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深圳久别重逢，我和Y谈论起我当年在香港长洲岛缅怀的那位哲学学者——最后的日子里，他过着凄冷的生活，但也曾拥有嗫嚅并且怀有光明的青春。更早些的时候，他喜欢在网上PO生活日常，我并不是很懂他的读书笔记，却有种“以后也想成为这样的人”的感觉，看到他除夕一个人在学校食堂吃晚餐，觉得他是个有些寂寞的好人，好学者。他既做不好新时代的学院雇员也不愿意做市场的雇员，身上那令人着迷的特质在这个时代里是罪恶。
另一位和Y同龄的知识分子，泰斗大师的爱徒，参与修订过重要的词典，但职称只是讲师，有人喊他教授，他回了一句：“你追封的？”怨气十足。此人每天在微博上对食堂少了两片肉、菜里有沙子、地铁英文翻译出错了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做拦轿伸冤状，近乎装疯卖傻，一副“读书误我四十年”的光景，使Y暗自心惊。Y说，如果他当时选择进高校工作，几乎肯定会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Y比实际看上去年轻，像个可爱的马来熊，也是个受人尊重的中年人了，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视知识为草芥的流氓，都会非常尊重他。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是南丁格尔、圣母或妈祖，而是因为他是个成功者，一手仗剑，一手执经，让人不可掉以轻心，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能调动的资源，作为一个四十岁的男人都非常合格。晚饭结束后，跑步回家。下属爱戴他，上下级沟通方式是早期互联网时代的交流口吻，这种气氛其实大家都很熟悉，有的在想象中，有的亲身经历过，但毫无疑问快绝种了。我想，Y肯定花了许多不情愿的工夫使自己不在社会里被边缘化，那些时间，他显然更愿意拿来读书。
在Y的邀请下，我像狗一样地进校了，过程和进厂差不多，保安甩过来一摞纸要求填表，又不告诉我怎么填。他们对这所学校的普通老师也是如此，这样的态度与小时候学校里门房师傅与老师之间的融洽大相径庭。我了解到，这些保安并非由学校直接聘请，而是上级统一安排的外包，给他们发工资的是学校，但决定怎么发、如何管理他们的是安保公司，而安保公司又接受上级部门的领导。所以，这所学校倡导的人文教育气氛一点都无法传达到门卫岗亭，更像是学校花钱给自己请了个独立的看守。
我又想起C。许多白领也抱怨过写字楼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保安不再是和蔼可亲的大叔或者帅气小哥哥一类的美好生活背景板，还突然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规定——比如必须戴工牌，禁止穿拖鞋进入大楼。保安们态度差，呵斥，甚至还把人当坏人一样扑倒在地上。
其实保安没有变，只不过是管理方的任务与手头的职责变了。这种变化使白领们感到自己从被保护的对象变成了被管理的对象，而我身边绝大部分快递员、店员、外卖员们都没意见，因为“被管理”就是他们的日常，外卖员只能走货梯以便给逛商场的人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流水线工人和超市店员上下班需要过安检乃至接受搜身。许多人都做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牺牲，白领阶层需要重新适应。
作为校园记者，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校园合唱团。过去校媒在采访中给了另一支管乐队过多的媒体资源，导致合唱团的孩子们很失落。为了平衡，校方安排我来为他们做一次专访。合唱团的社长，一个16岁的大男孩，在香港读初中，深圳念高中，至今所遇到的管理者都熟悉非暴力沟通，长着一张诚恳而不懂得自我保护的脸。他向我介绍自己如何在学弟学妹中招新，如何培养骨干和团队，还有前一阵，合唱团在深圳湾广场举行了公演，得到了路人和游客的掌声。
礼拜五下午，大部分学生都已回家，合唱团社长在足球场上和队友训练，扑了好几个险球。水平比体育生低，大致是“偶尔踢球的普通爱好者”水平，但认真程度可以和职业球员相提并论，就像在为前途奋斗那样——他们正备战3月的深圳中学生足球联赛。
但我还是把校园记者的差事搞砸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像我在过往搞砸的其他事那样。完成采访后，我一个字都写不下来，明明是那样鲜活的情状，那么可爱的年轻人。
=====
顺便回来说说我以前那些做旅行节目的朋友，大体上讲，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做了内容贴牌商，致力于将舶来文化产品中国化，使之符合国情。比如“日朋（日本朋克）”，视觉系，长得好看，令青少年着迷，但自杀，颓废，虚无，那是不行的，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我们的“沪日朋”。这个东西长得像“日朋”，打扮像“日朋”，叫声像“日朋”，那它就是真的“日朋”，可以先占据行业生态位。观众起初可能不懂，因为你的东西是没有内核的，假的，但生态位已经占据了，人总有娱乐感官需求的，小时候在格致中学南模中学里用随身听听过“日朋”的人也忘记了那些原装货长什么样，你就成功了，可以把这个东西改名叫“沪朋”什么的。
“沪朋”只是个代号，以上名词换作摇滚、嘻哈，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仍然适用。
还有一部分做KOL（意见领袖）的也面临转型，输出价值观的风险很大，而情感房产汽车婚恋等赛道的垂类博主像约好了似的，前一秒钟最时髦的话语还是“don’t judge”，后一秒钟所有人都做起了“三观警察”。起初会有一部分受众觉得不舒服，那么他们就不是你的目标用户，久而久之，半信半疑的人会相信你，因为半信半疑会让他们自己更不舒服。无论是吹捧年轻人还是指责年轻人，都是拉拢年轻人中渴望拥有社会性的那一部分人，同样，也是最有消费意愿的那一部分人。等屁股后面积累够了一批人，你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就随时能转换成一个优秀的带货博主，你让他们买800块的马丁靴他们就买800块的马丁靴。爱与和平已是陈词滥调，批驳它更有意思，粉丝们觉得“忠言逆耳利于行”，越反常识的观点越能销售更多的客单价。如果能够给他们灌输“做流水上100倍杠杆”，恭喜你，可以去卖房子了。
起初走两条路径的朋友齐头并进，选择第一条的甚至格调更高，不过，走第二条路的如今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动。
为什么他们的想法会和一起做旅游节目时的相去甚远？后来我才想明白，其实都满足的是大众心理需求——人们在生命中通过不断地吃亏来认识到真实的社会规则和书本上的不一样，那么，以讲述真实社会规则为导向的账号就会产生。R师其实也是这样，但他保留了更多应然的愿景，核心理念是把不平等合理化，这样粉丝看了就知道那并不是不平等，无须为此愤怒难过消耗心力。
