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走了，春节来了。这两个家伙总是挨得很近，像一对不即不离闹了别扭的夫妻。天气骤然冷下来。大雪横着飞，头发竖着飘。又是一个出色的冬天。脚冷得叫人绝望。为了御寒，我刚到上海来时曾带了一双双层皮质的“巡洋舰”。这种军工产品是陕西货，穿起来叫人想到炮火烽烟的海湾战争。它笨如木屐，外形粗糙，可结实耐用。鞋尖有定型钢板。这就是特色。我一生都在追求有特色的东西。它不仅有保暖功能，而且有防卫功能。如果打起架来踢人家一脚，绝不亚于北方的野马之蹄。基于这种想法，我就把它带来了。在我的鞋群里，它算是优秀的一双。我曾穿出许多体面来。元月底的某一天，我忽然感到它已不宜再过冬了。一个在满上海行走的人，应当懂得脚的珍贵。
母亲的棉窝窝养育了我的脚。母亲不会做针线活。为我过冬，她每年把婶姉们请到家里给我做鞋。农村妇女不会针线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母亲是谦虚的，不会可以请人。伴随着春节的来临，请人做鞋是一年一度的事。母亲为此说过许多没出息没志气的话。请人进门要管吃管住，不可能多做，只能保证重点，我的哥哥姐姐们就没有这个福气。我一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亏待了他们的。没办法，在出生的顺序上我是倒数第一。那年母亲三十五岁，生下我时，她终于叹了口气说，这是最后一个了。一副收兵回营的口气。皇帝爱长子，百姓疼幺儿。当哥哥穿着草鞋用无限深情的目光盯着我的棉鞋时，我对他说，这是造化。哥哥说，只想看看做得怎么样。
脚热了全身都热了，脚冷全身都冷。这是母亲的名言。每到冬天，我就用它来武装头脑，强化对脚的保护。它使我懂得了冬天取暖重在脚的大道理。如今，我把母亲的语录对大宋讲。大宋说，你不要用你妈的话来压服我，不说我也要买的，要过年了嘛！她让我告诉母亲，上海的冬天是容易过去的，有大宋在就有儿子的脚在。无论怎样寒冷的天气，儿子的脚都将一如既往地臭而汗。我好感激。世界上总有女人疼我。以前我妈疼我，现在大宋疼我。都怪我这人太好了，想别人恨你都不行。
快要过年了。我迫不及待地把我和大宋的合影寄回去。我和大宋在灯下挑照片。大宋挑了一张我们与一匹小马的合影。我说不行，母亲会以为我在上海当饲养员。后来就挑了一张在南京路一条弄堂的小窝里的合影。头像很大，适宜于眼力不好的母亲。背景是床，床最能说明问题。我告诉母亲，大宋是我在上海的收获之一。我还告诉母亲，我春节不能回家，正在造一幢很高很高的楼。有我们那里若干栋房子叠起来那么高。害怕你老人家眼睛花，不敢寄照片回来。最后我说，这封信就是穿着大宋给我买的毛皮鞋写的，暖和得很。其实写信时皮鞋还没买回来。屋外大雪纷飞，寒风凜冽。
我不明白古人为什么把春节放到冬天。也许为了帮助人们度过严冬，才安排一个节日来烘托气氛。这个传统节日总是闹得人心惶惶。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办事处发了奖金，以五千元为基数，八千元封顶。我得六千。因为金路大厦工程的需要，王主任要求我们春节战斗在上海，全员留守。秦会平的商贸公司是购销旺季，除情况特殊的管理人员外，也不放。只有王芳一个人闹得最凶，她非要回四川看看孩子不可。方经理说，大忙季节，关键时候，大家都要齐心。你回家过年，又不多长个耳朵!王芳说，我已有三年没回家了，儿子长成什么样子我都记不清了。方经理说，你不是有儿子的照片么？王芳说，照片管什么用，我要抱他，我要亲他，我要给他讲故事，我要闻他身上的奶腥味儿！王芳说着说着就泪花闪闪了。刘山说，你也别急，想个办法。你就把我当你的儿子吧。王芳噗哧一笑。第二天王芳对我说她要走。她已订好机票。我说，你得跟方经理打个招呼。王芳说，他不许。王芳走后，方经理从工地回来，我告诉他王芳乘飞机走了。方经理说，我晓得她要来硬的。他坐下后，一脸戚然。王芳一走，没人给他提大哥大了，没人给他拿文件夹了，也没人给他洗衣服了。可几个小时之后，王芳来电话，说她刚从机场回到家。方经理把嗓门儿提得老高，我先前还在骂你呢！末了，他放下电话，看看我们，自言自语地说，是啊，谁又没个家呢!.
