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到家，没得出任何重要结论和真知灼见，我感到沮丧。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女性比男性贫穷。也许，我最好放弃寻找真理，任由外界的观点一股脑儿涌进大脑，像熔岩一样炽热，像洗碗水一样混浊。最好拉上窗帘，排除干扰，打开灯，缩小问题的范畴，找个记录事实而不是观点的历史学家问问，不要咨询整体概况，而是问英国某个特定时期女性的生存状况，比如伊丽莎白女王时代。
在是个男人都能写歌或者十四行诗的时代，为什么没有女性在璀璨的文学宝库中留下哪怕一个字？这是一个永远的谜。我问自己，那时候的女性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因为写小说需要创造力，它不像有些科学发现那样从天而降；小说像一张蜘蛛网，看似在风中飘摇，但却连接着生活的各个角落。这种连接几乎无法察觉，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看起来就是独立存在的。可当你扯开这张网，它就会从中间裂开，挂在墙边上，这样你就能记起，蛛网不是悬在半空中的，织网的也不是什么看不见的生物，它们从人类的苦难之中诞生，和有形之物密切相关，比如健康、财富和我们居住的房子。
于是，我走到放着历史书的书架前，拿下一本最新出版的，是特里维廉教授的《英国史》。我在索引中查找“女性”一词，找到“地位”这一项，翻到相应的页面。“打老婆，”我读道，“是一种公认的男性权利，无论地位高低，没有人以这种行径为耻……同理，”这位历史学家继续写道，“女儿如果拒绝与父母安排的男士结婚，家人就有可能把她关在屋子里，随便殴打，当时的公共舆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婚姻不是双方爱慕的结果，而是一个家庭的敛财手段，在‘仗义’的上层阶级尤其如此……婚姻双方或其中一方还是婴儿的时候，婚约就已经订下，孩子一脱离保姆的照顾，就要完成婚事。”这是1470年的情况，乔叟的那个时代刚过去不久。下一段关于女性地位的描述是两百多年后，斯图亚特王朝时代。“中上阶层的女性自主选择丈夫的情况依然少见，一旦丈夫被指定，他就是妻子的主人，法律和习俗都是这样认定的。即便如此，”特里维廉教授总结道，“无论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还是17世纪真实回忆录（比如弗尼和哈钦森的）中的女性，似乎都不缺丰富的人格和性格。”的确，只要我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克莉奥佩特拉非常我行我素，可想而知麦克白夫人也有自己的意志，罗莎琳德也是个有魅力的姑娘。特里维廉教授说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不缺丰富的人格和性格，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不是历史学家，还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说从人类历史的初期开始，所有诗歌作品中的女性都像灯塔一样闪耀——戏剧中有克吕泰涅斯特拉、安提戈涅、克莉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菲德拉、克瑞西达、罗莎琳德、苔丝狄蒙娜、马尔菲公爵夫人，文学中有米勒芒特、克莱丽莎、贝基·夏普、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盖尔芒特夫人——一连串名字涌现出来，她们没有一个“缺乏人格和性格”。如果女性只存在于男性创作的小说中，大家会以为女性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非常多样化，可以英勇，可以刻薄；可以杰出，可以卑鄙；可以散发出无限的美，也可以极度丑恶；可以像男人一样伟大，还可以比男人更伟大。但这只是小说里的女性。实际情况就像特里维廉教授指出的那样，她被关在屋里随便殴打。
于是，一种诡异的混合体诞生了。在人们的想象中，她地位极高；而在实际生活中，她根本微不足道。她的身影遍布诗歌的字里行间，却在历史中缺席。小说里，她主宰君王和征服者的命运；真实生活中，她一旦被父母强行套上一枚戒指，就会沦为某个男孩的奴隶。文学作品中，她的双唇吐露一些最深刻、最发人深省的思考；现实生活中，她几乎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只不过是她丈夫的一件财产。