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信，也什么都不真信。他们看透了双方各自的虚伪，逻辑的双标，也有实力的空虚。因此，他们从左派或者右派知识分子的观念里走了出来，脱离书本，进入社会。接受过的教育、学习到的知识，都成了他们的理论支撑，使其全身心投入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事业中。两条线的叙事语言都熟悉，哪一种占上风就使用哪一种，势均力敌的话就使用辩证法，都相信，都富有激情。
这就是在千禧年吸收养分的一代人，其中精英大抵如此。这大概就是“经济好”的时代赋予这一代人的特质。有时候，我会回味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很多真上海人非常敏锐又非常不知死活，构成了这个城市非常有魅力的一部分，活得很漂亮，很刻薄，又死得诡异，时间过早。
不过我说的这些特质，在两年内已经消失殆尽了。
2
我缺席了2018到2023年的三和，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拿观察到的事实去解释些什么，更不想拿他人的境遇做自己的内容IP。
但关于三和的报道引来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媒体与社科学术界人士蜂拥而至，NHK的纪录片把大神们的境遇传播到了全世界，我做临时城管时参与的“行走深圳”监督治理活动一直持续至今。三和经历了整治与改造，管理者把三和人才市场改名为奋斗者广场，对其功能进行了事实上的迁移。在疫情的后半段，电子化招工APP被开发出来，只能凭健康码与核酸结果在线上报名务工，目的是避免人群聚集构成病毒传播风险。背头、浩哥这群冒险家们去了别处，随着“港华”的倒闭，昔日三和式的生活方式从原址消失了。景乐新村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人流量不大的城中村，不再需要提供那么多菜式的大型快餐店。
在三和消失的同时，我们都真正投入到了自己的人生里，或者被裹挟进了时代的命运里。中产的注意力终于从劝人买房教人鸡娃的自媒体中转移出来，有空去读一下市面上越来越多的关于体力劳动题材的社会学人类学作品或者非虚构稿件，而书和稿子里面描述的工人，下班后只想开一盘“王者”或者刷刷抖音——让人疲惫不堪就基本能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我看到身边坐着的白领状态也差不多。
不过，已经还完房贷也没有失业的人不会看，他想必已经知道自己的位置来得不是理所当然，多少带了运气，正忙着管理别人和向上管理。
2024年年初，走在龙华的街头，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在2017年做临时城管时清理过的街道又回来了。那些被收缴的花车、板凳、椅子、灯箱广告牌重新出现在商铺门口，城管显然跟老板们保持了某种程度的默契。夜市也更多了，回到了小时候开到凌晨3点钟的时长，绵延几个街区，形成了几公里的不夜城，与曾经席卷一切的萧瑟形成鲜明对比，任何地方的郊区都不能望其项背，是年轻人的城市才能支撑的消费力。
深圳真的没有冬天，没有冬天的庄严肃穆以及迟滞，万物都更新得很快。人流和惊人的活力提醒我，这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国家和社会需要年轻人，政府对年轻人总是很宽容。
在我之后，三和早已被无数媒体人和学者挨个儿写过一遍了。我还要写它，是想告诉专家学者：“啊，你看，这些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还是比较有限的，有什么办法能让情况变得更好呢？比如更有吸引力的工资，能让劳动者更有话语权的保障机制。”然后决策者再参考专家的意见，采取更加宽容的管理方式，建了驿站给务工者免费歇脚——现在这里是UP主和主播们的。
不断有人贩卖正义、方案、姿态与关怀，但不会让自己没有退路，永远不会。很多人开始扮演道德警察，讨论与指控在网约车里的臭味，斟酌措辞，自欺欺人，斗争，站队，抱团，输出秩序，输出权力关系和合法伤害。
十多年前，规则还没有建立，服务业是草莽的丛林法则。我和快递员打过架，同龄人里没和出租车司机发生过冲突的大概不多。个人承包制，缺少约束，不用那么对乘客的心理感受负责。有一阵，普通消费者简直是求告无门，使人不能不骂一句“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如今，互联网公司和现代管理制度用高额补贴将网约车司机们收入囊中并完成规训，套上头箍。起初是正常的约束，看上去尊重用户的平台占领了市场，公众意愿在现实中获得了正向反馈，可惜事情总是变化得太快，让人来不及转弯，后面紧箍咒逐渐变紧，对基层劳动者极不公平，却无人在意。
2019年在我干快递员的时候，站点里工作经验超过半年、心思活络、人际关系处得不错的快递员有机会收入过万，但每天不止干12个小时，基本是随时待命。在还能拿到不错薪水时，戾气尚未大规模爆发出来，而今这些行业的收入和最高峰时期比几乎减半，因此从业者提供的服务再次让公众难以满意。在小哥们没惹到自己的时候，有社科阅读习惯的人大概会暗暗赞许，“弱者的反抗”，而他们惹到自己的时候，又赶紧摇头，“泼皮无赖”。
三和其实是暴力最少的地方。在生活中，大神们几乎从未向别人施暴，也不掌握任何生产工具，却常常成为暴力的受害者。就像一个专门在网上转发公平正义内容的人也会因为对网约车里的气味、司机的言行举止不满，呼吁用无人驾驶来取代他们。人们对暴力确有充足理由感到恐惧，而一切和人打交道的劳动者都有忍受不住发疯的时刻，也会有作恶的败类。发疯与作恶，就让公众感受到威胁，撤回同情。但在三和的零工生活中，我作证，一次也没遇到过他们发疯。他们用一半时间工作，另一半时间陶冶自由的心灵。
3
昔日三和的熟人们只剩下一个个微信头像下的横线。我离开那里之后，朋友圈里刚一发日常，就有几个人把我删了。剩下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删的我，也许有的是生意不合法，不希望朋友圈有不相干的人，有的是自我保护，怕被骗，有的是离开了三和，不想再和这段岁月有任何瓜葛。大概还有的，是发现我们彼此是属于不同圈层的人，如果不能避免被一个世界欺骗，至少还能避免被另一个世界利用。
老太婆已经不在广场上了。她的微信名叫“家和万事兴”，头像照片穿着呢大衣，颇有些貂裘向火的意趣。我只能看到她的朋友圈背景，是和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在维多利亚港的合影。朋友圈里的她容貌如昨，但已经不再是廉价床位二房东和廉价劳动力工头的派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和老张已经离开三和，洗手不干，一家八口在深圳的大房子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李海波也不见了，他本来就不应该长久待在这里。高强也许是换了个地方，希望他不要失去自由，他是会把银行卡卖给别人的那种人，在打击电诈的行动中很难逃掉“帮信罪”的指控，那样的话，那么不愿意进厂的一个人也不得不去踩缝纫机了。
残留的熟面孔中最多的还是跳蚤市场的生意人，卖几件破衣服，旧手机，倒卖一下信息差，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三和大神的一部分，可能是在这里尝到过甜头，所以不愿走。