王芳回家，商贸部行管人员放假。想到别人团聚了，就诱发了许多留守人员骚动不安的情绪。陈雪梅也是两年没回去过了，她把儿子的照像册从宿舍搬到办公室，有事没事地看一阵叹一阵，照片上又多了几许雾气。她说，男人都是野的，只有儿子是家的。
陈雪梅在思家最切时，陕西那个当教师的旧情人接二连三打电话催她回去。他说再不回去他就要死了，就睪离婚了，就要杀人了。他给她寄来几封怪模怪样的信，其中一封是一张白纸上洒了一滴血，夹了一根白发。陈雪梅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他太想你了，心里在流血，头发都白了。她说，谁知道在哪儿弄的鸡血呢！她是个细心的人，为弄清血的来源，她托朋友把血样拿去化验。血为A型，情人的血型。她还是将信将疑地说，也许不小心把手弄破了口子，就当作一腔热血来献给她。
陈雪梅沉浸在与旧情人的回忆之中时，姚总几乎每天都有电话过来。陈雪梅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有一次竟在电话中高声嚷起来，我说了我不舒服不舒服，你就是不听。你倒放假了，可我们正忙着。你闷得慌就过来伺候我呀！刘山听着，笑嘻嘻地问她哪儿出了毛病。陈雪梅把目光斜过来笑笑，冲着电话继续嚷，我也够意思了。为了你我丢尽了人，撕破了脸，有本事找一个去！她脸朝上翻，双目露白，挺吓人的。不知对方说了些什么，她像砸石头似地把电话挂了。这只电话机就这么完蛋了，性命丢在了情人的手中。当天就换了个新的。
陈雪梅出门后，刘山望着电话机大发感慨，这业余婊子真难当啊！经历了一大串男人，却没有男人陪她过年。我说，谁到了那个份上都会骑虎难下的。三十多岁的女人，残春将尽。有朝一日朱颜改，双手招郎郎不来了。刘山说，在上海滩，她是陷下去了。我说，既然有沼泽地，该陷是要陷的，谁有办法。
虽然大家归心似箭，但忙于工程大事，也只能接受这种无奈。情绪波动一番后又很快稳定下来，该忙什么忙什么。闲下来就谈论春节的过法，倒也热闹。日子过得蛮快。可我们都忽视了王主任。每日修面是他的必修课，那几天却满嘴胡茬荒芜，如过火茅草一片焦糊。他城府较深，不苟言笑。平时没人主动去接近他，也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直到我们发现他面色冷峻得像伤员一样，失却了前日菩萨般的微笑时，才觉得他不大对头。而且常常一个劲地抽闷烟，老是走神，手机响几遍他也无动于衷的我问刘山，王主任怎么哪？刘山说，他妻子病犯了，在家没人管，单位派了个人照料。本来就是乳腺癌开刀的，这一病也不知是死是活。儿子在当兵，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他该多急。于是大家都沉默了。许久，王主任从办公室出来，对大家笑着说，今天是腊月二十四了吧。正是内地机关单位全面放假的时候。还有几天过年，你们抽时间去买东西，用特快专递寄回去还来得及的。他又给陈雪梅打招呼，春节期间私人的所有邮资全部报销。于是，大家把积蓄起来的钞票和情感变成一个个白色包裹，来燃烧这个冰冷的年。
腊月二十六，小宋回家。我和大宋把她送上西去的卧铺车上海车站人丁兴旺，空前繁荣。寒风中的乘客如一只只冻缩的鸡婆，龟缩在车站广场，焦心而又兴奋地等待着列车把他们送达到节日里去。春节残酷地向他们招手。我们接受着人们匆忙而无意的冲撞。我和大宋在谈论年货的采购，说话不断被打断，然后又艰难地接起来。回到家里时，大宋的红色皮装上沾上了一块来历不明的污渍，可能来自哪位农民兄弟的麻袋上。
小宋一走，像空了一个屋。我立刻想到今年春节是没有故事性了。我把她的床铺收拾起来，用报纸盖上，以免落上过年的灰尘。然后，把所有的床单被套集中起来全面清洗。它积累了我们在上海以来的大部分脏垢。一切都像过年一样。大宋勾着我的脖子说，昂，你说有意思啵，哪里想到，今年在上海过年，而且是我俩在一起。我说，这是闯荡的结果。大宋说，年，一年只有一次，咱们还得一丝不苟地过。在上海过年，就得像上海人的样子。我说对的，像上海人的样子。
大宋虽然是个粗心的女人，但属于知识女性那种常见的粗心，该细致的地方绝不马虎。她非常懂得如何珍惜自己唯一所爱的男人。她像过年一样对我进行全面包装，让我在上海像其他体面男人一样，昂首阔歩地走，人模狗样地混。于是，我们用整整一天时间，采购了五千多元的装饰品。洗罢澡，然后各自试衣。我像赶路一样穿好。大宋一看，说，怎么穿成这个样子了？脱了脱了。
我全部脱光。如同一个不会穿衣服的孩子，接受着母亲的调教。大宋坐在床沿上，我站在她面前。她一边帮我穿，一边说：衣服要穿得平平展展。内衣不要揉在裤头里面，一是易脏二是易皱。层次是：内衣压在裤头外面，然后压上衬衣或秋衣，秋衣外面压上秋裤或毛裤。裤子特别要提起来，衣服掖进裤里一定要抻直。不要随便塞进去，否则会出现凹凸不平或堆积。
