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对姥姥的印象，就像记忆中那个夏日夜晚的月亮，朦胧不真切。
那天，我们这些孩子正在河边玩得开心，忽然看见低矮房屋上空，陆续升起白色的炊烟。
袅袅炊烟仿佛是被天空中一双看不见的手抓住的小辫子，紧密笔直，打散的发尾蓬松，又像是一朵云在悠然飘动。炊烟是有声音的，炊烟也是有味道的，每家炊烟的声音和味道，只有自家的孩子能够听到、闻到。因为每缕炊烟下面，都有一个在灶台边忙碌的女人，她用炊烟招呼自家孩子：不要贪玩了，快回家吃饭。
看见炊烟，我和小伙伴挥手告别，同时告别喧嚣热闹的白昼时光。我们带着满身尘土，顶着一头乱发，心满意足地跟着炊烟归家。我们一进家门，照例立即被灶台边忙碌的女人发现，然后被斥责着洗手擦脸换衣吃饭。
姥姥守在灶台边，却不会斥责我。无论我什么时候回家，她都会端上热气腾腾的饭菜；我爬墙上树，把衣服弄脏弄破，她微笑着帮我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端着脏衣服去河边洗净。姥姥是我记忆里最温柔的女人。在她心里，我是她嫁出去的女儿的孩子，每年回来的日子加总在一起不超过两个月，所以我是她的亲人，也是她家的客人，在难得的相聚时光中，我的淘气、霸道、邋遢等都是可以容忍的微瑕。她甚至认为我假小子一样的性格是闪闪发光的亮点。她从来不教我和妹妹们做家务，她逼着我们读书，纵容我们疯跑，她说既然没有生成男孩子，就当男孩子养，长大了离开灶台，到外面的世界去干大事。
夏日天长夜短，晚饭后天光尚亮，聒噪了一日的蝉鸣渐渐低落无声。村人陆续到街上乘凉。家门口的老街临河，增添清凉也盛产蚊虫。孩子们嬉闹着点燃编成麻花辫的长艾条驱蚊，男人们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女人们手中拿着毛衣针聚在一起低声细语。我坐在小板凳上，肚子饱饱的，脑子懒懒的，心中安静恬淡。姥姥站在我身后，动作灵巧快速又十分轻柔地给我编着辫子。我透过散发着浓郁艾香的烟雾，看见月亮慢慢浮出河面，像一柄老式木梳从光滑油亮的长发末端轻轻提起。木梳没有再次梳理长发，而是变成缓缓提起的灯笼，氤氲雾气中，点亮蓝宝石的水面和靛蓝色的天空。
我震撼于巨大的月亮，痴痴傻傻地站起来：“今晚的月亮像太阳那么大了。”
“傻孩子，月亮永远大不过太阳。”姥姥赶紧随着我抬高双手。她刚编好一边的辫子，正在梳理另一边的散发。
那天晚上被刻成铜版画，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以至于，每次站在姥姥家门口，我都会望一望东方，期待再次升起一轮硕大的月亮，变成一艘穿越时空的船，把时光摇回去。
二
如果真的可以往返于现在和过去的两岸，我一定教导年幼的自己成为一个懂事的姑娘，每天陪在姥姥身边，听她说话，帮她做事，像背课文那么专心地记下她的笑容和忧伤。我要让她活在我自己的脑海里，而不是活在妈妈的描述里。因为妈妈对姥姥的回忆同样朦胧而不真切。
在妈妈的零散讲述中，她的幼年生活贫穷却幸福和睦。除了玉米面，全家每年还能从生产队分到二三百斤稻子。
稻子的出米率不到百分之七十，所以大米是金贵物，逢年过节以及家中来客人才能吃。走亲访友没钱买点心，全家动手炸油饼、炸排叉，再装上一小袋大米，就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平日里粮食不够，姥姥变着花样调配野菜和玉米面，做出可口饭菜，自己却最后吃、吃得最少心灵手巧的姥姥，将捉襟见肘的生活打理得有滋有味。
姥姥谦和、大气。她从不与人争吵，邻里关系融洽，村里谁家红白喜事，她都会主动去帮忙。姥姥常说：“街坊四邻都是好人。小时候我推碾子推不动，谁没帮忙搭过手？”滴水恩情涌泉报，是中国农村女人朴素的价值观。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方农村，一头肥猪是家庭最重要的财产。这个家每年都会买小猪崽，精心养大养肥，年底宰杀、卖钱、吃肉，全家过一个好年。有一年十一二月，姥姥家唯一的一头猪，已经养得很肥的猪，却突然死了，妈妈和姥爷急得直哭，姥姥问：“我的大骡子大马死了吗？我的大骆驼死了吗？”
