎督骑”。
换言之，其依然是骑督，只不过挂个“议郎”（即京官儿）的虚衔儿，以掩人耳目。
仅仅从这一点，其实便可看出，曹操就是袁绍的下属。
但别急，下面还有其他证据！
除了曹仁，诸夏侯曹氏的宿将，几乎无一例外、均受到征召。
这从“诸将官衔变化”中，即可窥见一斑。
曹纯是曹仁同母弟，曾在洛阳为官（黄门侍郎）。
曹操起兵，遂从征伐。
问题来了……
曹纯身为曹操妥妥的从弟，然而，《魏书卷九》中的《曹纯传》篇幅不但极短，而且开篇第一句竟是“以议郎参司空军事”。
这句话信息量大到爆炸。
“司空”是曹操在建安初年（196年）的官职。
曹操最初自领大将军，在袁绍的干涉下，退为司空（即御史大夫），将“大将军”转授于绍。
以此可知，曹纯为“议郎”，与其兄曹仁一样，亦在建安元年（196年）。
那么，谁能告诉我……
曹纯之前的记载何在？
由此可见，陈寿对曹纯的记载颇为隐讳。
开篇说曹纯为“司空参军”（196年），第二句竟是“督虎豹骑从围南皮”。
呵呵！
我信你个鬼！
须知“围攻南皮”在建安十年（205年），与曹纯为司空参军，居然相隔九年之久。
而从王粲的《英雄记》可知，曹纯曾随太祖赴襄邑募兵（190年或193年），是妥妥的从龙元勋。
襄邑在陈留，“募兵”当指酸枣联盟（190年）或封丘之战（193年）。
而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曹纯本传的记载，时间跨度极大，对其早期故事“语焉不详”。
因此，此处有理由高度怀疑，曹纯可能有过被袁绍征调的经历，故闪烁其辞、缺载颇多。
彼时军阀联盟内部，“子公司之间相互借调”是常见现象。
朱灵、荀彧、荀悦、郭嘉等人，皆是曹操从袁绍内部“有借无还”的将领。
虽然诸人本传皆称“自愿投曹”，实际隐情颇多，不再展开……
您品！您细品！
曹洪的情况与曹仁、曹纯相似。
陈寿对曹洪的记载，是“天子都许，拜洪谏议大夫”。
呵呵！
一个两个，或许是情况特殊……
《魏书卷九》整体如此，耐人寻味！
曹洪是恶棍富豪，纵横不法，与谏议大夫“匡正君主得失”的任职要求，相去甚远。
与曹仁相似，建安之前，曹洪先后为鹰扬校尉、扬武中郎将。
由此可知，曹洪一直在军方打拼。
因此建安初年（196年）曹洪骤迁“谏议大夫”，改挂“虚衔文职”，必有隐情。
说白了……
曹操利用“京官儿”的名目，将心腹将领留在身边。
至于原因，亦如上所述，即避免袁绍的征调。
当然了，与曹仁兄弟的“议郎”相似，曹洪的“谏议大夫”也是掩人耳目的虚称。
他之后依旧从曹操征伐，又迁“厉锋将军”云云。
夏侯兄弟的记载……
简直是丧心病狂、令人发指！
因为，他们二人在建安元年的职官变迁，完全失载！
夏侯渊的履历变迁表中，自陈留、颍川太守之后，便突然蹦到了“官渡之战”。
其中，陈留指兖州时期（191至195年），颍川则指建安时期（196至220年）。
夏侯渊任颍川太守（地位相当于东汉的河南尹、隋唐的京兆尹），大概未曾受到袁绍征发；
抑或曹操未雨绸缪，借此断绝袁绍的念想。
夏侯惇的缺载情况……
比他从弟夏侯渊更加严重！
其本传自兖州平叛后（194至195年），便跳跃性地转入“太祖平河北”，即曹袁之战（202至207年）。
考虑到盲夏侯是曹魏元勋，还参与了荥阳之战（190年）等“奠基性质”的革命事业。
那么……
建安元年（196年）天子东迁，何等大事，夏侯惇不可能没有升迁擢拔。
失载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方便录入史书。
呵呵！您继续细品！
时代相近的司马炎，登基后曾公开感叹：“夏侯惇的功绩、可以百世流传”。
（晋武帝）诏曰：“惇，魏之元功，勋书竹帛。”
摘自《晋阳秋》
如果按《夏侯惇传》所载，其功绩基本都是“典农”……
那么，一个在军界打拼了三十年的老将，“负土做陂（相当于小型水库）”能算功绩？
司马炎必定读过当时的一手史料，他口中的“功”，必指代“军功”。
夏侯惇早期的军功，恐怕大多都与袁绍有关，故不好录入史书。
曹仁、曹洪、曹纯在建安初年（196年）还能以“议郎”、“谏议大夫”的虚名略加遮掩；
而夏侯惇则完全失载……
不言而喻，夏侯惇一定是未能逃脱被老董事长袁绍借调的命运，被袁绍调走“助战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