读完历史，再读诗歌，人们就会看到一个奇异的怪兽——它是长着鹰翅的蠕虫；像一个鲜活美丽的灵魂，却在厨房里剁板油。无论想象如何有趣，这种怪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要唤醒这个怪物，你必须同时带着诗意的和散文式的想象，还要联系现实——她是马丁太太，三十六岁，穿蓝衣服，戴黑帽子，穿棕色鞋；还要有一点虚构色彩——她身上有种种精神和力量，彼此追逐，闪闪发光。如果用这种方法想象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就行不通了，因为相关事实极度缺乏。关于她的一切，我们无从知晓任何细节、任何确切和翔实的素材。历史更是几乎没有提及她。于是我又翻开特里维廉教授的著作，想看看他对历史的诠释。我浏览书中的章节标题，发现他笔下的历史意味着——“庄园法庭与公田农业的方法……西多会与牧羊业……十字军东征……大学……下议院……百年大战……玫瑰战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修道院解体……农业与宗教冲突……英国海权的开端……西班牙无敌舰队……”，等等。偶尔有一两位女性被提及，某某伊丽莎白，或者某某玛丽；某某女王，或某位贵妇人。但对于中层阶级的女性来说，她们能支配的只有自己的大脑和性格，根本没可能参与任何重要的运动，而正是这些运动组成了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轶事也对她没有记载。奥布里很少提及她。她也从来不书写自己的生活，几乎不写日记。她只留下屈指可数的几封信。她没有留下戏剧和诗歌作品给我们评判。我想，人们需要大量信息——为什么纽汉姆和格顿的优秀学生们不能提供一些？——比如她几岁结婚，通常会生几个孩子，家里是什么样，有没有自己的房间，做不做饭，有没有仆人。这些事实散落在各个地方，可能在教区记事簿里，可能在账本里；伊丽莎白时代普通妇女的生活一定散见于什么地方，人们可以把它们集结起来出本书。我想，书架上怎么找得出不存在的书，我又怎么敢要求名校的学生去改写历史呢。尽管现在的历史有些不实和偏颇，看起来有点儿奇怪，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能给历史增补一个章节呢？当然，章节的标题要低调些，免得女性的出现过于唐突。那些伟人的生平中往往能瞥见女性的身影，她们融入了背景之中，我时不时会想，她们遮掩的是一个眼神、一声笑，又或者是一滴泪珠。毕竟，简·奥斯汀的传记已经够多；再探讨乔安娜·贝利的戏剧对埃德加·爱伦·坡诗歌的影响，似乎没有必要；对我个人来说，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的故居和常去之处就算对公众关闭至少一百年，我也不在意。但我又搜寻了一遍书架，发现可悲的是，人们对18世纪以前的女性一无所知。我脑中没有可供想象参考的原型。我想问问，伊丽莎白时代的女性为什么不写诗，可我都不了解她们的教育水平，有没有学过写作，有没有自己的起居室，有多少女性二十一岁前就生了孩子，她们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大概都干些什么。她们显然没钱；按照特里维廉教授的说法，她们还没成年就要结婚了，不管自不自愿，那时她们很可能才十五六岁。这种情况下，要是她们哪天突然写出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那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得出这个结论后，想起一位老绅士，他已经去世了，我记得他曾是一位主教。他宣称，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女性都不可能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了这类言论。他还告诉一位找他咨询的女性，说其实猫不会上天堂，尽管——他补充道——猫也有某种灵魂。为了拯救众生，这位老先生可没少花心思啊！他们可真是让大家长了不少见识！猫不能上天堂。女性写不出莎士比亚戏剧。