妈妈愣住了：“家里哪里有大骡子大马大骆驼？”
姥姥说：“不就死了一头猪吗？已经救不活了，日子还得过下去，也还能过下去，哭什么哭。”
一九七〇年七月，延庆闹雹灾，鸡蛋那么大的雹子把庄稼砸个稀烂。村民如果不重新下种注定颗粒无收，如果重新下种，玉米高粱都错过了节气，只能种荞麦豌豆。女人们坐在地里唉声叹气，不想干活，姥姥却说：“别闲着了，赶紧种吧，要不然荞麦豌豆的季节也错过去了。”
女人们阴阳怪气：“丢了西瓜捡芝麻，有啥用？”
姥姥安抚大家：“西瓜丢了，咱们如果能找回来，那么我黑天不睡觉也去找。不是找不回来了吗？如果再不捡芝麻，可就连芝麻也没了。”
这句话被路过的乡干部听到，大为赞赏，在全乡抢播抢种动员大会上引用，并表扬：“这个农村妇女说的话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西瓜已经丢了，我们必须全力捡好芝麻———这芝麻是生活的保障啊。”
姥姥在妈妈的剧本里，心胸开阔、睿智有理、温柔恬淡、安贫乐道，拥有简单的幸福，用朴素的智慧教会了孩子勇敢面对未来。可是，从断断续续听来的关于姥姥的故事中，在我心中拼出的却是一个忧郁苦闷的女人。我仿佛能够触摸到包裹着她的痛和苦的那层粗糙硬壳，坚硬的一面时刻警醒抵御外界，粗糙的内里稍不留心便刺伤自己。
姥姥不开心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因为穷。
妈妈说：“我一看你们扔衣服，就想哭。当年你姥爷上山打柴剐坏了裤子，你姥姥找布补衣服，拽拽这块布不够大，那块布又旧又糟补上穿不住。你姥姥一边找布头，一边拍着炕骂：‘你说你让我拿哪个补？你说哪块行？’最后黑裤子上补了个白灰色的补丁。”
妈妈说：“给你们做饭都愁得慌。现在的孩子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我们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大米白饭，吃顿粉条都高兴得不得了。”
妈妈小时候，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日常干活挣公分，年底根据公分情况分粮食。男女劳力承担的工作强度不同，同样出一天工拿到的工分不一样。比如当时他们所在村里的标准是男人出一天工记十分，女人记八分。男劳力多的家庭生活相对宽裕。但同时男劳力比女人更能吃，年底按人头分到粮食，男人多的家庭不够吃，需要拿出钱买粮食。姥姥家六个女儿，挣的工分少，年年欠生产队钱。七八口人，除了主食，油盐酱醋、锅碗瓢盆都要买，衣服鞋袜、被褥书本也都得花钱。可是没有钱。姥姥用辛苦的劳作拼凑生活，每年秋天做全家的棉衣，春天将棉衣拆出棉花改成单衣，夏天将破掉的单衣改成短衣。那时候，大家都是一穷二白，都在爬坡过坎，这样的生活是大多数人的常态，但难免让负责操持家务的女主人焦躁。
姥姥不开心的深层原因是因为生了六个女儿。在单一工作体系里，客观因素造成女人处于劣势。现实生活中，隐形的歧视伤害无处不在。
妈妈的版本里，她自己小时候，没有被歧视，村里人老实善良，各过各的日子，而且很关照自己的家庭。可是她又说：“没有儿子，哪里来的劳动力？”她忘记了我自己也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明明记得，小时候看村里人吵架，又脏又丑的女人叉着腰、跳着脚，嘴里吐出恶毒的谩骂：“要不是缺了八辈子德，怎么生不出儿子了。”“连个儿子都不会生，算什么老娘们。”我一直不明白，如此咒骂女人，难道她自己不是女人？
在老辈人的农村，女性是可以被随意欺凌的，没有儿子如何顶门立户？
三
