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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是我认识的人里最热爱深圳的。我们都是武汉人，但他不喜欢武汉，觉得武汉人粗野，自大，好吹牛，不靠谱——当然并不是嫌贫爱富。他也平等地不喜欢北上的一些地方，只喜欢深圳的空气和环境，走在深南大道上感到很开心。
那几年，不乏生活在特定地区的朋友能感受到，部门在与民生相关的特定领域，主动把身份从管理者转变为了服务者，他们先是在图书馆、文旅、卫生等部门享受到了人生中第一次投诉成功的快乐，再延伸到地铁与公交，甚至连公安户政也加入了这个名单。在这些地方，我的朋友感到了被尊重，甚至被“服务”。深圳窗口的工作效率、友善程度，都令他耳目一新。迁户口之类的手续，在小地方算是大麻烦，在深圳则格外利索。
当网上有人讲述自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境，底下总是会有人回复：打12345投诉热线就好啦！或者哪里做了一个APP，天下万事都可以在上面解决，你有不得了的冤屈，投诉无门，哎呀，只要上APP讲一下情况，马上就有人上门给你道歉！热心网友们像复读机一样地问：为什么不打热线电话？为什么不在APP上投诉？这样一来，来自热线不管用或者没有投诉APP的地方的人，就自惭形秽起来。
投诉在深圳相对奏效，C也热爱投诉，他说投诉真是太有用了，可以靠投诉来建立规则与正向反馈。他也不吝啬表扬，与物业公司与业主的关系类比，好的城市就像是一个闻过则喜的大家长，家长和家庭成员之间这样的监督和良性互动可以推动社会进步。
其时农民工从流水线涌入服务业，大量进入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在高效的行政服务对比下，身边满是不够好的服务行业从业者，到处都是快递虚假签收，外卖电动车逆行，实在缺乏诚信，同时他们也是社会规则的破坏者——外卖员、快递员都是。C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是：如果觉得待遇太差，可以选择别的工作，而不是不好好工作。
他诚心实意地爱着深圳，于是非常想要做些什么来维护社会规则，唯恐良好的社会秩序因为人们的素质跟不上得而复失。他在去公司上班的路上看到园区里违停的共享单车就举报，把飞快逆行的骑手逼到马路外侧，因为快递不送上门投诉到邮政总局，抓拍违章@深圳交警。没有得到回复，生气了好一阵，这样的热情持续了一段时间才消退。
我的朋友在南山的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对三和和龙华新区一无所知。放在现在，他的简历肯定没法入行，但彼时尚有草根空间，学历最好的人都去了外企或者银行。他用一句歌词形容那时候的互联网人：“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我也无所谓。”“码农”这个词原本也带着自嘲，但窃喜而骄傲。
当C的收入并不困难地超越了父母，以前的二线城市生活方式顿时显得愚不可及。亲戚们像豪猪一样，彼此夹枪带棒又分不开，家人总会进行愚蠢而缺乏常识的投资。他跨越了儿时那个随时担心父母闯入的小房间，90年代的老公房，放学的路上危机四伏，以及青春期的虚荣带来的粗野和蛮力，来到了深圳的合租房。
一次，家人寄来水果，C内心忐忑，想着分给室友一些，以免对方觉得他是个自私的人。他敲开门，室友礼貌地告诉他，不必这么客气。潜台词是说，那甚至是一种打扰。他虽然遭遇了拒绝，却醍醐灌顶，知道此前父母教育他要与人搞好关系是错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
我们走过同样的道路。
现在的C充满自信，敢于拒绝同学的婚礼邀约、借钱的请求，他彻底从武汉的房间里走出来了，在深圳住进了新房子，独立，体面，虽然是合租的。房价对收入来说遥不可及，但也不急于买下来，要享受成长。去西冲露营，去潮汕或者阳江过周末，享受美食之旅，是一生中最独立开心的时间。
