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一个女性显然不可能有那样的心境。想想伊丽莎白时代的墓地，孩子们双手合十，跪在墓碑前；想想那些早早死掉的孩子；看看她们的家，她们黑暗逼仄的房间，你就能明白，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条件写诗。我们只能期待日后出现某位贵妇人，生活得相对自由和舒适，便冒着被人当作怪胎的风险，用自己的真名发表了一些东西。当然，不是男人们势利眼，我得小心点，免得被当成丽贝卡·韦斯特小姐那样的“可恶的女性主义者”；但他们一见到伯爵夫人写诗，就大都会转变成赞赏的态度。比起某个不知名的奥斯汀或勃朗特小姐，一位有头衔的女性当然能得到更多鼓励。尽管如此，她心中依然会产生恐惧和憎恨等不相干的情感，她的诗作中也会留下这些被干扰的痕迹。就拿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诗来举个例子吧。她生于1661年，出身高贵，嫁入名门，她没生孩子，还写诗，你只要翻开她的作品，就会发现她对女性地位的愤慨喷涌而出：
我们堕落了！因为错误的规矩，
因为教育，我们并非天生愚昧；
我们的大脑停下了脚步，
渐渐迟钝，任凭别人摆弄；
假如有人冲破重围，
喷发着热情的想象和雄心，
反对势力依然强大，
恐惧永远压倒生存的希望。
显然，她还没有达到“没有阻碍，没有杂质”的境界。相反，憎恨和怨念困扰着她，分散了她的精力。在她眼中，人类分成两种势力。男性是“反对势力”，他们可恨又可怕，因为他们能阻挡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写作。
啊！一个女人拿起笔，
被当成一个狂妄之徒，
任何美德也无法挽回这个错误。
他们让我们认清自己的性别和地位；
良好的出身、时尚、舞蹈、装扮和玩乐，
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写字、读书、思考或探究，
遮蔽了美貌，虚度了光阴，
搅扰了他人征服我们的青春。
管理房屋和仆人，这些无聊事务
就是我们最大的艺术和用途。
显然，她觉得这些东西永远不会出版，才有勇气写下来。她只能用这句悲伤的吟唱安慰自己：
向少数几位朋友，唱出自己的悲伤，
月桂树永远与你无缘；
满足吧，待在阴森森的树影里。
不过，她显然可以放下仇恨和恐惧，放飞自己的心灵，不用忧愁和怨恨堆砌自己的诗句。她心中有一团热火，她笔下时不时流淌纯粹的诗意：
褪了色的丝线，
怎能织出独一无二的玫瑰来。
这些句子得到了墨里先生的赞许，而且据说蒲伯记住并引用了下面的诗句：
黄水仙让人迷昏了头，
我们沉进痛苦的芬芳。
一个女人明明可以任由思绪自然流淌，明明可以写出这样的文字，却被逼成了愤怒和怨恨的化身，真是一万个可惜。可她有什么办法呢？想想那些嘲讽和嗤笑，那些谄媚的奉承，还有专业诗人的质疑。为了写作，她一定曾经把自己关进乡间小屋，任由怨恨和踌躇撕裂她的心，哪怕她有一位最最善解人意的丈夫，有一段完美的婚姻。我说“一定”，是因为如果你要调查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生平，就会一如既往地发现，人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饱受忧郁的折磨，我们可以从她的诗句中窥见一斑。每当忧郁缠身，她就会这样想：
人们诋毁我的诗句，误解我的行为
是愚蠢的徒劳，是狂妄的错误。
就我们所知，遭到以上非难的行为，都是些无害之事，比如在田野中漫步和幻想：
我的手乐于探索一切不寻常，
偏离众所周知的常规轨道，
褪了色的丝线，
怎能织出独一无二的玫瑰来。
当然，如果这就是她的习惯和爱好，难怪她会被嘲笑，据说蒲伯或者盖伊曾经讽刺她为“乱写乱画的怪才”。据说她还曾经嘲笑盖伊，说他的《琐事》表明“比起坐在轿子上，他更适合下来抬”，因此还得罪了他。不过墨里先生说，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流言”，而且“令人乏味”。这话我不同意，因为哪怕是不可靠的流言，我也想多听一些，好拼凑出这位忧郁的夫人的形象：她爱在田野间散步，思考不寻常的事物，轻率地鄙夷“管理房屋和仆人的无聊事务”。但墨里先生说，她荒废了。她的才华长满杂草，缠满荆棘，再也没法恢复原来的光彩夺目。我把她的作品放回书架上，转向另一位贵妇人，就是兰姆喜爱的那位纽斯卡尔公爵夫人，浮躁、爱幻想的玛格丽特，她是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同代人，比她年长。她们两人截然不同，但都出身高贵，没有孩子，都嫁了最好的丈夫。她们都有一腔创作诗歌的热情，她们的热情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扭曲和破坏。翻开这位公爵夫人的诗作，你能看到那股熟悉的愤怒之情喷涌而出。“女人像蝙蝠或猫头鹰一样活着，像牲畜一样劳作，像蠕虫一样死去……”玛格丽特本来也能成为诗人，要是在今天，她的努力定能形成某种结果。但就算这样，她们的才华如此狂野、宏大、桀骜不驯，又有什么能束缚、驯服和教化它们，让它们为人类所用呢？它们倾泻而出，横冲直撞，形成一股股韵律、散文、诗歌与哲学的奔流，凝结成一册册四开本或对开本书籍，没有人来阅读。她手中本该有一台显微镜，她本该学习如何观察天体，如何科学理性地思考。她的才智因孤独和放任而变质。没有人拦她，没有人教她。教授们奉承她，宫廷里的人又嘲弄她。埃杰顿·布瑞格爵士抱怨她的粗野——“居然是来自于出身高贵、从小在宫廷中长大的人的笔下”。她把自己独自一人关在维尔贝克。
