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梳着齐刘海双马尾的小女孩，立于东厢房外的土墙下，她歪着头，看着手心中的宝贝，满脸欢喜。在她的手心，蹲伏着一只半尺来长的桃木小狗。木雕小狗通体发亮，毛发清晰，指爪可见，尾巴翘起，大耳朵温顺地下垂，略歪着头，用圆圆的黑眼睛楚楚可怜地回望女孩。
小女孩忽然感觉光线变暗，她抬头，看见一个男人站在身后。男人头发蓬乱、胡子挓挲、双手皴裂、袖口满是脏污，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其中一只眼珠，若白色之骨，淡而无光，另一只眼则蒙着一层黄色云翳。清澈与混浊的四目相视，两人咧嘴笑了。
小女孩四五岁，对语言掌握有限，她举起小狗，用稚嫩嗓音重复：“我的，我要。”
男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好像被流淌的岁月偷走了，他发出“呜呜啊啊”的声音，笑着摊开右手，手心里晃动着一枚略有坑洼却依然晶亮透明的玻璃球。
小女孩高兴得跳了起来，伸手拿过玻璃球。她将木头小狗和玻璃球抱向怀里，一下子拥有了两个心爱的玩具，幸福感仿佛要满溢出来———是大年初一穿着新衣、兜里装满零食和压岁钱的富有；是渔夫回到家看见小金鱼将破土房变成宫殿的惊喜；是辛德瑞拉从南瓜马车上走下来就成为公主的骄傲———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幸福其实很简单，心心念念的愿望得到满足就好了。孩子不断长大才会觉得幸福越来越难抵达，因为实现梦想的能力远远追赶不上欲望滚雪球似的膨胀速度。人们走向成熟的步伐，同时也在远离本真。再过几年，小女孩会嫌弃这个男人给自己的任何好，多少年后，她更会为自己年幼时的虚荣和自私羞愧。
小女孩是我。男人是我的三爷。
对于当时还是孩子的我来说，感情很简单，家是整个世界，玩具是最爱的宝贝。是的，宝贝！在孩子的心中，物品被赋予生命，被倾注情感。当我悲伤痛苦，会抱着妈妈的枕巾入梦，因为枕巾带着妈妈的味道，给予我温暖和安全；当我欢喜愉悦，会对着木头小狗说话，只有它能够听得懂我的词不达意；当我孤单寂寞，会用玻璃球、杏核抓子（杏核双面染色作为游戏的工具）、小药瓶等小物件排兵布阵，赋予它们名字和身份，演绎好人打败坏人的戏码。
更让我兴奋的是，在物资匮乏的童年，玻璃球是稀缺物品，大小孩子都喜欢用光滑的玻璃球做游戏，拥有者自然也被别的孩子高看一眼。我们在黄土地上挖一个洞，洞外画一个圈，走到五六步外画一条线，然后把玻璃球放在线上，人蹲在线外，扣牢拇指食指，对准玻璃球反复瞄准，然后弹出。几轮角逐之后，谁的球先进洞，谁就赢得胜利。拥有玻璃球的孩子并不多，有时三五个人参与游戏，只有一粒球，经常要在第一个人弹球后，第二个人用小石子补位替换回玻璃球，以此类推，进行比赛。
我的年龄尚不能自由驾驭弹球，却因弹球拥有者的身份，参与到大孩子的游戏中，并且享受“复活”一次的权利。
我心安理得地将木头小狗和玻璃球据为己有。三爷是成年人，玩具自然属于孩子。
进入不惑之年，我才懂得，这些小东西同样被三爷赋予生命的意义，是默默陪伴三爷孤独人生的朋友。
二
在世人眼中，三爷无疑是个疯子，一个被时间雕刻成透明的人。
他的头发又黑又长，乱蓬蓬像个鸟窝，他的脸永远是乌漆墨黑，长胡子纠结缠绕，如同野地里的蓬草。家里人会照顾三爷吃喝穿用，也会在农忙的时候叫他一起下地干活，如果三爷不去也没人在意。村里的人很善良，或许不过是种漠然。没人欺侮三爷，因为没人在乎他———他们忽视一个疯子，就像忽略一本书里忘记修改的病句。他是村子里可有可无的多余人。
没人会要求三爷承担责任和义务，对周围的人来说，他的存在没有价值。三爷不需要与任何人融洽关系，不需要顾及任何人的喜怒哀乐。他仿佛被一个看不见的罩子，封存于另一个空间，每天穿着袖口磨破满是污渍的黑蓝色衣服，幽灵般游荡在乡村与田野之间。他读不懂别人在想什么，也往往会恶意揣测别人的想法，时不时爆发怒骂或陷入恐惧。他活在人群中，又脱离人群，但他毕竟还需要情感寄托，于是，在空寂的世界里，他倾注于物，他四处捡拾废弃的塑料瓶、破损的积木、好看的石头他将东厢房墙下废弃的狗窝搭建成属于他的王国，将这些没用的小物件，视若珍宝。他经常用半天的时间对着一个玻璃球嘟嘟囔囔，或是用捡来的刀片鼓捣一块木头。他会长时间蹲在狗窝边上，发呆或发笑，愤怒或惊恐，偶尔蹦出几句日本话，他会专心地用粉笔在墙上写漂亮的字，用自己捣鼓的铁叶片“吐啦，吐啦”卷出好几十根纸烟。他攥紧拳头瞪视接近他领地的外来者，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觊觎他的宝贝，尤其是可恶的孩子们。