每栋房子都承载过幸福生活的期许，我们以为会把时代沉疴丢在上一代的房子里，或者丢在三和、城中村之类的都市边缘角落，新楼盘里居住的都是有素质和礼貌的人，风能进雨能进坏人不能进。
我们都觉得未来的社会肯定会越来越好，分歧在于应该往哪个方面点自己的技能树，C理想中的城市有着新加坡制度的长处，认为遵守规则、实用主义和适度严刑峻法是必要的，虚伪的白左圣母只会造成无谓的资源内耗，而我则觉得应该注重人文关怀和社会福利。
他曾和一位喜欢过的博主吵架。那位博主在深圳街头随机采访拍摄陌生人，视频中展现出来的人的生命力令他感动。但在交警整治电动车的时候，这个博主与C意见相左，觉得不该查电动车上牌，那是砸别人的饭碗。C则认为交警维护交通秩序天经地义，博主说自己有亲戚在干快递，“你知道他们有多不容易吗？”随后，C发现自己被拉黑了。
虽然并不同情他人违反规则犯下的错误，但C每年会定期给乡村教育项目捐款，“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C的偶像是梧桐山上的那位伟人，永远坚持实事求是。深圳被C顺理成章当成了新的故乡，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城市是由无数像他这样的奋斗者创立的，这里像个自由自律的学生宿舍。当我向他问及龙华（三和）的情况，他摇摇头：“我没去过，并且，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理由会去那里。”
总体来说，多数人对三和大神的看法跟我大相径庭，认为他们是本性懒惰的废物，活该如此，并且还认为自己抨击的不是某个群体，而是该群体身上的一种共性——活得不本分、不体面，让人没法尊重。
彼时，水塘里满是星星的倒影，一捞便触手可及。
2
前两趟三和之旅我做了一名游客，接下来，我打算试试自己能不能长期在三和生存下来。
在这场生存挑战游戏里，我开始记账，账面上有500块钱启动资金。前5天，我努力试图找工作，而不只是闲逛与观察，但因为贪睡与晚起，大部分时候广场上的活儿都招满了，只做了一趟体验式的酒店服务员，工时只有3个半钟头，到手60块，除去车费，聊胜于无。
第六天，身上只剩下不到100块了，我意识到，必须去争抢一个劳动的机会。
和关外其他城中村不同，景乐新村几乎看不见上班族，偶然有一两个，也都是牵着孩子快速通过，从不在小区里活动——也就是说，他们不想和大神共享同一片公共空间。
这里的现金流不像工厂周围那样有着明显的潮汐——每个月“出粮”后的几天，餐厅、美发店的生意就会明显火爆，而“出粮”之前的几天则最为清淡，所以，在那里做生意的人回乡办事，通常会设法避开工厂发薪日。但在三和，每天都有人带着钱回来，只是当他们离开三和的时候，一定是两手空空。
对景乐新村的房东来说，让租客合租往往比整租的收益更高——这又是一个反常识的理论：赤贫者的钱有时比富人更好赚。
“一床上铺、二床下铺、中间两个地铺，房租收一下。”从李海波的微信里传出了老太婆的声音。陈日泉敲了敲我的床架：“交房租了。”我递过一张10元的纸币。
好吧，随着身上的钱在飞速减少，我现在混到了10元旅店——刚开始的时候还开得起45的单间呢。我已经忘记了床位和地铺的价钱分别是15块、10块，还是10块、5块，记忆中是后者，但又感到价格低到难以相信。2008年我曾在河南野外住过卡车司机睡的通铺，条件好一些但有限，每晚10元，而这是寸土寸金的深圳，床位也是10元。有人说睡地铺晚上会被老鼠从脸上爬过弄醒，无论真假，这种事肯定存在。
大部分的房客都在老太婆的河南旅店里住了半个月以上，甚至更久。老太婆懒惰的时候，会委托几个熟客来帮她收房租。这种信任度在三和非常罕见，如果把这间景乐新村六楼的旅店比作一个班级，李海波就是班长。这是他在三和的第五个学期，在此之前，他做过操作工，建筑工，流水线线长，2年前，他从深圳富士康工厂辞职，拖着行李来到了老太婆的店，再也没离开过。
李海波是一类三和大神的典型，也可以说是异类。他和人交往、沟通的能力，甚至劳动意愿，都和正常人无异，一个证据是他每天都刷牙洗脸，还使用成瓶的洗发露——在三和，洗发露这个东西要么不用，要么只买小袋一次性装的，很多人一袋洗发露会用两次，因为买得太多会被偷掉。如果有人吵起来或者打起来，很多人会装作没看见或者喊“打得好”，李海波在旁边看到，会上来劝架。他也乐于向同伴传授劳动经验，比如“干不动慢慢干，否则对腰不好”。