太姥爷早逝、太姥姥改嫁后，还未成年的姥姥和她的姐姐被亲戚分别抚养，破瓦房顺理成章地被亲戚继承，因为身为女儿是没有继承权的。即使是太姥爷还在的那些年，他再心疼妻女，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照顾好家人的温饱。太姥爷兄弟三个跟父母住在一个院子里，家中开着村里唯一的饭馆，炸油饼、打火勺，生意很好，家里的财政和管理权都掌握在姥姥的爷爷奶奶手中。每天半夜，太姥爷都会假装出去上厕所，实际是从自家店里偷火勺。太姥爷一出门，太姥姥就很默契地上炕打开窗户守着，等着黑暗中伸进的一只手和手中的三个火勺。太姥姥将火勺转身交给身旁的两个女儿，再跳下炕迎进丈夫，熄灭油灯。黑暗中，娘三个偷偷吃饱肚子。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一只窸窸窣窣的老鼠躲在角落里偷吃。
“自家店，为什么要偷？”“饿啊。”
“不是生意好吗？”
“哎！女人和孩子不能上桌，这是规矩。”
“儿媳妇不管我能理解，他们自己的孙女也不让吃饱？”“女孩子终归要嫁出去的。”
“那，如果是孙子呢？”
“大了就可以上桌啊。什么时候算大？老人说大了，就算大了。”
妈妈看我还不理解，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一碗小米饭要了两条命。新中国成立前，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婆婆很厉害，好在小夫妻恩爱。这一天，儿媳妇做好了午饭，小米捞饭、野菜面汤，照例是长辈、丈夫、小叔子吃干的（小米捞饭）、泡稀的（野菜面汤），因为婆婆没发话，不下地干活的儿媳妇只能喝稀的，不能盛干的。怀孕的儿媳妇没吃饱，又特别馋酸咸菜，于是在男人们出门后，偷偷盛了半碗小米干饭，泡了一勺酸咸菜汤，没想到被婆婆发现。婆婆指着儿媳妇骂了半日，什么话难听骂什么。
晚上，女人哭着对丈夫说：“全村人都知道我嘴馋不要脸，我没法儿活了。”
男人说：“就当为了我，你不要生气，不要想不开。”男人温言细语哄了半夜，女人不哭了，男人睡了。
次日清早，男人被哐哐打门声惊醒。婆婆用拐棍敲着门框骂：“姑奶奶，我给你做饭吃，您别着急起！”
男人赶紧伸手拉女人，摸了个空，扭头一看身边没人了，心说：“不好，怕是出事了。”男人连衣服都没穿就往外跑，沿着河堤找啊找。又怕找到，又怕找不到。终于还是看见了媳妇，漂在水面上，精瘦的人被水泡得浮肿。随后赶来的婆婆得知儿媳妇已经怀孕，一尸两命，也很后悔，坐在地上呼天抢地：“我那可怜的大孙子哎”
后来女人的哥哥弟弟打上门来，在男人家又是吃喝，又是打砸。
“然后呢？”
“幸亏女人家人丁兴旺，全家来吃半个月，把男人家吃穷了，也算是给女人出气了。”
旧社会的女人，一生悲欢甚至生死都由别人决定，一生都被践踏在别人脚下：出嫁前，命运掌握在父亲手中，出嫁后，命运转交给丈夫和公婆。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中，成为丈夫的附庸。普通家庭的女性，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是富贵家庭培养出的才女子、奇女子，也很难得到有社会地位的工作，更难以赢得社会的认可。《白鹿原》中，白嘉轩连着死了四个媳妇，父亲秉德老汉临死说的是：“过了四房娶五房。凡是走了的都命定不是白家的。人存不住是欠人家的财还没还完。我只说一句，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白秉德没有说完的遗言，清晰地表达了他所代表群体的观念：女人不过是家庭的财产、生育的工具。有血有肉的女人被社会漠视、驯服、物化。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唐诗里女人的曲意逢迎被描绘得百媚千娇，诗外，女人面对的是父权社会现实的冰冷和残酷。姥姥是从寒冬走来的一株迎春。她生于旧社会，长在新中国。新中国成立那年，她已经十三岁，一九五五年生育第一个孩子时不过十九岁。她的思想被旧社会的礼教冰霜潜移默化地渗透，她的梦想又被新中国男女平等的火炬点燃。
“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得到”，她和所有中国女人一样，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挣脱了性别标签的绳索，开始以男性社会角色标准规范自己。