尽管如此，我看着书架上的莎士比亚作品，忍不住想，主教的话至少有一点没错，那就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能写出莎士比亚那样的戏剧。假设莎士比亚有一位同样天赋异禀的妹妹，名叫朱迪斯，那会发生什么。因为实际情况难以考证，我们只能想象。莎士比亚的母亲很有可能继承了一笔财产，于是她送莎士比亚去了语法学校，他在那里学习拉丁语，阅读奥维德、维吉尔和贺拉斯，掌握了语法和逻辑。众所周知，莎士比亚小时候是个野孩子，偷猎过兔子，也许还射杀过鹿，还迫于无奈，早早地就和附近一户人家的女孩结了婚，那个女孩远远不到生育年纪，却早早地给他生了孩子。一番折腾过后，他不得不去伦敦寻找新出路。他似乎对戏剧很有感觉，于是开始在剧院门口给别人牵马。很快，他就进入剧院，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员，从此生活在宇宙中心，结识各种各样的人，他登台演出，上街卖艺，甚至被召见去了女王的宫殿。与此同时，我们假设的那位天赋异禀的妹妹却留在家里。她和哥哥一样有冒险精神、想象力丰富，渴望认识外面的世界。但她没能去上学。她没机会学习语法和逻辑，更别提阅读贺拉斯和维吉尔了。她偶尔有空时会拿起一本书，可能是她哥哥的，读上几页。然后她的父母会突然出现，让她去补袜子或者看锅子，不要沉迷什么读书看报。他们说得很严厉，却是一片好心，他们都是老实人，明白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什么是现实，他们爱女儿——当然，她极有可能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也许她曾偷偷溜进放苹果的阁楼，匆匆写下几页文字，小心藏起，或是一把火烧掉。很快，她还不到十几岁，就被安排和附近一位羊毛商人的儿子订了婚。她讨厌这桩婚事，又哭又闹，结果遭到父亲一顿毒打。打完以后，父亲不再责骂她，反倒求她不要伤害他，不要因为这段婚姻丢了他的脸。他含泪说，他可以给她买条珍珠项链或者漂亮裙子。她怎么能反抗？怎么能伤父亲的心？但她有才华，因此她做出了决定。一个夏日的夜晚，她带上自己那点家当，沿着一根绳子爬出去，出发去了伦敦。那时她还不到十七岁。树篱上唱歌的鸟儿都不如她的嗓音那样婉转，她和哥哥一样对音韵有着天生的敏感，和哥哥一样对戏剧情有独钟。她来到剧院门口，说她想演戏。男人们笑话她。剧院经理——一个口无遮拦的胖男人——狂笑不止，他大吼，说要是女人会演戏，贵宾犬都会跳舞了。最后他说，女人不能当演员。他暗示——你可想而知——她根本没法练习演技。她半夜能去小酒馆吃饭，能在大街上游荡吗？但她有写小说的天赋，她渴望观察男男女女的生活，研究他们的言行，从中获取丰富的素材。最后——因为她年轻，长相又酷似诗人莎士比亚，灰色的眼睛，弯弯的眉毛——演员经理尼克·格林对她起了怜悯之心；后来，她发现自己怀上了这位绅士的孩子。当一颗诗人的心锁进一个女人的身体里，纠缠不清，谁能想到它那么焦灼和激烈？一个冬夜，她自杀了，葬在某个十字路口，就是现在大象城堡旅馆外面公交车停靠的地方。
我想，如果一个莎士比亚时代的女人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她的结局一定会和这个故事差不多。我同意那位已故主教的话，如果他真的当过主教，他说很难想象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性能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不会从没受过教育的、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中诞生，不会从撒克逊人和布立吞人中诞生，不会从现在的工人阶级中诞生。根据特里维廉教授的说法，那些女性还没成年，就被父母逼着干活，还要受到各种法律和习俗的约束，她们之中怎么可能诞生天才？但是，无论是在女性群体还是工人阶级中，肯定存在某种天才。艾米莉·勃朗特和罗伯特·彭斯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时不时出现，这就是证据，只不过没有被记载下来。每当我读到一位女巫被人淹死，一个女人被魔鬼附身，或是一个卖草药的巫婆，甚至一个名声显赫的男人的母亲，我都会觉得她们背后有一位埋没的小说家，一位被压抑的诗人，一位沉默得见不得人的简·奥斯汀，一位在荒野上撞得自己头破血流、在大街上挤眉弄眼、快被自己的天赋折磨到疯狂的艾米莉·勃朗特。我再大胆猜测一下，那么多不留姓名的诗作，大都出自女人之手。我想，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说过，一个女人创作了民谣和民歌，对着她的孩子低声轻唱，消磨纺纱的无聊和漫长的冬夜。
