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窗户没拉窗帘，10月清晨的阳光透进来，形成了一道道飞舞着灰尘的光束，街上传来车来车往的声音。伦敦再次开始运转；工厂开始活动；机器开始工作。读完这些书，我很想看看窗外，看看1928年10月26日清晨的伦敦正在发生什么。那伦敦在发生什么呢？似乎没有人在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伦敦仿佛完全不关心莎士比亚的剧作。没有人在乎——我不怪他们——小说的未来、诗歌的死亡，或是一位普通的女性开始用散文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有人用粉笔把这些事情写在马路上，没有人会停下来阅读。冷漠的脚步来去匆匆，用不了半小时，那些字就会被擦掉。一个小伙计走来；一个牵着狗的妇人走来。伦敦街道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似乎都一头扑在自己的事务上。有人拎着小包，像是商务人士；流浪汉用棍子敲打院子栏杆，噼啪直响；还有些和蔼可亲的人，把街头当成俱乐部，他们跟马车上的人打招呼，不等你问就会开始散布消息。街上还有送葬队伍，引得人们联想起自己的辞世，纷纷脱帽致敬。一位高贵的绅士缓缓地走下门阶，突然停住，免得撞上一位匆匆忙忙的妇人，那妇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件华丽的毛皮大衣和一束帕尔玛紫罗兰。人与人之间仿佛没有关联，所有人都一心沉浸在自己的事务中。
这时，就像平时的伦敦一样，街道完全停滞和安静了下来。没有人沿街走来，没有人路过。街道一头的悬铃木上，一片叶子飘落，在停滞和宁静之中落地。它像一个信号，指向事物中某种被人忽视的力量。它仿佛指向一条无形的河，流过转角，沿街而下，把人们也卷进了它的旋涡，就像牛桥学院的河水卷走船上的大学生和枯叶一样。它带来一位穿漆皮靴的女孩，从街道一边斜穿到另一边，又带来一位穿着红褐色外套的年轻男子，还带来一辆出租车，三者刚好在我窗户底下汇聚一堂。出租车停了下来，女孩和年轻男子停了下来，他们钻进了出租车，出租车静悄悄地走了，仿佛被水流卷去了别的地方。
这幅景象相当普通；奇怪的是，我的想象赋予它一种节奏，这幅两人钻进了一辆出租车的平常之景，似乎传达出了某种讯息，这一点让我感到欣慰。看着出租车转弯离开，我想，这两个人沿街走来、在街角碰面的景象，似乎缓解了我脑中的某种紧张。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两个性别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想法或许很伤神。它干扰到了心灵的和谐。而见着那两人碰面，一起坐上出租车，伤神的想法不见了，大脑也恢复了和谐。我把伸出窗外的头缩回来，心想，大脑真是个奇怪的器官，我们事事依赖它，但对它一无所知。我为什么感觉脑中出现了断裂和对立，就像我们的身体会因为明确的原因变得紧张一样？人们说的“大脑的和谐”是什么？我陷入沉思，人脑具有强大的集中力，能在任何时刻集中精力于任何一点，仿佛不能独立存在。比如，大脑可以和街上的人分离开来，独立于他们之外思考，从一扇窗户俯视他们。它也能和别人的思考同步，比如等待某个新消息被宣读的人群。它可以通过父辈母辈进行思考，就像我前面说的，写作的女性通过她们的母亲追溯过去。同样，一个女性的意识可以突然分裂，令她自己也感到吃惊，比如走过白厅街时，尽管自己是这种文明名正言顺的继承者，她也会产生陌生感和批判的态度，变得置身其外。显然，大脑的焦点在不断变化，用不同的视角观察着世界。有些心境虽然是自发产生的，但却让人感到不舒服。为了保持这种心境，人们就会无意识地抑制某种东西，渐渐地，这种抑制力就开始伤神。但是有些心境无须伤神也能维持，因为它们不需要抑制任何东西。我离开窗边，心想，我现在的心境就是其中一种。看到那两人上了出租车，我很确定心里产生一种感觉，仿佛我割裂的心再次自然融合在了一起。显然，这是因为对于两种性别来说，和睦相处才是自然的状态。人们有一种深层但或许毫无道理的直觉，倾向于相信一种理论：只有男性和女性结合起来，才能带来最大的满足，实现最完整的幸福。两人坐上出租车的场景给我带来满足感，这让我想到，每个人心中是否也有两种性别，像生理上的两种性别一样，为了实现完整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心理上的两种性别是否也要结合？接着，我笨拙地画了一张灵魂示意图，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两股力量，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大脑中，男性力量比女性力量更占优势，在女性的大脑中，女性力量则比男性力量更占优势。这两种力量彼此和谐，形成了精神上的合作关系，一个人的内心才会处在正常和舒适的状态。对于男性来说，他脑中女性的那部分依然发挥着作用；对于女性来说，她和自己心中的男性也有交流。柯勒律治说，伟大的心灵是雌雄同体的，他说的或许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实现了这种融合，心灵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发挥自己全部的能力。我想，无论是一个纯男性化的心灵，还是一个纯女性化的心灵，恐怕都不能创作。至于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从一两本书中找一下答案。