无论是劳动收益和性价比，日结工绝大部分时候都不如长期工。他们通常是产业链里工价最低或最累的岗位，中介就是靠其中的差价被养活的。虽然无法估算，外包的岗位显然是差价最多的，从市场上行情透明的工种来看，日结工的工资通常比正式工低1/6左右。但三和大神选择日结工的原因是：一天的劳动至少可以换来一天的轻松。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比啃老的城市青年们勤劳，从事劳动生产的时间也不短。
大神们并不完全拒绝劳动（如果完全拒绝，他们可以成为露宿的流浪汉，但大部分人还是希望住在有屋顶的房子里，以及有钱上网），为什么他们不选择长期工？只是拒绝全天候处在恶劣的劳动环境里干活。我有过进厂的经验——大部分普工地位在生态链中处于底层，在工作中伴随着无时无刻的呵斥和辱骂，上厕所需要提前申请，次数也有规定，时长甚至不足以满足生理需求，流水线的工作时间12个小时起步，经常两班倒，睡眠不规律。
我在和很多从底层打拼上来、取得成就的人交流时，他们大部分都否认现在的年轻人处境更艰难，并且认为自己年轻时（也就是20年前）工作比现在苦得多——但他们已经脱离基层劳动很久了。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过去打拼的风险程度高，但阶层上升通道开放，现在安逸，但阶层已经固化。我却不这么认为：昔日某个阶段可能确实危险，但也没有什么上升通道，很多地方下岗潮时期的记忆尚未被彻底遗忘，只不过以文艺作品的方式被摆上了桌面；同样，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是固化了，但并不安逸，在我的个人经验里，数字时代的工厂流水线的工作绝不比10年前更轻松，它并没有降低劳动强度，而是变得更加精密，确保不会出现明显空闲的岗位，把一个人能被压榨出的能力极限也计算得刚刚好。
我采访过劳动法规相对完善的长三角地区的中型工厂主，他90年代出来创业，也干过流水线，说现在的工人劳动强度、工作时长和世纪初的时候基本一样，住宿环境要好一些，工资购买力其实是降低了。这样的背景下，长期坚持劳动的动力通常需要一个长期的目标来支撑，比如一个流水线工人通过努力转管理岗，或者攒下两三年的工资去做小生意。
以前，农民工在务工所在的经济发达地区买房的案例并不少，目标低一些的就回老家买房，再不济，至少能攒下组建家庭的本钱。现在，那些没有来三和的打工青年们则在逃离流水线，涌向第三产业，但很快，服务业的行事作风和管理特征也急速变得流水线化，充满了无休止的服从性训练，站军姿，开会，训话。就像奶茶店员曾是一份工资低但闲适的工作，现在有了外卖平台后，工作方式和流水线已经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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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能完整拼凑出李海波的人生，他根本不愿意谈，我只能从细微处猜测。
一次做日结工回三和的路上，我听他们讨论起异性的话题。
“那些女人，根本就不会找农村的，至少要你在县城有房子。”
“开口就要15万彩礼。”
“15万？你哪里的。”
“晋城。”
李海波很不满意：“我们江西要20万！”
所以我猜想，他应该是在正常农民工的职业道路上受了一些刺激，通过长期劳动想达到的长期目标遥遥无期，所以选择了来三和“躺平”掉了。
农民工中的躺平者，比大部分城市青年来得更早，所以才有了三和大神。
3
