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注意，现在我把场景换一换。时间还是落叶的季节，但地点从牛桥换成伦敦。请大家想象一间房间，和其他数不清的房间一样，有一扇窗子，隔着行人的帽子、大篷车和汽车遥望对面的窗子，房间里有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张白纸，上面除了“女性与小说”几个大字以外，什么也没有。很不巧，我们刚在牛桥吃完午餐和晚餐，就要去拜访大英博物馆了。我必须排除个人经验和巧合，才能从主观印象中提炼真理的精华。牛桥之行和那里的午餐和晚餐，让我产生了一连串疑问。为什么男人喝酒，女人只能喝水？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如此富裕，另一个性别群体却如此贫穷？贫穷对小说有什么影响？从事艺术创作有哪些必要条件？——无数个问题浮现在我脑中。可我需要的不是问题，而是答案；我只能请教有学识但无偏见的人，他们远离口舌之争，解开了肉体的困惑，把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结果写成书，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我拿上一支铅笔和一个笔记本，问自己，如果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都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还能去哪儿找呢？
我做好了准备，怀着信心和求知欲，出发前去寻找真理。这天虽然没有下雨，但也阴沉沉的，博物馆附近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敞开的煤仓口，一袋袋煤炭被倾倒进去；许多四轮马车停在路边，把一个个绳子捆着的箱子卸下人行道，里面或许装满了某个瑞典或者意大利家庭的全部家当，他们在这个冬季来到布鲁姆斯伯里，住进公寓，寻找财富、避难所或者其他想要的东西。街上，小贩推着手推车走来走去，用沙哑的嗓音叫卖着植物。有的人吆喝，有的人在唱。伦敦像一个大工厂，像一个机器，我们都在梭机上前后摇晃，为白色底布织出图案来。大英博物馆是这个工厂的一个部分。推开旋转门，巨大的穹顶出现在我面前，仿佛一个光秃秃的大脑袋，我只是其中一个思想，被一大堆响当当的名字包围了。我走向借阅台，取了纸卡，打开目录“·····”这五个点每个都代表了五分钟的震惊、好奇和困惑。你知不知道，一年的时间里，有多少关于女性的书出版？其中有多少是男性写的？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可能是地球上被讨论最多的动物？我带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来到这里，准备读读书，本以为一个上午肯定够我找出一点真理记在本子上。我开始拼命联想那些寿命很长、眼睛很多的动物，我得变成一群大象、一群蜘蛛，才能处理眼前的信息。只有铁爪和铜喙才能突破真理的外壳。在这么一大片乱七八糟的纸片里，我怎样才能找出夹杂其中的小小真理呢？我一边自问，一边绝望地从上到下浏览那一串长长的书名。光是书名就让我大开眼界。性别及其本质可能会吸引医生和生物学家；但令人吃惊的是，性别话题——准确来说是女性这个话题这么招人喜欢，有讨人喜欢的散文作家、灵巧的小说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男人、没有学历的男人，以及除了性别不是女性没有其他特点的人。这些书有的浅薄、轻浮，但也有很多很严肃，很有预见性，充满说教和劝告。单是读读这些书名，我就能想象无数老师和牧师登上讲台或者讲道坛，他们滔滔不绝，光是这一个话题，就能讲得远远超过规定的时间。这个现象太奇怪了，显然——我查了查首字母M的书——只有男性作者的作品。女性不会写书研究男性——对此，我迫不及待地松了口气，要不然我就得先读完男性研究女性的书，再读完女性研究男性的书，还没等我开始动笔，一百年开一次花的龙舌兰恐怕都要开完两次了。于是，我随便选了十几本书，把我的纸卡放在金属网托盘上，和其他追求真理精华的人一样，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始了等待。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奇怪的差异，我一边想着一边在纸卡上画起了圈，尽管英国纳税人交钱提供的这些纸，不是用来给我画画的。从这个图书目录来看，为什么男人对女人的兴趣比女人对男人的兴趣大那么多？我百思不得其解，走起神来，开始想象那些写一辈子书来研究女性的男人，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有的年轻，有的年长；有的已婚，有的未婚；有的长着红鼻子，有的驼背。