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都是香的。
杏花，梦一样地开了。
奶奶家的屋后，隔一条土路，是个大院子。院中有几棵老杏树，微雨轻轻一吻，醉了大地，绽放出云蒸霞蔚的一片春光。
杏树有三四米高，树干一路向上，攀缘分枝，空间领域愈来愈广，枝条越发幼细。七八岁大的我虽然很瘦，却仍不敢坐到最高处，在约三米高的枝丫上，侧身靠着主干，有节奏地摇晃着肌肉紧实的小腿。双手自然不能闲着，要四处去折花枝，如果看到开得繁茂的枝条，就站起来，一只手有力地握紧主干，脚则踩稳树杈，让身体展开如同飞翔模样，将漂亮的花枝折下来。
待到残花褪尽青杏小，就一边摘杏一边吃。我可以从青翠酸涩，一直吃到橙红甜软。
我晓得这棵树一切的秘密和妙处，可以任脚下的枝丫，在体重的压迫下向下弯垂；如果依然够不到，我愿意继续向上爬；如果脚下的枝条不能承受住我的体重，我会用一条胳膊抱住主干，把自己像树袋熊一样挂在树上，伸长另一只手臂去攀折。此刻，杏树晃晃悠悠，有细碎的叶子缓缓落下。
这是我最“英雄”的时刻，距离成功的边缘越来越近，却听到树下温柔地召唤：“园园，下来吧，你老姑买糖回家了。”
园园是奶奶给我起的小名，她固执地只叫她自己起的名字。老姑当时在县城读卫生学校，总是自己省吃俭用，把钱一分一分地攒起来，回家时给奶奶和我买好吃的。
我信了，高兴得“噌噌噌”下树。
奶奶轻声而急促地说：“慢点，慢点，没人跟你抢。”
等我落到地上，刚才的声音转瞬间变了，高而尖厉：“又爬树，那么高，掉下来就摔死了！看我不告诉你妈去。”
还用了什么骂我的词呢？无非是不像个女孩儿，怎么能跟男孩子一样摔泥巴、爬山、下河、上树，头发永远蓬乱，鞋子太费坏得快，衣服天天脏得不成样子，等等。
还有什么？我不记得了。我不管这些，我急着回家吃糖。贫瘠的童年，食物是匮乏的，玉米面为主，逢年过节才吃白面大米，菜品是单一的土豆白菜。零食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就像海伦之于特洛伊，因其稀少更有着神奇的诱惑力。
我顶嘴：“我还没有站到最高呢，张晓军比我爬得还高！
而且，我没有掉下来过！”
“掉下来就晚了！”奶奶拉着我回家。
老姑没有在，但我仍然吃到糖。奶奶会把零食藏起来，挂在屋梁上、放进柜子最底层，或者小西屋的面缸里，一次一点，分批给我。我觉得她简直会魔法，在一穷二白的家里，魔杖一挥，零食出来。她不敢用百分百的哄骗引诱我下树，因为第二天，当她抱柴火准备烧火做饭时，习惯性地往屋后的方向看一眼，会发现我又坐到高高的树枝上了。于是，她扔下柴火，拔腿跑出门，绕到后街，进入院子，站在树下轻声唤我。
“我养活了五个孩子，也没有你一个费心。”奶奶这样抱怨。
也许正因为养活五个孩子，生活才会如此贫寒辛苦吧！她要赡养公婆、伺候丈夫、照顾小叔子———我的三爷爷，因为捡到抗日战争遗留的子弹而炸瞎眼睛，然后就疯了———更要喂饱嗷嗷待哺的五张小嘴。每天洗衣做饭、养猪喂鸡、擦柜扫地，每年一针一线拆洗缝纫一家老小十几身棉衣，不定期拆洗被褥一茬孩子长大了，像小鸟一样飞向自己的天空，新的一茬孩子又如同新春播种的庄稼发芽成长，催促着拔草捉虫、浇水施肥。
就像无数农村家庭一样，开枝散叶生机勃勃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女人默默操劳的一生。
看着黧黑面庞的奶奶着急惊慌的样子，我就会笑着想象，她的心是我脚下踩牢的枝条，被风霜雪雨磨砺得粗糙，却在面对一代又一代晚辈的时候，迎来一轮又一轮春天，清冽的汁液，汩汩流淌，柔软了血管，积攒着爱意，顶破表皮绽放一芽嫩绿，开出一朵朵娇嫩的花。相伴而生的，是顽皮淘气的疾风骤雨下，缤纷一地的恐惧。
岁月的风雨，粗粝了一颗心，看见新绿，又重新柔软，充满格外的怜惜。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遭遇，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会率先设想出种种可怕的后果，担心稍有不慎便会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和伤害。