其实，没有孩子会稀罕他的“宝贝”。孩子们只会纵容自己幼稚的恶意。那时的孩子没有那么多课外班，更没有手机和电影院，他们成群结队地疯跑。男孩子无聊时就淘气，寻找刺激，释放旺盛的精力。挑逗、招惹一个疯子，看他因一根木棍、一句呼哨而暴跳如雷，看他虚张声势实则无能为力地反击，充分满足着青春期男孩子的恶趣味和好胜心。
我很小，但我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争吵、打架。男孩子们不屑搭理一个小女孩，更何况小女孩最大的本事就是哭，哭泣会招来成年人的愤怒，会变成父母责打他们的理由。在小女孩面前快速撤退，反而是男生大张旗鼓的胜利。
保护三爷，是一种感恩的回报。他总是陪着我出去玩，我前边走，他后边跟着。捡到“好东西”，他让我先挑；走到坑洼，他抱我过去；遇到野狗，他护住我，跺脚挥手喝骂。保护三爷，是一种成就感。小小的女孩，勇敢站在大人的身前，那一瞬间，自己变得无比高大，仿佛拥有无限的力量。保护三爷，更是一种本能。共同的血脉，将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
三
我是唯一被三爷倾注了全部疼爱的孩子。
妈妈怀我时，奶奶每天都提心吊胆。当年大家族同住一个四合院，她始终忘不了，妯娌们临近生产要到亲朋家借住，生完小孩再抱回四合院。因为每当有人怀孕临产，三爷就会突然犯病，大吵大闹，砸碎玻璃，推翻院中农用工具，扬言要用刀将临产女人的肚子剖开，拿出孩子扔到野地去。疯子用属于自己的极端方式，表达不允许女人在家中生产的坚定意志。
三爷的表达是无效的。爷爷的兄弟们陆续生养了五六个孩子，孩子们长大了，大家分成小家。分家时，太爷爷宣布四间北房老大、老二平分，两间西厢房属于老三，老三百年后，西厢房由照顾他的兄弟继承。大爷爷不肯因为两间房，而为个疯子操一辈子心，爷爷就说，我来管，有我一口吃的就不让他饿着。奶奶负责操持所有家务，增加个随时会犯病的人，当然让她颇感头疼，但想着不过加双筷子的事儿，何况将来那两间西厢房可以留给自己的某个儿子，于是默许了。从此，三爷成为爷爷家的正式成员，除了晚上回到自己的房子睡觉，其他时间都待在爷爷家，吃喝、干活、消磨时间。
时光如同米缸里的米，不知不觉就见了底儿，仿佛是烧火做顿饭的工夫，奶奶的孩子们也成年成家，生儿育女。奶奶这时后悔当初对三爷的接纳，她爱面子，不肯向新媳妇介绍三爷不仅木讷呆傻，还偶有暴力；她更不能毫无缘由地让儿媳妇到亲戚家借住并生产，那将极有可能引发婆媳战争，更会让亲家心怀芥蒂。
到我出生时，三爷的病情已相对稳定，没有激烈暴躁的症状，但奶奶仍暗自担心会刺激三爷，做出伤害产妇和孩子的事情。
让奶奶没想到的是，我的降生出乎意料地顺利。三爷没有任何过激反应，并对我格外宠溺，他紧紧地盯着伸胳膊蹬腿咿咿呀呀的娃娃，充满慈爱和欢喜地说：“这小人儿啊，这小人儿啊。”我刚学会走路，总是一路歪斜地半走半跑，大人们笑嘻嘻地跟在身后保护，还会紧张地瞥着三爷。三爷也总在我身边，他也怕我摔倒，看见我专注地玩一个瓶盖，他凑上前来递过来半截铅笔、一个小瓶子以及他雕刻的小木工。我的注意力立即转移到这些新奇的物件上，然后三爷就会被斥责：“从哪儿捡来的，脏不脏？要是让她放嘴里还不卡着快拿走”我四五岁时，农村没有这样多的汽车和往来的人群，大人们放心地让小孩子自己去邻居家找伙伴，或者独自在街上玩沙子。三爷总是跟着我，像个安静的保镖。
也许是我生逢其时，三爷的病情已经稳定；也许是血管里流淌着相同的血液，本能促使他疼爱隔辈的孩子。总之，他人眼中的疯三爷，只对我好。
是的，只对我好。弟弟妹妹们还没能长到能够与他玩耍的年龄，他就抛弃了整个世界。只有我，得到了他唯一的疼爱，成为他的宝贝孩子，一如成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所有长辈的宝贝孩子。