柯勒律治说伟大的心灵是雌雄同体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要对女性有什么特别的关心，也不是指从事研究女性的事业。比起单一性别的头脑，雌雄同体的头脑可能更倾向于不做这类区分。他的意思可能是，雌雄同体的头脑更易于共鸣和渗透；情感传递起来没有障碍；它天生就富有创造力，热情、完整。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的大脑是雌雄同体的，是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但莎士比亚其实并不怎么关心女性。不特别关注或单独讨论性别问题，是大脑高度发达的特征之一，现在要实现这一点，不知道比过去要困难多少。这时，我走到了当代作家作品的书架前，停下来想，这一点是不是长久困扰我的某件事情的根源。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性别意识最尖锐的时代，大英博物馆里无数男性作家写女性的书就是证据。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应归咎于妇女普选权运动。它在男性心中激起一股强烈的自我肯定欲望，怂恿他们强调自己的性别和特性，要不是受到了挑战，他们犯不着去思考这些问题。
如果一个人此前没受到过挑战，那他一旦面临挑战时，哪怕它来自少数带着黑色软边帽的女人，他也会进行有些过度的反击。或许这可以解释我发现的一些特征，我一边想一边拿起A先生创作的一本新小说。A先生正值全盛期，评论家们显然对他评价很高。我打开这本书。再次读到男性的写作，我确实感觉愉快。比起女性的写作，它显得如此直截了当，体现出思想和人身的自由，对自己充满信心。拥有一颗滋润、教养良好和自由的心灵，未遭遇挫折和反对，一生下来就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朝任何自己喜欢的方向发展，这种感觉太幸福了。所有这些都令人羡慕。但读过一两章后，书页上似乎横过一道阴影，呈一条黑色的直线状，看起来有些像大写字母“I”。人们开始左躲右闪，才能看清阴影后面的景象。那个阴影到底是一棵树，还是一个行走的女人，我不太确定。人们的注意力总是会被拉回字母“I”上。人们开始厌倦“I”。这个“I”是一个高尚的“I”，它诚实而合乎逻辑，硬得像一颗坚果，被几个世纪以来的良好教育和养育打磨得光亮。我打心底尊敬和赞美那个“I”。但是，我又翻了一两页，寻找某种别的东西——最糟糕的是，字母“I”的阴影像一团迷雾，失去了形状。是一棵树吗？不，是一个女人。但是……她身子里仿佛没有一根骨头，我看着菲比（这是她的名字）走过沙滩，这样想道。接着，艾伦站起身，他的影子立刻遮住了菲比的存在。因为艾伦有见解，菲比在他洪流般的见解中淹没。我想，那个艾伦心中一定有热情；接着我快速翻过一页又一页，感觉决定性的时刻正在降临，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个时刻就在阳光下、在沙滩上发生。它发生得堂而皇之，发生得非常激烈。没有其他事情能比这更不得体了。但是……我说了太多的“但是”。不能再继续说“但是”了。我怪自己，得想办法结束这个句子。我该把它讲完吗？“但是——我厌烦了！”可我为什么厌烦？一部分原因在于无处不在的字母“I”，它像一棵巨大的山毛榉树，投下了一片贫瘠的阴影。阴影之下寸草不生。还有一部分原因更隐晦。A先生的脑中似乎出现了某种困难和障碍，堵住了创造力的源泉，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我想起牛桥大学那顿午餐、烟灰、曼岛猫、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回忆，看来阻碍就在其中。因为他不再低声吟唱，“一颗晶莹的泪珠，从门前一朵西番莲滑下”。当艾伦走近菲比，她心中不再回应“我的心是鸟儿在歌唱，筑巢在那挂着露珠的新枝上”，他又能怎么办？如果他像白昼一样坦诚，像太阳的运行规律一样合理，他能做的只有唯一一件事。实际上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做了一遍一遍（我边说边翻页）又一遍。坦白说，他的做法有些无趣，虽然这么说会让人难受。莎士比亚的粗俗排除了人们心中一千件其他事情，而且一点也不乏味。莎士比亚为了快乐而粗俗，而A先生，就像保姆们说的，他为了某种目的而粗俗。他这么做是为了抗议。他强调自己的优越性，抗议另一个性别的平等。因此，他受到阻碍和压抑，自我意识强烈。如果莎士比亚认识卡拉夫和戴维斯小姐，他也会变成这样。如果妇女运动从16世纪而不是19世纪就开始了的话，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一定会是另一副模样。