我认识的另一个声誉更糟糕的女工头在招快递夜班，她长相打扮并没有变化。她做事不靠谱，工资克扣得厉害，活该还在这里拉人头。有次招酒店日结，说好一天100块，但干了半天就把人打发回家，说下午没活儿，不需要人了，引得大神们怨声载道，因为他们早上报名时身上需要的是100元而不是50元。那酒店很远，回到三和快要傍晚，来不及继续找当天的下一份工作了。那以后我再没跟她干过，说实话，中介的口碑对于生意有影响，但不大，行情好的时候，他们可以欺骗新人，行情差的时候，大家都没得选。不过，这个女人的行事为人，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年老太婆介绍的工作总是那么抢手。
我向那女人询了下信息，甚至连工价都和几年前大致相同——快递分拣220左右，酒店端盘子80到120，工厂15到20一个钟头，临时城管的活儿是没有了，但类似性质的工作不会消失。
广场上日结报酬最高的是320元，这不寻常。招募者推着一辆共享单车（这表示他随时可能跑路），把报酬数字写在纸牌上，没有多余的信息，说明工作性质可疑——他向上前询问的好奇者解释，是义务献血的补贴，绝对正规安全可靠。
这件事成为了众人闲聊的焦点。“怎么可能给他做，320块钱就把血卖了？”“谁知道有没有后遗症。”人群中这样议论着。所以并不太需要担心应聘者众，和外界的刻板印象相反，大神们脑子里充满了道听途说的健康知识和抖音快手里看来的各种自我保护意识，他们还喜欢互相交流，知道什么物质致癌，车间味道大一点都不太肯去做日结，更不会轻易被骗去卖血。
诡计多端的劳务公司换了花招，像网络赌博平台上笑靥如花的美女荷官那般，让我直观体会到什么叫“数字化招工”——中介们不再积极拉人，也不在广场上开宣讲会，而是用直播的形式介绍着某家工厂的美好。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了，大家不是爱看短视频嘛，打开抖音快手，只要一刷“附近”，铺天盖地的招工宣传让人无处可逃。
短视频招工甚至形成了各种垂类赛道，有微短剧，有直播，演员以求职者的身份充满喜悦地细数自己来到某个工厂之后生命里发生了多少美好的变化，男性向的剧本通常是逆天改命，原本在生活中被人瞧不起，一旦进厂，马上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对象，被女生倒追，认识了人生的另一半——说真的，我觉得把剧情设计成买彩票中大奖还合理一点。还有短视频干脆搞起低俗擦边，暗示在工厂里有寻找一夜情的可能。女性向的剧本大多是工作稳定，加班多，能攒下钱和姐妹回老家开了个美甲店，每当忆起三和岁月，仍然很感激工厂，就像感激母校一样。总之，这些视频寄希望用荷尔蒙冲动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激励大神，让人觉得不进厂简直就是错失了天底下最大的馅饼。
但这些换来的还是嘲讽。
“信你才有鬼，上次说25一个钟，到手只有16，直播的厂和去的厂不是一个，厕所里都是蛆，车间一个女的都没有。”当中介在直播中口若悬河时，我身边的老哥在留言区打下了以上的文字，立马被踢出直播拉黑。
“妈的，已经被这帮中介拉黑了一大半了。”老哥说。
“得罪了这帮人你还进不进厂了？”我问。
“进个屁，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那些出卖过自己在信用体系中价值的人，正在咽下苦果，打击电诈和断卡行动，使不少老哥因为工资打不进去银行卡而没法进厂，从今往后只能做真正的日结。
和此前中介按照剧本用嘴巴讲出来的条件一样，那些工厂的景象都是虚拟的，环境只会比之前更糟糕，从工价上就可以体现——刚做完两个月短期工的大神说，他到手的工资只有18块钱一个钟，同样的工种，在2019年是23块一个钟。
=====
逛了一圈，我知道了2024年三和的招工规则对新来者变得很不友好。工头组了自己的微信群，招工信息会优先在群里发布，只有没招满人的时候才会来广场上打捞。
我想起了2015年的早晨，如果不想下楼，就会去贴吧里看“三和早报”，上面有热心肠的大神现场直播广场上的情景，XX科技招多少人，还剩多少多少人，酒店日结还在招人，找工作的快点下去啦……他们的行为产生了某种义务与社区性，给人以归属感。
戒赌吧早已被封，龙华贴吧也少有人去了，“三和早报”不知道停更多久了。短视频平台里关于三和的内容眼花缭乱，但真实的信息寥寥。我在短视频直播上想找个“好打晃”的活儿，一个工头笑着建议我去卖血，或者去中英街带货，另一个工头则给出了长期工方案，是一间时薪15元的小厂。他强调说，这份活儿轻松，不用穿防尘服，可以坐着上班。
“日结呢？”我问。
大神七嘴八舌地在评论区回复我说，自从一年前防疫志愿者的兼职消失之后，“好打晃”的日结就已经没有了。
回忆起来，过去那些“好打晃”的活儿，多半和第三产业相关，如活动充场，临时安保，但现在市面上只剩在工厂或者仓库里手脚一刻也不能停的活儿。
也许有聪明人又开始明知故问了：既然有薪水更高的工作，为什么三和大神就是不去干，非要去找好打晃的活儿呢？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为什么同样拒绝投入体力劳动大军，非要去卷写字楼里的低薪面试机会？
一份工作以及其带来的生活舒适与否，干了就会知道。不过，在几年前那个骰子还没落定的世界，还真有放着教培行业高薪不去、投身去呼吁提高劳动者待遇、改善劳动环境的人，多数人辛苦读书是为了远离艰苦的生活，少数人辛苦读书然后想要去改变另一些人艰苦的生活。哪怕在同辈人里，这些人也是真实存在过。我想念他们。
4
勘察完环境后，我轻车熟路地再次过上了三和生活，成功报名了快递分拣，是过去我常干的活儿。我想试探一下水温，看看现在的工作环境和内容有什么变化，以及自己有什么变化。
此前，干快递分拣是一无所有时的回血药。在快递仓库里，货物按全国到达目的地分成一条条流水线，速度极快，每个人负责一个环节，卸车，拆包，分拣，扫码，或是把大件的标签翻到上面方便下游的人扫码，12个小时手不能停。快件上往往配有温馨的备注：“小哥辛苦啦，这是送给宝宝的小礼物，请轻拿轻放，把微笑带给ta”，“这位客户对我们非常重要，请小哥温柔一点，优先配送哦。”室内闷热，空调等于没有，身处如此劳动环境的我们通常不解风情，对这样温柔的要求置若罔闻。
某个快件朝上的一面是一个笑脸：“快递小哥您辛苦了，这位客户对我们非常重要，请微笑服务。”
“X你妈。”我嘟囔着，用力地把纸壳箱朝传送带扔过去。
如果说此前快递盒上贴的内容还带着什么情感的话，现在的贴纸只剩图穷匕见，清一色的“扫码必得X元返现”，简洁明了，确保让有可能点进去的人一定会点进去。
三和市面上招聘最多的快递工种是买菜分拣岗。半夜，我们在仓库里把生鲜食品按地区分类，装上厢式货车，上午，这些东西就会被送到千家万户家门口，走上他们的饭桌。
雇佣我们拣菜的公司，因为多起对待员工与供应商的连环负面事件为公众所知，但靠着价格比超市和菜市场都稍低一些，依然在过去数年间抢占了大量市场份额。公司选品的蔬菜质量普遍比较正常，酒水和包装食品既有正常的普通品牌，也有“雷碧”之类明目张胆的山寨货，而肉类绝大部分是非常糟糕的东西，不需拆袋，就能看到五花肉上一排猪乳头，标注为“牛小排”的袋子里则是冷冻了12个月以上的、发黑的骨头。在这里，我见到了把肉剔到几乎不存在的“猪肋排”（或许叫“猪肋骨”更加合适），也见到了重达1斤半一个的、被巨量保水剂撑破皮的鸡全腿，还有“麒麟一鲜榨”（山寨啤酒）。这些东西都有合法的标签以供销售，源源不断被吃进公众的肚子里，也吃不死人。