一九八九年，麦子金黄的季节，六十二岁的三爷拎着镰刀一直向西、向西，步行十里地，走到抗日战争时期发生惨案的西羊坊村，走上铁轨，迎向列车，为生命彻底画上句号。
一九八九年，我是个半大不大的孩子，每天忙着读书、爬山、捉鱼、跳皮筋、捉迷藏起床上学，回家睡觉，除了吃饭没有一刻安静。我正是自尊心强的年龄，我再没有时间陪三爷说话，也不再关心他的破骨头、玻璃球、木刻小动物，我开始嫌弃他，然后忽视他。我的生活是彩色的电影，他是记忆里黑白的碎片。
三爷真诚地对小孙女付出情感，真实地陪伴着我度过青少年时光，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又是如此虚幻，好像从来不曾出现过。
关于三爷死亡的疑问一直在我内心纠缠：他是因为疯病伤害了脑神经，误入歧途？还是厌倦了几十年重复枯燥孤独的生活，以生命为筹码，与命运进行了最后的抗争？抑或他的精神已经恢复了健康，面对日新月异、繁华喧嚣的世界，无力融入、无法交流，再难忍受内心的荒芜，才选择了生命的休止？
多少年后，当我的人生也步入低谷，面对命运的选择陷入迷惘，我记忆里的三爷骤然变得鲜明，然而一切都是破碎的，我要通过父亲、母亲、一遍遍打捞记忆，才能拼出一幅关于他的似是而非的拼图。
四
我的老家是个小平原，四周被山包围着，也被山保护着，极少发生大的水旱天灾。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年代，乡亲们普遍以种地为生，很少有人外出跑江湖做生意，大家安稳守着土地过日子。
三爷是家中老幺，从小聪明，学什么都快，干什么都利索，他能自己修理日常工具，更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这在农村就已经很了不起。他还特别听话勤劳肯吃苦，很得私塾师傅的赏识和太爷爷的宠爱。三爷与他的兄长和同辈朋友一样，生命的路线早早被设计好：读几年书，学习种地，结婚生子，养儿育女，到老了含饴弄孙，再教育子孙如何种地。他人生的前半程，严格按照设计好的路线行进，他被社会的模具套印成标准的版式，等他真正走上生活的赛场，命运又用几个偶然的瞬间，把他推离了既定轨道，抛向荒凉未知。命运的第一次捉弄，发生在三爷十几岁，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大年初一的家宴不甚丰盛，门口也摘下了往年挂着的红灯笼，不过农村人还是要放炮仗的。炮仗有驱鬼的寓意，鬼真的来了，老实怕事的农民虽然什么也不敢说，仍要从吃喝中挤出钱来买些驱鬼的炮仗。在土地庙祈福后，三爷开心地点燃了引线，一声巨响，炮仗飞上半空。围观的孩子们的欢呼声，掩盖住了三爷的惊叫———炸飞的炮皮带着残存的火药，冲进三爷的右眼！
三爷经过及时治疗，眼睛保住了，没想到第二次伤害接踵而来。村北面的山叫冠帽山，山名承载着村民升官发财的朴素愿望，虽没听说村里出过什么高官贵人，青山绿水却也藏着乡下人吃喝穿用的财富。孩子们上山放羊、捡柴、割草、摘榛子，完成家长布置的工作之后，大山又变成巨大的游戏场。只是这一次，游戏成为三爷的一场噩梦。他捡回了一颗废弃的子弹，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院子里玩起来，也许他是想研究这个小东西到底装着什么，竟然能够让生命在它面前怆然陨落？还是单纯因为好奇和淘气？当砖头高高举起，再重重落下，电光火石间，意外发生了。封印着由硝、木炭和硫黄组合成的恶魔被引爆，这次彻底夺走了三爷的右眼，他左眼的视力也受到影响。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三爷。国民党抓壮丁，三爷被抓走，关进南口一户人家的牛棚里。我曾用地图软件搜索，发现从老家到南口开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步行九个多小时。我无法想象，三爷和其他人被绳子拴着，像牲口一样被推搡鞭打着一路走走停停。听老人们讲述，那支队伍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变化，有人使了钱被偷偷放掉，有人找机会逃跑没再回来，有人逃跑被捉回殴打杀害。三爷趿拉着磨破底的布鞋艰难地走着，觑着视力模糊的一只眼睛恐惧地看着，脚上的血和眼前的血糊成一片。