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胡思乱想过后，我终于走到一个书架前，上面放着的都是当代人的作品，有女性写的，也有男性写的，女性写的几乎和男性写的一样多。或者，这种情况并不完全真实，男性依然比女性更爱表达，但至少有一点没错：女性不再只写小说。书架上有简·哈里森写的希腊考古学著作，弗尔农·李写的美学著作，有格特鲁德·贝尔写波斯的著作。她们的写作涉及上一代女性根本没法接触的各种主题。她们写诗、写剧、写文学批评，写历史和传记、游记，写学术和研究专著，甚至还写了少数哲学著作和科学、经济著作。尽管小说仍然占大多数，但小说本身和其他类型产生了联系，产生了变化。朴素的写作风格已经随着女性写作的叙事诗时代一去不复返。阅读与批判拓展了她的视野和深度。书写自己的冲动已经平息。她开始把写作当成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自我表达。在这些新的小说里，我们能找到很多这类问题的答案。
我随便取下其中一本。它立在书架最边上，书名叫《人生的冒险》之类的，作者是玛丽·卡迈克尔，今年10月刚刚出版。我对自己说，这好像是她的处女作，但我们读它时，必须把它当作一个漫长系列的最后一卷，它和我刚才翻过的那些书是连续的——比如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诗作，阿芙拉·贝恩的剧作，还有四位伟大小说家的小说。我们习惯单独评判每一本书，但书是连续的。我评判这个不知名的女人时，应该把她当成前面那些作家的继承人，她继承了她们的个性与局限性。小说往往只能止痛不能解毒，让人陷入麻木的沉睡，而不是用滚烫的烙铁把人唤醒。我叹了口气，拿着笔记本和铅笔坐下来，看看我能从玛丽·卡迈克尔的第一部小说《人生的冒险》中得出什么。
我翻开一页，从上到下扫了一遍。首先，我得熟悉作者的语句，然后再去记忆角色的眼睛是蓝色还是棕色，克洛伊和罗杰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之后有的是时间处理这些细节，在那之前，我要先弄清楚，作者手里拿的是笔还是镐。于是，我试着念了念一两句话。很快我就明显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句子和句子之间的流畅衔接被打断了。书中出现了某种裂痕和伤口，时不时冒出一个刺眼的词来。就像过去的戏剧里说的，她“放开了”自己。我想，她仿佛在划一根永远点不着的火柴。如果她在我面前，我要问问她，简·奥斯汀的句子不适合你？难道因为爱玛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那些句子就要被抹消？啊，我叹道，看来就是这样。就像莫扎特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曲子，简·奥斯汀也写出了一段又一段旋律，可是，读这本书就像乘一艘敞船出海，沉一下，浮一下。这种简练的语言，这种急促的节奏，可能意味着她有所畏惧：也许是害怕被人说“多愁善感”；也许她想起过去人们说女性的写作太花哨，于是披上了过多的荆棘；除非我仔细读上一段，才能判断这是她自己的意志，还是受了别人影响。我仔细阅读之后，认为她至少没有让人读不下去。但她堆砌了过多的事实。按照这本书的篇幅来看（这本书相当于《简·爱》的一半那么长），她应该删掉至少一半的事实。但是，她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手段，把所有人——罗杰、克洛伊、奥莉维亚、托尼和比格姆先生——都塞进了同一条船。等等，我靠在椅背上说，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要再把整件事情仔细想一遍。