如果大脑的两面性这个理论没错，那就说明男子气概成了一种自我意识——也就是说，现在的男性只用大脑中男性的一面写作。女性读这些书就是个错误，因为她不免会在书中寻找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想，人们最缺乏的是暗示的力量。我拿起批评家B的作品，非常小心、非常认真地阅读他关于诗歌艺术的言论。这些文字很出色，很敏锐，很渊博，但问题在于，他的情感缺乏沟通，他的大脑似乎被分隔在几个不同的房间，传不出丁点儿声音。因此，当B先生的句子进入我们脑中，它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了；但如果换成柯勒律治的句子，它会爆裂开来，激发出各种各样的思想，只有这种写作，才是参透了永恒的真谛。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让人深感遗憾。因为它意味着——这时，我走到一排排高尔斯华绥先生和吉卜林先生的作品前——最伟大的当代作家一些最好的作品也只不过被当成了耳旁风。无论评论家们做出何种保证，女性在这些作品里都找不到那一口永恒的生命之泉。不仅因为它们赞美男性美德，巩固男性价值观，描述男性的世界，还因为女性并不能理解这些书中渗透的情感。结局还早着呢，人们就开始说，那种情感来了，它聚集起来，要在人们头顶上爆发。那幅画会落在老乔里恩头上，他会惊吓过度而死，老牧师会为他宣读两三句讣告，泰晤士河上的所有天鹅会开始一起鸣叫。但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人们就会匆匆走开，躲进醋栗树丛，因为有些对男性来说非常深沉、微妙、象征意义非常丰富的情感，却让女性觉得奇怪。吉卜林笔下那些背过身去的军官是如此，撒种的播种人也是如此，那些只顾埋头工作的男人们，还有那面旗帜也是——所有这些黑体字都令人惭愧，仿佛在窃听一场只有男性的狂欢时被抓了个正着。实际上，无论是高尔斯华绥先生还是吉卜林先生，身上都没有一星半点儿的女性气质。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们的一切特质在女性眼中都是粗糙又不成熟的。他们缺乏暗示的力量。如果一本书缺乏了暗示的力量，那么不管它冲击力多强，都没法渗入心灵深处。
我不停地把书抽出来，看也不看再放回去，我在这种焦躁不安的心情下开始想象，一个纯粹的、自负的男子气时代即将到来，就像那些教授的信件（比如沃尔特·雷利爵士的信件）中预示的那样，意大利的统治者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时代。因为在罗马，人们很难不受那种凌厉的男子气概感染，且不论这种男性价值会对一个国家产生什么影响，它对诗歌艺术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怀疑。至少从报纸上的文章来看，意大利的小说让人感到某种焦虑。学者们召开了一场会议，主题是“促进意大利小说的发展”。那天出席的都是“贵族、金融界和工业界名流，或法西斯集团名人”，他们讨论该议题后，给领导人发了一封电报，称“法西斯时代很快就会催生一位不愧于这个时代的诗人”。我们大可以虔诚地相信，但诗歌可不是孵化器生得出来的。诗歌的诞生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恐怕法西斯诗歌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夭折的胎儿，就像小县城博物馆里的藏品那样，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展出。据说这样的怪物总是活不长；人们从没见过这样一个神童在田野里割草。一个身体长出两个头，并不能使人长寿。
