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甘棠早就习惯了得不到答案，或突然间就再也见不到某些人。
毕竟，对于她曾路过的那些城市而言，她也是突然间就会消失的那个人。因此她很快就不再纠结被神灵附体到底是什么感觉。
在岛上生活两年后，甘棠对庙里的活动见怪不怪，不会再津津有味去旁观降神或祭祀。
这座岛实在是太小了，两年时间，足够甘棠把它的角角落落都走上一遍，足够她像当地土生土长的孩子一样，谙熟哪片海滩最适合赶海捡贝，哪片海域能看到漂亮的鱼群和珊瑚，最适合游泳浮潜。
周末，大陆的游客纷纷上岛，她便和要好的女同学们反向离岛，到陆地上去吃重庆火锅，逛书店，拍大头贴，买老师们看不出来的素颜霜和浅色果冻唇膏，涂透明的指甲油。
高一下学期，开学不久的三月还有些凉飕飕。
早自习时，同桌女孩儿神秘兮兮地冲进来，书包往桌上一扔，把前后左右的几个女孩子挨个拍了一遍，压低声音说：“昨天夜里，我跟我哥去船上拿东西，看到蓝眼泪了！咱们今晚要不要去看？我哥说能有。就在鸡鸣岩那边，我哥可以陪我们一起去，安全的。”
于是当天晚上，甘棠和三个女生一起，裹着毛毯，夹着折叠小板凳，抱着热水壶，打着手电筒，在九点钟排成一列，顺着鸡鸣岩还算平整的石块，往岬角处走去。同桌的哥哥走在最后面，负责保护几个女孩子。
抵达后，她们坐下来，每人都喝了好几口海风，纷纷裹紧毯子。
海面一片漆黑，繁星闪烁的夜空反而更明亮，更清晰。
星辰仿佛鱼群，薄薄的云影像白色海浪，喧哗的大海更像宇宙里的一处黑洞。
女孩儿们开始聊起讨厌的老师和喜欢的男孩子，讲讲这个人的坏话，再相互倾吐一下烦恼，给彼此出出不靠谱的主意。
同桌的哥哥十九岁，念完高中就跟着父母出海打渔。大概觉得女孩子们的话题幼稚无聊，因此戴上耳机，默默听歌，并不参与聊天。
两个小时候，能聊的话题都已聊尽，海面还是空无一物。
几个姑娘坐得腰酸背痛，眼皮渐渐抬不起来，可都等了这么久，谁也不想就此放弃。
甘棠不记得她们是怎么挤在一起睡着了。只记得迷迷糊糊间被同桌的哥哥拍醒，她打了个寒颤，直起身子，一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有了，快看。”哥哥依次把姑娘们拍醒。
甘棠率先跳起来，满目随着海浪涌来的深蓝色，仿佛自带一种属于深海的背景音乐。拍岸的海浪泛着幽幽的荧光，她张开嘴，“哇”了好几声，但都没能发出声音。
女孩儿们瞬间困意全无，攥着各自的毛毯，盯着起伏游弋的蓝色光芒，仿佛窥见了属于这颗星球的秘密魔法。
“以前，打渔人要是碰上这种东西，就觉得是海底的鬼火，是不详。”
长大以后，甘棠常常在心烦意乱时闭上眼，脑海中便涌起层层的蓝眼泪。也是长大以后，她才突然明白，人类总是把不该出现在某个地方的某样东西视为不详，但人们忘了，在这颗星球上，制定规则的从来都不是人。也许在大自然的规则里，蓝眼泪是稀松平常的存在，人类反而不该出现在深夜的海边。从此以后，她好像就很少对别人口中的怪力乱神产生恐惧感了。
但在初次目睹蓝眼泪的那一刻，她还是个身处与世隔绝小岛的十几岁孩子，被同桌的哥哥这样一说，便觉得脊背一凛。几个女孩儿也都有点恐惧起来，毕竟幽蓝幽蓝的微光总归有点阴森森。
忽然间，甘棠在蓝莹莹的生物电光之下看到有什么东西在缓慢移动，而那些蓝光仿佛随着水流慢慢组成了某种线条流畅的形状。
她揉揉眼，又眨眨眼，抓住身边两个女孩子的手：“那是不是鲸鱼？是不是？鲸鱼被镶了蓝边！”
女孩儿们垫着脚努力去看，而后纷纷摇头：“怎么可能，没有，不可能的。”
“我真的觉得我看到了。”甘棠盯着那一片深蓝，确信有庞然大物在水面之下穿行。
“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鲸鱼。”
“出海也顶多碰上几只海豚。”
“可能就是蓝色的光漂来漂去，形状有点像？”
而翌日，小岛最大的新闻，便是鸡鸣岩搁浅了一头鲸鱼，海渔局和救援队已经去了现场。
中午放了学，学生们全都急不可耐地往鸡鸣岩冲去，有人骑车，有人搭公交，甘棠自然也在其中。
她坚信，那一定是她在凌晨看见的那头鲸鱼。
虽然多年以后，她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见了。
因此她不再说自己曾见过鲸鱼，她改口为“感觉”到过鲸鱼。
鸡鸣岩和甘棠家在同一条公交线的两个方向。二十多个学生伸长脖子等在公交站，足足等了一刻钟，才把慢吞吞的公交给盼来。
车子晃晃悠悠停稳，车门打开，甘棠正要往前挤，却看见妈妈跳下车来。
她也一眼看见了甘棠，一把就拉住甘棠的手腕：“赶紧回家。”
甘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妈妈拽去了马路对面的公交站。
“我要去看鲸鱼呢。”甘棠甩开妈妈的手。
但妈妈不容反抗地再次攥住她的手腕，那一瞬间，甘棠甚至觉得那不像是妈妈的手指。
妈妈的手指一直像年糕条一样软绵绵，但此刻钳住她手腕的那几根手指像钢钉一样硬邦邦。
“先回家。”