奶奶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只见过三舅爷。奶奶年轻时，经受了宠爱自己的父母兄姐的死亡，嫁为人妇，又先后送走自己多年照顾的公婆、小叔子。现在想来，她看似坚强的背后，藏着的是对死亡的呜咽和无奈。
可是新开的花，并不知道一场狂风就能让一棵树落英如雨，初生的牛犊不怕百兽之王的雄风。
我什么都不怕。我只会嘲笑老年人的谨小慎微。
我腹诽：“才不是呢！费心的明明是那两个小的嘛！我已经自己玩了。”
奶奶曾同时带四个弟妹。几个孩子上下相差一两岁，叽里呱啦打成一团，但孩子们再闹腾，也不过是电视机上精彩纷呈的演出，奶奶才是手里拿着遥控器的权威，只要她一出现，战局便宣告结束。
“孩子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是我带大的。”这是奶奶一直引为自豪的事情。看着人丁兴旺、添丁进口；看着餐桌上从玉米面饼子就咸菜，逐步变成白面大米应季蔬果；看着孩子们的衣服从补丁落补丁，逐步变成还没有穿破就换了时兴样子奶奶是满足的。
我的孩子出生时，她已经快八十岁。她坐在床上，把重孙女抱在身前，点着丫头的小脚丫：“颠颠捏捏，桃花落叶，李子黄，麦子黄，黄到底，就是你。”不会说话的小娃娃嘿嘿笑，窗外秋叶飘黄。她自信满满地告诉爸爸、妈妈：有事可以出去忙，孩子她来带！她脸上的笑容和皱纹里都骄傲地写着：我可以！没问题！
我根深蒂固的印象里，奶奶一直那么老，仿佛从一生下来就是满脸皱纹慈眉善目的模样。从我记得她，到她离开我，她没有年轻过，也没有再老去。
妈妈说不是这样的。奶奶是家中老幺，从小被捧在手心里养大，分配给她的工作是最轻省的做饭，父母兄姐不舍得让她干种地等粗活儿；奶奶年轻时泼辣，家里家外大事小情说一不二，比如决定孩子们的婚事，比如不同意二叔当兵，二叔到老了都耿耿于怀军旅梦的破灭，比如因为我和邻居小孩打架，她去和邻居吵架我无法想象她也有小时候，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碎花袄，娇俏可爱、干干净净，站在树底下等着哥哥姐姐给她摘果子。然后，还是孩子的奶奶走进我的童年，站在绚烂的杏树下，仰着脸望着我，焦急而温柔。光阴流转，风云变幻，她逐渐变得粗糙，变得坚硬，再变得倔强，变得慈祥。
奶奶是好强的。
爷爷在家里是甩手掌柜，每天到街上跟老哥几个下象棋，奶奶则是家里家外的“大拿”（管事的），吃什么、买什么、亲朋办事随多少份子、考学做工、分家盖房所有人的任何事，都要先请示奶奶，才能够去落实。
她忙前忙后，精打细算，在捉襟见肘的岁月里，支持住一大家子日常生活的运转。七十岁的奶奶，仍然坚持自己照顾起居，只要是外出，无论参加喜宴还是走亲访友，仍然提前到理发店修剪头发，出发时对着镜子涂抹头油，让每一根头发服帖，然后换身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干净利索再出发。甚至，办理爷爷的丧事，也是奶奶在主持。
我坐在土炕上将白布撕成粗细不等的长条，有的做成头上戴的孝帽，有的做成腰间围的孝带。吊唁的客人上门，便敬上一套。我时时问奶奶，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给什么人红花的孝帽，给什么人净面的孝帽爸爸、叔叔也会时时走进屋请示奶奶，什么事要请哪位长辈操持，送路、出殡的流程是否正确当时的我愤恨院子里办“白事”震天的音乐，我不能理解那些系着孝带边劳作边说笑的人们，正如帮衬办喜丧（农村称高寿老人的葬礼为喜丧）的他们不能理解女性家属内心的哀伤。而八十岁的奶奶有如老帅，坐镇中军，声音沉稳，指挥若定。她的冷静和坚强，让我一度恍惚：陪伴爷爷走了大半辈子的奶奶，面对生死离别，是否咀嚼着伤痛？