如果我们急着追究这种情况的责任，两个性别都难辞其咎。所有诱惑者和改革家都有责任，对格兰维尔勋爵说谎的贝斯伯勒女士有责任，对格雷格先生说出真相的戴维斯小姐有责任。所有唤起性别自我意识的人都要负责，是他们，在我想在某本书上发挥自己的才智时，驱使我去追溯那个快乐的时代，那时，戴维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还没出生，作家懂得平衡自己大脑的两面来写作。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是雌雄同体的；济慈、斯特恩、库珀、兰姆和柯勒律治也是。雪莱大概是无性的。弥尔顿和本·琼森身上的男性气质稍多，华兹华斯和托尔斯泰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普鲁斯特是完全雌雄同体的，或者说女性气质稍多。但是这种情况过于少见，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一个人的大脑中要是没有这种融合，理智就会占了上风，大脑的其他能力就会僵化，最后荒废。但我安慰自己，现在是一个过渡期。我答应你们要做这场演讲，但我讲的大部分观点都会过时；现在，你们看到我眼里闪烁着火花，可不等你们成年，你们就会开始怀疑一切。
尽管如此，我来到书桌前，拿起那张以“女性与小说”为题的纸，准备写下第一句话：对于自己性别的思考，是任何一个写作者的致命伤。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男人或者女人，都是致命的；你必须成为有男子气概的女性或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女性发牢骚是致命的，哪怕一丁点儿也不行；哪怕有正当理由，也不能争辩；不能有意识地作为一个女性发表言论。这个“致命”不是夸张，因为任何带有意识偏见的文字都注定消亡。它不再获得营养。头一两天的时间里，它也许显得才华横溢，令人印象深刻，有力而巧妙，但当夜幕降临，它注定凋零；它没法在他人的心灵中继续生长。任何艺术创作，都需要大脑中的男性和女性先达成某种合作。两种对立的元素必须紧密结合。作家的大脑必须完全放开，我们才能感觉到他完整地表达出了自己的经验。大脑必须自由，必须宁静，没有一个轮子吱嘎作响，没有一星半点的光，窗帘必须拉严。我想，一个作家体验一件事情之后，他必须躺下来，让自己的大脑在黑暗中庆祝它们的结合。对于他脑中发生的一切，他一概不能看，也不能质疑。他应该去摘下玫瑰花的花瓣，看着天鹅静静地漂在湖面上。我又看到了那股卷走小船、大学生和落叶的水流，看到载上男人和女人的出租车，我想，他们穿过街道聚在一起，被水流卷走，我想，伦敦的河流在远处咆哮，他们也融入了滚滚洪流之中。
此时此刻，玛丽·贝顿一言不发。她已经告诉你们，她怎样得出了这个乏味的结论——要写小说或者诗歌，你必须有每年五百英镑，还有一间可以上锁的自己的房间。她试图阐明自己在这个结论中的种种思考和印象。她让你们跟着她一头撞见校官，在这里吃午餐、吃晚餐，在大英博物馆里画画，从书架上拿书，望着窗外。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肯定发现了她的种种过失和缺陷，判断这会对她的观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们反驳她，根据自己的标准增加或删减她的观点。这是应该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来说，只有一一排除所有错误，才能找到真相。最后，我自己先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批评，这两点很明显，我不说你们肯定也想到了。
你们可能会问，我还没有说，两种性别的作家各有什么优点。我是故意不说的，因为时候未到——眼下弄清女性有多少钱、多少房间，比用理论说明她们的能力要重要得多。就算时机成熟，我也不相信人的天分（无论是大脑还是性格方面的）可以像糖果或者黄油一样衡量，哪怕剑桥大学这么擅长给人分类、戴帽子和加头衔的地方也做不到。我甚至认为，你们在《惠特克年鉴》中找到的次序表也不能代表最终价值，也没有确凿的理由认为，参加宴会时巴斯爵士一定要走在精神病患者调查官后面。这种不同性别之间、不同品质之间的斗争，所有对自己优越性的强调和对他人劣性的贬低，都是人类发展的小学阶段，在这个阶段，人被分为不同的“派别”，一个派别可以打压另一派别，最重要的是，你得走上台，从校长手中接过那个华丽的奖杯。人们成熟之后，便不会再相信什么派别、校长和华丽的奖杯。至少说到书的时候，像这样贴标签是一件难如登天、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现在的文学评论不正是这种评价难度的体现吗？“伟大的书”“毫无价值的书”，同一本书会被人们同时冠上两个名字。赞美和批评一样毫无意义。虽然衡量的过程可能是一种愉快的消遣，但却是一项最徒劳的事业，屈服于衡量者的规则，是一种最为卑躬屈膝的态度。重要的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至于它能存活好几年还是仅仅几个小时，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如果牺牲你一丝一毫的想象力，或抹去它一点一滴的色彩，对某个手拿银奖杯的校长或袖中藏着标尺的教授言听计从，那就是一种最可悲的背叛，过去人们都说，财富和贞洁的丧失是人类的最大灾难，但和前者相比，只像被跳蚤咬了一口。