一个年轻人成为“三和大神”的典型经历是这样的：在前一间工厂陷入人际纠葛或是精神疲惫，希望换个环境，身上带了三千或者五千元，通常是一个月的工资，来三和进行一段不算漫长的中场休息。在过渡过程中，他并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许是习惯了三和的生活节奏，只能靠日结工来维持生活。他无法回答家人的问题：赚了多少钱？有没有女朋友？选择不回家过年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不难想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一直留在三和。
我真正在三和扎下根来，是因为住进了老太婆的河南旅店。虽然无法猜测，亦无法写明，但略一估算，就不难得出结论：老太婆赚到的钱也许超过这篇文章里提到过的任何一个有体面身份的人，她这种角色是社会里隐形的富翁。
做工头做成老太婆这样，需要耕耘。我毫不怀疑她比任何劳务中介公司的赚钱效率更高，又因为效率高而从不在工资上说谎。其他的工头的撒谎与欺骗，可以引菲茨杰拉德的话为之辩护：“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有时，初入行的工头甚至需要给大神提供情绪价值：“去干十几天，回来买手机上网，美滋滋。”这还不一定能成功骗动他们去劳动。哄人这么困难，是因为只要上路就任人宰割，倘若打定主意不肯去，就算背头这种社团人士也强迫不动他们分毫。
老张和老太婆夫妇就是典型的三和生意人，他们租下了景乐新村某栋楼的四楼和另外一栋楼的六楼作为旅馆，又租下另一间铺头开小卖部，经营内容除了那些常见商品外，还包括为走投无路的人提供“微信提现”服务，每10元收1元手续费。某种意义上，以上的行当都只是为了维持他们夫妻俩在三和的存在感和信誉，对一家之主老张来说，更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承接了临时城管的招工业务。
深圳的城管部门执法任务很重，哪怕是招收了大量签订最松散的劳务合同、拿最低工资的协管员和临时工，也不足以填补人手空缺。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只能找成本更低的方案——每个街道办以城管服务外包的形式向社会竞标，中标的公司，往往带有很浓的老乡团体性质，比如民治街道以潮汕籍为主，平湖街道以海陆丰籍为主。再后来，外包团队的人手也不够用了，于是有人就委托老张从三和招人——很明显，老张从中抽成不菲，但每天早晨，还是有无数饥饿的、睡眼惺忪的人站在小卖部门口，试图得到这份工作。
我在三和的第一份日结工，就是从临时城管开始的。临时城管是三和特有的工种之一，没有“关系”很难进，而“关系”就是得在工头开的旅店住宿——能在三和真正活下来的秘诀也在于此。
清晨，足足上百人在店门口嗷嗷待哺，高举着手，上身前倾：“老哥，我！”“老哥，我……”老张挑中谁，就给他一顶安全帽，愿意干的住客已被内定，如果有多余的名额就优先给熟面孔，最后才轮到陌生人。还有一个办法是偷偷溜上车，但有时在开车前发现人太多，照样也会被叫下来，问“你干过没有”。第一次我结巴了一下，讲了实话：“没干过。”之后就被赶下车去——要说“干过”才有可能留下。不过，只要我在河南旅店住店，就可以一直干这份活，老太婆还会提醒我早起床，干久了还可以赊账。
司机把一车刚招募的人从三和拉到外包基地——某个城中村里的独栋楼房，头儿是海陆丰老板，但执行任务的是潮汕人，他们彼此间的口音只能听出细微的区别，但食物是识别地域更稳定的方式：老板对着一碗裹了薯粉的甲子鸭肉汤细嚼慢咽，他老婆又端上一碟白灼小鱿鱼。我们快手快脚收拾工具，把铁棒、撬棍、锤子、老虎钳、切割机和安保制服搬上潮汕人的面包车，司机放起了一首叫《我爱潮汕小吃》的歌，曲调欢快，歌词大概是这样的：“鲎粿油粿无米粿，越吃越想家。”足足唱了有40多种粿。
半路，潮汕佬把我们扔在车里去吃早餐，揭阳老乡的店里有卖猪杂汤加肠粉，他舀起汤吹凉，吃得快，狼吞虎咽，5分钟解决战斗。店里的后生仔不停地切着卤肉，要挥刀砍人，也要种田如绣花，都在打工，只是分工不同。