爷爷丧事之后，她病了一场，然后一下子就老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感到了孤单，还是因为烦促的生活，骤然间被按了停止键。她不适应突然来到的清闲。爷爷离开前数年卧病，虽有儿女轮流帮衬，但照顾的主力一直是奶奶。做饭、喂饭、擦手擦脸、换洗衣服她像一只陀螺，在命运的指尖上不停旋转，忘记了最初为何旋转，只是固执地坚持旋转、旋转，把脚下的点当成永恒的方向，持续加速，仿佛一旦停下，便会倾倒。她脚下的点，就是这个家，是丈夫、儿女、孙辈，她用力的路径，就是日复一日的繁杂琐事。
那个曾经被宠爱的小女孩，在生命的流年中，一点点失去依傍，嫁作人妇，又凭借着不服输的倔强性格，万事从头学起，当家做主，挑门立户，东挪西凑抚养五个儿女，把日子过得滋润有余。她的一生就是学习成长、向上攀爬的过程，哪怕再高、再陡、再难，也要尽最大的力量，把自己的职责完成到最好的程度。
有奶奶在，我永远是孩子，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来问。孩子痛了可以在人前哭泣，奶奶痛了只能人后舔舐伤口，甚至，她都不要你知道她会痛。
二
我的印象里，奶奶一直在做饭。早上我睁开眼睛，她在淘米；我中午到家，她在烧火；下午放学，她在择菜；我出去玩得一身汗回来，她把饭菜摆满圆桌。
小时候，做饭是费时费事的家务劳动，占据着一个女人大部分劳务时间。家家烧火用的柴火就占半院子。人们在秋收的时候将玉米秆、高粱秆等收回家晒干，脱去颗粒的玉米核（我们老家叫作棒胎儿）整齐地堆放在一起，棒胎儿比庄稼秆耐烧。每年冬春农闲时，奶奶坐在炕上，拿着一根晒干了的玉米，用锥子手工脱粒，随着锥子从顶端往下“突突突”地冲锋，一排一排的玉米粒就欢喜地蹦跳到笸箩里。我们有时候会帮忙，帮忙为了听故事。奶奶讲自然灾害时，庄稼收成不好，怎么把棒胎儿碾成面掺在玉米面里贴饼子。我们惊诧：“棒胎儿还能吃啊？”因为棒胎儿粗糙，用锥子给玉米脱粒，不到十分钟，虎口就会被又硬又糙的棒核儿磨得又红又疼。
“不仅棒胎儿能吃，榆钱儿也能吃，树叶子树皮都能吃，不吃真饿啊。不过做好了不难吃，不信改天给你们做。”奶奶说到这里，我们忽地跳下地：“捋榆钱儿去了。”她就笑骂：“这帮懒孩子。”然后继续专心致志于枯燥的劳动。玉米被分开成玉米粒和棒胎儿两堆，玉米粒收进麻袋，棒胎儿堆到院子柴火堆上。她专心的样子就像我们考试，每次完成一项工作都会被计分，一分一分加在一起就成了评判一生的成绩单。
当然这些柴火并不够，还需要耐烧的“硬柴”，主要是木头，她要将男人们上山砍的木柴、孩子们捡回来的树根分类放好。这样在烧大锅做饭的时候，就能根据锅里不同的食材，往灶膛里填放不同的柴火。
除非实在忙不过来，奶奶一般不叫我们帮忙烧火，一是她好强，自己能干的就不叫别人分担；二是她嫌弃我们笨，该放木柴时放玉米秆，该一根一根慢慢放玉米秆生小火时，我们一抱一抱往灶坑里送柴火，于是有的饼夹生，有的饼煳了。
做一大家子的饭是很大的工作量，比如要洗一大盆土豆、一整棵白菜，在直径快一米的大锅里，绕圈贴满玉米饼子，馒头要蒸满锅，米饭要水煮捞饭，吃完饭就是堆成山的碗。男人们要去上班，小孩子们要去读书、要去玩，她便一个人洗菜、淘米、和面、抱柴、烧火、做饭、洗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上班的男人们心安理得：女人在家能有什么事啊？不就做个饭嘛！他们却不知道，夜以继日的家长里短，耗尽了女人的一生。
奶奶最拿手的是摊土豆饼。薄薄的、焦黄的土豆饼在箅子上摞成厚厚一摞，配上蒜醋，点几滴香油，我一想起那味道，馋虫就会被勾出来。奶奶却轻易不做。家里人口多，十多口人，每顿饭蒸一大锅米饭，最后一个人的饭还没盛上，第一个端碗的孩子已经要求再添第二碗。在一口大铁锅里，一张一张摊土豆饼太费时间，还费事、费油、供不上吃，而且土豆饼油大，得趁热吃，凉了会腻。
最小的老姑第一次领着男朋友来家，奶奶做了土豆饼、熬茄子、炒豆角。外人看着不过是家常便饭，我却知道奶奶非常用心，每一张土豆饼都薄厚均匀、金黄焦脆，炒好的菜没有放在盆里，而是用盘子盛好端上桌。奶奶站在旁边看着老姑父吃，像等待老师发成绩单的孩子，目光中有小小的期待和微微的紧张。老姑父把一摞土豆饼都吃了，直打饱嗝，赞叹这是自己吃过的最地道的土豆饼。奶奶笑了，头不自觉地抬了一下，自信点亮她的眼睛。赞美仿佛是九九河开的那一股潜流，融化了河面上最后一层薄冰，于是“砰”的一下，整个春天荡漾在她的脸上。
