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涵涵生了个秦沪一郎，我就琢磨出一个道理来。既然陕西人能生个上海人，那么陕西人也是能做个上海人的。固然这个想法有些野蛮，可我们也确实把上海当成自己的家看待的。这很有点攀龙附凤的味道，但事实也确是如此。我父亲说了，上海是个滩。世界各族人民都有人在这个滩里，我们就是这个滩里的一员。上海人之所以得意洋洋，上海人之所以成为上海人，上海人之所以傲视同群，原因就在这个滩上。滩造就了上海也造就了上海人。而这个滩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清。它在我心目中迷惘而又清晰，糊涂而又明白。只怪父亲在世时没把这句话给我解释清楚，他本人也从没来过上海滩，因此这句话越琢磨越是琢磨不透，不琢磨似乎又一目了然，问题就复杂了，就耐人寻味了。猛然有一天，我悟出这个滩既有地理意义，更多的则是哲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意义。我开始突然崇拜起早已作古的父亲来。父亲之所以为父亲，是因为他在儿子前面是永恒的真实。
上海滩的时间总是奋不顾身地往前走。这与我最初生活的内地环境简直别如天壤。那天我和大宋去看我们在南京路上的小窝遗址的时候，已经没法寻找以前的旧梦了。甚至弄不清那个小窝当时在什么位置上。我的遗憾牵出了一串串迷惘和渴望在那里飞扬着，用钢管支撑起来的高架把我们的视线划成了若干个错落有致的小方块，往上翘望我们必须做出一副仰人鼻息的样子。上面挂着巨型红标：出类拔萃，誓创一流。这是王主任叫这样写的。我们想到里面看看。因为谢绝参观，工人们把管的很严，说了半天好话也不行。直到他们把队长叫来，才客气地把我们放进去。我和大宋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转悠。大宋说她好像找到在哪个位置了。我让她给我指指。她又只能说个大概。这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是专门用来糊弄人的。当然我自己也说不清具体位置来。后来我们在原来那条弄堂的相近位置找到一面新墙作参照物，才算真正找到了大概的位置。可惜那个小窝的遗址已被一片整体的钢筋水泥浇铸得无踪无影了。最高明的考古学家也难将它发掘出来。而我们当时踩的小窝里的泥土，早已带着我们的温馨、我们的热血和我们的陈梦，运送到离都市很远的地方去了，交给了渣土管理部门。我们当时一切美好的残留都被深深地埋藏在垃圾堆里了。
工地上各种声音一起混响。焊接声、吊车声和金属物的碰撞声毫无章法地挤到一起。这些声音构成了建筑的华章，凝固着历史的片断。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热血奔流和青春的夺目光辉。大宋要到楼上去看看。队长带着我们来到最上面的那一层。灰黑色的建筑体踩在我们脚下，从那里可以俯瞰南京路上如蚁的人群。队长以为我们是来检査工作的。他的误会使我们变得高贵而受人尊重。队长说，按照我们合同规定还有一年建设期，如果中途资金调度不出问题，我们将在九个月内提前拿下来。现在七层，我们已经超了三层进度，我官腔官样地点着头，对速度和质量表示肯定。我问，高梁地怎么样？队长说，他很好。苦得很，没黑没白地。一人拿两份工资。现在是技工了，专搞电焊。队长大声吆喝着把高梁地叫来，说，李主任来看你了。第一次在外面听到别人这样称呼我，不习惯。高梁地戴着白手套，一边搓手一边搓脚，看看我又看看大宋，眼睛发红，咧嘴傻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激动，像见了远方的亲人一样。我问他这里好不好。他说还行，又来钱又学技术。我问他给他母亲寄过钱没有。他说寄了，还寄了好多照片。母亲说是够用了，让他存钱娶媳妇。队长在旁边站着，我们让他忙去了。高梁地把我们带到他住的地方。其实就在二楼工地上西侧的一个墙角处，里面仅有两床被子一床席子和一个蚊帐，一副活脱脱的难民营的样子。我问他是否适应。他说很好，没有不适应的。白天上班搞电焊，晚上守工地上的材料，拿双工资。我说你变了，变得叫人高兴了。他就笑，他说过年不放假，大家都在这里，你要不走，咱们喝两杯。我看得出来，高梁地对他的现状还是很满意的。人有时候就是难说，当初他在信用社工作时，安安稳稳却要去贪污，挖空心思地去填补欲壑。而今在这举目无亲的上海滩混，再苦再累却心满意足。世界上最怪的是人，最不怪的也是走出工地我心头一阵苍白，我再次回眸我们的工程。它是未来的巨人，它还在不停地往高处长。它使我对人的力量感到震惊，也使我产生了对废墟的怀念。