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的金路大厦工程终于提前三个月竣工了。它成了南京路上的壮丽景观。无论在南京路的整体美上还是在这条街的商贸活动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的建筑除了吸引了我们作为建设者的自身外，还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在大厦外驻足。旧上海的那著名的四大公司，无论从结构造型，科技含量还是整体规模上，没有哪个能比得上我们的建筑。而我们提前三个月的高速度，在外地驻沪企业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上海滩的建筑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们算是拿下了上海建筑速度的吉尼斯纪录。我们有资格自豪，有资格大笑，有资格对所有人说，那座大楼是我们造的。在南京路上，我们就是这样对别人说。就连黄小苗、就连汪涵涵，她们也伸着一只白皙细嫩的指头对别人说，那楼是我们造的。小女人的大口气中颇有些不可一世的傲慢。这在以前上海滩的女人中是没有这种口气的。那时的女人尽管也在以不同形式参与着上海的变化，但大都是恩恩怨怨风花雪月的小情调，春申江畔流淌的是女人的娇气怨气和粉脂气。在她们的社会历史档案中，实在没留下多少令人振奋的东西。
大宋在看到我们的建筑的时候激动得要哭了。真的激动得要哭了。其实我是不希望她这样激动的。她一激动就哽咽，就影响嗓子发音。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她要激动我管不着。我们又偏偏做出了让她激动的事。她是迫不得已才闪出泪花的，差一点就算是热泪盈眶了。她一往情深地挽着我，翘首望着余路大厦某处最显赫的地方。她嚅动着喉管感叹着工程的雄奇和造物主的伟大。就凭这一点，我们都没有白来上海。尽管我们无力摆脱和克服普通人身上的平庸，但我们毕竟建造着一栋又一栋的高楼。而且是倾注着我们的心血。现在我们为自己而激动而感慨。在金路大厦的根基下面，是我和大宋爱情萌芽生长的地方。那里曾经有一条很普通的弄堂，弄堂里有一个小屋，埋藏着我们青春时代最核心的秘密。这应当算作我们人生旅途中的重要部分。我这样对大宋说。大宋突然把我抱住，颤抖地说，就凭这幢大厦，就凭以前的弄堂，我们就应当爱一辈子，永不分开。它应当作为我们相亲相爱的标志。我重复着她的话。金路大厦成为我们山誓海盟的见证。
我们办事处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亢奋状态。大家没法克制自己，也不想克制自己。嚣张气焰在每个人身上泡沫似地膨胀着。正好又是早春，气候不像去年那样春含冬意。我们的活跃中渗透着对季节的祝福，情绪被激动点燃。高兴本来是件很体面的事情，可高兴过头了又恰恰容易做出不体面的事情来。那天我们全体人员从金路大厦回来后，为争抢大厦的照片把办公室闹得一团糟。
那天晚上方经理哼着你究竟有几个小妹妹出了门，看样子又是一个夜不归宿。刘山一兴奋就留我在宿舍吹牛。黄小苗尾巴似地跟着他。刘山说，大男人谈大事，你听什么。黄小苗撒着娇，要听嘛！刘山抱住黄小苗就亲。就像二十年代洋人当着华人的面在上海滩的酒吧里亲吻自己的老婆和情人一样旁若无人。刘山是要故意做给我看，让我看到他幸福的程度和水平。当我看到娇小的黄小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可爱的摧残。我会想到刚刚盛开的鲜花在大风中摇曳的样子，会担心折枝或吹落。黄小苗气喘吁吁地坐起来时便害臊地看着我，然后指责刘山的不规行为，嗔怪他没轻重。刘山说，我高兴。黄小苗说，高兴了就能这样么？刘山说，再说我就动真的了，我看你是欠吻！黄小苗左遮右掩地避着，真的一副生气的样子。刘山停住，把她一推:高兴了发泄一点私情，有啥不好。你别吊着脸！刘山脾气非常不友好，没给他面子似的。黄小苗见刘山这样，就委屈得眼泪汪汪了。凑上去说，你亲你亲，今天就让你亲个够！刘山阴着脸说，不亲了不亲了，你哪是我亲的！两人生了一回小气，我就走了。第二天刘山对我说，昨天晚上我把她收拾了。我没问他是怎么收拾的，到了什么程度。从刘山摇.头晃脑的劲头看，性质很严重。我到打字室看黄小苗，就有些忍不住暗笑。黄小苗从电脑上扬起头问，你那么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怎么了？我说，领导嘛，看看脸也算检查工作。黄小苗脸一红，刘山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没有呀。黄小苗说，你们这些男人呀，都鬼。
陈雪梅从北京飞回上海，正赶上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北京之行使她去掉了梅毒和淋病之扰，脱了一层皮似的，一派崭新气象。不再是全身缺水的样子了，依然那么丰满性感。大家完全消除了对她的成见，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似的都向她问寒问暖。为了使她从心理上尽快复位，特意给她安排了两桌酒菜为她洗尘接风。我让她休息几天再上班，她说不需要，她最大的愿望是工作。她在北京早就闲腻了，急得抓头发。她说全世界最无聊的事就是没事，那真急死人。一回上海就觉得亲切了，有种回娘家的感觉。上海变化真大，日新月异。好多地方她都认不出来了。第二天，我就让黄小苗把会计业务交给了陈雪梅。刘山见了陈雪梅，就荤的素的胡说一通。刘山说，修好了，又是一副生机旺盛的样子。陈雪梅说，可不敢滥用了，我得敝帚自珍。黄小苗狠狠地瞪了刘山一眼说，你怎么没有正经话说呀！