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让人联想到的，是一幅多么孤独和放纵的光景啊！仿佛巨大的黄瓜藤蔓肆意蔓延，把满园的玫瑰和康乃馨都缠死了。“头脑开化的女人是教养最好的女人”，一个写出这种话的女性，却浪费时间去写一些废话，越来越沉迷晦涩和荒唐的事物，甚至到了她一出门马车就会被人围观的程度，真是太可惜了。显然，疯狂的公爵夫人被当成用来吓唬其他聪明的女孩的妖怪。我放下公爵夫人的书，翻开多萝西·奥斯本的书信集，想起多萝西曾经写信给坦普尔评价公爵夫人的新书。“这个可怜的女人肯定有点精神错乱了，否则她干不出这种荒唐事，居然有胆量写书，还是一本诗集，哪怕我两个星期不睡觉，我也干不出这种事来。”
既然理智稳重的女性都不写书，那敏感忧郁、脾性和公爵夫人截然相反的多萝西当然什么也没写。书信不算。一个女人坐在父亲的病床前时，可以写信；在男人们谈天时，可以在炉火边默默写信，免得打扰他们。我翻看多萝西的书信，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个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孤独姑娘，居然有天分写出这样的遣词造句和场景描绘。请看她是这样写的：
吃过午饭，我们坐下来聊天，聊到B先生时我走了。下午我们读书、工作。到了六七点钟，我来到我家附近的一块公地，很多少妇在这里放羊放牛，她们坐在树荫下，唱着民歌。我走过去，把她们的歌喉和美貌，同我读到的那些古代女牧羊人对比，发现两者差距很大，但却是同样的纯真无邪。我和她们攀谈，发现她们无欲无求，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只不过她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聊天时，她时不时东张西望，见着自己的母牛跑进地里，就仿佛脚边生了翅膀一样，一溜烟跑开了。我跑得没那么快，落在后面，看她们赶牛回家，觉得自己也该走了。晚饭过后，我走进花园，来到花园边一条小河旁，坐下来，多希望你此时此刻在我身边……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她有当作家的潜质。但她却说，“哪怕我两个星期不睡觉，我也干不出这种事来。”——一位颇具写作才华的女性，也认为女性写书很荒唐，甚至有点精神错乱，可想而知投身写作的女性要面临多大的阻挠。我把多萝西·奥斯本这唯一一小本书信集放回书架上，接下来拿起了贝恩太太的书。
贝恩太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过去那些孤独的贵妇人只为娱乐而写作，没有任何读者和批评者，让我们把她们和她们的对开本统统留在花园里。让我们走上街，和街上的普通人并肩前行。贝恩太太是一位中产阶级女性，幽默、活跃、勇敢，身上不乏平民的美德；她死了丈夫，经历了某些失败的冒险，被迫学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谋生。她必须像男人一样工作。她通过努力工作，挣到了足够自己生存的钱。这一事实比她写下的任何东西都要重要，甚至胜过《一千次献祭》和《爱在一场神奇的胜利》这两首好诗，因为女性从此拥有思想的自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还将拥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阿芙拉·贝恩做到了，姑娘们就可以告诉自己的父母，你们不用给我钱，我自己可以靠笔挣钱。可想而知，在接下来很多年里，做父母的回答都不会变：好呀，像阿芙拉·贝恩一样生活！还不如去死！砰的一声，门比以往摔得更响了。男人对女人的贞洁如此重视，甚至对她们的教育产生了影响，这个话题非常有趣，如果哪位格顿或纽汉姆的学生愿意研究这个话题，肯定能写出一本有意思的书来。书的卷首插画，可以用这个场景：达德利夫人坐在苏格兰的沼泽地里，身上戴满钻石，身边被蚊虫包围。达德利夫人去世那天，《泰晤士报》撰文说，达德利勋爵“是一位有教养、有成就的人物，他仁慈、慷慨，但却专横又反复无常。他坚持要求自己的妻子盛装打扮，哪怕是在偏远的高地狩猎小屋里，他也给妻子身上戴满华丽的珠宝”，等等，“他给了她一切，但就是不让她负责任何事情”。后来，达德利勋爵中风了，此后，他的妻子不仅照顾他，还打理他的产业，展现出十分卓越的才能。这种怪诞的独裁在19世纪仍然存在。