外商的裤子一定要抖抖提上去，后面的裤缝要与屁股缝对齐。然后拉上拉链，再扣纽扣。肚脐处在腹部的中心位置，纽扣应与肚脐在同一条线上。这就端正了。裤子不要提得太高，太高了勒着裆，箍得难受。低了也不行，松松垮垮不安全。裤子穿好，要系好皮带。皮带要系得熨帖，尾部多余部分要全部插在布扣里。不能让它翘着。下身穿好了，再把外衣套上。看，适意吧。
大宋拍拍我的身子，拍拍我的脸，又说，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头很重要。要常洗。不要老让我催，要两三天洗一次。吹干，打上摩丝，定型。尤其是这种头发软的。头要梳得光光的，不要有头屑。上海是国家卫生城市，个人不卫生，城市就干净不了。不要让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脏兮兮的外地人。
大宋说，鞋要常擦，一天三次。习惯了便不麻烦了。鞋带的结要打紧点，不能散。不要拖着一根鞋带到处跑，一看就是一个生活不严谨的人。脚不冷了吧，三百元一双的毛皮鞋。再冷，你那就不是脚了。
大宋说，出门的男人，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睡要有睡相。要知道自己的弱点，收腹，挺胸，正腰。减轻驼背的弧度。于细微处见精神嘛！
大宋说，其实你一打扮就好了。一点都不丑，甚至还俊。你不要随便笑。一个大男人有事没事笑什么。你有黄牙，又笑得不好，今后要少笑点。高兴了，乐在心里。不要心里装不住事。
大宋就这么和风细雨地跟我讲。小时候母亲也给我说过类似的话。那是严厉而又慈祥的。可我一出去打仗就丢在战场上了。大宋永远是一副和善面孔。我呆呆地望着她。望着她，后来我就哭了。说不清是激动还是伤心。除母亲之外，我第一次在大宋面前流泪。
大宋惊奇地说，我又没吵你，你哭什么！她伸手把我揽进她怀里，抚干我的泪。我的头在她怀里拱动，什么都没说。我只想喊她一声妈。妈妈万岁。大宋万岁。女人万岁。
大年三十。这一天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上午出发，要对三个工地的一线工人们慰问拜年，同时要对春节期间进度、质量和安全工作提出新的要求。春节加班的三个工地，我们办事处拿出四十万元作为他们节日期间的生活补贴。王主任最心疼一线工人。他说我们可以亏自己，也不能亏了他们，跑完工地，下午四点之前赶回单位。浦东新区有关部门领导要来看望和慰问我们，给我们拜年。王主任汇报全年工作和明年打算。
晚上吃团圆饭，我们在天皇娱乐公司包席。饭毕跳舞。然后所有人到单位集合，趁浦东新区还没完全禁止放鞭炮时，放它个心想事成，放他个惊天动地。刘山说，像我们这样干下去，密密麻麻都是建筑物，将来鞭炮无处藏身，放一回鞭炮算是很奢侈的享受了。我们买了三千多块钱的鞭炮，由我和刘山主放，王主任当总指挥。我提着鞭炮，刘山捏着烟头。二十三点五十秒时，王主任开始用倒计时喊口令。鞭炮与新年的钟声同时响起。我们的脸和上海滩同时被映得通红。寒冬被我们点燃。夜幕被我们划破。礼花被我们托起。旧岁被我们撕碎。我们营造着属于自己的灿烂与辉煌。沉郁和苦闷，忧伤和思念，统统被炮声击退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头都纯净如水，玉洁冰清，只有一个过年的念头。
鞭炮放毕，大家都扬着一张笑脸，很过年地进屋。屋外炮声震天。黄小苗突然大声说，她耳朵听不见了。陈雪梅胡乱给她揉揉耳朵。黄小苗说，怕是聋了，嗡嗡地响，听不清。刘山脖子，大宋眼泪都笑出来了。她说你们这伙人，怎么调皮得这么可爱！我真羡慕你们这个集体。王主任说，你也是我们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嘛！
时间已经进入了名副其实的除夕之夜，我开始有意或无意地寻找过年的感觉。我们按照陕西的习俗守岁。守岁的目的大概是为了连年有余。一直守到启明星升起的时候，守岁即告完成。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火没有，灯是要亮起来的。我让他们把办公室所有的灯都打开，早已挂好的一排大红灯笼洋溢着节日的喜气。王主任对以前不允许的娱乐活动实行全面解禁。大家像获得了特赦令一样，取出了尘封已久的麻将象棋和扑克牌。男人们都磨拳擦掌上战场，女人们就唱卡拉0K。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后，我们单位的几部电话和手机就一直忙个不停。打进来的打出去的交错纵横，全是一些新年祝福。每项娱乐活动都常被打断，弄得缺一少二。方经理对他远在四川的母亲讲，你的儿子不能回来看你，正在上海造一幢很高很大的楼，过了春节就把照片给你寄来。陈雪梅坐在桌旁把玩着儿子的照片，接着儿子的电话，一边哭一边笑地说，我儿子在玩炮，我从电话里听到了！
只有我没接到电话。我母亲在我哥为官的那个小镇上生活，那时一直使用老式电话，打个电话需要使劲地摇。程控电话打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