刚在三和吃的2块钱一份的胶皮肠粉似乎在胃里消化空了，一大半人还饿着肚子，在车里饥肠辘辘。我爱潮汕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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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们在执法车后面的皮卡或面包车上待命，执法车上的人先期下车进行检查，运气好的话，没有要整改的地方（不太可能），或上面没有下令整改（雇人要花成本，次数也不太多），那就可以“待命”一天。这样的情况会被三和大神当作为好运气的经验，被口耳相传很久。
但通常运气都并不够好。很快，我们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去某个城中村配合取缔无证幼儿园。
目的地那里已经站满了民治街道联防队的人，我们在幼儿园门口，兵马俑一样站成一排，屏气凝神，如临大敌，每个人都面色严峻，假想一帮就学欲望强烈的儿童会强行冲进去。
事实上，这地方并不是报纸上所说的那种黑破小、充满安全隐患的无证幼儿园。幼儿园占地面积相当大，约摸小几百平米，滑梯、跷跷板、玩具和灭火器之类的设施也齐全，看上去孩子在里面会很快乐的样子。幼儿园一整面墙画满了花里胡哨的卡通人物，有路飞、鸣人和佐助，种种迹象显示出老板长期办学的投入和计划，不难看出，在之前的时间里，幼儿园至少是被默许存在的，但现在，决策者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决定把它关停。
幼儿园门口贴着《致家长的一封信》：
尊敬的家长：
您孩子现就读的XX幼儿园在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招生，属于无证办学，现新区执法部门将取缔该机构，请将您的孩子送至合法办学机构就读。
现将周边合法幼儿园地址告知如下，如需就读请自行联系。
……
送孩子来幼儿园的家长大部分是普通上班族模样，也有提着菜的家庭主妇，他们在短暂的错愕之后抱怨道：
“这几个地方都太远了。”
“你们真的太不为我们考虑了。”
如果他们去其他地方走一走，就会知道，深圳已经是对外来人口最友好的大城市，只需要交满一年的社保，子女就可以就读公立幼儿园。
工作人员正在为家长们宣讲政策，但他们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夫妻双方都交满社保呢？”
我们依旧保持严肃，像兵马俑一样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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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走鬼”这种事情，属于城管正式人员的工作，无证摊贩无论在哪里都会被查处。我们这些临时工参与的是运动式的大整治，工作内容包括把商户放在门口的东西搬走（通常是特价花车或者板凳椅子一类），还有灯箱广告牌——这个叫“超门线经营”，如果商户和管理者沟通得好，可以理解成平时被相对默许的行为，反之，就叫“屡禁不止”。
但这次整治后，这种情况就不被允许存在了。
一般我们搬完一两家商铺时，整条街的商户就已经会主动自己收拾货品了，我们的手脚会故意放慢一些。有时候，若有老板言语上得罪了带队的人，那东西就非全部搬走不可了。不然的话，哪怕已经搬上车或者拿在手里的东西，都默认可以被原主来抢救——这家店的老板娘显然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又或是屡教不改，带队的人亲自监督我们搬东西。老板娘皱着脸，看着面前的商品即将不再属于自己。
对于马路上有些居民私设的停车桩，带队的工作人员要打电话和上级挨个确认，哪个是合规的，哪个不合规。若是面前的停车桩不该存在，就差遣我们用大锤敲掉。罚没的物品有些被拉到城管停车场，有些看着不值钱的，直接搬回劳务外包驻地。
干这份活，可以清楚地看到你能给对方造成的不愉快。大部分被管理的商户不吭声，只是愁眉苦脸的样子。正常人有两种心态去面对眼下的工作：一种是觉得自己拥有了力量，感到自豪；另一种是兔死狐悲，觉得没劲儿。绝大部分三和大神，也许是清楚自己的生态位，也可能是对任何工作同样持偷懒态度，总之，积极性不高，不愿意搬东西，需要带队者施加压力。我也遇到过两三个干劲十足的家伙，抢着抱别人的东西往车上冲。
