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真寺的阿訇和当帝国的公务员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不仅在身份上，重点在要求上也是一致的。
没错，新入职的神职人员都必须要求是初中学历，那些老的神职人员帝国政府管不到，但是新进入的神职人员还是管得到的。
帝国政府认可的初中文凭只包含奥斯曼政府的公立学校和少数具有办学资格的私立学校，也就说新进入清真寺的神职人员基本上都要接受帝国的现代化教育。
帝国政府在教育上对伊斯兰教的控制不只是局限在收回伊斯兰教的教育权，对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教育权基本上也要被帝国政府收了回来。
说完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政策，第九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政策就是对伊斯兰教的去政治化。
相较于收回基础教育权，对伊斯兰教的去政治化就简单粗暴多了。
简而言之就是帝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即禁止宗教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选举。
这项决议通过以后，随即便由帝国情报局来监督执行，帝国情报局遍布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情报网开始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神职人员。
情报局的特务们会伪装成普通的信众去接近清真寺的神职人员，一旦神职人员向特务伪装的信众传达带有政治倾向的思想或者替某一个政党拉拢选票，那么伪装成信众的特务就会立即现出原形将其逮捕。
当然，这种暗访的摸排方式只支持在帝国内的大城市中进行，在奥斯曼的乡村这类人口流动几乎为零的地区，当地的清真寺都有稳定的信徒。
由情报局特务假扮的信众对于当地的神职人员来说就是生面孔，特务们只是出现就会引起神职人员的警惕，因此伪装打探的成功概率很低。
这个时候帝国政府就祭出举报奖励机制，只要当地人成功举报神职人员有违反禁止神职人员涉政法案的，那么帝国政府不仅会提供移民巴尔干或者北阿塞拜疆省份的名额，还会为奖励一笔普通奥斯曼人难以想象的奖金。
在目前奥斯曼帝国采取财产选举制度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动用一切手段来禁止神职人员涉政的行为显得有些多此一举。
但是联系到日前伊斯坦布尔经常发生的政治游行活动，那帝国政府禁止神职人员涉政的行为就说的通了。
奥斯曼帝国的财产资格选举制度是1876年制定的，而现在已经是1902年了，距离奥斯曼帝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日期过去了二十六年。
1876年制定并且能够实行的财产资格选举制度在1902年已经严重的落后，财产资格选举制度把帝国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年男性人口都排除出了选举权的范围内。
整个奥斯曼帝国只有百分之十五的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并且这个数字还是在1890年降低财产要求后扩大的。
如果按照1876年制定的财产资格，整个奥斯曼帝国只有百分之七的成年男性拥有选举权。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自由主义浪潮逐渐跟上时代。虽然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一直在压制自由主义，但是受过教育的人无法避免受到自由主义的侵袭。
伊斯坦布尔的政治游行就是为了扩大选举权的范围，这些自由主义的政治游行就是奥斯曼帝国普及基础教育行为所遭遇到的反噬。
那群喊着自由或是民主口号走上大街的自由主义斗士都是悍不畏死的，帝国政府对于这群人只能一边严厉镇压，一边又寻求缓和的机会。
是的，帝国政府打算在这次针对选举权的政治事件上让步，1876年的选举制度确实不适合1902年的奥斯曼帝国了。
帝国政府的严厉镇压是展现给外人看的，如果人民只要上街游行一下，喊几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就能够逼迫帝国政府和帝国议会改变法律，那奥斯曼帝国迟早要乱套的。
所以帝国政府必须表现出自己严厉的一面，把领头闹事的人抓起来处决，中层领导则关押起来劳改，最下面的人就抽一些出来惩戒。
如此一来，好让国民知道参与到游行示威是有风险的，想要让帝国政府做出改变是有代价的。
打一棒以后，自然也要给一颗甜枣。
禁止神职人员涉政就是在给扩大选举权范围铺路，等禁止神职人员涉政的法案彻底在帝国内部实行，帝国政府就可以宣布要进行选举权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