我惊讶于大众竟会反反复复为这些东西所愚弄。这些企业是如何一步一步从人们身上吸走营养，在过去几年中像独角兽那样发展壮大的？同时也觉得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许多人因为生活所迫，对价格高度敏感，以至于能承受和麻痹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骗。
企业可以通过降本增效达到最低的价格，然后因为价格上的优势而更加不在乎舆论的看法。可如果说我的同温层里许多人是不得不接受欺骗，那么那些比我经济条件优越的人，为什么也仍然在使用这些公司的服务呢？他们是无所谓，不在乎？
我又想起了R师那句“每一次消费，都是在为自己想要的世界投票”。那是奥运之后、移动互联网之前的一代人多么幼稚的心气。买，固然买不出自己想要的未来，但买出另一种自己不想要的未来，却是非常的容易。
不过，我无暇观察和思索太久，很快感受到了脊椎的压力，和健身房锻炼时的感觉不一样，是单纯的磨损。此前我不理解老人们说自己“关节坏了”的意思，拣了6个小时菜后，我觉得“坏了”的意思就是，损坏掉了。红肿热痛都只是表象，说明还没有彻底损坏，损坏就是彻底失去功能了，你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和骨头在摩擦，在融化。我更加理解许立志的诗了。
干体力活儿也和运动员一样讲先天身体素质的，大部分人就是干不了搬运工，只能去干流水线或者保安。此前在便利店工作时，我的腰椎曾经因为搬货拉伤过，在电脑前久坐已经让它几乎坏掉，运动都得小心翼翼。在办公室工作中容易变得亚健康，而在体力劳动中经常用到的肌肉骨骼里，颈椎只要不压迫神经就没那么严重，手腕、脚踝或膝盖伤了，也能靠肌肉代偿咬牙坚持，唯独腰万万不能伤。分拣这个活儿介于重体力和轻体力劳动之间，干了没太久，疼痛就隐隐约约找上了我。
此刻，我数次想停下来。此前我不理解老人们说自己“关节坏了”的意思，六个小时后，我理解“坏了”的意思是，损坏掉了，红肿热痛都只是表象，说明还没有彻底损坏，损坏就是彻底失去功能了，你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和骨头在摩擦，在融化。我更加理解许立志的诗了。
收工的前一个钟头，工作量还没有降下来，但每个人都见缝插针每隔5分钟看一次时间，期待着工作结束。到了该下班的时间，却没有人宣布下班，又新来了一车货，我们非得卸车分拣完不可。虽然是计件的工作，但工资却卡着时间发放，如果这时候走，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又无偿劳动了半个多小时。同伴告诉我，延时原本不常见，最近一年次数才又频繁起来。
我们打开收款码，等工头挨个结账。记得第一次干日结的时候工头付的还是现金。以前，无论工作多么辛苦，每个人都还能脚步轻快、如释重负地去吃早餐，去上网，在睡觉前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赏。现在，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痛得麻痹了意识，忘记自己是怎么一点一点挪回去的。
如果我是健身教练，在开发课程时，绝不会把让客户练出一身漂亮肌肉视为商业蓝海，不再去迎合那个千禧年图景里让自己越来越好的无用预期，而是会致力钻研，教办公室白领处理工伤的恢复，以及如何改造他们在失业后用已经残破的身体去适应体力劳动。
我也体会到那个瘦小的保安像橘子一样被榨干的感受，只能平静地过一天算一天。
=====
下班之后是吃饭。
广场上有河南人卖的武汉热干面，广西人卖的西安凉皮，还有福建人卖的自助盒饭，13元。我看到旁边的人打第二盒，才意识到自助是“随便吃”的意思。三样荤菜：鸭肉，炸鱼块，鸡翅尖。翅尖显然来源于国外遗弃的副产品和发达的“大飞”网络，鸭肉是冻了很久的白条鸭，骚味如影随形，鱼块虽无腥味，但本体死去已久，裹了粉仍然无法挽救，这种白鲢因肉质松散而少人问津，在市场上已经不能轻易买到，一般集中供应工厂和学校食堂。
我开始怀念“港华”餐厅，最低花7块钱就能得到的认真。
大概是看我思绪飘忽，盒饭老板用征询的口气说：“（你觉得）味道一般般哦？”像在提醒我别吃了。身旁的老哥精瘦，一直往嘴里塞东西，开始打第三盒，笑着说：“一天只吃一顿，肯定要多吃点儿。”我诧异，担心他的胃会坏掉，他说已经习惯了，如果再吃第二顿反而会不舒服。陆续有人把摊头围拢起来，我客气几句，离开了。
以前在没找到日结的情况下，为省钱一天只吃两顿是标配，没想到现在大神中已经出现了一天只吃一顿的风气。不得不说，不考虑口味与胃部负担，吃一顿自助餐与两顿快餐摄入的蛋白质与维生素总和差不多，价格却便宜好几块，就算工价降了，日结难找，也能通过压缩开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真像宋人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
如果想吃更便宜的东西，只能安静等待。每天饭点，会有个女人用黑色大塑料袋装着数十份盒饭来卖，5块钱一份，卖完走人。盒饭里面有一份素菜，几根肉丝、肉片之类的东西随机出现。大家都猜测那些东西是从潲水里挑拣出来的，但买的人也多。这女人神出鬼没，不敢在广场上停留太久，因为会被其他商户举报——显而易见，他们的生意被抢走了。
5
过去10年间，我大概干过20多种体力活儿，以此作为了解和观察世界的方式。近年来我愈来愈多地发现，身边的同事好多是被大中专以“校企合作”的名义安排来实习的学生，他们面临严重的超时劳动，工资微薄，通常是管理层随意侮辱的对象，因为没有辞职的自由——不干满规定的日期，比如半年或者8个月，就会因为“实操成绩不及格”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拿不到毕业证。几乎每一个白领在衣食住行的领域——比如在便利店买一杯咖啡、一份便当，或是购买电子产品作为对自己的加班奖励，都享受过他们多数不那么情愿的劳动。
现在，学生的在校时长，医学规培生的工作强度，中专生在工厂的实习规则，都在尽力保证我们的下一代更能够勇敢地去接受社会化并为生存去支付成本。学生们在暑期拉低了整个劳务市场的工价，让我的三和大神朋友们闻风丧胆，最近，这个群体甚至出现了本科生。如果说实习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好地进入社会，那么他们不念书直接去应聘这些几乎不需要门槛的工作，工资大概能高上一倍。我在流水线上见过学外贸的打螺丝钉，在便利店见过学平面设计的做熟食，实习地点通常和他们学习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取决于代理哪个行业的劳务中介拟定的协议内容更能让学校满意。
现在的学生不仅需要接受实习，还领受着比熟练工人更苛刻的劳动任务，放在过去简直不可思议。我的发小在很多年前读职高时，实习像是儿戏，虽然实习工资跟现在一样远低于正式工，但劳动纪律的严格程度、实习时长与现在都不是一个量级，短的只需要1个月，普遍不超过3个月，现在的实习期至少半年。我猜那时的学校不是不想像现在这样做，而是办不到。
三和“好打晃”的工作少了，但维持最低消耗人的工作以自我保护，还是可以做到。只要不断降低要求，能适应在屋檐下睡着，就会觉得为床位交过的住宿费是骗局，当习惯了一天只吃一顿饭，就没有必要花第二顿的钱。