李海波小声地说：“那都是精神病。”
很快，我们这群临时工里就有人发现了问题：工头支付给三和招来的人80块，而另一批人是120。高强开玩笑，说不公平，应该两边一样的价，或者他们干多一点我们干少一点。还没轮到工头开口，那边的人斜着眼睛，先嚷嚷起来：“你们这话不对，不愿干可以回家，80、120都是干活儿，都一样干。”接着又重复了一遍：“80、120都是干活，都一样干！”
三和大神这边没人说话了，像是听到了科学公式和真理。
在三和，甚至全国的劳务市场，规矩都是“干一半就走人，一分钱也拿不到”，有些工头甚至会主动用污言秽语挑衅雇工，如果真有人忿然离去，那份工资自然落入工头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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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治街道的秩序已经形成，执法者所做的无非是修建枝苗，我们通常负责处理突发状况，比如那次取缔幼儿园。而平湖街道才是酝酿着真正的大行动。
平湖是龙华新区最偏远的街道，与东莞交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推进，决策者不希望它一直保持这种混乱工业小镇的形象，希望它也逐渐和福田、南山一样亮丽起来——至少从市容开始。在我的观察中，深圳的城市面貌更新，是沿着“从内到外”的逻辑，我们的工作地点先是在靠近市区的民治街道，然后是龙华中心区，现在轮到最偏远的平湖了。
显然，平湖街道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守珍街，平湖最热闹的主干道，像是不发达的县城或者小镇，街上店铺里放着《秋天不回来》一类的网络劲曲，对于打工者来说倒是片不错的乐土。此地有深圳最低廉的房租价格和种类繁多的小吃店，如果说在三和只是特供给大神的品类便宜，那在这里就没有贵的东西，此处像大学门口的“堕落街”一样，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按民治那边的治理标准，这里没有什么是合法的，哪怕大街上的大品牌门面也需要整改：员工在外面发传单，传单没收，人扣住做笔录；有放音乐声音太大的，音响没收；至于放在城中村过道里的手推车，那是一概收缴，毫无通融余地。
这次行动是多部门联合执法，平湖广场上停着城管执法车，警车，皮卡，甚至还来了一辆半挂牵引车——这是要干嘛，运送装甲车吗？很快，我就知道自己多虑了：暂扣的物品源源不断被抬上车，皮卡车厢没费什么工夫就被装满。不合规的不仅是商户违章经营商品，还包括城中村本地居民放在楼道里的手推车、自行车，住户自建的洗脸池，这些都要一一拆除。铁链用剪钳剪掉，水泥用锤子敲掉。
在某条背街小巷深处，队长发现了几个大排档用的折叠铁棚，懂行的师傅看了看说：恐怕搬不动，得要用氧割割掉，然后再抬上车。
主人闻讯赶来，脸皱得像茄子：“做一个要5000块，那样搞的话，就一分钱都不值了。”
队长看了看手表：“给你1个小时。”
老板打了两个电话：“下午搬走行不行？我没办法在这么快的时间里找到仓库。”
“不行，只有1个小时，下午就要检查了。”
1小时后，老板哀求：“只要（再给）10分钟，我的员工已经过来搬了。”
“不行，1个小时已经到了。”
最终，老板没能在限定时间内把这堆庞然大物搬走。我们用氧割把它从中间烧断，看着它轰然倒地，听着它发出沉重的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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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真正的倒霉蛋是一个健身房的年轻员工，他在街上发传单的时候被协管员捉住了。不知怎么搞的，这年轻人发了狂，往协管员脸上挥了一拳。三四个人从后面抱住腿把他按在地上，我听见他胸腔发出剧烈的喘息声，两分钟后，治安仔把他带走了。
