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春天并没有驱走残冬的冷意。我依然对大宋买的那双毛皮鞋恋恋不舍。她说正月天气再穿这个东西就有些难看了。她让我换单鞋去上班，不要穿难看的鞋招摇过市。
大宋的正月一片繁忙。虽然胡悦的公司放了几天假，使她在白天有了喘息之机，可从晚上八点开始，她就进入了超负荷运转的状态。她晚上八点至十一点上琺的规定时间被彻底打破。顾客们尽情地挥洒着节日的快乐和兴奋。走的走来的来，跑马灯似的。舞厅的营业时间随着顾客的需要而无可奈何地延长。天皇娱乐公司的节日气氛最具有代表性。据胡悦和吴总说，许多回头客都是冲着大宋来的。他们对她的主持水平和演唱水平捧到了至高无尚的地步。甚至中央电视台的某某小姐也不过如此，甚至大宋在这地方有些屈才，她应当在歌坛上再攀高峰才对。大宋就怕吹，一吹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她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在我面前表露无遗。她每天回来都要向我如实汇报当晚发生的一切事件，尤其是别人对她的溢美之词她连语气和逗号都不放过。在那些场场爆满的日子里，吴总把她视为掌上明珠，恨不得给她塑一尊铜像在上海滩显赫昭彰。
我如同一位忠于职守的舞男，依然常陪大宋去舞厅上班。天皇娱乐公司的霓虹灯在节日期间异常灿烂。那个放偏了位置的女字不再跟吴字两地分居了，合情合理地并肩站着，像一对破镜重圆的夫妻。春节促成了它们的有机结合。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舞厅的气氛。我用我的目光和心灵去品味他们合理的疯狂，合法的浪漫以及合情的发泄。舞厅里洒满了他们各种欲望。为了观看方便又不挤占客位，我在大年初一晚上就选择了一个极不显眼的位置坐下来，并将它固定为我夜生活的长期的宝座。我总是理直气壮地坐下去，跷起二朗腿，摆出一副悠哉乐哉的架式。所有的女服务员都认识我。我成了客座明星。我总是在接受“李先生”这一高贵称呼的同时接过她们递来的茶杯。我有一种皇帝的感觉。皇帝之所以当皇帝那么乐意是因为他们看戏方便。管江山是地方官的事情，买门票和付小费是属于那些不当皇帝的人的。那时候我便乐以忘忧。忘记了事关重大的王主任夫人的癌症，忘记了首屈一指的王主任，忘记了处在爱情的水深火热之中的刘山，忘记了南京路上的伟大建筑和蜗居在二楼的高梁地。
当大宋在舞池里按照我确定的主题进行发挥的时候，我也有种被冷落被遗忘的感觉，跟我忘记了别人一样。这种感觉每晚都要打扰我一次。大宋也觉察到了。她常常出现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会放下话筒不失时机地走过来跟我跳一曲。我往往不由自主地搂紧她，搂出相亲相爱幸福美满的水平来。我必须让所有舞客都知道大宋是我的，神圣不可侵犯。
如果大宋忙于应酬实在没有时间陪我跳一曲的话，她会让她的同伴来陪我的，代替她来完成这一神圣事业。我接受着一位姓曹的陪舞小姐的邀请。每次她都会灿烂地笑着。头一遭跟上海姑娘跳舞，我使劲地嗅着，在她身上寻找上海味儿。
我在人们对大宋的掌声中感到自豪。可这种自豪又会因舞客们的过分殷勤而被另一种情绪所代替。有时，我也忍受不了男人们对她的过分的邀请。我曾亲眼看到有几个老板把大宋叫到一旁说些什么，有些鬼鬼祟祟的。他们恨不得将视线变成一双魔爪撕破大宋的衣服。我实在憋不住，就问大宋他们干什么？大宋说他们约她出去。我问，你怎么讲？她说，放心，肯定是拒绝！大宋的口气像合同一样。可我却感到无奈，世界上贪色的男人少，可好色的男人多。在上海大款们的钱用在女人身上总是超水平地发挥着作用。原因是渴望钱的女人太多。所以在烟雾蒙蒙的旧上海，人们用金钱垒起来多少窑子，又用窑子换金钱。这么一想，我会突然觉得，拥有一个漂亮女人简直不是好事，就像拥有一枚定时炸弹一样，总叫人提心吊胆。
我们的屋子成了鲜花盛开的地方。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鲜花搬运工。每天晚上我都要抱好大一捆回来。这还不是全部，舞厅里的其他女孩还要索走一些。最初还感到新鲜，慢慢就成了负担。屋里的各个角落到处是花，如花回来三十五扎。我常常望着那些花出神。男人们真是无聊透了，为了讨得一个漂亮女人的欢心，就做文做武地来这么一束。我总觉得那些花上沾着一颗颗不良之心。在那些花里，一部分是鲜花，一部分是塑料花。鲜花在几天之后就枯萎了。有生命的东西总是那么短命，而无生命的东西却耐得长久。这个世界越来越难懂。我们把花分开放着，摆着不同的姿态。正在多得发愁时，胡悦请我们吃饭。胡悦说，这么多花放在这里干什么，扔了可惜了，放着又占地方，正好他有一个开花店的朋友，便宜卖给他。塑料花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当我们把大捆的花转移到花店时，我就想，这又足够一大群男人献殷勤了。有次大宋做了一个小小的手脚，在花枝上刻着自己的名字，这束花在第五天之后又回到我们家里。地球是圆的，一切都在循环。