也许这是真的，也许是假的——谁说得准呢？——但我觉得，根据我编造的莎士比亚和他妹妹的故事，至少可以确定，如果一个16世纪出生的女性天赋异禀，她一定会发疯，要么一枪打死自己，要么隐居在村外一处偏远的小屋里，过着半女巫半贤者的生活，遭到人们的畏惧和嘲弄。我们稍微运用心理学就能分析出，如果一个天分很高的女孩想要写诗，定会遭到他人的反对和阻挠，她的本能与世俗相背，她必将因此受折磨、分裂，最终搞垮了身体，丧失了心智。一个女孩要去伦敦，走到剧院门口，强行闯进去见演员经理，必须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忍受一种毫无道理但不得不承受的痛苦。出于某种不明原因，某些社会非常迷信女性的贞洁。贞洁对女性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意义，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它被神经和本能紧紧地束缚，要是解放了它，放到光天化日之下，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对于一个女诗人或女剧作家来说，要想在16世纪的伦敦过上自由的生活，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面临两难的选择，甚至被逼上绝路。就算她侥幸活下来，她的想象力也会变得紧张、病态，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扭曲、变形。我看着书架，上面没有女性作家的戏剧作品，我想，就算她写了，她的作品也一定没法署名。她一定会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正是受了贞洁思想的影响，女人们才不留姓名，到了19世纪也还是这样。柯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都是这种内心冲突的受害者，从她们的写作中就能看出来，她们都徒劳地用男人的名字掩饰自己。她们遵循传统，认为妇女抛头露面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这种传统就算不是男性树立的，至少也是他们大力推崇的（伯利克里说，一个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不被人们提及，尽管他自己就是个经常被提及的人）。隐姓埋名的习惯渗透她们的血液，遮掩自己的欲望支配着她们。到了今天，女人也不像男人那样关心自己的名声。大部分女人经过一处墓碑或路牌，并不会产生难以抑制的冲动，想把自己的大名刻上去。她们不是阿尔夫、伯特或者查斯，他们看到漂亮女人走过，或者甚至看到一条狗走过，都会按捺不住自己的本能，喃喃道：这狗是我的。当然，他们不只对狗这样，我想起议会广场、胜利大道和其他大道，他们还对一块地或者卷曲黑发的男人这样。而身为一名女性的好处在于，她们见到一位黑人女性，不用想着把她改造成英国人。
在16世纪，怀着诗才出生的女人是不幸的，她的内心将充满煎熬。她需要释放脑中的一切，然而她的生活条件和本能都与这种心境为敌。我问自己，什么样的心境最适合创作？我们能不能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心境产生和促进了这种神奇的创作？想到这里，我打开了莎士比亚的悲剧集。打比方说，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那一定是有史以来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一种心境。但莎士比亚本人什么也没说。我们只是偶然得知，他写的时候一气呵成，“从未改过一行字”。也许在18世纪前，没有艺术家们会说出自己创作时的心境。卢梭可能是个先例。到了19世纪，人们的自我意识已经得到充分强化，写作者已经习惯在忏悔录或自传里描述自己的心境。他们的生活被记录下来，他们的信件也在死后被印刷成书。虽然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写《李尔王》时在想什么，但我们知道卡莱尔在写《法国革命》时在想什么，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在想什么，济慈用诗歌对抗死亡和世间的冷漠时在想什么。