我们把收缴的货物拉到城管队的仓库，一个类似于手推车墓地的地方。在这里，实现了真正的地域平等，“沙县小吃”压在“兰州拉面”上，“上海小笼包”和“安徽板面”勾肩搭背，“京味爆肚”和“河南胡辣汤”殊途同归，一家广东肠粉招牌上贴着：“摊位转让 电话：189711XXXXX 黄生”
显然，黄生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情。
做生意，就得要有类似的觉悟，东西被收了，就再去买一个新的，源源不断，周而复始，万一发了财，大家就会夸奖你勤劳致富。
一个巨大的书报亭也被视为违章建筑，它足足有一颗星球那么大，我们完全搬不动，最后出动了吊车才解决了这个难题。看着书报亭被吊起时，我们用手背擦汗，为一天的工作结束感到惬意。
李海波沉默着不做声，突然把我往后拉：“离吊车远一点儿——2014年我有个朋友被吊车砸死了，赔了40多万。”
我们干的这些活儿能从官方叙事得到验证。不忙的时候，我会去三联路上的阅报栏，看龙华新区机关报《龙华新闻》。在文化专栏里，有作者试图挖掘这个客家小镇的历史，讲述那些历史遗迹和回忆，也试图让读者倒回往昔，写了革命时期镇压一位地主的事。我在社会新闻版找到了我们那次“大行动”的原由：《市城管开展第三次“行走深圳”活动》。活动中，有人评价平湖街道市容环境水平“低端”“落后”。次日，平湖街道就有了反应。在《平湖街道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的报道里，我看到自己的背影，和同伴在指挥下，正在把一台冰柜往车上搬。
我对这张照片不是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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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临时城管的最后一天，我们躺在天台的建筑垃圾上休息。这是头一次和正式公务员一起工作，他们比平时指挥我们干活的人礼貌得多，主动示意可以去他们车上拿矿泉水喝。一位工作人员在旁边操控着当时在市面上尚不多见的无人机，先是在头顶盘旋，越飞越高，变成一个黑点——和我们拍摄旅行节目用的是同款。
我插嘴问了一句：“队长，这是什么型号的大疆？”
队长转过身，他年轻，读过大学，也熟稔管理者应有的风度，和外包人员的鸡飞狗跳截然不同：“你还知道大疆？这是新出的Inspire2，拍违建的时候很管用，我们上周靠航拍数据取缔了山里的养猪场。”
我眯着眼睛想象，不禁哑然失笑。这场面太滑稽了——养殖户把猪东躲西藏进深圳和东莞、惠州交界的崇山峻岭中，以为那是未被勘明的暧昧空间，可天空中突然飞来一架无人机，第二天就哗啦啦地来了一大群城管警察什么的，猪们只好束手就擒。
阳光猛烈，万物现形，一切不和谐的东西都无处遁藏，我看着那个黑点，极简设计，21世纪的科技美学，在天上飞得很高很高。它让我想起高中时抓早恋，管教导的老师那时还很年轻，和今日的R师差不多大，躲在校门口奶茶店、商场之类的地方，拍到男生女生在一起的照片就汇报给各个班老师，要求请家长，是50后和60后想不到的手段。后来，他一路担任了校长、履职教育局，升迁很快。这使我大为诧异。我一心觉得，手机拍照的功能发明出来是给我们自拍用的，没想到它会为管理者所用。
后来，我做过的体力劳动里，常常要用留痕相机打卡，防止工人偷懒。我小时候还觉得，现代科技是年轻的东西，应该永远站在年轻人那边。然而，技术总是短暂地让年轻人以为被自己发现和占有，然后长久地服务于另一端。
三和大神从事的工作，已经进入到这个城市界面的更新史里了。直到我离开时，平湖还在整治中，整治后的民治街道生活成本已经和关内接近，便宜旅店餐饮可能少了很多，某种意义上，是三和大神自己拆掉了自己生活的土壤。但如果你去干，起码还有一天80块钱的收入，如果你不去干，不仅同样要被拆，也没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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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里，我把市场上正在招聘的所有体力零工活都干了一遍。维持三和意义上的财务平衡标准是：兜里剩100块就很有安全感，甚至可以在路过夜粥摊或者生蚝档时动一动心思，以及去购买水果之类的零食；兜里低于50块钱，就有必要担心——明日尚能衣食无忧，后天若还没找到工作，就只能露宿街头。