但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能消除性别本身差异所带来的社会劳动能力的差异。女人自己的内心深处，也还潜伏着“传统”的观念和与人相处的“应有模式”。法律赋予女人半边天的地位，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任重而道远。
在公平的“同工同酬”下，姥姥和她的六个女儿囿于自身劳动能力，在没有更多劳动选择的情况下，因不同工所以不同酬，所以与拥有更多男孩的家庭相比，她们的生活质量处于低处。拜高踩低正是人性幽微之处潜藏的恶意，穷家薄业什么都没有，孩子没有新衣服让人笑话、没有书本笔墨让人笑话，家里来客了没得招待让人笑话，时常担心别人背地议论笑话自己生不出儿子这一声声或明或暗的嘲笑，如同一把把隐形的钢刀刺在心上。
姥姥少年时的所见所闻所历，也定会在她内心深处刻下生儿子的坚定信念。温柔是生活的塑造，焦虑也是生活的塑造，对女儿发自内心的疼爱是生活的塑造，想要生儿子也是生活的塑造。
我觉得妈妈讲给我听的那个姥姥，是被消逝的时间和她的爱修改后的姥姥，如同月亮，一半被太阳照亮，一半藏在阴影中。
姥姥如果能够活到今天，她就会听见邻居们对姥爷的羡慕：“生了六个女儿，老爷子可够享福的！”多年后，姥姥的六个女儿，不管是当会计、做保姆还是服务员，自己都挣着一份工资，花得硬气，每年给父亲过生日、带老人出门走走，对父亲的日常吃穿用度格外细心体贴，仿佛要把没能对母亲尽的孝心，全部叠加在父亲身上。
女人从远古走来，道路曲折坎坷，中国女人的路终于艰难地走向开阔处。可惜我的姥姥看见了远方，却没有来得及走到她梦想的远方。她把外孙女们都当男孩子养育，希望孩子们能够用男人的思路与男人们竞争工作。她不知道，她没有走到的远方，有着她没有听说过的工作岗位，男女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男女可以发挥各自优势自主选择。她的孙辈们，我们这几个女孩子，都走出了家门，一点不比家里的男孩子差。在单位每年招聘的新人中，女孩子的比重甚至更高一点。几十年的发展进步，让更多的女人有了独立生存的能力。我们依然有各种各样的困境：被催婚、催二胎，在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时内心挣扎，也会因为身材、容貌、年龄焦虑；虽然，世界前进步伐依然参差：非洲的女孩子还在为割礼抗争，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女孩子努力争取的不过是读书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很多人拼尽了全力站上的高处不过是别人生活的起点，但毕竟女孩子们已经开始为自身价值实现付出努力，我们正在努力打破世俗套在女人身上的模子，就像记忆里的那轮又大又亮的圆月，终会升上高空，皎洁如水，清辉流光。
踏月归来打柴人
夕阳是个吝啬鬼，在沉落之前收回最后一抹光和暖。黑夜统领了世界，云山与星光融为一体，夜风携着孤坟野冢的气息，卷着山精树怪的故事，驱逐山路上渺小的归人。
姥爷就是那个归人，背着重重的一捆柴，或者拖着一棵准备削斫成建造房屋的或檩或椽的树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山坡，向着点点灯火的村庄走去。那微弱的灯火是温暖，是呼唤，更是希望。
一九六八年，姥爷还没有我现在的年龄大，他还没有成为祖辈，只是个个头不高、黝黑敦实的中年人。他什么也不怕，不怕在深山中转悠一天的劳累，不怕肩头被木柴磨破的疼痛，不怕漆黑夜色中寂寞独行。他不敢怕，也不能怕。他是丈夫，是父亲，是家中唯一的男劳力。木柴的重担到家就能卸下，生活的重担却如这夜色茫茫看不到曙光。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三个都是女孩，最大的不过十几岁。她们就像屋檐下黄嘴唇的雏燕，总是伸展翅膀张着小嘴等待，等待食物、新衣服、上学用的书本。他悲观地相信，再过几年，这些孩子再大一点，家庭生活也不会得到改善。土地归集体所有，所有人都要到生产队挣工分，男劳力一天记十个工分，女人一天记八个工分，年底生产队根据工分、人口分粮食和计算工钱。自己家里女人多，工分少，每年都欠生产队的钱。靠体力吃饭的年代，女孩子的细致、耐心、敏感毫无优势。