汪涵涵听说陈雪梅从北京回来了，抱着秦沪一郎来看她。
小男孩机灵活泼，不哭不闹，大家逗一阵就开始打呵欠，汪涵涵就把他哄睡了。陈雪梅给他拿一条浴巾包着，抱在怀里。汪涵涵说，这东西就爱抱着睡，惯坏了。现在要纠正他的毛病。就把他放在沙发上睡着，盖上浴巾。睡了一觉之后，秦沪一郎让尿憋醒了。小腿蹬开浴巾，小鸡鸡昂扬着直指蓝天。适逢王芳抱着一捆图纸进来，大叫刘山。刘山以为有什么事，走过去。王芳指着四仰八叉的秦沪一郎说，看到了吗，你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刘山说，就算你报复了我一回。黄小苗羞得脸绯红。王芳对黄小苗说，最近刘山嘴无遮拦，你要好好调教调教他。黄小苗说，我调教他？他还调教我呢！说话间，王主任突然来到我们办公室，顷刻便鸦雀无声了。
那些天单位很轻松，王主任很少来办公室。夫人病情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了。在癌扩散前夕，她依然肥胖如旧。一到医院就迅速消瘦了下去。我们常去看她。陈雪梅回来后也首先到医院去看望她。我们告诉她南京路的工程提前竣工了。她说她知道了，王主任告诉她的。她说她真是没福气，再也看不到金路大厦了。她黯淡的目光充满绝望。我们把金路大厦的照片拿给她看，她看罢，眼泪就簌簌地往外淌。黄小苗给她擦泪，泪没擦毕，自己倒流泪了。
我们接到新区管委会的通知，我们的金路大厦被评为全市优秀工程。那天，王主任要去参加一个名称很长的会议，叫外来建设者表彰大会暨上海市白玉兰奖颁奖大会。王主任对我说，我去不成了，叫方经理代我去。我把王主任的意见转告给方经理。方经理说，这个会是不好代替的，他必须去。那天沥沥春雨，路上稀滑，我们开了车，去了几个人接奖杯。王主任带着夫人的病危通知书去参加会议，我们就在车里等候。等了两个多小时，王主任从会议室里出来了。一手拿着外来建设者奖状，一手提着白玉兰奖奖杯。白玉兰奖是上海建筑工程最高奖，也是我们的第一次获奖，大家的高兴不言而喻。车开到单位门口，王主任突然让司机掉头，往东方医院开。他说他心里慌得很，好像有些不对劲儿。
车开到医院，王主任夫人已经不行了。输氧导管似乎已不起作用。夫人睁着一双发黄的眼睛看着他，说不出任何话了。他枕头上放着一个洋娃娃，那是汪涵涵抱着秦沪一郎拿去的，就留在她身边。她没有生过孩子，放个洋娃娃在临终的床榻上聊作慰藉。屋里弥漫着死亡气息。以死亡为主题的工作由此展开。我们单位进人了一级战备状态。治丧的任务紧急部署，各方人员各就各位。时间迅速向黑夜延伸，死亡在时间中颤栗着。
王主任夫人是在一声春雷中闭上眼睛的。没有遗嘱没有明显的断气。春雷成了生与死唯一明显的分界线。当我们呼喊她数十声不见她再睁开眼睛时，才确认她已由病人变成了尸体。我想那春雷一定是个很大的圆，成了她生命的句号。她安详的样子叫人想到终极。这时是凌晨两点三十分。医院的日历上写着九月十八日。整个浦东开发区繁星闪烁，灯火通明。从医院的高处可以望见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停止了白日的喧嚣，宁静中张扬着它的凌凌盛气。后来我惊讶地发现，一九一四年的这一天正是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扩展的日子。面积由几百亩扩大到一万五千亩，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专管租界。我不明白，一个耻辱的日子竟与一个悲伧的日子奇异地重叠起来。
个老百姓就这样死了。残疾人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
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她就介于两者之间。对于中国对于上海对于陕西来说，她死了轻于鸿毛。活着惊动不了谁，死了照样也惊动不了谁。她不欠谁的，也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损失。可对我们王主任来说，她就死得重于泰山，失却了一位天下最疼他最爱他他也最疼最爱的人。她喜欢看王主任建的房子，却没看到金路大厦最后竣工时的风采。这是一个永恒的遗憾。王主任成天忙碌，没艳她伺候好，又是一个永恒的遗憾。
王主任自始至终没哭。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一滴眼泪。他更加沉默少语了。办完丧事那天，我们忽然发现他脸上的老人斑在一夜之间生长了许多。王主任望着骨灰盒说，他父亲的爷爷把命丢在了上海滩，他也准备把命丢在上海滩的，却没想到老婆如今竟把命丢在上海滩了。
连续几天阴雨之后，上海一片放晴，丽日高照。我们把骨灰盒和奖杯带上，来到外滩合影。我们背靠着黄浦江，东方明珠塔在我们队伍中矗起一杆旗帜。景深很好。连接天地之间的大背景把照片衬托得很美。照片里，除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外，还有大宋小宋、汪涵涵、秦沪一郎和王主任当兵的养子。上海是个滩。我们把照片取名为滩上合影。我们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印在照片上，与上海滩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按高低个子排队，很自然地高低错落地站着，站成一副上海滩的模样。像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