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反驳我说，我的所有论证都太强调物质条件了。即使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一年五百英镑代表思考的力量，门上的锁代表独立思考的力量，你们仍然可以继续反驳说，思想应该超脱于这些东西，伟大的诗人往往都是穷人。到底是什么成就了诗人？关于这个问题，你们的文学教授亚瑟·奎勒·库奇爵士比我更懂，我给大家引用几句他的话：
“过去一百多年来，出现了哪些伟大的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兰多、济慈、丁尼生、布朗宁、阿诺德、莫里斯、罗塞蒂、斯温伯恩——我们就此打住。这些人当中，只有济慈、布朗宁和罗塞蒂没上过大学，在这三位当中，只有英年早逝的济慈家境不那么好。这么说很残酷，也很悲伤：诗歌的才华并不是无论在何处、无论在贫穷或富裕的家庭中都能诞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面列出的十二位诗人中，有九位上过大学：这就意味着，他们都通过这样那样的方法，接受了英国最好的教育，这更是不争的事实。大家知道，在三位没上过大学的诗人当中，布朗宁家境还不错，你们想想，如果他家境不好，他就写不出《扫罗王》和《指环与书》，就像罗斯金如果没有一位做生意发了财的父亲，他也写不出《现代画家》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罗塞蒂有一小笔私人收入，他还画画挣钱。只剩下济慈什么也没有，命运女神阿特洛波斯早早夺去了他的生命，就像她把约翰·克莱尔扼杀在疯人院，而詹姆斯·汤姆森则用鸦片来麻醉自己的绝望。这些例子很可怕，但我们都要面对。不管这样说有多抹黑我们的国家，我都要说，我们的国家确实出了某种问题，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两百年以来，贫穷的诗人都机会渺茫。相信我——十年来，我花了大部分时间观察三百二十多所小学，发现我们的民主都是空谈，其实英国的穷孩子就像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很难实现心智的解放和自由，很难催生出伟大的文字来。”
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两百年以来，贫穷的诗人都机会渺茫……英国的穷孩子就像雅典奴隶的儿子一样，很难实现心智的解放和自由，很难催生出伟大的文字来。”就是这样。物质基础决定心智的自由，心智的自由决定诗歌的诞生。女性贫穷了不止两百年，而是有史以来就贫穷。女性在心智方面的自由还比不上雅典奴隶的儿子。因此，女性诗人的希望渺茫。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强调金钱和自己房间的原因。但是，多亏了过去那些默默无闻的女性（我希望自己可以更了解她们）的努力，多亏了那两场战争（虽然这么说有些奇怪），克里米亚战争让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走出了自家的客厅，以及六十多年后，欧洲战争让世界的大门终于向一般女性敞开，种种弊端终于走上了开始改善的道路。否则，你们今晚不会出现在这里，你们一年挣到五百英镑的机会就会微乎其微，虽然现在也机会不大。
你们可以继续反驳，既然女性写书要费那么大的劲儿，没准还得先谋害自己的姑姑，参加午餐会差点迟到，甚至可能跟某些大好人发生非常严重的争执，那你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件事情？我得承认，我的一部分动机是出于私心。像所有没受过教育的英国女性一样，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大量读书。最近，我读的书有些单调无趣：历史书写了太多战争，传记写了太多伟大的男性。我觉得诗歌变得越来越贫瘠，小说我就不多说了，免得暴露我根本不懂批评现代小说的事实。因此，我想请大家去写各种各样的书，不管书的主题多大或多小，都不要犹豫。我希望，大家无论通过什么方法，都能挣到足够的钱，去旅行，去闲着，去思考世界的过去和未来，去看书做梦，去街角闲逛，让思绪的钓线深深沉入街流之中。我绝不限制你们只写小说。如果你们写旅行和冒险的书，写研究和学术的书，写历史和自传，写批评、哲学与科学——我就会很高兴，而像我一样的人还有千千万万。你做的这一切，无疑能够促进小说艺术的发展。因为书和书之间会互相影响。小说应该和诗歌、哲学紧密相连。此外，如果你回想一下过去的任何一位伟人，比如萨福、紫式部、艾米莉·勃朗特，你会发现，她们既是继承者，也是开创者，她们的出现，是因为女性自然而然养成了写作的习惯。因此，哪怕只是个铺垫，你们的这些行为也有着无限价值。