说回阿芙拉·贝恩，她向世人证明，写作可以挣钱，但可能需要牺牲某种讨人喜欢的品德。渐渐地，写作不再意味着荒唐的行为或者错乱的头脑，而是有了重要的实用意义。一个人可能遭遇丈夫的亡故，家中可能遭遇某种灾祸。临近18世纪时，数以百计的女性开始想方设法挣钱给自己零花或补贴家用，她们做翻译，写糟糕的小说，这些小说在教科书中都没能留下记录，但经常出现在查令十字街的廉价书摊上。18世纪末，女性在脑力活动领域非常活跃，她们讨论、聚会、写文章评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著作，一切行为都以一个证据确凿的事实为基础——女性可以靠写作赚钱。没有钱，写作不过是一种轻率的行为，有了钱，一切都尊贵了起来。你可以继续嘲笑她们是“乱写乱画的怪才”，但你没法否认她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因此，18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变化，如果我能书写历史，我会更加详尽地描述这种变化，并认为它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要。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如果《傲慢与偏见》《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很重要，女性开始写作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这种重要性用一个小时的演讲根本说不清楚，因为写作不再仅仅关乎隐居郊区住宅、守着一堆对开本和奉承者的孤独贵夫人，而是走进了一般女性。没有这些先驱，就没有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就像没有马洛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乔叟就没有马洛，没有那些无名诗人，就不会有乔叟，先驱者驯服了粗野的语言，为后人的创作铺平了道路。大师之作从来都不是独自诞生、独立存在的；它们是漫长岁月里共同思考的产物，是群众的思想，它有一个声音，背后诉说着万千大众的群体经验。简·奥斯汀应该给范妮·伯尼的坟墓献上花环，乔治·艾略特应该向伊莉莎·卡特的巨大影响致敬——这位顽强的老妇在自己床头系了个铃铛，好督促自己每天早起学习希腊语。所有女性都应该向阿芙拉·贝恩的坟墓献上花束，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匪夷所思但是也恰如其分，因为她为全体女性赢得了表达自己的权利。她虽然名声不好，四处留情，但正是因为她，我今晚才能不那么唐突地对你们说：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去挣每年五百英镑吧。
这时我看到了19世纪早期的作品，这里我头一次发现，书架上专门有几层用来放女性的作品。我的眼睛上下游移，忍不住问，为什么除了少数几本特例，它们几乎全是小说？最原始的创作冲动应该是写诗。“歌之最高神”是位女诗人。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女诗人的出现都要早于女性小说家。看着四位女作家的大名，我想，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有什么共同之处？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简·奥斯汀吗？她们倒是都没有孩子，这大概算是一个共同点，但这四位完全不同的人物恐怕没法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以至于让人忍不住想邀她们碰个面聊一聊。在某种不明力量的驱使下，她们刚开始写的都是小说。我想，这是不是和她们的中产阶级出身有关；以及，像之后艾米丽·戴维斯小姐揭露的那样，因为19世纪初的中产阶级家庭只有一间起居室？女性要写作，只能来到普通的起居室。就像南丁格尔小姐激烈抗议的那样——“女性连半个小时都挤不出来……她们没有自己的时间”——她总是受到干扰。毕竟，写散文或小说比写诗或剧作要简单。前者相对来说不用那么集中精力。简·奥斯汀一辈子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写作。“她居然可以做到，”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太惊人了，因为她没有专属的书房，大部分作品的写作地点都是在大客厅，那里有很多生活琐事的干扰。她写得很小心，防止这项事业被仆人、客人或者并非家庭成员的其他人发现。”简·奥斯汀藏起手稿，或者用一张吸墨纸盖住。在19世纪初，女性能做到的唯一一种文学训练，就是去观察别人的性格，分析别人的情感。