我对自己说，我几乎可以肯定，玛丽·卡迈克尔跟我们开了个玩笑。我感觉像行驶在蜿蜒起伏的火车路线上，你以为列车要下坡，它却升起来了。玛丽在摆弄我们预期的顺序。她先是割裂了句子，然后又打乱了顺序。如果是为了创作，不是为了破坏，那么很好，她完全有权做这些事情。只有当她遇到某个场景，我才能看出她是在创作还是在破坏。我给她选择这个场景的自由，无论是锡罐还是破旧的水壶都可以，只要她愿意；但她必须让我确信她自己相信这个场景；一旦她创作了这个场景，她就要去面对。她必须投身其中。如果她能履行自己作为作家的义务，我也决定履行自己作为读者的义务，于是，我翻开下一页继续阅读……抱歉我突然打住了。这里有男人在场吗？你们能不能向我保证，查尔斯·拜伦爵士没有藏在那块红色帘帐后面？大家都是女人，对不对？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我读到的原话是：“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不要吃惊，不要脸红。在场的都是女同胞，我们不妨私下里承认，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有时候，女人确实会喜欢女人。
“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我读道。我突然意识到，这意味着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在文学世界里，这也许是克洛伊第一次喜欢奥莉维亚。克莉奥佩特拉没有喜欢奥克塔维亚。如果是这样，《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将会发生多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让思绪从《人生的冒险》移开了一下，我想，这件事被简化了，世俗化了，甚至显得很荒唐。克莉奥佩特拉对奥克塔维亚唯一的情感就是嫉妒。她比我高吗？她怎样打理头发？这部剧也许不打算描绘更多。但如果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那该多有趣啊。我迅速回想了一遍虚构作品中辉煌灿烂的女性形象，发现所有女人之间的关系都过于简单。太多东西被忽略，太多东西等待人们去尝试。我试图回忆，我读过的书里，是否出现过两位朋友关系的女性。《十字路口的狄安娜》做过此类尝试。当然，在拉辛的悲剧和希腊悲剧中，女性可以是知己。她们有时是母亲，有时是女儿。但她们无一例外出现在与男性的关系之中。在简·奥斯汀的时代之前，所有小说中的伟大女性形象，都是通过另一个性别的视角呈现，并且只出现在和另一个性别的关系之间，这真是太奇怪了。那是女性生活中一个多么微小的部分，而男性戴着黑色或者玫瑰红色有色眼镜看待性别，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因此，小说中的女性气质奇特：要么美得惊人，要么丑到极致；要么善良神圣，要么穷凶极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随着他心中的激情起起伏伏，随着他的事业成功或遭遇不幸，他眼中恋人的形象也会改变。当然，19世纪的小说家不会这样写。女性的形象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也许，正是书写女性的欲望让男性逐渐抛弃了诗剧，选择小说作为更合适的形式。诗剧过于激烈，很难容得下女性。尽管如此，从普鲁斯特的作品中依然能明显看出，男性对女性的了解非常有限且偏颇，女性对男性的了解也是一样。
我又看了看眼前这一页，发现女性显然和男性一样，除了日复一日的家务，也有其他兴趣。“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她们共用一间实验室……”我继续往下读，发现这两位年轻女性正在切猪肝，似乎是用来治疗贫血的；其中一位已经结婚——我应该没说错——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当然了，这些情况都不能说，因此，小说中女性的光辉形象太简单、太单调。我们假设在文学作品中，男性只能作为女性的情人出现，不能和男人交朋友，不能是士兵、思想家、梦想家，那莎士比亚的戏剧会少了多少男性角色，文学会变得多么暗淡失色！我们只能看到几乎完整的奥赛罗，大部分完整的安东尼，但看不到恺撒、布鲁图斯、哈姆雷特、李尔王、杰奎斯——文学世界会变得极其匮乏，当然，把女性拒之门外，文学世界更是会变得无比匮乏。被逼着结了婚，关在房间里，整天做着同样的事情，这样的女性，让剧作家如何做出完整、有趣或真实的记录？爱情成了对女性的唯一一种诠释。诗人必须满腔热情或苦涩，除非他选择“仇恨女性”，这种态度往往意味着他不受女性欢迎。