我回过头来看这些笔记，批判自己写下这些笔记时的想法，发现我的动机也不完全是自私的。在我的评论和漫谈之中，我坚信——或者是我直觉？——好书值得写，而好作家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人性之恶，依然都是好人。因此，我让大家写更多书，是为了你们好，也是为了整个世界好。但我不知道要如何证明这种信念或本能的合理性，因为一个人如果没受过大学教育，说再多哲学术语也难以让人信服。到底什么是“现实”？它似乎是某种不稳定的东西——时而出现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时而出现在街头报纸的一角，时而出现在阳光下的水仙花中。它照亮了房间里的一群人，铭刻下某些平常的话语。一个人在星空下走回家时，它的出现会压倒一切，让沉默的世界变得比语言更加真实——接着它一转身，回到皮卡迪利广场的喧嚣之中，就出现在一辆公交车上。有时候，现实太遥远、太斑驳，让我们难以看清它的本质。凡是被它触碰到的，都会定格并成为永恒。当岁月的皮囊被丢进树篱，剩下的就是现实；它是往日的留痕，是我们的爱与恨。我想，作家能比其他人更多地生活在这种现实之中。作家的事业，就是寻找它、收集它、向更多人传播它。至少，我读完《李尔王》《爱玛》或《追忆似水年华》之后，做出了这个推断。读这些书，就像给感官做一台奇妙的除障手术，让人变得更敏锐；就像揭去世界的遮罩，让生命变得更强烈。那些与空幻斗争的人令人羡慕，而那些做事情稀里糊涂、碰得头破血流的人令人同情。因此，我让你们去挣钱、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让你们去面对现实，那种生活一定充满了活力，不管你能否把它表达出来。
我想就此打住，但是按照惯例，演讲的最后应该有一段结束语。一场面向女性听众的演讲，应该包含某种鼓舞人心或者高尚的东西，你们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请大家一定记住自己的责任，要努力提高自己，追求精神世界；我要提醒大家，你们肩负着怎样的重任，你们对未来又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但我想，这些劝告留给另一个性别去说也许更稳妥，他们一定能用更好的口才来讲述，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我检视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没有成为伙伴、追求平等或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等高尚的情感。我想说的很简单、很平淡：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重要。如果我能把话说得更漂亮，我要说，别做梦了，人不能影响其他人。要思考事物本身。
翻翻报纸、小说和传记，我再次想到，女人对女人讲话时，心中一定有某种不快。女人为难彼此，讨厌彼此。女人——你们听这个词还没听烦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反正我是听烦了。咱们得承认，一个女人读给另一些女人的稿子，结尾一定会有某种不愉快的东西。
我该怎么说？又能怎么想呢？其实，通常情况下我喜欢女人。我喜欢她们打破常规，喜欢她们的完整和默默无闻。我喜欢——但我不能继续说下去了。你们说，那边的橱柜里只有干净的桌布，但万一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藏在里面怎么办？让我说得更严肃一些，我刚才那番话，有没有跟你们说清楚人类的警告和责难？我已经告诉你们，奥斯卡·布朗宁先生对你们的评价有多低。我讲了过去拿破仑对你们的看法和现在墨索里尼对你们的看法。万一你们当中有谁要写小说，我已经为你们引述了批评家的建议，让你们勇敢面对自己性别的局限性。我还谈到X教授，强调了他的结论：无论是在智力、道德还是在生理素质方面，女性都比男性更劣等。我还没专门去找，就已经碰上了所有这些论调。还有一句来自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的终极警告，他说“当人们不再需要孩子，我们就不再需要女人”。我希望大家记下这句话。
我怎样才能进一步鼓励你们去生活？请大家注意，结束语要开始了，我要说，年轻的姑娘们，在我眼中你们无知得可怕。你们没有做出任何重要发现，没有动摇过一个帝国的统治，没有率领军队杀入战场。莎士比亚的戏剧不是你们写的，野蛮文明的开化没有你们的功劳。你们有什么借口？看看这世界上的街道、广场和森林，看看黑人、白人和棕色皮肤的居民在里面来来往往，忙着经营事业和爱情，你们大可以指着他们说，那是因为我们忙着干别的。如果没有我们，大海上不会有航船，沃土也会化为沙漠。据统计，地球上现存十六亿两千三百万人口，我们生他们、养他们，给他们洗澡，让他们受教育，一直到他们长到六七岁，这些事务就算有人帮忙，也依然需要时间。