姥爷多希望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哪怕只有大女儿是男孩也好啊，十几岁的小子壮得像个小牛犊，能陪着自己一起上山打柴、说话，漫长的路程就不显得那么寂寞。
上山打柴，这项枯燥重复的劳作，是年轻的姥爷给予妻女深沉、无声的爱。柴米油盐酱醋茶，烧柴是传统生活方式中的第一大事。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烧饭要用柴，冬天烧炕和火盆等方式取暖也需要用柴。姥爷所在的村庄直到一九六五年前后才用上煤。买煤需要煤票，也需要花钱。刚用上煤那几年，人们只舍得在过年的一个月里烧煤，其他时间的取暖和一日三餐，主要还是依靠烧柴。当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农村也没有避孕措施，一般家庭都生育四五个孩子，六七口之家每年至少需要十多捆干柴，每捆大约一百五十斤，总计两千多斤。柴的来源有粮食作物的秸秆、根须、玉米芯、树叶、干草，这些草本作物燃烧快、消耗大，远远不够满足巨大的用柴需求。近山的村民会在冬天上山割荆棘、灌木，捡拾树枝，俗称上山打柴，这些可较长时间燃烧的柴被称为干柴。县城附近住的人只能买柴，即使是双职工，有煤票，也舍不得顿顿饭都烧煤，因为煤是黑金啊，为什么叫黑金，贵啊！县城里的人也会买些柴烧火做饭，买的煤用来生个小炉子取暖。当时农村盖房，用的檩条、椽也要上山去砍，但必须走手续，经村里和乡里批准后，才能到山上自己村子的区域去砍树。姥爷勤劳，每到冬闲，他就上山打柴，把自家院子堆得满满的，从来不让为做饭发愁的妻子再为烧火犯愁。逢着初一、十五赶集的日子，姥爷会背柴到县城附近售卖，挣些零钱贴补家用，缓解生活的窘迫。家里盖房那年也是姥爷一个人上山砍檩条和椽，一个人背回家。
当时农民入社，每天下地干活记工分，只能在农闲的冬天请假上山打柴，请假的日子就没有工分，所以姥爷在凌晨三四点出发上山打柴，走上二十多里路进山，打够一捆，大约一百五十斤，就背回家，一般能在下午三四点到家。冬天家家户户都进山打柴，为了打到好一点的干柴，就要往山的更深处走，走得远回来得就晚，往往到家时已经天黑。如果要去砍檩和椽，就要走上大约五十里地，到达属于自己村子的山区，回家就更晚了，要到晚上九十点钟。
姥爷背着柴，从海陀山下来，经过村外的稻田、村北那条河，终于到了村口。他的家在海陀山下的田宋营村，这是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村庄，村北有一条大河穿村而过，河流位于蔡家河的源头区域。碧波荡漾的河水庇护着两岸的土地，村民除了种植玉米、黄豆，还种上了水稻。金色的水稻能够打出洁白的大米，为逢年过节的农民餐桌贡献金贵的细粮。村民引出蔡家河的河水，绕村挖出窄窄的水路，供村民洗菜洗衣灌溉田地，这就无形中减少了挖井、挑水的人力。即使不临河的人家需要挖井取水，在自家后院浅浅地挖上一两米，就能见到可饮用水。
年轻的姥爷并不知道，多少年后，他家乡背依的海陀山将作为二〇二二年北京冬奥会的主赛场之一，举世瞩目；细粮不再金贵，人们每天都能吃上大米白面；很多农民将土地承包出去，到商店自由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品种的粮食；人们不再直接饮用河水、井水，而是在自家房间里打开水龙头取水，生命之源的蔡家河流域被建设成为湿地公园，成为精神家园，成为看得见的乡愁；人们也不再烧柴做饭取暖，家家户户用上天然气、煤气灶、沼气。这些是年轻的姥爷想象不到的未来，就像我们也想象不到几十年后，高科技会在生活中占据怎样的地位一样。但是姥爷知道一条亘古不变的朴素道理，不管明天是天晴还是雨雪，今天也要踏踏实实背好柴、走好脚下的路。不管未来生活多么美好，多么日新月异，他的女儿们也不会忘记，没有姥爷年轻时背柴养家，也就没有几个女儿的长大成人。