在我从事体力工作的这些年中，也遇到过许多人，有非常丰富的内心。送快递时，曾有位快乐的快递员，22岁，从不和用户生气，喜欢讲起他以前从成都骑行到西藏穿行318国道的旅程，人生目标是攒20万回家结婚，在结婚之前再做一次环游中国的自行车旅行；做共享单车运维员时，我遇见了唯一一个从不呵斥辱骂手下的上司，会主动为打工的下属申请月饼福利。他俩的现状都不太好，疫情后，快递员无法返乡，位置被人顶替，遂用积蓄在老家开了家米粉店，苦心经营了1年多，还是没撑下去，只能又干回了老本行，但因为失去了熟悉的地盘，收入只有以前的一半；运维上司因为家人生病在朋友圈发起了水滴筹，有几位当时的同事也为其转发并捐了为数不多的钱，在底层松散的劳动关系里，通常辞职以后就不会再有联系，足见其人品过硬。
在三和露宿是一种混沌的感觉，街上是湿的，你的梦就是湿的。此前住“三和大酒店”“海信大酒店”（大神们对露宿的雅称）的多半是真山穷水尽，连物品都变卖一空才睡去户外，还有假装跟中介进厂的，就为了去宿舍睡上一晚，第二天直接跑路，离三和近的工厂都遇到过这种事。现在屋檐下的大军们装备考究了许多，不乏住了半个月左右的，身边行李都不少。最常见的是从工厂宿舍拖出来的拉杆箱与铺盖，提桶跑路的“桶”是少不了的，塑料桶既有其本身的功能性，又适合放洗漱用品和晾衣架，甚至还有人精心准备了睡袋与防潮垫。
洗漱可以在附近的公共厕所里完成，看上去都是最近三五年新修的，靠汽车站的略逼仄，几百米外的还算宽敞干净。大神们挨个排队，用自备的毛巾和换下来的脏衣服将头发和身体擦洗干净，并没有比我第一次来这里时10元床位里厕浴一体的卫生间更下不去脚。就算在市中心精美大厦的洗手间里，也常有风尘仆仆的“西装友”进卫生间擦脸，说到底，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
住客里有人正低头抚摸一只猫，戴着眼镜，还算温柔。这个男孩和猫打交道的经验很像学生，而天天呵斥与罚款的保安、治安仔和工头，就像学校里的老师。最快乐的是能像学生一样因为一无所有而心无芥蒂地交流，这里没有班委，没有学生会检查你有没有挂好帘子，更没有勾心斗角，因为毫无必要。
我问他：“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他说：“这个就不要提了吧。”
男孩叫小林，本科学历，毕业于某所地方农业大学，此前在畜牧企业上班，公司不让网购，不让带手机，他在山里和猪一起同吃同睡了小半年，感觉自己抑郁了，想转行，在招聘软件上看到一个叫“AI美业”的公司招助理，工资可观，应聘时看着办公室在高大上的写字楼里，HR和领导都谈吐不凡，只是要交培训费。结果，当然是他被骗光了积蓄。
一无所有后，他想尝试送外卖，觉得比进厂自由，结果又被租车公司骗了，用他的个人征信绑定了小程序，在还车之后继续扣费，并且拒绝退押金。说好的工资被专送站的站长扣掉了一半，除去吃饭所剩无几——此前，站长许诺，好好跑，月入过万不是梦，但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加权罚款计算之后，拿到手连4000块都没有。而且，他和站点并不存在劳务关系，所以也没法去劳动局投诉。
小林的遭遇就和10年前农民工遇见黑中介一样，都是新人进入底层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应缴的学费，这些套路推陈出新，付过一次代价之后也不能避免付第二次。
他现在在三和做日结，寻找机会，他觉得这里的人际气氛比此前在养猪场和外卖站都友善很多。他白天去星巴克洗漱，查招聘信息，给手机电脑充电，晚上就睡在屋檐下。他班上的同学有的在家里考研考公，有的当销售送外卖，大体上和他一样，也处于某种自认为是“临时过渡期”的状态。
洁净和舒适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奢侈，什么样的人应该在什么样的房子里睡眠，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用餐，都有非常精密的定价体系，购买起来很昂贵。无论中外，进店就得消费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某些连锁快餐，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一类，顾客消费与否才不干员工的事。星巴克还能提供充电服务，能要免费凉水。拿星巴克做避难所暂时还是上一个阶层滑落的人的权利，通常，三和大神不会主动走进这样的场域，因为里面的环境和人令他们不自在。大神们的活动范围以麦当劳为限，并且会在店员关闭冷气时知趣离开，但也许只要有四五个人率先推门，那里就会迅速被占领。小林常去的那家星巴克在华润万家所在的“日子人”商圈里，装潢在深圳算是三流，在全国可算第二流。
我已经很久没留意过星巴克的顾客构成——现在至少1/3的人是不点东西白占座的，多数还自带了笔记本电脑，很体面的样子。咖啡厅里甚至还有家政女工们在聊天，她们见过世面，在这里交换行情讯息。
（编者注：2025年1月13日，星巴克宣布一项新规定，推翻了2018年来实施的开放政策，北美各地门店不再免费开放，进店需要消费。目前中国国内的星巴克是由门店各自管理运营，具体情况由门店自己来定，并没有强制要求不免费对外开放。）
小林从不参与大神们的聊天，也不主动去了解招工行情，不像个上过半年班的人——不过，那个养猪的公司对员工采取封闭式管理，每天有宿管查寝打分，和上高中也差不多。他这样的性格很难在三和抢到好零工。
跟他稍微熟悉一点后，我发现他挺爱说话，总是谈起他大学的绩点，高中又是如何好好学习。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自己经历过“理工科的思维锻炼”，来三和是体验生活的。
我问小林，还能回去喂猪吗？他说，行业不好招人，大概可以吧。我告诉他，现在很多工作都需要和HR解释简历上的半年空白期。不要放弃自己原本想要求职的工作，也不要停下来，也许赚过这些辛苦钱之后，就会觉得去和猪睡在一起也没那么可恨了。
=====
在消费观上，三和大神常处于“非常节约”和“格外随性”的两种极端。有次高强去广州做短期工，工头没有如宣传的那样用大巴把他送回三和，他自己就花80块买了回程的动车票。我建议他坐到深圳西的普快，一天有两三班，省下来的钱足够一天住宿和吃饭了。他说懒得弄，麻烦。
和传统大神比，小林更精打细算。每个半夜零点，他会在APP上抢秒杀券，比如5块钱一杯的咖啡和10块钱一碗的牛肉面，都是商场里面的店。他保持了读大学时培养的消费习惯，那时候他和室友一起抢“穷鬼套餐”，也参与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现在他睡在三和的屋檐下，却消费在商场里，巧妙地钻着圈层与圈层间的空隙。
我告诉小林，来三和不要紧，比在家里蹲强，打零工按做一休一的节奏，留20元床位费，吃饭喝水40元，保证每天赚到100元钱就够活着。当然，这样经济上还是有些捉襟见肘，如果能吃苦去做夜班快递分拣，做一天休息两天也绰绰有余。重要的是，可以把劳务市场上所有的工作都尝试一遍，体会不同工种间赚钱的难易程度，以及观察社会的缝隙，探索自己适合怎样的生活方式。
跟他说这些时，他已经错过了第二天的酒店临时工，我2015年来三和时，这个工种能慢悠悠招上1到2个小时人，现在只要几分钟就招满了。三和的大神并没有变得更多，但以前每天出现的工头有3、4个，他们每人每天至少招30人，那天就来了1个工头，只需要20个人。
在星巴克里，小林又投了几十个公司，涵盖天南地北各个门类，都是已读不回。有个HR让他去广州面试，但岗位和他简历的关联性不大，他担心只是HR为了刷KPI。他和我讨论要不要去捐血以获得300块报酬，很快这个念头又被他自己否决了。另一个选项是中英街带货，我如实跟他说了那里的情况，涉嫌违法，但被抓的概率不大，你自己决定。他还是决定去，因为已接近身无分文。
