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的一天，惊蛰刚过，翼北市从凌晨开始便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春寒料峭，偏北风裹挟着雨滴打在人脸上，竟还有些刺骨。更多的雨滴洒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却没有将城市洗得干净，一些尚未铺上沥青的土路被刚刚融化的积雪渗透，再被小雨一浇变得更加泥泞。
翼北这座有着二百多万人口的北方大型城市，在散发着泥土腐朽味道，潮湿又阴冷的空气中逐渐喧嚣了起来，一顶顶雨伞从四面八方的楼群中、平房群中、棚户区中走出，汇成涓涓细流，或流向公交车站挤成黑压压的一片，或骑上自行车聚成一排排涌向远方的浪潮。
泥泞的路面并不会给出行者带来太长时间的困扰，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的人们知道，只要走出小路，工业城市特有的大路就会出现在眼前，但即便如此大多数人的表情显而易见地并不愉悦。春季的偏北风带来的不仅是冰冷的春雨，还有微微散发着焦煳味道的烟尘，越是气压低的时候越是如此，有时穿着一件白衣服出门走一圈，甚至能在衣服上看见点点黑色的烟灰。
从地图上看，翼北市被一条南北走向的铁路分成东西两部分，铁东区的名字因此而来，而被风卷来的烟尘也来自铁东：这座城市曾经引以为傲的工厂群。从50年代开始，日渐繁荣的铁东区，烟囱林立。老一辈的翼北人说，从前铁东区上空那一片黑云是祥云，但现在可就一言难尽了。市场经济大潮为中国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却也将一些原本稳稳当当待在沙滩上的巨石冲进了海里不知去向。
虽然太阳在浓密的云层后努力地发光，但世间依然亮得勉勉强强。自行车和雨伞的溪流，越来越多地涌进铁东区那些烟囱之下大敞四开的工厂大门。即便下着小雨，各家工厂门前的招呼声、嬉笑声依然多了起来，不用仔细分辨，也能听出声音的主人大多是青年，他们穿着薄厚不一的棉服，有的仅仅穿了一身粗布工作服连伞也不打，年轻的无所畏惧似乎能隔绝初春的寒意，而那些漫漫前路上已能看到或有可能存在的未知风险，也被青春的火热暂时烧得通红没有了狰狞的样子。
就在火热的人潮流淌到铁东区中心位置时，有一股支流分了出来，拐进了一扇大门，大理石的门柱上用烫金的大字写着“翼北市北茫电子集团”的字样。集团约有五个足球场大小，论规模虽然不及一些重工业企业，但论知名度，在翼北市老百姓心中，北茫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生产的收音机、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不敢说翼北市的老百姓家家都有、代代相传，但必然是家喻户晓，只是那烫金的大字虽然苍劲有力，可金漆却有些褪色，好似多年没有翻新。
随着人群，张石昌缓慢地走进北茫电子集团的大门，他今年59岁，身材不高，皮肤黝黑且粗糙，眼窝有些塌陷，腋窝下夹着一个老旧的皮包，因为黑色的雨衣罩住了全身，所以虽然身为集团附属三厂的厂长，一路走来也无人和他打招呼，而这也是张石昌愿意见到的结果。
从集团大门到张石昌所在的三厂，需要走上十分钟，但他并没有向三厂走去而是拐进了距离大门很近的集团办公楼。今天张石昌出门的时间比平时早一些，老伴问起的时候，张石昌的回答是，去交代后事。
张石昌至今还记得，刚入厂那会，自己和几百个年龄相仿的毛头小子，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没日没夜地搭厂房建生产线，两年时间就建成了北方最大的电子厂，从此北茫就像发射升空的卫星，开启了一段耀眼的旅行。国家交付的任务，北茫总是能超额完成，功勋企业、明星企业的荣誉也挂满了陈列室，可张石昌却想不通，如今的北茫依旧是那个北茫，只是厂字变成了集团，只是厂区变得更大，只是当初种下的杨树苗已经高达楼顶，只是熟悉的青年都已白发，但北茫却越发陌生。其实这些张石昌也可以不在乎，最让他痛心的是，自己的三厂如今似乎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张石昌脱下雨衣挂在胳膊上，步履沉重地踩着木质的地板和楼梯走上五层顶楼，推开了集团会议室的大门，室内的灯光与昏暗的走廊形成反差，晃得他有些刺眼。张石昌定了定神发现屋里大会议桌旁已经坐满了人，集团领导班子、财务、工会、各分厂厂长全部在场，桌上的茶杯已没有了热气。
坐在主位上的是总经理廖忠良，五十多岁，国字脸，一双眉毛又浓又长，深灰的西装敞着，露出里面灰白的羊毛衫，衬衣领雪白雪白的，少见地打上了一条紫色的领带。廖忠良面无表情地抬眼看看，招了招手算是对这位老大哥打过招呼。
廖忠良左侧的副总经理肖国栋一脸笑容第一个开口说了话，还伸出手，手掌向上往会议桌中间位置示意了一下，很是客气。
“老张，就等你了，赶紧落座。”
廖忠良五十出头，一张少有皱纹的圆脸上似乎总是挂着笑容，毛涤混纺夹克里面，毛衫被肚腩拱起，有点像庙里的佛爷。张石昌记忆中，肖国栋哪怕在困难时期，身材就是胖墩墩的，几十年前初见时张石昌觉得这人笑得真诚、实在，与之说话时也就带上了笑，可笑了几十年，张石昌觉得有点累。