望见村庄时，姥爷已经极度疲惫，又累又渴，背上像背着整座海陀山，脚步像挣扎在蔡家河的河泥中，直到看见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才感到心中一暖，忽然生出气力，不自觉地加快速度。那是他编着麻花辫的大闺女在等他。闺女迎上前，把柴从父亲背上卸下来，分出一部分放上自己肩头，半拖半背运回家，让父亲能在这最后的几百米伸展伸展腰背，舒活舒活筋骨。有时在村口，他们会遇到串门回家的宋老五，姥爷就会拿出旱烟，哥俩闲聊几句。闺女不爱听大人聊天，一个劲儿催：“快回家吧，我妈还等着吃饭呢。”宋老五家有五个大小子，天天吹嘘打柴、下地这些重活儿都是孩子们干。闺女不爱听宋老五家的事儿，闺女觉得自己身为女孩是种过错，她虽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也不知道怎样修正这个错误。她只能暗示自己就是小子，自己比小子还能干，自己能给父亲分担，能照顾妹妹们和终将会出生的弟弟，她相信妈妈一定会生个男孩顶门立户。可是自己真的能比男孩子强吗？不能啊！那次家里盖房用檩和椽，自己迎了十几里，一路上看见别人家是父亲背一百多斤的檩，儿子背着四根二三十斤的椽，自己家是父亲一个人背着一根檩、四根椽。父亲坐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还是不肯将四根椽交给女儿背，他说：“女娃娃禁不住。”大闺女坚持为父亲分担，将四根椽放在自己的肩上，只背了几里路就遇到亲戚帮忙，可第二天肩膀硬是肿成黑紫，抬都抬不起来。种水稻要轧地，如果田地不平整，水稻不是旱死就是淹死。村里的稻田零星分散，压地指望不上牛马，全凭人力。轧地的大滚子是一根长长的木头，拖在水里的木头两边拴着粗绳子，轧地的人把绳子挂在肩上向前拖行。受到重力加阻力的双重作用，粗重的木头在水里增加到一百多斤，力气小的人根本拉不动。轧地时，宋老五家父子几个人倒换着干，而自己家只有姥爷一个男劳力。看着姥爷像牲口一样弓着背艰难前进，站在田边的三个女孩眼泪忍不住往下掉，却帮不上任何忙。大闺女不知道，用不了二十年的未来，这样的重体力活儿都交给了机器，男女体能差异对工作效率的影响越来越小。
几年后，姥姥又陆续生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孩。第六个女孩降生时，村里人的闲话气坏了大闺女，他们说：“又是个丫头片子，老田八十岁还得背柴。”大闺女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再也不让我爹背柴。她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个愿望竟然很快实现。一九七四年，她到乡里的修配厂上班，厂里产生的木屑、木块等废料，两毛钱一麻袋卖给职工。她每个月用十分之一的工资———两块钱买柴，让自己的父亲比有儿子家庭的父亲，更早实现烧柴自由。又过了十几年，农村取暖用上暖气、做饭用上天然气，老田不仅不背柴，连下田干活也不用，每天给孙子孙女做完饭，穿得干干净净地在树荫里打牌，邻居们都羡慕老爷子好福气。
当时，看到沉默寡言的父亲为这个家拼尽了全力，迎上前的闺女感到一阵心疼。
父女俩回到家，饭菜已经端上桌，不论是贴玉米饼子，还是搅杂和面，姥爷都不嫌弃不挑拣，端起碗就吃。姥爷想起明天要去卖柴，对姥姥说：“裤子被树杈子剐破了，你一会儿帮我补上。”姥姥放下碗，拿过炕尾的针线笸箩，开始翻拣布头，拽拽这块布不够大，那块布又旧又糟，补上也穿不住。她需要去买几尺补丁布，可是没有钱。姥姥开始烦躁，突然情绪失控，双手用力拍着炕：“你说你让我拿哪个补？你说哪块行？”三个孩子停住碗，看着妈妈，又看向爸爸。姥爷不说话，继续吃饭。一穷二白的年代里，生活总是缺衣少穿，缺东少西。这样的摩擦频繁发生，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了生活的日常。结婚头几年，姥爷会和姥姥对着吵。可是吵有什么用呢？又能怪谁呢？孩子是好孩子，听话懂事；媳妇是好媳妇，能吃苦肯干活，粮食不够，媳妇从来都是最后吃、吃得最少，走亲访友没余钱买点心，媳妇炸油饼、炸排叉，再装上一小袋大米，不让老田家跌面子；日子也是好日子，自己经历了旧社会的穷困，见过了小日本的暴虐，世上的事就怕比，现在不用担惊受怕、有吃有喝，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后来姥爷就把这种摩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不争论不反驳。姥姥磨叨几句也就不再说话。