我想小林对去中英街带货产生了兴趣，主要原因是没有门槛，来者不拒，只要有身份证并且3个月内没去过中英街即可。
我带着他去坐M408转308，比地铁便宜5块钱，是去中英街最便宜的路线。想起几年前那些等M408的早晨，我对很多事的看法还没有定，觉得世界也还没有定。
（编者注：深圳常见的公交路线根据道路、运输距离，分为快线巴士（Express Line）、干线巴士（Main Line）、支线巴士（Branch Line）等多种类型，其中M开头的公交车属于干线巴士。）
6
小林去中英街，我去看海。
此前的三和生活中，如果做日结的地方比三和离海边更近（比如罗湖），收工时又没天黑，我就会去大梅沙—华侨墓园一线的海滨徒步。那条路线需要穿过公墓，在坏天气时阴暗恐怖，却是钓鱼佬心中极佳的钓点，容易钩上来非常新鲜的石九公，煮汤美极。
在华侨公墓穿行不久，我看到了熟悉的墓碑，碑文上写着“4.26空难合葬墓”。我第一次看到这块墓碑是在2017年，已很久无人祭扫，阴森荒凉而使近处的人感到不安。墓碑上面有一个叫“麦大成”的名字曾引起我的好奇，我就在互联网上搜索与他相关的信息，找到了当年的香港竖版繁体报道：
1982年，宝安县刚变成深圳市，香港无线艺人麦大成中了六合彩，带全家去桂林旅游，飞机在奇峰岭撞山，麦大成本人及岳父岳母、子女全部遇难。麦大成命丧桂林后，其弟麦大国兼程前往广州认尸，在广州认出了侄子麦振宇。
为了继承麦大成的遗志，他的胞弟麦皓为进了无线艺员班成为艺人，事业不温不火，后转行做保险经纪人。另一位弟弟麦大杰则做了导演，拍过一些TVB口水片，最知名的作品是《流星花园2》电视剧版。
1988年，在DNA鉴定引入中国司法系统后，华侨墓园的香港投资人免费为空难遇难者提供了合葬墓地，还承担了上百万家属接待费用。
现在深圳的关外变靓丽了，不再是工业区，广深公路东莞段那些灰色的工业小镇没有人会喜欢。阳台山是小红书上徒步爱好者最近的热门打卡地。
在对岸的香港，一位老者曾告诉过我，他半世纪前是如何来到这里——知青们从东莞出发，第一道坎是要在半夜穿越光明农场（现在以红烧乳鸽和牛乳而出名），然后花费整晚时间翻越阳台山，爬过国防公路，面对尖锐的蚝壳和猎狗，最后一关是游过海去。
而现在，香港人回来了。
斗转星移，大湾区的新闻热点是港人北上潮。皇岗、福田口岸到处挤满了港人，口音气质与本地收租佬有分别。他们不仅聚集在八合里、鲍师傅、盒马、山姆、足疗按摩，还把接近口岸的城中村美食质量吃下降了两个档次。被港媒美食攻略热捧的某间台山黄鳝饭，明明一股雪柜味，另一家被报道的潮牛火锅，卖的是进口冻肉，宾客仍络绎不绝。“一家三口北上玩乐，一天只需千元”，是令许多香港人满足的口号图景。看岁数，有些正是那个年代从大陆去香港的年纪。
有离散就有团聚，有团聚就有离散。
R师仍然相信自由市场是判官，但却把已经做大做强的公司股权转给了合伙人。那个合伙人至今仍在社交网络上活跃，价值观，对事物的看法，均与R师大相径庭，很显然，他们对未来的判断不一样。R师在国外住上了大房子，我想，他也许觉得自己所守的道已经守过了。
在我这篇稿子发表前，他们那个在10年前响应万众创新而从传媒转投商业的圈子，为了大洋彼岸另一个国家谁该做总统吵了个天昏地暗，昔日的朋友老死不相往来，彼此宣布对方比原本一致认定的敌人还要坏。2008年的力量，至此已到尽头。
C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喜欢深圳了，他搬去了另一座城市。他意识到，无论是公正、高效，还是愚蠢、官僚，这些截然不同的特质也许只是某些时代的专属，并不天然依附于某些城市。C在职场生涯中参与开发了十几款软件，也进了引进人才名单，但看了关于美团骑手的报道后，开始困惑自己曾经骄傲的算法是不是在作恶，怀疑曾热爱的互联网精神并不总是能让人类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他经历过失业，很快又找到收入相仿的工作。2013年的朝阳行业如今走完一整个周期，他会是比较靠后的离场者，这算是“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我也无所谓”的报答。
不过，C并未再像爱深圳那样重新爱上另一个地方。
轮到了我另一位把深圳当故乡的朋友得意的时刻，过去的10年间，她依次通过了专升本和司考，又从HR转到法务岗，是公司最好的气氛组，认真抓纪律，一丝不苟，去厕所看员工是真的在方便还是闲聊刷手机。经济下行，找不到工作的人一大把，她却逆势升职加薪。一群群985、211的毕业生被她面试，听她安排任务，在对抗病毒的战争里，她志愿维护城中村关卡，向有关部门建议核酸有效期从48小时改为24小时。但总有人试图钻空子，偷偷翻小区院墙或是用截图敷衍“大白”们检查健康宝，她只要看到了就挨个举报。
每个时代都有斗志昂扬的人，类型总在换而已。
深圳，是一个玩“重新开始”的游戏的地方，至少一个人在成长阶段有理由为这座城市感到欣喜，如果你领受过这种欣喜，就绝不会觉得三和大神有什么可同情。这是人性，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它给的礼物。
7
从深圳建市开始，满打满算才经历过三代人。1970年出生的人接近退休；1980年出生的人小时候看哆啦A梦，如今已是处长；1990年出生的人大概是科长或者高中资深老师，小时候听周杰伦。我们建造了今日的世界。如果今日的世界是一个新世相式的广告，爱与和平构成的商业世界或互联网世界，对中产阶级及其预备役还很客气的世界，给C们正反馈的世界——我会开心吗？不会。那就对了。
在B站、抖音这些许立志本人从未见过的互联网平台上，经常可以看到他诗句的传播以及二次创作，形式包括拼贴短视频，以诗句作为歌词的AI生成歌曲。用朋友的话说，他的诗句“在主要依靠于流媒体的再生产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解释学活力，俨然成为了一个当代难以被忽略的文化符号”。
如果活在今天，我猜许立志可能不太会喜欢短视频APP，还是更喜欢看书。那些描绘自己和他人心灵的书，在工厂里属于格格不入的爱好，20年前，农民工的阅读比今日更普遍，但注重实用性，会看《读者》上的美文或者生活中的实用技巧，看那些让人变得更好的东西——毕竟，当时的代码还没有精准地测算出适合每个人的文化产品。
我第一次看人在线下讨论许立志是在一间酒吧，我的朋友在这里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掏出手机朗诵许立志的诗歌。这个酒吧里的常客中，不少人的日常消遣是品尝世界上广为流传、但在中国尚属小众的菜系，以及体验朝鲜国营餐厅的意趣——不是什么奢侈品，不比人均200元、一度在一线城市泛滥的连锁火锅店贵。他们是和许立志完全不同的人，但在某时某刻，从许立志的诗歌中看到了自己的境遇，或者身边与世界的苦难。
后来我去过许多这样的酒吧，气氛各异形式不同，但也有共通之处。顾客们的收入通常比平均水平高，但比自己学历能变现的最大数字低。受过教育的人拿这样金额的薪水，通常是打算为自己与社会间预留出距离，不至于全身心地出卖灵魂，或者在那个系统里遭遇了困境，正在啃老、gap，或是等待出国。他们的阅读经验囊括阿甘本、齐泽克等一长串名字，却无用武之地，他们因为手无寸铁而在头脑中想象自己是巴黎公社社员或经历“五月风暴”的学生，反正约翰·列侬在歌里都唱了：Imagine all the people.