几百年来，她们的情感都在一间普通的客厅里受到熏陶。她的心感知着人们所感，她的眼睛观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当中产阶级女性拿起笔，写下的自然是小说，尽管我们列出的四位著名女性中有两位显然并不是天生的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该写诗剧；乔治·艾略特的思维宽泛，应该拓展一下创作冲动，撰写历史或传记。但她们却写了小说；我从书架上拿下《傲慢与偏见》，觉得还可以说，她们写的都是好小说。我们可以说《傲慢与偏见》是一本好书，这不是吹嘘，也不是在挖苦另一个性别。如果你写的是《傲慢与偏见》，被人发现也没什么可羞耻的。然而，简·奥斯汀还是很庆幸她家的门吱呀作响，这样一有人来，她就能赶紧藏起自己的手稿。对于简·奥斯汀来说，写《傲慢与偏见》是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很好奇，如果简·奥斯汀不用在客人面前掩饰，那《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好？我读了一两页，想弄清这个问题；但我发现，书里没有任何受到创作条件影响的痕迹。这大概是一个奇迹。在1800年前后，有一个投身写作的女人，她的文字里没有恨、没有苦，没有恐惧、抗议，也没有说教。我看了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心想，莎士比亚就是这样写作的；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内心一片宁静；正因如此，我们不了解莎士比亚，也不了解简·奥斯汀，正因如此，简·奥斯汀的文字里无处不见她的影子，莎士比亚也是。如果说简·奥斯汀的境遇有什么害处，那就只有她的眼界过于狭小。一个女人不能独自到处乱逛。她从未出门旅行，从未乘公共汽车穿过伦敦，从未自己吃午饭或逛商店。也许，不去奢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简·奥斯汀的天性。她的才华完美契合自己的生活状态。但同样的结论放在夏洛蒂·勃朗特身上就不见得合适了，我说着把《傲慢与偏见》放在一旁，打开了《简·爱》。
我翻到第十二章，目光停留在一句话上，“谁爱责备我就责备我吧”。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要责备夏洛蒂·勃朗特？我读到费尔法克斯太太做果冻的时候，简·爱常常爬上屋顶，眺望田野那头的远方。她渴望——人们责备的就是这种渴望——“我渴望有突破极限的视野，让我看到繁华的世界，看到我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城镇和地区。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跟更多同类人来往，结识更多不同性格的人。我珍惜善良的费尔法克斯太太，善良的阿黛勒；但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我希望亲眼看看我所相信的东西。”
“谁责怪我呢？肯定有很多人说我不知足。我也没办法，我生来就不安分，有时候这让我很苦恼……”
“光说人们应该满足于安宁的生活，没有一点儿用处；人总得行动；即使找不到方向，也得自己创造。千百万人注定在沉默中消亡，千百万人在默默反抗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芸芸众生中还有多少反抗正在酝酿。女人总被认为是清心寡欲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展露她们的才华，需要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她们和男人一样，如果受到过于严厉的束缚、过于绝对的控制，也会感到痛苦；男性明明比她们享有更多特权，却未免太苛刻，说她们应该安于做布丁、织袜子、弹钢琴、绣荷包。如果因为她们打破陈规，去做更多事、学更多东西，就指责和嘲笑她们，未免太轻率了。”
“我这样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并不是不常听到格莱思·普尔的笑声……”
我觉得这一处转折很突兀。突然说到格莱思·普尔，太奇怪了。连续性被打断了。把这本书和《傲慢与偏见》摆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写下这些文字的女性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如果你把这两本书再读一遍，标出生硬和愤慨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夏洛蒂·勃朗特从未完全、完整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她的书变形扭曲了。她在本该平静的地方书写愤怒，在本该睿智的地方书写荒谬，在本该描绘角色的地方书写自己。她正在和自己的同胞战斗。这样下去，她怎能不狭隘、挫败、年纪轻轻就死去了呢？