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和她共用一间实验室，单是这一点，就足够让她们的友情更多样化、更长久，因为其中少了些私人的成分；如果玛丽·卡迈克尔懂得如何写作，我已经开始欣赏她的写作风格；如果她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一点我不确定；如果她每年都有五百英镑——这一点还有待考证——如果是这样，那就意味着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而玛丽·卡迈克尔懂得如何表达这种情感，那她就相当于开启了一扇无人涉足的新世界的大门。这个世界明暗相伴，人们仿佛举着蜡烛走进了一个弯弯曲曲的洞穴，看不清下一步会迈向何处。我开始重读这本书，看看克洛伊如何注视着奥莉维亚把一个罐子放在架子上，如何说她该回家照顾孩子去了。我惊呼，自从创世以来，这样的场景还是第一次出现。而我满心好奇地观察着。我想看玛丽·卡迈克尔如何捕捉到那些不曾被描述的动作，那些没说出口或只说了一半的话语，当女性独自一人，不受男性善变和偏见的影响，这些动作和话语就成形了，像飞蛾投在天花板上的影子一样不易察觉。我边读边想，她要屏息凝神才能做到，因为女性对一切没有明显动机的事情都表示怀疑，她们习惯了遮掩与压抑，哪怕有人留心多看她们一眼，她们也会仓皇而逃。如果玛丽·卡迈克尔在场，我要告诉她，你唯一的办法是谈点别的，或是定睛看着窗外，然后去记录，不是用铅笔记在笔记本上，而是用最快的速度，用那些几乎还没说出口的话语，记下奥莉维亚——这个被巨石遮蔽了几百万年的生命——感到一缕光洒下，看到一盘奇怪的食物递到了自己面前——那是知识、冒险和艺术。我从书页上抬起眼，心想，她伸手去拿那盘食物，她高度发达的才能本来是用于其他目的，现在她必须组合出一些全新的东西，让新的和旧的才能融合，但不影响整体上无限复杂和精细的平衡。
但是，啊，我做了一件我本不想做的事情：我不知不觉陷入了赞美同性的陷阱。“高度发达”“无限复杂”——这些无疑是赞美之辞，但赞美自己的同性通常没有说服力，还很愚蠢，更何况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呢？你没法指着地图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哥伦布是女人；不能拿着苹果宣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牛顿是女人；不能望着天空说，有飞机飞过去了，飞机是女人发明的。墙上没有衡量女性高度的标记。没有一把按英寸均分的码尺，用来衡量一位母亲是否称职，一位女儿是否孝顺，一位姐妹是否忠诚，一位主妇是否能干。即使到了现在，也很少有女性能上大学；她们很难有机会经历各种职业的磨炼，比如陆军、海军、商贸、政治和外交。甚至直到现在这个时刻，她们几乎还没有进入这些分类。但举例来说，如果我想了解人们对霍利·巴茨爵士已知的一切，只需翻开《柏克氏贵族系谱》或《德布雷特氏贵族名鉴》，就能查到他获得了这个和那个学位，有一套宅子，有一位继承人，是某委员会的书记，当过英国驻加拿大大使，获得了各种学位、官职、奖章和其他荣誉，永远铭刻着他的功绩。霍利·巴茨爵士的信息被记载得如此详细，恐怕只有上帝知道更多了。
因此，我说女性“高度发达”“无限复杂”，却没法从《惠特克年鉴》《德布雷特氏贵族名鉴》或大学年鉴中找到任何证据。这下我怎么办？我又看了看书架。上面有很多传记：约翰逊、歌德、卡莱尔、斯特恩、库珀、雪莱、伏尔泰、布朗宁和其他很多人。我回想这些伟大的男性，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倾慕女人，追求女人，和女人一起生活，向女人倾吐秘密、示爱，书写她们，信任她们，表现出一种对几个特定女性的需求和依赖。我不敢肯定所有这些关系都是柏拉图式的，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就会否认这一点。但如果我们坚持说，杰出男性从女性身上获得的只有安慰、奉承和生理快感，那就大错特错了。显然，他们获得了一些同性不能提供的东西；我们无须引用诗人的狂热诗句，就可以确定这种东西是对男性的促进，对创造力的补充，它们只能从异性身上获得。