与此同时，我与Y谈论的那位学者的学长、同侪们纷纷开设线上哲学课，将高深的学术概念变繁为简，化作生命中的智慧向大众普及，成为有文化消费习惯的市民阶层的谈资。而在市场上供应过量的青年学者们却处境艰难，内卷，深陷学术范式，被抑制表达，渴望互联网线下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
酒吧的主理人，一位前大厂员工，或是广告人，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也爱谈论这些。于是对接双方的需求，请青椒们来酒吧上大师的哲学课，与地球上远在天边的人连线，教人用学术名词去辨认与解释身边与世界无处不在的苦难与不公，作为确认彼此与安放自身的方式。与此同时，另一个空间里可能正组成“十人读书会”，邵艺辉女孩们和拉康男孩们坐在一起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大师为我们讲故事，“我们首先要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永远不要互相遗忘”。
酒吧里出售精酿啤酒，价格大概等值于劳动力市场上工作4到5小时的报酬。总有日常而熟练的网络杠精，用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态，点出酒吧经营逻辑的不自恰之处，但多数人不认同这种迂腐的观念，认为让行事得体又熟谙互联网规则的人赚到钱，也并无不可。
接着，酒吧里的议题转向反思：虽然大家都喜欢许立志的诗歌，但其中的性别意识是否进步？没有直接的反面证据，但他的家乡素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他有意无意间享受过性别剥削也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他转过给女性外貌打分的人的微博，还转过一条为多偶倾向辩护的微博。
这类社群还积极参与“取消文化”，我的朋友们笨拙而热烈地凑上去，像土拨鼠望着草原，看身边与网络的生活圈里谁正遭到指控。指控范围已经从性骚扰延伸到“让人不适”以及“关系内剥削”，被指控的人带着委屈与不解，抱头鼠窜又慢慢聚拢。我感受到年轻人中流行着那种一字一句揣摩《甄嬛传》的风气，根据这部网络小说改编而成的权斗连续剧磨练自己的说话技巧和对人际关系局势的分析能力，并将其应用在生活中、职场上——但主要是互联网发言与沙龙里。
我知道不能把指望放在身边、附近与大环境，因为他们都把指望放在自己身上，都把自己安排得特别好。在酒吧里，许立志和时代又建立了某种连接，当我在这里阅读许立志的时候，我再一次站在了他曾看过的窗外景象里。
我又想起了本文中出现过的除了三和大神之外的所有人。我一想到参与过这个链条里的所有人都曾幻想过有什么东西会变好，就会感到伤感。
=====
莲花山上的伟人还在那里，意气风发徐徐挥手向南走来。
山下是深圳书城总部，在照例的书架C位旁，社科类书籍的最显眼处摆着《深圳传》，从工厂史到街道史，曾被认为文化荒漠的所在，此刻每处角落都有人树碑立传，不需要追逐文化，文化自然向你走来。还有讲东南亚美食和法国旅游的绘本，让人感到某种“在别处”的世界性，也让我想到南山区的世界之窗，那个用对各种奇观的微缩仿建来展示打开国门拥抱世界决心的景区，曾是外地人来特区时必去的地方。
书城中庭坐满了听讲座的人，许多家长正带着孩子出门过周末，我瞥了一眼大屏幕：“科学饮食，防治结肠癌。”令人感到一丝可爱。上海精致，北京宏大，那里的文化场域看不到这样的生活化主题。
我是来找许立志的书的，在检索栏输入他的姓名，一本也没有，却找到了另一个我非常讨厌的作家。她说当下越来越流行的、讲述自己劳动经验的作品都是出版人为了牟利，迎合时代乡愿，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就像是十几年前的人人网时代，很多人羡慕留学生在伦敦桥、巴黎塔、土澳大农村的照片，然后有人告诉你，国外其实并不是天堂，充斥着毒品、难民、青少年问题，你就会马上觉得自己很土没见过世面。
我有点生气，拆开了她的新书，写得挺好的，但和其质量相比，卖得并不好，确切地讲，卖得很差。书里讲主人公在异国他乡丧失合法身份，混迹唐人街颠沛流离，但仍然保持冷眼观世，既和实体骗子做生意，同时也不被任何一种精神骗子所裹挟。故事讲得很精彩，也有哲思，我想，一个人的某段生活和另一个人的某段生活之间总是如此相似，但人跟人的见解却截然不同。
8
3年前，网络上的主流声音还是教育改变命运、高考是最公正的制度，某位女明星因为初中毕业辍学打工而受到抨击，被认为好吃懒做；现在，那些上岸多年的二本生三本生们则认为名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是活该，因为眼高手低，再说了，持续的高校扩招，大学文凭的含金量已经大大降低，早应该脱掉长衫。
2024年，境遇最惨的是打算以体力活作为“过渡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因为社会经验不足，再加被判为工作意愿不稳定，也许还隐藏着轻微的阶层报复，本已微薄的待遇更容易再度被工头和雇主剥削殆尽。学生干暑假工，半个月后被借故辞退一分钱都得不到或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付的事情层出不穷，甚至还有雇主倒扣服装费的，工作环境已经陷入黑产逻辑。
三和大神虽然几乎任人拿捏，但也绝没有工头敢对他们这么做，三和有三和的规则，这里的工头与之相比更像是诚实的、靠双手吃饭的劳动者。三和的优势正源源不断地浮出水面，首先一条，博弈的空间不大，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摩擦，扯皮，斗殴，完成了边界的塑造，好一点的工头不多话，坏一点的骂骂咧咧，只要听工头的话，工头就给你钱，抽成、克扣的数额有的多有的少，但绝不会完全不付工资。
我劝小林开个号，主题是“一本毕业生做大神”，定能获得一些流量，否则这条赛道将很快过时不候。然而他并不打算投身内容行业，拒绝了我的建议。
只要一条路被堵住了，人们就会蜂拥而至去剩下能走的路里钻起牛角尖来，然后是下一条，再下一条……人和人之间的境遇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工作环境退后一步就是悬崖，所以应该给予充分的宽容，不把他人逼到墙角，也是给自己留有空隙。如今的空隙无限接近于取消，严酷规则的落地便天经地义，被认为新兴中产后备役的名校毕业生工作环境与体力劳动者接近，人文关怀便显得伪善起来。