不管怎样，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如此受关注，感到受宠若惊，就连残疾人和病弱者都没受到过这样的待遇——我沉浸在这些无聊的念头中，直到一大堆书被推到我桌前，我才停止了幻想。现在问题来了。一位在牛桥大学受过训练的学生，肯定懂得使用某种方法，带着自己的问题，排除干扰，直奔答案，就像把一头羊赶进羊圈一样。比如我旁边这位学生，正孜孜不倦地摘抄一本科学指南，我非常肯定，每过十多分钟，他都能从原石中炼出金子来。他满意的嘟哝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如果某人运气没那么好，没受过大学训练，羊群就赶不进羊圈，而是受了惊吓，被猎狗追着窜来窜去，狼狈不堪。教授、老师、社会学家、牧师、小说家、随笔作家、记者、除了不是女性没有其他资质的男人，这一大群人追赶着我小小的疑问——有些女性为什么贫穷？——这一个问题变成了五十个问题，直到它们一股脑儿冲进河里，被水流卷走了。我的笔记本上写满了笔记。为了展示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我不妨给大家读一些听听。这页笔记的标题很简单，就是“女性与贫困”几个大字，但接下来的内容却是：
中世纪时的情况
斐济岛上的习俗
被当作女神来崇拜
道德意识更薄弱
理想主义
责任心更强
南太平洋诸岛，性成熟期
吸引力
被献祭
脑容量较小
潜意识更强
体毛较少
脑力水平、道德意识和身体素质的劣性
爱孩子
寿命更长
肌肉更无力
情感更强烈
虚荣心
高等教育
莎士比亚的观点
伯肯黑德勋爵的观点
英奇主教的观点
拉布吕耶尔的观点
约翰逊博士的观点
奥斯卡·布朗宁先生的观点……
我长吸了一口气，在笔记的边角继续写道：为什么塞缪尔·巴特勒说，“聪明的男人从来不议论女人？”显然，聪明的男人一个劲儿地在谈论女人。我仰在椅背上，望着巨大的穹顶，我只是穹顶之下的一个思想，但是多少有点混乱。我接着想，很遗憾，聪明的男人眼中的女人都不一样。蒲伯说：
大部分女人都没有个性。
拉布吕耶尔说：
女人很极端，要么比男人好，要么比男人坏——
两个观察同样敏锐的现代人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女性能不能接受教育？拿破仑觉得不能。约翰逊博士觉得能。女性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没有。另一些人说，女性是一种半人半神的性别，因此崇拜她们。圣人说女性的头脑比较肤浅；另一些人说，她们的感知更深入。歌德崇敬她们，墨索里尼鄙夷她们。男人总是想着女人，想法却都不一样，这个问题根本没法弄清楚。我看看隔壁桌那位读者，羡慕起来，他的摘抄如此工整，每一条都标着A或者B或者C，再看看我的笔记本，潦草而混乱，充满了互相矛盾的记录。我感到痛苦、迷茫，非常屈辱。真理已经从我的手指缝里溜走，一点也没留下。
我想，我总不能就这样回家去，用以下发现充当女性与小说研究的重大成果：女性身上的体毛少于男性或者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女性性成熟期为九岁——还是九十岁来着？——我连自己的笔迹都认不出来了。我忙活了一早上，却没有得出任何更有分量、更体面的结论，真是丢脸。如果我连过去的女性（为了简便，我将女性简称为W）问题都弄不明白，又何必在意W的未来呢？那些绅士人数众多、博学多识，他们研究女性和女性在各个方面的影响——无论是政治、孩子、薪水，还是道德水平方面——然而向他们请教似乎完全是浪费时间。我还不如不打开他们的书。
我越想越觉得失落和绝望，居然下意识地在纸上画起了画，而不是像我旁边那人一样写下结论。我在画一张脸，一个人影。这人是冯·X教授，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写下自己的不朽之作，题为《论女性在脑力水平、道德意识和身体素质上的劣根性》。我笔下的他是一个不招女人喜欢的男人。他身材臃肿，脸很宽，眼睛却很小，脸色通红。他脸上的表情说明，他心中燃烧着某种激烈的情绪，以至于用手中的笔猛戳稿纸，就像要戳死某种害虫一样，害虫死了他也不满足，必须继续杀戮，而真正引起他愤怒和烦躁的东西，并没有消除。我看着自己的画想，原因在于他的妻子吗？她爱上了一位骑兵军官吗？那军官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穿着羊羔皮外套吗？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小时候被哪个漂亮女孩嘲笑过？我想，恐怕小时候的教授也不是个招人喜欢的孩子。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笔下的教授沉浸在他的伟大著作中，论述女性在脑力水平、道德意识和身体素质上的劣根性，一副非常愤怒和丑陋的模样。花一个上午却一无所获，我开始用画画来偷懒了。但就在无所事事和白日梦幻中，真理往往会浮出水面。我低头看着笔记本，运用心理学的一种基本方法——说心理分析都是抬举它——得出结论，愤怒的教授反映了我心中的怒气。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怒火冲上了我的笔尖。