第二天是县里的集市。姥爷一大早穿着屁股位置补着白灰色补丁的黑裤子，带着大闺女一起进城卖柴。大闺女背小捆柴，姥爷背大捆柴，进城十二里路程，人被柴压得佝偻着腰，人简直被柴推着往前冲。
那时已经临近端午节，姥爷和大闺女一路走一路合计，一百斤柴两块钱，姥爷背的大约一百五十斤，大闺女的小捆看着也有几十斤，至少能挣到五块钱。除了买盐、作业本那些必需品外，还有富余的钱买些肉、油和红枣，回家多包些粽子，炸点油条、排叉，送给帮衬过自家的亲戚和邻居，以示感谢。当时卖柴都在集上等，遇到卖主，要背着柴送到人家家里。爷俩商量好，谁先卖完就在阁底下等着集合。阁底下指县城玉皇阁的下面，是当时县城的中心，也是集市的中心，现在那里变成延庆区城西的最边缘，不再热闹，相较于老照片里的记忆，有着沧海桑田的变化。
天快黑时，大闺女兴高采烈地来到阁底下，举着两块钱，冲着坐在路边的父亲说：“今天买柴的人家真是大善人！”大闺女的柴卖给了一对小夫妻，夫妻俩看样子二十四五岁，四间大北房，崭新的红砖蓝瓦，显然是刚刚结婚独立生活。男人穿着灰色粗布工作服，衣服不起眼却表明了身份，是个工人。当时工人能够挣工资，比普通农民要相对富裕一点。大闺女背的柴总共六十七斤，应该收一元三角四分。当时物价低，铅笔二分钱，作业本六分钱，醋六分钱，盐是一毛三分五，一毛钱不是可以抹掉的零头。你是否好奇三分五怎么支付？很简单，买盐支付一毛四，额外得到一根针。女主人对男主人说：“小丫头背来的，不容易，给一块五吧。”男人正在用碾子夯实北房前的土地，整理成平整硬实的晾台，以便秋天晾晒玉米、黄豆等农作物。他站直身子，看看天，又看看卖柴的女孩，说：“这么小的孩子，凑个整，给两块吧。”
姥爷的眼睛终于活泛一些，“我也卖了三块钱，可是丢了。”大闺女傻了，脱口而出：“让小偷偷了？”集上人多，经常听说被偷的故事。姥爷趔趄着站起身，冷地上坐久了，他的身子有些麻木，他说：“也许是我自己弄丢的。”他把裤子口袋上的破洞指给闺女看，继续说：“有两块钱就好了，给你们几个孩子买完作业本和笔，还够买油和盐。”
多少年之后，当姥爷糊涂了，认不得孙辈们，分不清六个闺女哪个是老几，却还清晰地记得，那年的端午，在县城西边的村子，有一户小夫妻买柴多给了六毛钱，他们才在那个端午买了油，炸了油饼和排叉送给亲戚。“以后卖柴送人家些，捡来的柴又不值啥钱。记着，人家住在村子的东边，砖门楼，墙外是荒地。”糊涂了的姥爷总是这样念叨。他不知道几十年间，在农村扩建翻新的大潮下，他的大闺女早就不能分辨那户人家的位置。八十岁的他忘记了，他卖柴换油过端午之后，不过短短十几年，煤票放开，黑金降价，柴对于农村也不再是第一重要事。
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普通的人们身处其中，随着浪潮前进。他们把所有风起潮涌视为平常，捆紧背上的柴，盯牢脚下的地，以朴实的态度，坚定的决心，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向着希望的灯火行走。他们如同海陀山上蓊郁的林木，并不明了土壤与气候，只负责认认真真从大地深处汲取养料，拼尽了全力向着天空伸展生长，坦然面对风雨冰雹。每一个日夜都仿佛平淡无奇，每一刻时光都如同复制昨日，等到秋天，他们遇见累累硕果，回顾四季轮转，才发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花蕾缓慢绽放为繁花满枝，嫩叶从鹅黄丰盈为绿意婆娑，鸟儿在浓荫中婉转啼鸣歌声悠扬，松鼠在枝条上腾跳休憩繁衍生息于是惊讶地赞美，这一年原来是如此风调雨顺。我们也应该赞美，这金秋的丰收，得益于他们每一个人不畏风雨脚踏实地的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