想象一下，如果夏洛蒂·勃朗特每年能挣三百英镑，那会怎么样？这一点很耐人寻味。但她太傻，一千五百英镑就把自己作品的版权都卖出去了。如果她能多了解这个繁华的世界，生机勃勃的城镇和区县，获得更多人生经验，和更多同类人来往，结识不同性格的人，那又会怎么样？那几句话不仅仅暴露了她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缺憾，还揭示了那个时代整个女性群体的缺憾。如果她能做到的不仅是隔着远方的田野眺望，如果她有条件经历更多事、交往更多人、去更多地方旅行，那么她的天分就能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一点她自己比任何人都清楚。但她们没有这样的机会，而是被拒之门外。我们不得不承认，《维莱特》《爱玛》《呼啸山庄》《米德尔马契》这些优秀的小说，都是没什么生活经验的女性写出来的，她们能出入的只有体面的牧师家庭；她们的写作地点，就是那栋体面房子的公用起居室，这些女作家太穷了，她们买得起的不过是几叠稿纸，用来写作《呼啸山庄》或《简·爱》。不过，她们当中确实有一位历经苦难后逃离了这种生活，她就是乔治·艾略特，她做到的也只不过是去圣约翰森林里的一座别墅隐居。她生活在世人非难的阴影之中。“我希望大家明白，”她写道，“我只邀请想见我的人来”；难道不是因为她和一位有妇之夫有过一段罪恶的生活，只见她一面会伤害史密斯太太或者某个恰好叫史密斯太太的人的名誉吗？人们必须向社会传统屈服，并“与世隔绝”。与此同时，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一名年轻男子自由地生活着，一会儿和这名吉卜赛女子交往，一会儿又攀上那一位贵妇人；他投身战场，毫无障碍、无拘无束地体验人世间的各种经历，后来他开始写作，这些经历都成了他丰富的素材。如果托尔斯泰住在修道院，和一位已婚的妇人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那么我想，不管这件事有什么道德意义，他都很难写出《战争与和平》。
关于写小说和性别对小说家的影响，我们可以讨论得更深入一点。如果你闭上眼睛，把小说看作一个整体，就会发现这种造物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生活，虽说经过了无数简化和变形。无论如何，它是一个结构，会在人心中留下一个轮廓，时而是正方形，时而是宝塔形，时而延伸出侧厅和拱廊，时而坚固紧凑，时而像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有个穹顶。我回想几部著名的小说，觉得这种形状能在人心中激起某种与之对应的情绪。它会立刻和其他情绪融合，因为那个“轮廓”表现的不是石头和石头之间，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小说可以引出我们心中所有矛盾和对立的情绪。生活与不是生活的某种东西发生了冲突。因此，关于小说的一致意见很难达成，我们的个人偏见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我们觉得你——主角约翰——必须活下来，不然我会悲痛欲绝。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啊，约翰，你必须死，因为这本书需要你死。生活与某种不是生活的东西发生了冲突。既然它部分体现了生活，我们就当成真的生活。有人会说，我最讨厌詹姆斯那种人。或者说，这就是一堆胡说八道。我自己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回想任何一部知名小说，你就会发现，小说的整体结构显然是无限复杂的，它结合了那么多不同的判断，那么多种不同的情感。神奇的是，这样写出来的小说结构完整，能流传很多年，无论是对于英国读者、俄国读者还是中国读者来说，它的内涵都是共通的。这种整体性有时非常神奇。这类作品只有少数流传下来（我想起《战争与和平》），它们能保持完整性，靠的是一种诚实的品格，这种诚实和不赖账或危急时刻为人正直无关。我们说的是小说家的诚实，他能让人相信“这就是事实”。人们会觉得，我从没想过要这样，从来没见过这样做的人。但小说家让人确信，事情就是这样，一切就是如此发生。我们阅读的时候，会把每个句子、每个场景都拿到光下——奇妙的是，我们内心似乎天生有一道光，能照出小说家诚实与否。也许是造物主心血来潮，用隐形的墨水在我们的脑中写下了一种预感，而伟大的艺术家证实了这一预感；这是一幅草图，只有在天才之火的照耀下才能显现。看着它渐渐出现、清晰和生动起来，人们发出狂喜的呼喊，我一直感觉、知晓和向往的就是它！人们心潮澎湃，怀着某种敬畏的心情合上书，放回书架上，仿佛它是一件珍宝，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随时拿起它。我这么说着，拿起《战争与和平》，把它放回了原位。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这些可怜的句子看似鲜亮而华美，引得我们拿起来检验一番，心中顿时激荡起一种热切的回应，然后戛然而止：似乎有什么东西遏制了它们的成长，只能看到角落里一些模糊的痕迹和一处污点，没有任何完整和完全的东西，我们只能发出一声失望的叹息，说一句，又是一部失败之作。这部小说哪里出了问题。