但三和的生活方式支撑起了空隙，在一些知识分子口中，三和大神被归入“游牧无产者”，有了体面一些的学名。越来越多的人对“做三个月躺三个月”不再辱骂，而是赞同。
有时候，我也会想起三和时光里那些令人愉快的画面：夜幕降临，大神们结束了一天的日结工作，像打猎归来的猎人那样，在小卖部门口排队找老张、老太婆或者是别的工头领钱。然后立即就有人在营地点燃了篝火：城管已经下班，小贩们开始高声叫卖，“港华”的潮州老板拉上卷帘门，沉默地点钱抽烟，巷子里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讨论今天的六合彩特码，炒粉摊的锅里嗞啦一声窜起明火。这是个典型的三和夜晚，有的人是充满希望的，而有的人是自由的。
这样就够了。
一个值得反复说明的事实是，三和所在街区的治安非常良好。“躺平”的状态并没有给人带来攻击性，甚至化解了原有的戾气。只要往外走几百米，半夜街头就会有骑电动车游荡的人过来问：“要玩吗，洋女，俄罗斯的。”
=====
“我在观澜打工，那里的人都比这里还精，抠得要死。”一个新加入的大神说。
观澜和龙华都有富士康和许多大工厂，那里的人们处在三和之上的一个状态，人与人之间的争吵与冲突反而多得多。那些街区与三和气氛迥异，人的状态截然不同，哪怕是城中村也有KTV和酒吧，更容易购买到感官服务与享受性消费。总的来说，是充满斗争的街道。斗争欲往往因上进心而起，上进心迫使人努力工作，而恶劣的工作环境很容易使人在生活中滋生出恶意来。
在我的观察中，生活状态稳定的基层打工者更愿意表现出雷厉风行，去刻意展现自己熟谙生活残酷的一面，苛刻地要求别人和自己——其实未必需要多苛刻，只要发自内心去顺应认同规则就好了。他们的朋友圈往往是认同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之类的箴言，像美国淘金时代的硬汉。这些坚强的中国硬汉们，其实和小时候拿明星照片或者动漫主角做头像没有区别，都在祈使自己拥有原本不拥有的东西。
等他们稍微坐稳位置成为领导，又会变得风淡云清。修禅，养生，不动声色，因为已是合格的社会人。在我打过工的快递站点，老员工通常对新人偶然的过失非常凶恶，大领导则在“双十一”花了一下午时间，心平气和地计算快递员应该罚款和赔偿多少钱，并一一当面落实，情绪稳定，修养好极了。
在容易向上的时候，这种斗争精神对于改变命运大有裨益，但向下的时候，便容易进入纯粹的倾轧。
在三和一街之隔的街区，我每天都能看到冲突的常见样本在无限循环：一个站了12个半小时的流水线工人要迎接倒班，只能睡6个小时，去连锁快餐店吃饭，结果过了半小时还没吃到嘴——因为店主正忙着做外卖单，于是他破口大骂起来；一个即将超时的外卖骑手取不到餐，在商业体对着咖啡店店员大骂，因为他即将面临200块的罚款，他之前送的一单，用户地址是错的，还有一单电话没人接，刚还被保安大声呵斥必须走货梯，又耽误了不少时间；店员已经做了数百杯咖啡，不知道是哪个大厂毕业员工空降管理，给店里制定了严格的SOP和处罚标准，于是，他对一个催促的白领发怒了；投诉完的白领会想，现在的人总觉得自己委屈，可谁不是委屈过来的？爱干不干，现在没工作的孩子太多了，也不知道什么是服务业，怕是很快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咯——但白领不知道上司接下来即将边缘化TA的分工，以便给TA打低绩效腾出薪资空间。
所有人都觉得，我都做得到，你凭什么做不到。
我在零工生涯里经历过上述戾气传导链条中所有的场景，在行情好的时候，可能走一两步就有人自我消化掉，在行情不好的时候，就可能完整走完整个链条。被人为设计出来的冲突像无形的手扼住了每个人的咽喉，最终的目的是把人工具化。
这种多数人缺乏尊严的劳动环境里，每个人都用短视频平台的箴言佳句做养分，在“他曾经是王者，后来说声算了”和“他日若有翻身日，生吃黄连也是甜”之间翻转。三和大神们自知不是斗士，不是那块料，于是主动脱离了互害循环，把一切事物拉回到底部。所有的愤怒、欲望、ego、雄心壮志、不甘、不平都已被消耗殆尽，所以不会伤害自己和他人。
再比如，越来越高的摊位租金使更多的市场菜贩选择坑蒙拐骗，通常的受害对象都是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潮汕人通常机敏地欺骗，提供情绪价值，靠嘴巴好听把低档鱼卖出中等价格；其他地方的人笨拙地欺骗，当你问排骨的价格时不做声，而是直接高价切给你，给人的感受还不及前者。他们逼得年轻人要么向传统学习生活艺术，学习冻鱼鲜鱼各种海鲜肉类在不同时令中的应有价格（这些是父辈的必备技能，但在今日更像是有闲暇时光的奢侈品），要么转向买菜软件，便宜货质量低劣，好一些的已经预留出超额利润空间，但起码看起来价格透明。旧循环失灵了，新模式未必是好的，三和大神干脆就不做选择了。
=====
最低温度才8度，深圳电视台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就宣布非常寒冷。“我重复一遍啊，非常寒冷”，他在电视说。确实是这个城市少有的需要穿厚外套的时候了，怕是连高强都得花费本应该用来吃饭的钱，去二手贩子的摊位上搞件不合身的西装。
落雨了，街灯泛出一点黄晕的光，在冬天尚未真正到来的时间里，楼道传来了炒芹菜的味道，小林抽了抽鼻子说，像小时候他妈妈做菜的味道。三和离庶民生活是如此地近，在临近的几个街区里，正常人的生活一览无余。在10元旅店里能看到街对面三楼的窗口有孩子在打闹，四楼的丈夫把鱼放进锅里。浓重的海鱼腥味穿越过道，钻入鼻孔，多半是马鲛一类肉质粗糙的品种，但只要煎上一分钟，再加进开水，一切的令人不适就会在锅里消失，化为可口的菜肴，引人继续吸动鼻翼，去猜测那个男人后续放的是普宁豆酱、菜脯还是酱油白糖，是“港华”餐厅的人在做菜吗？
总能看到好好过日子的人在跟我们打样如何生活，这让人心安，像对你在说：加入吧，奋力生活！我仿佛看到了楼后面，潮汕老板站在他的店门口，背头带着浩哥之类的小弟在街角吃夜宵，老太婆在记账，没钱交房租的高强在躲藏，老张正准备找到他，拎他去做第二天早起的日结。离开三和，再往南十几公里，C刚刚下班，准备去租的房子里放书包，然后去深南大道跑步。所有的人都在盘算着，奋斗着。
这种东西会无限放大俗世中使人贪恋、使人软弱的那一部分。但就在10年前的某个午后，数百米之外，许立志选择了开启他穿越天地的旅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