奶奶快八十岁时，逐渐变得虚弱，孩子们不再允许她单独居住，她的身边总是有人陪伴。一次我回父母家，妈妈上班不在家，爸爸在房间里倒腾柜子，奶奶在厨房做午饭。我很生气，偷偷责备爸爸：“怎么能让奶奶做饭呢？”爸爸跟我说：“人老了得有事做，否则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大家爱吃她做的饭，她就高兴，一高兴就有精神。”果然，奶奶看见我回来，又开开心心地炒了我爱吃的土豆丝。她的饭量很小，几口就饱了，宠溺地看着我们把饭菜吃完。
我忽然悲哀，灶台是她一辈子的坚守，做饭是她一生跳不出的命运，孩子们的赞美，是对她存在价值的最好肯定。一个农村女人，一生追求的价值，从迷茫到清晰，从被迫到自愿，如同一方坚硬的印石，被生活的刀凿，一下一下刻成一方专属的印章。
三
我开始好奇历史，在百度搜索奶奶出生的时代，我想看看奶奶是不是原本可以开启精彩纷呈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可以挣脱命运的绳索。
同样生于一九三二年，“电影皇后”伊丽莎白泰勒三岁开始学习芭蕾舞，两次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被林肯中心电影协会授予终身成就奖。中国的张织云，比奶奶还大几岁，幼年移居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位电影影后。田华老师与奶奶一样，出生于落后的小山村，童年家境贫困，幼年时期丧母，少年时期参加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后因在《白毛女》中扮演“喜儿”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第一位女性科学家———八十九岁的屠呦呦，又获得人生最重的一个奖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
在中国，女人这个群体走出家门不过才不足二百年的历史。一八四〇年前女子生活在家中，一八四〇年后，妇女被知识分子发现，她们有了放足的意识、读书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女人看到自己可以逃离家庭，可以有个人自由意志。女人被官方允许进入学堂读书，是女人第一次以合法的名义离开家庭，她们在校园里博览群书、学习技能、关心时事、参加活动、听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讲座，于是有一小部分人在解放身体之后，解放了思想，选择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有资料可查的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出现在一八九八年，三十多年后我的奶奶出生。毕竟最初进入校园的女子都是富裕家庭的孩子，而且思想的觉醒需要缓慢而曲折的过程，能过上与众不同生活的女人少之又少，成功者更是寥寥无几。作为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我的奶奶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女孩子一样，没有进高等学府的机会，自己的思想里也认同女人的责任在于对家庭的付出。
不同的树开不同的花朵，不同的路有不同的风景。一粒种子撒进不同的土壤，只能在特有的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下扎根、生长，每个人生命的历程，都不能脱离外界条件的束缚。命运如同陶泥旋转的底座，固定住一个原点，时间之手轻轻抚触，生命的泥土几经变化，最终定型成不同的器皿。