它是从哪儿来的？好奇、困惑、愉快、厌烦，今天早上我接连出现的几种情绪都有迹可循。愤怒这条黑蛇也潜伏在其中吗？没错，素描就是证据。显然，唤醒了我心中这个恶魔的，就是某本书里的某句话，就是教授说女性在脑力水平、道德意识和身体素质上比男性劣等的那句。我的心脏狂跳，双颊火辣辣的。我气得满脸通红。教授的话很愚蠢，但也没什么特别之处。谁也不喜欢被人下结论说，自己天生低某个小男人一等——比如邻座的学生，他脖子上系着一条打好结的领带，喘着粗气，大概两个星期没刮胡子了。谁心中又没有愚蠢的虚荣心呢？这是人的天性。我开始在教授愤怒的脸上画圈，直到把他的脸涂成一丛着火的灌木，一颗燃烧的彗星——总之，就是把他涂得失去了人形和意义。现在的教授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汉普斯特荒原上燃烧的一团火把。我找到了愤怒的源头，很快消气了，但我的疑问还在。教授们的愤怒又该如何解释？他们为什么愤怒？因为这些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蕴含着某种热度。这种热度通过不同的样貌呈现，可以是讽刺，可以是伤感、好奇、谴责。但通常还有另一种难以察觉的情绪存在，我称之为愤怒。这种愤怒潜藏在表面之下，和其他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从它产生的种种奇怪效果来看，它不单纯也不坦率，而是复杂而隐蔽的。
无论如何，我看看桌上这一堆书，觉得它们对我毫无帮助。它们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尽管退一步来说，它们包含很多有教育意义、有趣或无趣的内容，以及斐济岛居民的奇怪民俗实录。这些书是情感的宣泄，而不是对真理的追求。因此，我应该把它们归还博物馆柜台，让它们回归这个巨大蜂窝的原位。我花了一上午只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愤怒。那些教授——我管他们统统叫教授——很愤怒。我把书还掉之后，问自己，为什么？我走进柱廊，置身于鸽子和史前独木舟之间，一遍遍地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愤怒？我一边思考，一边溜达着寻找吃午饭的地方。我暂且称之为愤怒的这种情感，到底有着怎样的本质？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家小餐馆，坐下来等菜时，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谜。上一位食客在椅子上落下一份午间版晚报，我看菜还没来，无所事事，便读起晚报的标题。一串大字横跨了整个页面：某人在南非大获成功。还有稍小一点的文字宣布：奥斯丁·张伯伦爵士正在日内瓦；地下室惊现一把沾着人类头发的砍肉斧头；某某法官在离婚法庭上就女性的不知羞耻发表了评论。报纸上还散布着其他新闻：女演员被人从加利福尼亚的某座山上吊下来，悬在半空中；近几日会下雾。我想，哪怕有个外星人从这里短暂路过，拿起这张报纸，也一定能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证据看出，英国是一个父权社会。任何正常人都能看出教授的统治地位。他就是权力、财富和影响力的化身。他既是报纸的所有人，也是它的主编和副主编。他是外交部长，是大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他拥有赛马和游艇。他是公司主管，能让股东赚到200%的分红。他捐赠百万善款给学校，他管理学校。他把女演员吊在半空中。他判断斧头上的毛发是否属于人类，他决定犯人有罪或无罪，是上绞刑架还是重获自由。除了天气，他似乎能控制一切。然而他依然愤怒。我不是空口无凭。阅读他写的关于女性的书，我想的不是他的话，而是他这个人。如果一个论述者语言冷静，那他脑中只有自己的论题，他的读者也会不自觉地去思考那个论题。如果他心平气和地描写女性，摆出无可争议的证据，而不是想要得出一种结果，否定另一种，我就不会感到愤怒。我会接受事实，就像接受豌豆是绿色、金丝雀是黄色一样。我会说，那就这样吧。我愤怒，因为他也愤怒。我一边翻看晚报一边想，一个拥有这么多权力的男人居然还愤怒，似乎有些荒唐。或者说，愤怒总是和权力如影随形？比如，富人经常满心愤恨，因为他们怀疑穷人想掠夺自己的财富。对于教授，或者大家长们（后一个称呼可能更准确些）来说，他们愤怒的原因有一部分和富人相同，还有一部分深层原因不那么明显。也许，他们根本不“愤怒”，他们在私人关系中表现出仰慕和热忱，堪称典范。也许，当那位教授有点过度强调女性的劣等时，心里想的不是女性的劣等，而是自身的优越。这种感觉对他来说是无价之宝，因此他维护自己的优越感时过于激动和强硬。我看着人行道上拥挤的行人，心想，男性和女性的生活都充满艰难困苦，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活着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更何况，人类也许是活在幻想中的生物，幻想则需要自信来支撑。