翻看现代文学中大量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我们发现：天才之作的诞生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世间万物仿佛都要来阻挠作品完整、顺利地从作家脑中诞生。大部分时候，物质条件都会阻碍写作，外面有狗叫，家里有人扰，钱还得挣，身体还不好。比这些更难克服、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这个世界如此冷漠。这个世界并没有请你来写诗、写小说和历史；它不需要这些。它不关心福楼拜用词对不对，卡莱尔有没有严谨考证过这个或那个事实。不被世界需要的东西，当然不会得到回报。于是，济慈、福楼拜、卡莱尔这样的作家非常痛苦，尤其是在他们创作力旺盛的青年时代，更是会遭遇各种烦心事和打击。他们在这些自我分析和忏悔录中发出一声声咒骂和痛苦的呐喊。“伟大的诗人悲惨地死去”——这是他们沉重的吟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家依然排除万难，创作出什么东西的话，那无疑是个奇迹，恐怕世上的书没有一本能像最初被构想的那样，完整而健全地诞生。
我看着空荡荡的书架想，对女性来说，这些困难会被放大无数倍。首先，哪怕到了19世纪，女性依然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更别说一间安静、隔音的房间了，除非她的父母非常富有或地位很高。如果她父亲心情好，她才能拿到零花钱，但只够她买衣服穿。济慈、丁尼生和卡莱尔都是穷男人，但他们有办法放松一下，能出去走走，去法国旅行几天，住得起一间独立的小屋，虽然破旧，但得以逃离家人的责难和专横。但女性与这一切无缘。这种物质上的难处已经很难克服，但更可怕的是无形之物。济慈、福楼拜和那些男性天才无法忍受的冷漠，到了女性身上，全都变成了敌意。世界对男人们说，你们爱写就写，我无所谓，但却对女性发出一串大笑：写作？你写作有什么好处？我又看了看书架上的空当，心想，现在纽汉姆和格顿的心理学家们可以派上用场了。挫折对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当然是可以衡量的。我见过一家乳制品公司用老鼠做实验，测量普通牛奶和优质牛奶对老鼠体质的影响。两组老鼠被并排关进两个笼子里，一笼瘦弱、胆小、畏畏缩缩，另一笼健壮、大胆、皮毛光滑。那女性艺术家吃的是什么？说到这我想起来了，她们吃的是梅干和奶油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只需打开晚报，读读伯肯黑德勋爵的观点就可以了，在此我不再摘录他对女性写作的高见。英奇主教的话我也不提了。哈利街专家们的喧嚣就留给他们自己热闹去吧，但我心中却不曾掀起一丝一毫的波澜。但是，我要引用一下奥斯卡·布朗宁的话，这位先生曾是剑桥大学的重要人物，纽汉姆和格顿的考试都曾由他来出题。奥斯卡·布朗宁先生常常宣称，“在他的印象里，随便对比一组试卷都能发现，最好的女生也比最差的男生智力低下”。说完这句，布朗宁先生走回房间——正是之后这件事让他受到大家的喜爱，成了一个颇有分量和权威的人物——他回到房间，发现一位小马童躺在沙发上，“骨瘦如柴，脸颊凹陷，面如土色，牙齿黑乎乎的，四肢似乎有些不健全……‘是亚瑟’，（布朗宁先生说道）他是个聪明的可爱孩子。”在我看来，这两幅画面是互补的。好在这个时代的传记资料丰富，这样我们就能完整理解一个大人物的态度，不仅看他怎么说，还能看他怎么做。
虽然现在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放到仅仅五十年以前，重要人物说出来的话肯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位父亲出于最高尚的动机，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离开家，去做什么作家、画家或者学者。“你看布朗宁先生都这么讲。”他会这样说；更何况不止奥斯卡·布朗宁先生这样讲，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女人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格雷格先生强调说，“就是被男人照顾，和照顾男人。”——这样的大男子主义观点不胜枚举，他们都不指望女性能有什么突出的智力。就算父亲们不搬出这些观点，女儿们自己也看得到；哪怕到了19世纪，读到这些东西也会大大打击她的热情，深深地影响她的工作。所有人都坚持认为，你做不了这个，干不了那个，她们得去抗议，去克服。或许对于小说家来说，这种攻击已经没什么效果，因为世界上已经有女性小说家成功了。但对画家来说还是有些刺痛；而对音乐家来说，我想它极其有力、毒性极强。女性作曲家的地位就像莎士比亚时代站在剧院门口的女演员。说到我虚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我想起尼克·格林说过一句话，他说女人演戏会让他联想起小狗跳舞。两百年以后，约翰逊博士用同一句话形容了女性传教士。我又打开一本关于音乐的书，发现1928年的人们说起女性作曲家，用的还是同一句话。