张石昌并不搭话，也没有坐上肖国栋示意的位置，而是在众人的注目礼下，靠着墙边走到了会议桌下手位坐下。这种规模的会议他经常参加，但今天在座的目光却让他想起了二十年前。
张石昌当班组长那会，厂里要开会，要求各班组上报“典型错误”的姓名，他平时工作忙也没心思跟着革委会闹腾，不知道典型是个啥，就去问另一个班组长，可巧那人也是稀里糊涂，按照优秀员工选了一个出来。张石昌觉得不妥，招呼大伙开会，商量了半天把那天请假的一个人报了上去。
开会那天，张石昌眼看着廖忠良在台上指着一个一个的“典型”破口大骂上蹿下跳，心里很是无奈，台下群众看向台上的眼神，有冷漠，也有不屑或厌恶，就像今天众人的眼神。当年张石昌曾经盘算着，回头给那个请假请成“典型”的工人多放几天假算是补偿，可这事过去没几天，“典型”们就被送去了农村，从此再也没见过。
张石昌不知道那位请假工人当时在台上的心情，但觉得与自己现在的感觉差不了多少。他的思绪被廖忠良的声音拽了回来，今天这场会就是给三厂开的，三厂从北茫集团的最强工厂，几年时间就变成了吊车尾单位，而且不仅自己差，还让整个集团都跟着拉起了饥荒，今年北茫整体呈亏损态势，有一半的“功劳”都归功于三厂。
廖忠良的开场词说得颇有水平，国内、国外，党内、党外，今年、明年，这个月、上个月，咱们厂、他们厂说了个遍，在形势大好中掺杂着前景堪忧，殷切期望中又充满了无限失望，最后他让张石昌说说想法。
张石昌其实不想说什么，他都59了，退二线的申请早早就交了上去，也没见批下来。张石昌有自知之明，他是个好工人，却只是个守城的材料，从70年代中期开始当厂长，把三厂守得稳稳当当就算有功，真正让三厂成为最强厂的其实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郝京松。
郝京松是80年代初技术兵退伍进的厂，身材精瘦，却是一身的腱子肉，吸引了不少女工的目光。他因为受过伤脚有些跛，也因此没赶上老山那场仗，也许是心中憋闷，小伙子把工作当成了冲锋，干起活来总有一股子拼命的架势。张石昌就喜欢这种性格的工人，说道少，听指挥，可以想夸就夸，想骂就骂，省得花心思去照顾情绪。
郝京松没辜负张石昌的偏爱，1985接过了三厂厂长的担子，让张石昌早早就享受起了只跟车床打交道的悠闲日子。三厂也真的像一个尖刀班一样，跟着郝京松冲了出去，可问题却出在1991年，那一年北茫集团与韩国仁安电子合资，按集团领导的说法，这简直是美猴王拿到了金箍棒，可以捅天了。但就在这一年，郝京松把手里最强，也是北茫的王牌产品：北茫彩色电视机甩给了二厂，带着三厂新开了一条组装制作空调的赛道，这是三厂甚至整个北茫集团都没有碰过的领域，从此三厂便开始衰落，即使集团投入了大笔资金依然挡不住三厂全线溃败的颓势。更让人唏嘘的是，1992年初，三厂厂长郝京松因为交通意外去世了。张石昌被集团从二线拉回来擦屁股，面对烂摊子一样的三厂，和一群一年没有奖金怒火无处发泄的职工，张石昌也是一筹莫展。
张石昌靠在椅背上，有气无力地说了说三厂的现状，自己这两年拼了老命地守城，豁出老脸去安抚工人，终于没闹出什么事来，也让三厂捡起了一些制造电子零部件的业务，算是给三厂续了命，可银行欠款就是个无底洞，张石昌没那个能力填。他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集团给三厂选拔新厂长，这个担子他张石昌扛不动了。
会议进入到了你一言我一语的阶段，有人客气挽留，有人举双手同意，有人滔滔不绝地说着没营养的建议，也有人做着看似颇有诚意的承诺，其实在座的都明白，所谓承诺也只是听听而已。
肖国栋面带微笑等待着讨论声音减弱，转向廖忠良说道：“廖总，我个人支持老张的意见，换帅如换刀，三厂需要一个新局面。”
廖忠良看看肖国栋又看看张石昌，嗤笑一声，张石昌的心思他非常清楚，你老张坐在三厂的火坑里烧得屁股疼，难道我廖忠良屁股下面的集团不是更大的火坑吗？自己苦熬了几十年，可算熬到了总经理的位置，好光景没过几年就跟着三厂吃瓜捞，他廖忠良50出头可还没待够呢。59岁的张石昌想甩手走人，可以啊，但厂长哪是那么容易就换的？
廖忠良心里有火，大声说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其实集团早就已经开始给三厂物色新的厂长，食堂门口的公示栏上，竞选通知都贴了好几茬了，也没见人报名，谈话谈了好几批也没人同意，烂摊子之所以是烂摊子还不是因为没人愿意收拾？没钱、挨骂、背黑锅，空有个厂长的帽子有什么可戴的。
廖忠良狠狠喝了一口茶水说道：“这就是今天开会最重要的问题，三厂的厂长，没人愿意接。”
肖国栋笑了笑，从脚边的公文包里拿出6页文件分成两份，一份递给了廖忠良，另一份让人手递手地传给张石昌。廖忠良戴上花镜翻了翻文件，诧异的目光从眼镜上沿看向肖国栋，与此同时，众人的声音传来，有人吸气、有人惊讶、有人嗤笑，一片如蚊蝇般的议论声中，文件传到了张石昌手里，张石昌只看了一眼便惊呼了起来。
“这仨人，我一个都不同意！”
窗外，天空深处传来一阵“呼噜呼噜”的闷雷，偏北风突然大了起来，吹得会议室木质的窗框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