当然，大部分小说会在什么地方出些问题。想象力不堪重负，寸步难行了。洞察力也不再敏锐，分不清真假，再也没有力气进行那种需要持续调动各种才能的艰巨劳动。然而再看看《简·爱》和其他小说，我想，小说家的性别对这一切又有什么影响呢？我把诚实看作小说家的核心品质，但女性小说家的性别会影响她的诚实吗？看看我从《简·爱》中摘录出的那几段，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愤怒显然干扰了她的诚实。她偏离了自己倾注全部心血的故事，陷入了某些个人的不满情绪中。她想起自己本该拥有某种经验，却被剥夺了机会——她想自由闯荡世界的时候，却只能憋在牧师住宅里补袜子。她的想象变成了愤怒，我们都能感觉得到。除了愤怒，还有很多其他力量纠缠着她的想象力，想让她偏离正道，比如无知。罗彻斯特先生的形象是在黑暗中描绘出来的。我们能从中感到一种恐惧，就像我们常常感觉到一种压迫产生的刻薄，一种激情之下压抑的痛苦，一种感染了整本书的敌意。那些书很好，但却一阵阵地痛。
既然小说和现实生活有一定关联，那它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实生活的价值。通常情况下，女性的价值观显然和男性定义的价值观不一致，这很正常。不过，占上风的是男性价值观。简单来说，足球和运动很“重要”；而追求时尚、购买衣物是“小事”。这种价值观必然会从生活渗透进小说之中。批评家会说，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讲的是战争。这本书不重要，因为它讲的是会客厅里女人们的感情。描写战场的场景比商店里的场景更重要——价值观的差异比这更微妙，而且无处不在。因此，在19世纪初期，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她的大脑肯定会有点偏离正道，受到外界权威的影响，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明确想法。你只需扫一眼那些被遗忘的旧小说，倾听它们的声音，就能看出作家遭到了批评。她的文字一会儿充满攻击性，一会儿又表示妥协。她要么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女人”，要么抗议说她“不比男人差”。她面对批评的方式是随性的，有时顺从而恭敬，有时愤怒又强硬。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偏离了事情本身，开始想其他东西。她的书把私人的情感强加给读者。书的核心有瑕疵。我又想到，女性的小说散落在伦敦的二手书店里，像一颗颗没长好的癞苹果。这些书的根部有问题，导致它们腐烂了。她因为别人的观点而动摇了自己的价值观。
然而，她们不可能不左右摇摆。在一个纯粹的男权社会里，面对所有批评，要想坚持己见不退缩，需要怎样的才能，怎样的诚实品质啊。只有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能够做到。这是她们的成就，恐怕是最光荣的一个成就。她们写女性的小说，而不是男性的。在那个年代，写小说的女性成千上万，只有她们做到了彻底无视老学究们的反复告诫——你得这么写，你得那么想。那些声音喋喋不休，时而怨声载道，时而居高临下，时而盛气凌人，时而悲痛，时而震惊，时而愤怒，时而和蔼，让女性没有片刻安宁，像一位过于严肃的女教师，命令她们要有埃杰顿·布瑞格爵士那样的教养；甚至连批评诗歌时也扯上对性别的批评；还劝告她们，要想守规矩，想赢得某种耀眼的回报，就要注意自己行为的底线，不能超出某些绅士觉得合适的范围——“女性小说家要想成功，就要勇敢地认识到自己性别的局限性。”这句话点出了问题之所在。别吃惊，我告诉你们，这句话不是写于1828年8月，而是1928年8月。我想，现在你们看到这句话，会觉得挺好笑，但它代表的是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我想翻旧账，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个世纪前，这部分人非常活跃，非常有发言权。在1828年，一个年轻女性必须有非常坚定的意志，才能无视所有斥责、谩骂和别人承诺的奖赏。她一定得通过某种方式煽动自己，对自己说，好吧，他们总不至于把文学也包了。文学向所有人开放。就算你是什么校官，我也不允许你把我赶出草坪。至于图书馆，你想锁就锁吧，但我的思想是自由的，任何大门、门锁和门闩都不能阻拦。