我想，他打开客厅或育儿室的门，看见她和孩子们在一起，膝头放着一块刺绣——总之是看见某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秩序和体系，不再是什么法庭或议院，而是和他自己的世界完全相反，那情景让他瞬间焕然一新、精力充沛；接下来，哪怕他们聊些最简单的话题，也能产生一些不同的观点，让新的养分滋润他干涸的思想；她用和他完全不同的方法创作，仅仅是看到这幅光景，他的创造力也会开始活跃，停滞的大脑不知不觉开始重新转动，只要他戴上帽子去拜访她，他就能找到自己缺失的那个句子或场景。每个约翰逊都有他的史雷尔夫人，出于某种原因对她穷追不舍，史雷尔和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结婚后，约翰逊又恨又恼，都快疯了，不仅因为他怀念那些在斯特里特姆度过的愉快夜晚，也因为他的生命之火“仿佛熄灭”。
我们不是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或伏尔泰，和这些大人物相差甚远，但也能感受到，女性身上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创造力，生来复杂且强大。人们走进房间——此时英语词穷了，一个女人得动用英语里的全部词汇，把它们硬凑在一起，才能说出她走进房间时发生了什么。这些房间截然不同；有的安静，有的电闪雷鸣；有的通往辽阔的大海，有的通往监狱的操场；有的挂满洗好的衣物，有的装满宝石和绸缎；有的像马鬃一样坚硬，有的像羽毛一样柔软——只需走进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任意一个房间，错综复杂的女性力量就会扑面而来。不然呢？因为女性在室内待了几百万年，她们的创造力浸透了墙壁，远远超出那些砖块和灰泥的容量，只有写作、绘画、商业和政治才能驾驭它。她们的创造力和男性的极为不同。这种力量是几个世纪的严厉约束换来的，它不可替代，如果遭到遏制或者白白浪费，那绝对是一万个可惜。如果女性像男性一样写作，像男性一样生活，甚至长得也和男性一样，那更是一万个可惜，因为世界那么大那么丰富，两种性别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只剩一种性别怎么行呢？我们的教育难道不是应该凸显和强化两个性别的不同，而不是相似之处吗？人类已经有了太多相似之处，如果哪位探险家探险归来，发现另一个性别的人隔着另一片树枝仰望另一片天空，那他就是对人类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看着某教授搬出测量尺，急急忙忙证明自己“更优越”，是一件有着无限乐趣的事情。
我依然游离在书页之外，心想，玛丽·卡迈克尔雕琢自己的作品时，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我怕她不小心变成我心中最无趣的那类人——一位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一位思想者。世界上有那么多新的事等待她去发现，她不用把自己禁锢在中上流家庭的大房子里。她带着友爱的精神，而不是怜悯或者屈尊的心情，走进洒满香水的小屋子，里面坐着情妇、娼妓和抱着八哥犬的妇人。她们身上穿着的粗糙成衣，一定是男性作家硬搭在她们肩头的。但玛丽·卡迈克尔拿出剪刀，把它们裁剪得贴合身体的每一处线条。她们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这是一幅奇景，但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因为玛丽·卡迈克尔在“罪恶”的自我意识面前犹豫了，这是性野蛮时代的遗物。她脚上还戴着过去残留的虚伪的阶级镣铐。
