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足球走过20个年头，一直在摸索中前进，朝着“真正的职业化”做着努力，进入“中超时代”后，改革更加大刀阔斧起来，独立法人、自由转会这些职业联赛的关键指标都已经完成，目前来看，中超联赛仍然是中国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联赛。
yoyo体测顺应民意，寿终正寝！
体能测试，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中国职业联赛共同成长的小伙伴。尤其在刚开始职业化改革的1994年，海埂高原上进行的12分钟跑测试，曾将多位国脚级别的球员挡在联赛门槛之外。但也正是在如此残酷的淘汰机制之下，甲A赛场上一扫往日“一看二停三通过”的懒散作用，涌现出像上海申花这样以擅长跑动和“强逼围”而著称的冠军球队。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机械的12分钟跑项目也逐渐暴露出种种不足。从2003年的“末代甲A”开始，体能测试的项目改成被认为更具科学性的“YOYO体能测试”，即由一位丹麦体育博士发明的间歇性耐力测试。
而在2011年的中超赛季开始前，足协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取消“YOYO体能测试”！
此举意味着17年来伴随着无数争议的体能测试，不再作为决定球员是否有资格参加联赛的先决条件。巧合的是，取消体测的那一年，也正是广州华南虎冲上中超、开始用高额奖金悬赏胜利的一年。或许，当老板们的奖励足以唤起球员的职业精神和自律意识时，体能测试的确就成为了多余的东西。
当中国足球将体能测试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时，没想到中国篮球却把这件老古董捡了出来。同样在2011年，中国篮协宣布重新恢复此前被暂停了6年的体能测试。而且相对中国足协比较简明的规定而言，中国篮协对于体能测试的规定显得十分复杂，比如针对不同位置的球员分别制定不同的达标标准，另外每支球队和国家队成员都有可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免试”名额。在过去3年里，体能测试的项目和标准也几经变化，尤其在国家男篮今夏遭遇亚锦赛上的惨败之后，中国篮协随即调高了达标的成绩标准，导致更多球员不得不在负重深蹲、负重卧推和折返跑等项目上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周海滨叛逃”事件引发转会制度与国际接轨！
曾几何时，中国足球的转会制度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一朵“奇葩”。比如当欧足联、国际足联早已推行球员合同到期之后自由转会的制度时，中国足协却在转会规则上加入了独特的“30个月”规则，也就是球员与俱乐部合同期满后的30个月之内，原俱乐部仍有权决定球员的去留。
以上规则的存在，一方面导致球员在与俱乐部进行合同谈判时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比如在2009年，周海滨在与鲁能合同到期的情况下，表示将自由转会到荷兰埃因霍恩俱乐部，理由就是中国足协的“30个月”规则并不能限制跨国的国际转会。
除此之外，还有俱乐部利用“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来钻空子。同样在2009年，戴琳在与辽宁合同到期之后虽然无法直接自由转会国内俱乐部，但他却借助于首先自由转会到萨拉热窝斯拉维亚、而后马上再低价加盟申花的方式，变相实现了在国内联赛中的自由转会。
面对以上种种乱象，中国足协终于在2010年底出台《中国足协球员身份及转会暂行规定》，其中第一次明确在自由转会制度上与国际足联接轨，即球员在“与原俱乐部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后可以“在会员协会间转会”。这项新规的出台，为职业球员在签约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也迫使俱乐部不得不逐渐改变以往合同一年一签、甚至玩弄“阴阳合同”的作风。
在中国体坛的其它职业赛事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转会制度。比如在乒超联赛中，曾以类似公开拍卖的方式决定优秀运动员归属，结果在2010年的摘牌大会上，女选手郭焱居然以1133万的天价被山西大土河摘得。
相比公开进行的转会或者摘牌，还有一些交易则在幕后进行。比如在CBA联赛中，很多人都对辽宁2010年将主力后卫张庆鹏送往新疆的决定感到不解。直到3年后目睹全运会男篮比赛的名单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或者这是为换取新疆方面同意让巴特尔代表辽宁征战全运会所付出的代价。
“G7上书”逼迫足协打破垄断组建中超公司！
尽管中国职业足球被认为尚未完全摆脱行政管理的色彩，但至少在商务经营这一块，中国职业足球仍然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由中超公司来负责整个联赛的商业运作。
当然，迈出这一步的过程实属不易。当初由于不满足协垄断联赛经营的利益，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曾在2004年集体行动，要求发动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尽管这一诉求并没有完全被足协接受，但作为一种妥协和安抚的手段，足协仍然在市场开发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在原先授权足协旗下福特宝公司负责开发中超联赛市场的背景下，从2005年1月开始，足协同意转而授权中超委员会负责开发管理。接下来在2005年10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成立“中超联赛股份公司”，后者随后接管了中超市场开发这部分业务。
在接下来几年的运作过程中，中超公司也曾出现过一系列闹剧，比如在该公司任职的多位高管在“反赌扫黑”风暴中锒铛入狱，之后选聘总经理的过程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但如果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中超公司问世本身就是制度上的重大突破，为各家俱乐部提供了一个参与决策的舞台，也许会为将来彻底实施“管办分离”奠定重要基础。
无论中超公司存在多少不足，至少它有一点可以引以为傲，那就是在国内其它职业联赛中并未出现类似地位的公司。以CBA为例，其商业开发权完全由篮协一手操控。比如在2012年，盈方公司以为期5年、每年3.3亿元的续约价格，继续负责CBA联赛的商务开发和电视转播业务。如果单看合同金额本身，似乎这还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可令各家俱乐部感到不满的是，整个签约过程完全由篮协一家说了算，俱乐部那里连走过场的表决权都没有，更不要谈单独寻找合作伙伴的选择权，只能完全听任篮协的安排。
独立法人结构促进资本流动，做到K联赛所不能！
在甲A乃至中超联赛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支球队在更换东家之后搬迁主场的情况。比如目前的贵州人和，其前身是西安浐灞，再之前则是曾在沪上足坛掀起波澜的上海国际。又比如近期传出可能远迁云南的上海申花，曾在2007年经历与上海联城之间的合并，而上海联城的前身则包括珠海中邦、大连赛德隆等多支球队。
以上这种不断变换名称和主场的情况，可以从消极层面理解为中国职业联赛的不稳定，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倒也反映出联赛环境有利于资本自由进出的特点。原因是自从1994年开始职业化改革以来，大多数俱乐部已经摆脱了昔日举国体制下“地方队”的烙印，逐步与各自的地方体育局脱离关系，其投资主体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
这样一种法人结构，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很多便利。通常情况下，只要买方与卖方之间谈妥价格，地方体育局一般不会在俱乐部易主问题上设置障碍。一旦市场上出现具有雄心壮志的投资者，往往可以快速完成俱乐部的各项变更手续。正因为如此，直到2010年才有意投资足球的华南虎集团，可以在短短4年时间里就创造出今日的辉煌。
尽管名义上也是一项职业联赛，但是在CBA的运作过程中，各地方体育局普遍具有重要的话语权，甚至在俱乐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有时还必须考虑到备战全运会的元素。另外即便在足球领域内，曾经成为中国足球学习对象的韩国K联赛，其实也无法完全摆脱地方行政的色彩。K联赛中除去几家由大公司赞助的俱乐部之外，还有不少“市民球队”主要依托地方政府的支持而生存，比如大邱FC的主要股东就是大邱市政府，董事长更是直接由市长出任。与之情况相类似的俱乐部，还包括大田市民、庆南FC、江原F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