在写作这件事情上，不管那些挫败和批评对她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相信这种影响是巨大的——比起她们面临的另一个困境，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她们（我想的还是那些19世纪初期的小说家）将自己的思想付诸纸笔，就会发现自己缺乏传统的支撑，或者传统历时太短太片面，帮不上多大忙。女人只能通过自己的母亲追溯历史。男作家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但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帮助。兰姆、布朗、萨克雷、纽曼、斯特恩、狄更斯、德昆西——不管是谁——对女性都没有帮助，尽管她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些技巧，并加以活用。男性思想的重量、步调和步幅都和女性完全不同，她无法成功从中提取任何有用的东西。你总不能比着葫芦画瓢。她提起笔的第一反应，恐怕是发现她找不到现成的通用句式。所有伟大的小说家，像萨克雷、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等，都写得一手流畅的散文，节奏快而不乱，表现力强但不做作，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属于全人类。他们使用当时通用的句式。19世纪初通用的句式大致如下：“他们作品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半途而废，而是继续前进。作家最能感到兴奋或满足的事情，应该在于修炼艺术、创造无限的美和真理。成功激发人努力，习惯帮助人成功。”这是一个男性的句式，我们能从中看到约翰逊、吉本等人的影子。它不适合女性使用。哪怕夏洛蒂·勃朗特有着卓越的散文才能，拿起这件笨拙的武器，她也要磕磕绊绊，栽倒在地。乔治·艾略特要是拿起它，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不可描述的暴行来。简·奥斯汀看看它，嘲笑一番，然后组织出一种适合自己使用的句式，一直使用下去。这种句式绝对非常流畅、漂亮，因此，她的写作才能虽然略逊于夏洛蒂·勃朗特，表达的却比勃朗特完整得多。艺术的精髓在于自由和完整的表达，因此女性写作欠缺传统和工具，便能说明很多问题。而且，一本书并不是由一个个句子从头到尾连接而成，而是词句的建设，说得更具象些，就像建造拱廊或穹顶一样。男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制造出这些形状，供自己使用。史诗或诗剧的形式也不见得比这些句式更适合女性。到了女性当上作家的时代，现存的文学形式已经固定。只有小说足够年轻，还能供女性灵活使用，也许这就是女性选择小说的原因。尽管如此，到了现在，谁又能说所有文学形式中最灵活的“小说”（我使用双引号，因为我觉得这个词不够恰当）就适合现在的女性使用呢？当然，如果她能自由伸展四肢，肯定会把小说捶打成适合自己的样子；创造某种新的形式，不一定是韵文，用来表达自己的诗性。因为她心中还有诗意未能表达。我又想，现在的女性会如何写一部五幕诗悲剧，是用韵文，还是用散文？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我必须放下这些问题，否则它们会引诱我偏离话题，走进无迹可寻的森林，我会迷路，而且极有可能被野兽吃掉。小说的未来是个令人沮丧的话题，我不想提起，也觉得你们不会想听。所以我只稍微说上两句，请大家注意，对将来的女性来说，物质条件至关重要。书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人的身体条件，甚至可以草率地说，女性写的书应该比男性写的书更短更紧凑，结构要清晰，不用进行长时间集中且不间断的写作。因为她们总是受到干扰。另外，男性和女性脑中输送营养的神经似乎构造不同，如果要他们发挥出各自最好和最努力的状态，就必须找到适合他们的方式——举例来说，几百年前修道士可能会设计的几小时课程是否适合他们——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劳逸结合，这里我说的“逸”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指做些别的事情；他们到底有哪里不同？一切都在等待我们去讨论和发现，一切问题都属于女性与小说这个话题。我又走近书架，想，哪里能找到女性学者关于女性心理的详细研究？如果因为女性不擅长踢足球，就不允许她们研究医学——还好，我的思路在这里又转了一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