没了自信，我们都是襁褓中的婴孩。我们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制造出这种无法衡量的无价之宝？答案就是贬低他人，想象自己在某个方面生来优越，比如财富、地位、挺拔的鼻子或拥有一幅罗姆尼画的祖父肖像，人类可悲的想象力无边无际。因此，对于一位要征服、要统治的大家长来说，想象世界上一半的人天生比自己劣等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这种想法一定是他力量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个观点可以套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它能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心理困惑吗？它是否能解释我那天的震惊：Z先生是我认识的最高尚、最谦虚的男性，有一天他拿起一本丽贝卡·韦斯特的书，读了一段，大呼：“可恶的女性主义者！她居然说男人势利眼！”他的呼喊让我非常吃惊，韦斯特小姐只是就另外一个性别发表了一番有可能正确但逆耳的见解，这一行为到底有什么可恶之处？他愤怒不仅仅是因为虚荣心受到伤害，还因为他要抵抗伤害他自尊的那股力量。几百年来，女性一直被当作一面神奇的魔镜，只要照一照，就能成倍放大男性的力量。如果没有这股力量，地球恐怕仍是一片沼泽和丛林，人类不会经历战争的荣耀，而是会继续在羊骨残片上画鹿，用打火石交换羊皮或者其他风格淳朴的简单衣物。超人和命运的主宰将不会出现，帝王也不曾取得和失去他们的王冠。不管这面魔镜在文明社会有什么用途，它都是一切暴力和英雄行为的重要道具。因此，拿破仑和墨索里尼要强调女性的劣等，如果女性不劣等，他们就无法膨胀。这就部分解释了男性为什么如此需要女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男性一旦受女性批评，就会如此焦躁；如果女性对男性说，这本书不好、那幅画无力或其他类似的话，难免会激起他们巨大的痛苦或愤怒，而如果男性对女性提出同样的批评，结果则远远不会这么严重。因为女性一开始说真话，男性在镜中的形象就会萎缩，他的内心就会动摇。在一早一晚用餐时间，如果他心中自己的形象没有膨胀到两倍大，他要怎么继续做判断、教化土著、制定法律、写书、穿衣打扮、在宴席间高谈阔论？我一边想，一边捏碎面包，搅了搅咖啡，注视着街上的人们。镜子里的自我形象无比重要，因为它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刺激人们的神经。没了它，人就没了生命力，像一个瘾君子没了可卡因。我望着窗外，心想，人行道上一半的行人带着这种幻想大步赶着去工作。早晨，他们在美好的幻觉中穿上外套，戴上帽子。他们开始了充满信心、精神振奋的一天，他们相信史密斯小姐的茶会正在恭候自己大驾光临；他们走进一间房间时，认为自己比这里的一半人都要优越；他们讲话时充满这种自信和自我肯定，对公共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某个人的大脑缝隙里留下了奇怪的感受。
另一个性别的心理是个危险且迷人的话题，我希望等大家每年拥有了五百英镑时，也去研究一下这个话题，但这时我的思绪被打断了，我该付账了。一共是五先令九便士。我递给服务员一张十先令钞票，他跑去找零。我发现钱包里还有另一张十先令钞票，激动得无法呼吸，我的钱包竟然还有自动生钱的本事。我打开钱包，钱就在那里。社会为我提供了鸡肉、咖啡、床和住所，只因为我和姑姑同姓，就能每个月收到她留下的一定数量的纸钞。
我得告诉大家，我的姑姑叫玛丽·贝顿，有一天她骑着马在孟买兜风，掉下来摔死了。那时候赋予女性投票权的法案刚刚通过，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的某天晚上，我被告知我得到一笔遗产。邮箱里收到一封律师来信，我打开一看，发现姑姑留给我每年五百英镑财产，永久有效。在投票权和金钱这两者之间，金钱属于我，因此它显得更加重要。在此之前，我靠给报社做临时工为生，一会儿报道这里有艳舞表演，一会儿报道那里有人结婚；我还帮人填信封地址，给老妇人念书听，制作假花，教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识字，挣上几个英镑。1918年以前，妇女能做的工作主要就是这些。我不必强调这些工作有多难，你们或许认识做过这些工作的人；我更不必强调靠这种工作挣钱生活有多难，你们自己或许也做过。但比起这些，更可怕的是那些日子在我心中留下的恐惧和酸楚，它们至今还在折磨我。比如，你做着自己并不想做的工作，像个奴隶，要处处说好话，看人脸色，虽然没人强迫你这么做，但如果你不做，就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你根本冒不起这个险。