若干年后，奶奶缠绵病榻，轻得仿佛没有重量，彻底不能再做饭，甚至不能自理。对一个好强惯了的人来说，吃喝拉撒都要靠别人照顾，内心是何等卑微和屈辱。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神里写满恐惧和哀求，像个无助的孩子。她不知道自己求什么、能求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帮她、能帮她什么。我只能不停地喂她各种零食。她的胃口还好，牙口也好，对什么新奇食物都不拒绝。这是她一贯的智慧，从来不要求也不拒绝儿孙们的善意，哪怕是不合心意的孝敬。这也是她一贯的性格，永远保持对陌生事物的好奇和尝试的愿望。
她吃饱了，空气又陷入寂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与一个八十七岁的老人聊工作吗？与一个带了一辈子孩子的女人谈育儿吗？与一个操劳一生的人抱怨辛苦吗？还是向她汇报欣喜和幸福，又怎么说呢？工作与生活让我焦头烂额，重复又重复的一天又一天，有什么欣喜和幸福呢？我只好问她年轻时的故事。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嘴角轻轻扬起，头不自觉地抬了一下，自信充满了她整个身体，她的脸上恢复了骄傲的神态：“想当年我去看过毛主席———你们都没见过毛主席，我见过！我当妇女主任的时候，咱们县组织村干部专程去北京。”发现了这个秘密，如找到“芝麻开门”的咒语，找到了与她聊天的切入点。每次看她，便会问她往事，每次她都很健谈。她告诉我，她曾经也是家里家外一肩挑，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处理公事井井有条。村里组织妇女干部活动的时候，走过很多城市。孩子们孝顺，也曾带她去外地旅游。“我看过海，别的老太太可没有这样的待遇。”她说，很开心的样子，我在她的眼睛里，看见了大海蔚蓝的波涛。
奶奶是在孩子面前保持严肃的人，我推开她心门的时候，她的生命已然时日无多。
我惊异地发现，她曾经也有梦想，也有渴望，也一路努力，但是后来她的梦想缩小回家庭，她的价值聚焦在做饭这一件事情上。
我忽然发现，我竟然不如奶奶！她渴望成为她自己，虽然囿于现实和物质条件，没能抵达期望的终点，但是努力的过程，已经变成闪亮的珠宝，被珍藏在她心灵的妆奁中。
电影《死亡诗社》里说：“孩子们，你们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孩子们，让你的生命超凡脱俗。”我们能做的只是努力寻找自己的梦想，然后努力扎根、努力成长，给重复又重复的生活注入欣喜和新意，用最大的力量绽放，散发独属于自己的香气。
我其实不如奶奶。我总是看见别人的幸福，总是抱怨自己的处境，总是在更改前进的方向。我迷了路。
灵位之前，我才第一次记住她的名字。于我而言，对奶奶的印象，停留在灶台前、家门口。曾经也问过奶奶的姓名，比如小时候好奇，比如她生病住院插在床头的卡片。但在我心里，奶奶就是奶奶，奶奶的名字就叫奶奶。唯有灵前，我一遍遍读着写着她名字的小小木牌，我不能相信，一个人最后就只剩下一张照片、一个小木牌。
她离开已经很久，又仿佛从来未曾离开，她永远在我的身边。切土豆丝的时候，我会听到她说：“刀要斜着，要不然容易切了手。”周末的时候，远方会有呼唤：“哎，你们好久没有回来了。”立志减肥与贪吃欲望斗争的时候，她躺在病床上叹息着劝告：“胖点好，身体健康最重要。我年轻时也胖过，后来再不能。”我偶尔在欢笑中忽然暂停，流下泪来，然后吸一吸鼻子，一切继续。
我告诉自己要相信动画电影《寻梦环球记》里说的是真的，只要爱的记忆不消失，只要不被遗忘，生命便没有结束。我们永远记得，虽然不敢提起。
老家的杏树下，再也听不到奶奶的呼唤：“园园，回家吃饭了。”但是我的行囊里已经被奶奶装上了努力和倔强，装上了奶奶希望我幸福、希望我成为我自己的愿望。
走出这一方小小的院子，选择新的落脚点，四季更替，轮回有序，不计风雨，不畏险阻，奋力去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