我们在机关，大家一直自诩金路大厦是高速优质的，称为上海速度，不知是否言之有据，但这一点我感到很得意。当我在南京路的对面观望我们的作品时，我的心情就进人了翻滚状态。我相信内心世界那一片波澜壮阔的存在，完全可以将整个上海滩淹没，直至成为废墟。我们的每一幢高楼都是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废墟是破坏的极致，高楼则是建设的极致。我们的脚总是踩在这两个端点上。时间在两个端点之间变得快如飞梭弥足珍贵。我开始怀念过去那些悠闲时光。接受一个课题之后，谁也不再管你不再问你，凭良心拿着共产党的薪水。三个月拿一篇历史论文，五年出两本史籍校读，还理直气壮得表扬。与一年四季什么都不干的人相比，还觉得自己过得太委屈太辛苦。那舒缓节奏造成的大量时段空白，除了用空虚便是用无聊去填补它，弄不好还对生活本身产生怀疑。回头看看以前，便觉得越来越不理解自己。这个时候，风风火火的上海人便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到了南京路，则到处是镜子。我们往镜子里走。
我和大宋像检阅似地在上海疯跑。天气可人，又是一个完整的休息日。她非要让我陪她逛个够不可。我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乘地铁打的士挤专线摆轮渡，除了飞机，上海的交通工具都用了。长商品的地方去了，长森林的地方去了，长动物的地方也去了。商品们五彩缤纷，森林们青枝绿叶，动物们欢歌笑语。我羡慕他们，羡慕他们的幸福快乐，健康无恙。羡慕他们生活在大上海最繁华的时代。
伴随着大上海的欢快节奏，我们频频更换着位置。不知怎么又从南市区的边沿来到了外滩。我的思想处于亮丽而又无序的状态中。依然没有明确目的，只是为了来看看，陪大宋出来看看。大宋出来是为了寻找音乐语言。她为此曾两进长江三峡，探求大自然播撒在人类的美好音符。沿途我们随便吃零食。这也是一种休闲方式，一种充满随意性的浪漫。上海滩是个五彩缤纷的资源宝库，千百万人都像我们一样，在这里猎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此时此刻，我们就是在猎取一种感觉，一种关于上海的感觉。在别人根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我们俩默契地合作着。大宋从喷泉处拾级而上，去摸摸陈毅塑像，然后深深吸一口气。她说她一到这里来就特别激动。
这也许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叫人激动的地方。作为上海滩最开阔的地带，黄浦江和东上海的丰姿在这里一览无余。这肯定是一块风水宝地。贼精的上海人在一百多年前就瞅准了这个地方，构筑了上海的早期繁华。在我来上海之前，它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轮船、时钟和黄浦江。这个印象源于三十年代的一部有名的电影。电影映示的这幅画面在我脑海里千古不灭。在我心目中上海就是这样一幅画。它很古典很历史很深邃。我们站在这幅画中，享受着这里的广阔视野给我呈现的都市风景。我想，大宋的感觉跟我肯定一样。那就是尖利的汽笛声，激越的钟声和哗哗的波涛声。它们三位一体构成一个奇妙的音响世界。它们流淌着一部鲜红的上海史，流淌着上海的喜怒哀乐。所以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王主任和刘山陪着我。那时我还不知道到外滩的路怎么走。王主任说，他来上海也是最先来到这里的。他带着五十万元支票来上海创业，谁都不放心他，他那时就靠在铁栏栅旁指天发誓，如果那五十万元丢在上海滩了，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他的目光盯在黄浦江拐弯处漩涡最大的地方。从那里跳下去可以直入江底。我想象得出他说话时的情景。那是一个礼仪式的特殊场景。那年他四十六岁，一个人生之路走得疲惫不堪的年龄。他回去之后就请了一尊菩萨和财神。现在看来，外滩确实是一个起誓的好地方。对着天地日月，江山不可欺，良心不可欺，上海不可欺。外滩容不得虡伪和谎言。
我和大宋靠近了。她向我多情地笑，偎在我的怀里。她问我怎么样？我说很好，真的很好。我突然想唱歌。大宋说，你就唱吧。我说你知道我不会唱的。这时江里唱了。一艘远洋货轮远远驶近，激昂的声音抚摸着起伏不定的微波，在江心荡漾开去。我觉得我们正在与上海融为一体，与外滩融为一体。我们回去时，街上已华灯初放。我们读着上海滩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