“关于热尔梅娜·塔耶芙尔小姐，我们只需照搬约翰逊博士的名言，把女性传教士换成女作曲家就可以了。‘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用两条后腿走路。虽然姿势不太好看，但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居然走起来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因此，抛开奥斯卡·布朗宁先生的生平不谈，也不管其他人如何，至少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19世纪，人们不鼓励女性成为艺术家。相反，她会遭到斥责、侮辱、说教和劝诫。为了反抗和反驳这一切，她不免神经紧张，渐渐失去了动力。说到这里，话题又回到了大男子主义情结上，它很有趣、很难理解，会对女性的行为造成巨大的影响；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比起女性的劣等，更强调男性的优越。它无处不在，无论是艺术之路还是从政之路都统统拦住，尽管苦苦哀求的人那么谦卑和热忱，尽管她们并不会给男性带来多大威胁。我想起对政治充满热情的贝斯伯勒女士，她在给格兰维尔·列维森-高尔勋爵写信时，也不得不卑躬屈膝：“尽管我对政治满腔热情，也没少讨论政治，但我完全同意您说的，女性不应干涉政治或其他严肃的事务，顶多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问起的话）。”接着她才开始挥洒自己的热情，就格兰维尔·列维森-高尔勋爵在众议院首次演说这个极其重要的话题，她倒是没什么阻碍地发表了看法。这个现象非常奇怪。男性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似乎比女性解放的过程本身更有趣味。如果哪个格顿或者纽汉姆的年轻学生能搜集一些事例，推导出一个理论，肯定能写成一本有趣的书——不过她得戴上厚厚的手套，需要坚硬的栅栏才能保护自己。
抛开贝斯伯勒女士不谈，我想，这些话现在说起来可笑，但在过去都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话题。我敢肯定，现在这些言论被集结成书，被贴上“荒诞”的标签，只供少数读者在夏日的夜晚消磨时间，但过去它们曾让人热泪盈眶。你们的祖母辈和曾祖母辈，很多人听得失声痛哭。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曾经发出痛苦的尖叫。而且，你们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起居室或卧室兼起居室，你们有资格说，天才应该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天才才不在乎别人说了什么。可惜，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越是有才华，就会越在意别人怎样评判自己。想想济慈，想想他墓碑上的话。想想丁尼生，想想更多的人，我无须再举更多例子，就能证明一个不幸但不可否认的事实：艺术家天生对他人的评价极度敏感。文学圈子里铺天盖地都是过度在意他人评价的人。
现在回到我最初的问题上来，什么样的心境最适合创作？我发现，他们的敏感加剧了他们的不幸，因为一个艺术家如果要让自己心中的作品得到完整的释放，必须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必须来自一颗炽热的心，我看了看桌上摊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觉得那颗心必须像莎士比亚的那样，没有阻碍，没有杂质。
我们对莎士比亚创作时的心境一无所知，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莎士比亚心境的一种描述。比起多恩、本·琼森或弥尔顿，我们对莎士比亚所知甚少，就是因为他没有展现任何抱怨、恼怒和憎恶。没有任何和作家相关的“揭秘”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想要抗议、说教、控诉、报复也好，想让世界见证某种苦难和冤屈也好，这类欲望在莎士比亚这里都已经熄灭和消失了。因此，他的诗是自由的，仿佛行云流水。如果说这世上有谁实现了自己作品的完整表达，那这个人就是莎士比亚。我又看了看书架，想到，如果说世界上有哪颗心曾经如此炽热、如此自由，那一定是莎士比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