然而，大部分女性既不是娼妓，也不是情妇；也不会在一个夏日把八哥犬放上沾满灰的天鹅绒膝头，抚摸它们一下午。那她们都做些什么？我脑中浮现出河南岸某条长长的街道，无数人住在街道两旁的小巷。我想象一位老妇人穿过街道，一位中年女子搀扶着她，后者可能是她女儿，两人打扮得都很体面，穿着靴子和毛皮大衣，她们一定是把每天下午的盛装打扮当成一种仪式，等夏日来临，她们会把这件衣服和樟脑丸一起放入衣柜。她们穿过街道时，街灯亮起（因为黄昏是她们最喜欢的时间），这种行为，想必她们已经重复了一年又一年。老妇人将近八十岁，如果你问她人生对她意味着什么，她会说，她记得巴拉克拉瓦战役时街头的灯火，她听到爱德华七世诞生时海德公园的炮响。如果你锁定某个特定的日期，再问她，1868年4月5日她在做什么，1875年11月2日又在做什么，她会一脸茫然地说，她都不记得了。她做饭，洗盘子、杯子，送孩子们上学，放他们出去闯荡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没留下任何痕迹，都消失了。传记和历史对此没有记录一个字。小说难免会说谎，尽管它不是故意的。
如果玛丽·卡迈克尔在场，我要对她说，无数默默无闻的人生等待着被记载；我的思绪继续沿着伦敦的街道飘荡，我想象那些不留痕迹的生活，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有两手叉腰站在街角的妇女，戒指已经深深陷进肿胀的手指，说话时带着一种莎剧的节奏，边说边比画；还有卖花、卖火柴的女人和干瘪的老太婆；还有那些游荡的女孩，她们变幻的面孔仿佛是阳光和云雾中的波浪，标示着男男女女的到来和橱窗里闪烁的灯光。我对玛丽·卡迈克尔说，这一切都等着你去探索，攥紧你手中的火炬，首先照亮自己的灵魂，发现其中的深刻与肤浅、虚荣与慷慨，认清自己的意义，无论你美或平凡。人造大理石的街道上有一条拱廊，满是销售各种服装饰品的商店，各种化妆品的瓶子里飘出淡淡的清香，各种手套、鞋子和物品在香气中上下摇摆，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认清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我想象自己走进一家商店，店里铺着黑白相间的地板，挂满美得惊人的彩色丝带。我想，玛丽·卡迈克尔经过这里，肯定会停下来看一眼，因为这幅光景同样适合书写，不亚于任何一座雪山之巅或者安第斯山脉的岩石峡谷。还有一个女孩站在商店柜台后面——我想写下她的真实故事，就像拿破仑的第一百五十种传记，济慈的第七十次研究，或老Z教授等人正在写的关于弥尔顿式倒装句应用的文章。然后我踮起脚尖，非常谨慎地小声说（因为我很胆小，很怕被骂，更何况我之前差点遭到那种责骂），她应该学会一笑了之，不去挖苦另一个性别的虚荣——或者说特别之处，后一种说法攻击性不那么强。每个人脑袋后面都有一块自己永远看不见的盲区，大概有一先令硬币那么大。两个性别的人应该互相帮助，描述对方脑后这个盲区。想想尤维纳利斯的评论和斯特林堡的批评给女性带来了多少好处。想想看，自古以来的男性有多么仁慈和敏锐，指出女性脑袋后面那个黑点！如果玛丽够勇敢、够诚实，她应该走到男性背后，告诉我们她有什么发现。如果没有女性描述那个一先令硬币大小的点，男性的形象永远没法变得真实和完整。伍德豪斯先生和卡索邦先生就是一个同样大小和性质的点。当然，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劝她故意轻蔑和嘲笑他人——文学已经证明，怀着这种精神写下的文字都是徒劳。人们会说，只要诚实，就一定会产生有趣的结果。喜剧的内容一定会更充实。新的事实一定会被发现。
不过，是时候重新回到书里来了。与其推测玛丽·卡迈克尔会写什么、该写什么，不如看看她实际写了什么。于是我继续阅读。我记得我对她有些不满。她打乱了简·奥斯汀的句式，让我没法炫耀自己完美的品位和挑剔的眼光。“是啊，是啊，写得不错，但简·奥斯汀写得比你好多了。”这么说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我必须承认，她俩没有任何共同点。不仅如此，她还进一步打破了文章的顺序——我们预料之中的顺序。也许她这么做不是故意的，只是想还原事物本来的顺序，作为一名女性写作。但结果却令人困惑；我们看不到浪潮涌起，看不到危机即将到来。因此，我无法炫耀自己的情感深度，或是对人心的深刻见解。每当我预感在某处感觉到某种熟悉的感情时，感觉到爱情或死亡时，那个恼人的东西就会把我拉扯到一边，仿佛重点还在前面不远处。她让我们没法说出那些掷地有声的论调——关乎“基本情感”“人性的共通之处”“人心的深度”等话题，支撑我们的信念，让我们相信不管我们表面上有多聪明，内心都是非常严肃、深刻和高尚的。她反而让我们觉得我们不严肃、不深刻、不高尚，而是——这个想法就不怎么讨人喜欢了——思想懒惰、保守。