你们说的不假——我不否认。但与此同时，我要提醒你们，从1866年到现在，英国存在至少两所女子大学；1880年以来，已婚女性已经可以合法拥有自己的财产；在距今整整九年以前的1919年，女性获得了投票权。我还要提醒你们，大部分职业已经向女性开放了快十年的时间。想想这些巨大的优势，想想你们享有这些权利的时长，想想此时此刻，肯定有至少两千名女性能想方设法挣到一年五百英镑，你就会发现，缺少机会、训练、鼓励、时间和金钱，这些借口已经不好用了。此外，经济学家还说，塞顿太太生的孩子太多了。当然了，你们也会生孩子，但他们说，生两三个就够了，而不是生十个、十二个。
因此，当你有了时间，读过了几本书——受够了某一种人，来上大学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某一种教育——你当然要进入人生的新阶段，开始一段漫长、艰苦而默默无闻的事业。有上千支笔等着对你指指点点，断言你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我得承认，我的个人建议有点不切实际，因此我希望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
我在这篇文章里说，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但你们不要去锡德尼·李爵士的莎士比亚传里去找她。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可惜，一个字都没来得及写。她葬在大象城堡对面停公交车的地方。我相信，这位从未写下一字、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还活着。她活在你我之中，活在许多其他女性心中，她们今晚不在这儿，而是在刷洗碗筷、哄孩子睡觉。但她还活着，伟大的诗人永垂不朽，是永恒的存在，时机一到，她就会化作肉身来到我们之中。我想，这个机会就要到来，这个机会就在你们手中。我相信，等我们再活上一个世纪——我说的是人类的共同生活、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小小人生——等我们有了一年五百英镑和自己的房间；等我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勇于写下自己心中所想；等我们稍微逃离公用的起居室，学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现实的关系看人；等我们学会从事物本身看天、看树、看一切；等我们越过弥尔顿的亡灵，再也没有人能遮挡我们的视线；等我们面对现实，因为这就是现实，我们没有臂膀可以依靠，只能自己前进，我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和真实世界的关系，等到那时机会就来了，莎士比亚死去的诗人妹妹就会唤醒她沉睡的躯壳。她会像他哥哥那样，从默默无闻的先驱者的生命中汲取力量，然后重生。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没有付出努力，她重生后没法以写诗为生，我们就不能指望她会复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我坚信，只要我们努力，她就会到来，因此，无论多么贫困和默默无闻，我们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
188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
1897年进入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希腊文和历史
1904年迁居布鲁姆斯伯里戈登广场46号
同年12月14日，初次在《卫报》上发表一篇未署名的书评
1905年开始在戈登广场46号举办“星期四之夜”
1910年为女性投票权运动做志愿工作
1912年和伦纳德·伍尔夫结婚
1915年第一部小说《远航》出版
1917年和伦纳德·伍尔夫创立霍加斯出版社
1925年《普通读者》《达洛维夫人》出版
1927年《到灯塔去》出版，次年获法国费米娜奖
1928年10月在剑桥大学先后两次演讲
1929年《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出版
1931年《海浪》出版
1941年身体状况恶化，于3月28日投河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