牛棚里最终只剩下三爷，一关就是三天三夜。有时候有人送水和饭，饭是干硬干硬的小窝头，水是漂着树叶、沉着沙子的脏水；有时候送饭人忙着打牌，忘记了还关着个残疾青年。寒风吹透破衣，夜黑得看不到边，星星冷得像无情的鬼眼三爷不敢哭、不敢喊。当家里东拼西借终于凑足钱赎出三爷时，三爷彻底疯了，有个风吹草动就狂暴发怒、惊惧颤抖。战争如同燃烧着地心熔浆的恶魔之车，将行进途中触碰的一切燃成灰烬，就连碾过的碎石都被注入致命的黑暗力量。三爷正是被魔鬼的发梢扫过，跌入生命的深渊。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活逐渐安宁。太爷爷开始为三爷筹划未来，上山拜佛求来香灰做药，请下乡的医疗队为三爷进行电疗。在平静的生活和精心的照料下，三爷逐渐好转，病情趋于稳定。太爷爷又费尽心思为三爷娶了房媳妇，期盼大难不死的三爷能享后福。
可三爷的厄运并没有停止，他接连发生意外：掘井挖泥受了风寒、下地干活儿挖出人头、媳妇与婆婆冲突愤而离婚命运的重拳猛击，超出了他能够承受的极限，他自己开设法庭，宣布了将精神永远囚禁的终审命令。
太爷爷为三爷算命，期盼神秘的力量能够扭转命运。算命瞎子哼哼哈哈，用手中的木棍重重地敲击地面：“命是天生，丝毫不差。”这句话，决定了太爷爷最终的放弃，抑或他早已失去信心，一直在等待这个论断。
五
我曾经一度认为“命是弱者的借口，运是强者的谦辞”。贝多芬也曾被命运逼入绝境，少年丧母、爱情失败、身为作曲家却失聪，面对有如暴风雨的命运，贝多芬勇敢地站了起来，他在《第五交响曲》的乐谱上写道：“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向命运低头。”我想，三爷也应该勇敢与命运斗争。
我长大才发现，生命中遇到的一切，并不是我在温暖花房中的推衍，我也开始涉入命运的激流，我越过一道又一道滩涂，跨过一条又一条旋涡，自信满满。然而，我终于在一个夜晚失眠，疲惫却无法安睡，工作、生活，同时遭遇巨大危机，我试图抵抗，设想了若干方案复盘，算来算去依然是同样的结局，既然怎样选择都是错，躺平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我内心承受的压力，如同绷紧的弓弦，下一秒就将怦然断裂。盯着被黑暗吞噬的天花板，不停旋转的旋涡让我头疼欲裂。不是应该勇敢斗争吗？如果走上的是必输的战场，是否一定要继续向前？我困惑了。
父母通知我，老家准备翻新房子，让我回去当参谋。我全无兴趣，却架不住频繁的电话催促。我回到村子中，一切陈旧如往昔，我在老房中一遍遍逡巡，明明知道拆旧建新是为了更好生活，但想着住过几十年的房子即将变为残砖断木，内心还是充满了莫名的疼痛，就像我现在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每一块残损的砖木都变得格外亲切。
阳光如昔日那样温暖，我骤然看见东厢房外的土墙下，那个塌了一半的狗窝处，有闪闪的亮光！我走上前搬开破瓦断砖翻找，发现了一枚透明的玻璃球！
那里曾经是三爷的乐园，收藏着他最爱的宝贝。三爷是个疯子，可是他在我面前一直温和、清醒。当他被命运逼到墙角，他依然在寻找让自己愉悦的玻璃球，手工雕刻的木头小狗，感受爱人和感受被爱。泰戈尔说：“当我们真正热爱这世界时，我们才真正生活在这世上。”我的疯三爷，他有他微弱的光，他也真正地活过啊！
我捡起玻璃球，举在手中，阳光照耀下，如此璀璨。三爷疯了吗？也许疯了，也许没疯，疯狂的是他曾面对的世界，而不是他。他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对抗这个世界，无关对错。今日的我，其实远没有三爷坚强、明亮，或者，在冥冥中，三爷在用这粒玻璃球的光，鼓舞我勇敢地与过去切割，遵从内心的本真，去热爱残缺却真实的未来。
我转过身，面向老宅，大声说：“拆了吧，再盖一座更好的房子！”
我离开了老房，揣起了玻璃球，这上面有三爷的精魄，他有如一叶小舟，被遗弃在命运之海上，小舟曾完全听凭大海支配，却也竖起风帆，寻觅港口，无论在世人眼中，是否为忧虑的不毛之地，抑或无理性的世界。
我也要寻觅自己的港口，越过生命中的险滩。那一夜，我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