然后我想到我那小小的才能，觉得它是自己的宝贝，要是就这么埋没了，我的身体和灵魂也会随之消逝，所有的一切都像生了一层锈，春天的繁花被吞没，树木从芯子开始腐烂。然后，我姑姑去世了。每次我破开一张十先令钞票，锈蚀就会褪去一层，我心中的恐惧和酸楚就会减轻一点。我一边把找零的银币放进钱包，一边回想过去的苦日子，发现一份稳定的收入竟然能给人的心境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夺走我手中的五百英镑。我将永远拥有食物、房子和衣物。我不需要付出精力和苦力，心中的憎恨和痛苦也消失了。我不恨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伤害我；我不用取悦任何男人，反正他们无法给我什么。因此，我发现自己对人类另一半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完全否定某个阶级或性别都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一个庞大的群体永远不必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驱动他们的是不可控制的本能。那些大家长和教授也要面对无穷无尽的难处和可怕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受到的教育和我受到的一样失败。他们因此产生巨大的缺陷。没错，他们确实有钱有权，但胸中永远住着一只秃鹰，不断撕扯他们的肝脏，啄食他们的肺——这就是他们本能的占有欲，是狂暴的抢夺欲，驱使他们时刻觊觎他人的领地和利益；建造要塞，插上旗帜；制造战舰和毒气；献上自己和子孙们的性命。穿过海军拱门（我已经走到纪念碑前），或任何一条摆满战利品和大炮的街道，想一想那里歌颂的荣耀。或者站在春日的阳光里，看着股票经纪人和大律师走进室内，忙着挣钱、挣钱和挣更多的钱，可每年五百英镑就足够一个人在阳光下活得好好的。我想，他们身上一定存在某种讨厌的本能。这是生活条件的产物，是文明程度不高的结果，我一边想一边看着剑桥公爵的雕像，尤其是他三角帽上的羽毛，恐怕它从未被这样凝视过。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的恐惧和酸楚就化为了怜悯和宽容，又过了一两年，怜悯和宽容也消失了，我获得了一种最大的解脱，那是客观看待事物的自由。比如那边的建筑我喜不喜欢？那幅画好不好看？这本书好还是坏？弥尔顿建议女人寻找一位高大威猛的绅士，用永恒的爱慕换来自己的归宿。而我不用这么做，因为我姑姑的遗产为我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新天地。
我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回到了我在河边的住所。街灯亮了，和早晨时分相比，夜晚的伦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仿佛那台巨大的机器忙碌了一天，在我们的帮助下，织出了几码激动人心的、美丽的东西——一块炽热的布，闪烁着红光；一只褐色的怪兽，边喷吐热气边咆哮。连风都像一面旗帜在摇摆，鞭笞着房屋，摇晃着围墙。
但我住的这条小街充满了生活气息。房屋刷漆工从梯子上爬下来，保姆小心翼翼推着婴儿车进进出出地去喝茶；运煤工人把空麻袋整整齐齐地叠起来；蔬果店的老板娘戴着红手套，正在计算清点一天的进账。但我满脑子都是你们交给我的那个问题，看到这些日常生活的景象，我总是忍不住联想到同一个核心问题。这些职业哪些更高贵，哪些更有必要？现在这个问题比一个世纪前还难说清楚。当运煤工人好，还是当保姆好？一个养大八个孩子的打杂女工和一个收入十万英镑的律师相比，谁的人生更有价值？这种问题毫无意义，因为没人能回答。女杂工和律师的相对价值每过大概十年就会发生变化，哪怕在当下，我们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衡量标准。我居然还指望教授在议论女性的时候，拿出“无可争议的论据”来，算我愚蠢。就算有人能明确某种才能在当下的价值，价值的标准也会变化，一百年过后，可能一切都面目全非。我走上家门前的台阶，心想，再过一百年，女性将不再是一个被保护的性别。按理说，那些曾经将她们拒之门外的活动和劳动会向她们敞开大门。保姆会去运煤，商店老板娘会去开火车，所有以女性弱势地位为前提的既定事实都将不复存在——比如（这时一队军人走上街来），人们一般认为女性、牧师和园丁比其他人更长寿。如果抛开这种先见，让她们加入和男性一样的活动和劳动中去，让她们当兵、当水手、当火车司机和造船工人，看看女性的寿命是不是比男性短了不少，死得是不是比男性快了不少，到时候人们说起“今天我看见一个女人”，口气会像过去说“我看见一架飞机”一样。只要女性不再处于受保护的地位，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打开了大门。但这些和我的论题“女性与小说”有什么关系？我一边自问，一边走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