塑料花去了，可屋里的花依然如旧。鲜的败的都有。我害怕大宋真的骄傲自满了，暗暗希望冷落她一下，哪天没人送花才好。可送花的却越来越多，像夏天的蚊子。也许你刚刚打完几只，又恰恰留下许多新的卵。正月十五单位上半天班，下午放假过节，集体组织到浦西看热闹，我逃回了家。刚进门，天皇娱乐公司的吴总就开车来了。他请我们一起过元宵，吃一顿饭。他妈的也带了一束花。我心里颇为不悦。什么东西不能送，偏偏送别人不稀罕的东西。吴总这家伙我一直是晚上见到他，现在白天一看，怎么突然又白又胖。第一感觉便是有作风问题的那种男人。我和他在沙发上对面而坐。我说，过年了，发胖了？吴总说，又不过性生活，哪有不胖的！他哈哈一笑。我问他怎么了？他又哈哈一笑，赶时髦，离了。脸上堆满离婚了的快乐。接下来，他一边很有风度地大口抽烟，所有的眼睛都用来瞅我们的屋子，寻找着新年新春的新变化。在我的印象中，前些年离婚的男人大都一副丧家犬的模样，个个都是蓬头垢面的倒霉蛋。现在形势变了，离婚的男人反而像新郎倌似地衣冠楚楚。人逢喜事精神爽，也有心思请客了。大宋把我叫到卧室，问我，吴总请客，去不去？我说，坚决不去。今天小宋要回来，还有客人。大宋说，他让我们把客人叫一块儿砟办？我说，就说客人多，都是第一次来上海的，我们要到车站去接。事实证明这个借口很好，很利索地把这个男人打发走了。我不喜欢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请大宋，尤其是又白又胖的那种。我不放心。
晚上六点，我去车站接小宋。我在南二出口处等她。可一八三次车的所有旅客都走光了，还不见小宋的影子。幸好大宋没来。我只好扫兴地回去。我想一定是车太挤了，没有买到来上海的票。这大宋也怪，小宋要来了，她高兴的说没接到小宋，她还是高兴。她总是一副好心情。十五那天晚上，她又获得了许多花，屋里又添了一份艳丽的拥挤。电视在播送元宵盛况的同时，外面的鞭炮一直响到凌晨一点左右。大宋的兴致，如震天的炮声，处于激越亢奋的状态中。她洗澡之后，搂着我的脖子告诉我，她今晚接了一千多块小费，人家要给，不要不行。她问我，收下这些合适吗？我说，这就看你怎么对待了。她说，我想这是劳动所得，总比那些贪污受贿的好。我说，这么看也行。
浴后的大宋周身弥漫着迷人的芳香。我像一只正在执行侦破任务的警犬一样在她全身嗅来嗅去。大凡从舞厅里走出的女人，自身的气味已经很淡了，沾满了别的男人的气息。烟味、汗味和酒味构成了复杂气味的主体。每天晚上回来都必须一无例外地把它们冲洗干净，恢复自己的本色。这时候我的嗅觉开始发酵，特别敏感地辨析出是否还有外来气味的残留。大宋很喜欢看我嗅她的样子，她知道我会循序渐进地进行，直到焦点时刻。她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总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仰面看着我的脸格格直笑。然后她指着我的鼻子说，哼，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小宋来沪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三人世界。她第一次坐船从武汉到上海，万里长江给她留下了许多新奇的感受。她的兴奋一直保持到回家。她对屋里突然有那么多花感到惊奇。我重新把她的钢丝床支起来，铺上干干净净的床单被套，让她体味我这当姐夫的种种好处。她钻进温暖如春的被窝里跟我们拉家常，谈论母亲的生活状况以及在上海滩的新打算。我们的时间全被她的一张嘴占用了。
第二天小宋下班带回来一张报纸。报纸用半版篇幅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广告。为繁荣上海音乐事业选拔人才，推动流行音乐健康发展，上海市音乐家协会和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上海市电视歌手大赛。凡三十五岁以下的在沪工作人员均可参赛。凡参赛歌曲一律要求创作新歌，提前申报曲目内容。大宋把报纸看了十五遍之后终于决定报名参赛。她对我说，你，给我写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