当时，甘棠觉得妈妈面无表情，很沉重，很吓人，但也是要长大以后，她不断给自己回播那一幕，才明白那不是沉重，而是一种身处岬角，再无去路，只有茫茫海面的无措。
当天下午，高一（2）班的教室里，甘棠的座位空了出来。
和她一起吹着海风，熬了通宵看蓝眼泪的女孩儿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而甘棠自己也未曾想到，她连午饭都没能吃上，就和两个大行李箱一起，被妈妈拎上了轮渡，彻底离开了鹅尾岛。
像两年半前来到这座岛一样，她恍恍惚惚地抱着一袋面包，坐在丝毫没有变过样的船舱里。
但不同的是，妈妈沉默地坐着，没有眉飞色舞地叫她拿面包去喂海鸥。
以及，没有爸爸。
此刻甘棠才反应过来，爸爸好像已经快两周没有回过家了。
但她太习惯不着家的爸爸了，若是他偶尔连续几天在家不出门，反而会让甘棠觉得家里多出了一个人来。
有时，她会和同学开玩笑，说自己和爸爸不熟。但也是实话。
同她不熟的爸爸偶尔也想尽到一些陪伴女儿的职责，又实在不知道该带着女儿进行什么活动才好，于是每次都带她去游戏厅。
甘棠倒也开心，抓抓娃娃，打打街霸，踩踩跳舞机。爸爸则去一边玩老虎机，坐下就站不起来，赌红了眼时，一下午就要被吞进去上万块。
甘棠常常觉得肚子饿了了遍自己回家，单方面结束父女亲子活动日。
于是她问妈妈：“爸爸呢？”
“现在就是要去找爸爸。”妈妈依然面无表情。
“去哪里找？”
“福州。”
在甘棠十六年的人生中，同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两年半的确是太久了，久到她以为在念大学之前，她不会再挪窝了。
只是这一次，并非爸爸嗅着商机主动换战场，而是他马失前蹄，丢了战场，一败涂地。
甘棠也很难评说，作为药材商，爸爸究竟是聪明还是滑头。
早年在东北，人人都在搞人参、鹿茸、灵芝，爸爸愣是出其不意，把某种不值钱的草药卖到了韩国，包装成了只有长白山才能采到的神药，赚到了第一桶金。
虽然当时，他们离长白山千里迢迢，爸爸连去都没去过。
从此这一招屡试不爽。
他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一样，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来回穿梭。
也像甘棠在纪录片里看到的大食蚁兽，有长长的口鼻，在泥土里嗅啊嗅啊，寻找扎根在地上的花草与虫豸，借着信息差，包装成神药，卖到遥远的大城市与小村镇，还有海外。
等到利益枯竭，他便寻找下一片牧场。
之所以来到鹅尾岛，也是偶然从南洋的商人朋友那里得知，岛上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水生植物，就长在淡水与咸水交织的滩涂地带，经过神庙加持后，什么头痛脑热都能药到病除。
草药加原始而小众的信仰，在甘棠的爸爸听来无异于弯腰就能捡钱的好营生。
曾经，岛上的小庙去采药，都是有了需要才去，新年分发给岛民，再留一些送给过来祭祀的团体，绝不滥采，也不伤植物筋骨，就像渔民捕鱼，抓大放小，是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观，是靠自然吃饭的人代代相传的习惯。
可一旦做成了生意，面对滂沱大雨一样的钞票砸来，也就不存在什么克制什么感恩什么传统，底线瞬间就能被暴雨砸穿。这条生意链上的所有人，很快就接受了甘棠爸爸的生意经——“快”和“多”。
可鹅尾岛不过巴掌大，能采到这种特殊植物的滩涂也就五六处。
起初，爸爸真假掺着卖。
但一年半后，那些滩涂几乎寸草不生，他便开始彻彻底底的挂羊头卖狗肉。
制假售假遭人举报并查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撞上了严查贪腐，而他这些年送出去的贿赂就像透明的水母，沿着海岸线不知游进了多少官员的口袋。
总而言之，爸爸被抓了，就是人们常说的“进去了。”
在知道这些后，甘棠偶尔会觉得，爸爸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人，可他确实是个大胆又有想象力的人，但这话她谁都没说过，包括妈妈。
渡轮减速靠岸时，她问妈妈：“要怎么找爸爸？”
妈妈说：“想办法把人捞出来。”
“怎么想办法？”
“花钱。”
甘棠不解。
爸爸就是因为花钱进去了，又要怎么花钱捞出来呢？
但她没再继续询问，默默推着行李箱，跟在妈妈身后下了船。
两天后，母女俩终于辗转抵达了福州火车站。
路过报刊亭时，甘棠不经意瞥见了当天的日报。
头版头条便是那头搁浅的鲸鱼，巨幅照片占据了半张报纸版面。
鲸鱼的导航系统似乎失灵，被解救后反反复复回到鸡鸣岩，最终经过救援队和专家的不懈努力，在两天后成功回归海洋。
“买报？”老板嗑着瓜子问她。
她摇摇头，放下报纸，转身走开了。
她终究还是没能见到那头闪过蓝光的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