我继续往下读，注意到其他一些事实。她显然不是“天才”。她没有对大自然的热爱、炽热的想象、狂野的诗情、杰出的才华，也没有继承伟大前辈温切尔西伯爵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的深沉智慧；她笔下没有多萝西·奥斯本那样的韵律和尊严——她只不过是个聪明姑娘，她写的书不出十年，就会被出版社化成纸浆。尽管如此，半个世纪前有些女性比她更具才华，但少了几种优势。对她来说，男性不再是“敌人”；她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责骂他们；她不用爬上屋顶，渴望旅行、经验、了解世界和人，不再因为得不到这些而烦扰。恐惧和憎恨几乎消散，它们留下的痕迹之上，显露出一种自由看待异性的快乐，快乐得有点夸张，倾向于刻薄和讥讽，而不是浪漫。毫无疑问，作为一名小说家，她确实享有某种高级的天然优势。她的情感广泛、热切、自由。哪怕是难以察觉的轻轻一碰，它也能做出反应。它像一株刚破土的幼苗，外面的每一幅光景、每一种声响都让它沉醉。它非常敏锐、充满好奇地探索那些不为人知和未被记录的事物；它发现渺小的事物，证明它们或许并不渺小。它让被掩埋的事物重见天日，让人禁不住好奇这些东西怎么会被埋藏。尽管她笨拙，完全没有继承那种悠久的传统，没法像萨克雷或兰姆那样，钢笔轻轻一挥，就能写出令人愉悦的文字，但她还是——我开始想——掌握了最重要的第一课；她作为一名女性写作，并且忘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她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奇妙的性别平等意识，这是消除了性别意识的结果。
这些都是好事。但她必须超越瞬间性和私人性，搭建起一座矗立不倒的大厦，否则再多感性和细腻的感知都没用。我刚才说过，我要等她面对“某个场景”。我是认真的，除非她能打起精神，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看表面的人，而是能看到事物的深处。在某个时刻，她会对自己说，就是现在，我不需要诉诸任何暴力，就能说明这一切的意义。然后她就开始了——多么明显的跃动！——她振作起来，记忆中开始浮现其他章节中被遗漏、几乎被忘却的内容，也许是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她写某个人做针线活或者抽烟斗，让人感觉到这一切都很自然，随着她继续往下写，人们会感觉到，他们仿佛来到世界之巅，脚下是整个庄严的世界。
不管怎么说，她正在尝试。我看着她接受考验，我看到那些主教和院长、博士和教授、家长和教师大喊大叫，但希望她没有听到。他们都在警告和建议她：你不能做这个，你不该做那个！只有研究者和学者才能走上草坪！女性要有介绍信！胸怀大志的优雅女性小说家走这边！他们纠缠着她，像挤在赛马场栏杆边上的人群，她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能否忽略身边的人，一心跨越自己的栅栏。我对她说，如果停下来咒骂，你就输了；停下来笑，也是一样。如果你犹豫，慌乱，你就完蛋了。我央求她，只管跳你的，仿佛我把所有钱都押在了她身上；她跨越了栅栏，轻盈得像只鸟儿。但是，栅栏之后还有一道道栅栏。我怀疑她坚持不下来，因为鼓掌和叫喊声都消磨着她的精力。但她尽力了。考虑到玛丽·卡迈克尔不是天才，而是一位无名女子，在卧室兼起居室里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没有足够好的条件、时间、金钱和闲暇，我想，她已经做得不错了。
我读到了最后一章——有人拉开了客厅的窗帘，星空照亮了人们的鼻梁和裸露的肩膀——我得出结论，再给她一百年，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一年五百英镑，让她说出自己的心中所想，把她现在写下的文字删去一半，那么总有一天，她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我把玛丽·卡迈克尔著的《人生的冒险》放回书架最边上，说道，她会成为一个诗人，不过要再过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