但在老太婆的店里住下以后，身上有一顿快餐钱，就没什么好害怕的。
在三和，临时工受欢迎程度排序是这样的：
最紧俏的是天天干、也不很累、工资还能近百元的工种，比如临时城管。加上等待的时间，早8点出发，下午4、5点能回基地，但实际干活儿的时间只有3到4个小时，即使是三和大神也觉得一周干上5天是可以接受的。
其次是天天干、也不很累的工种，比如去中英街当“水客”或者临时安保，工资不如临时城管，工作时间可能会和讲好的根本不一样，会被拖延很久，耽误回来上网。
再其次便是去酒店端盘子，有时候一只手要托举四五盘食物，腿酸腰疼是肯定的，但少数时候有机会偷吃，能被作为谈资，工资100出头。
倒数第二差的，到了傍晚，会有人来招快递分拣夜班，等于搬运工，12个小时，200多块，非常累，“干一天可以瘫三天”，除非实在没钱，否则没人肯去。如果能做真正的搬运工，比如抬冰箱上五楼，就能拿到另一个级别的工资，干一天能拿到500到600元，干这种活的人类似成为运动员，需要肌耐力和爆发力，在体力劳动者中也是百里挑一，就算把高强、李海波之流从小集中训练，也不一定能胜任。但只要能干上，就会干到干不动的那一天为止，他们比运动员更加不注意关节防护，上了年纪之后，工伤不会少，致残也不罕见。
最差的，便是进厂做短期临时工，这通常代表一段三和生活的失败——三和人饿死也不愿意进厂，因为意味着被管束。进厂不受欢迎的工作是实打实的，因为除了有限的一两次上厕所机会，手脚一分钟也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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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临时城管的空闲，我也偶尔会想起在上一次来三和时，去做过一次12块一个钟的临时工。招工时，工头介绍这份工作“包晚饭”，于是我见到了此生最糟糕的盒饭：几个格子里只装了白饭和两种没有油的咸菜，萝卜干和雪里蕻。不知道老板跟餐饮店预订时谈的是多少钱的餐标，但显然盒饭实际成本绝不会超过3毛钱，可能塑料盒的成本比里面的内容物还高。我打赌连监狱也不会出现这种伙食，因为它不足以维持人的基本劳动机能。
还是有1/3的人吃完了，另外1/3的人只吃了一半，剩下的人压根没动筷子。吃完了的人是饿了几天的，吃了一半的人是今天尚未进食的，没动的人是正常一日三餐的。
“我是深圳特警支队的警官，你们叫我阿Sir好了。”面前的男人身材颀长，长相英俊，这样自我介绍道，声音里带着和气，或者说，不属于三和环境的、正常社会里人和人之间的基本礼貌。
“你们大概也知道了，明天有人来深圳湾考察，由我和诸位同仁（他竟然对我们用了“诸位同仁”这样的词）负责排爆工作，工作地点是前面的写字楼，要求不留死角，每一个抽屉，每一个角落，都要检查到。”
他举了几个例子：花盆的底部要翻开看，空调的柜机要用金属探测仪扫过。然后总结说：宁枉勿纵，有嫌疑的物体都要报告，真出了事，就是了不得的大事。
“到时大家不要想着工作已经结束了，找不到你。”他顿了顿，“很大可能是刑事责任。”
我们屏气凝神，迈开步向前走，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走过百度大厦，走过软件产业基地。下班的产品经理，市场策划，码农，先生小姐们，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们像一群来自北方蛮夷之地的匈奴骑兵冲进了他们的文明世界。
而他们的世界对我们同样是未知的。这层楼里有一家机械公司、一家软件公司和一家金融公司。机械公司的陈设最为死板正经；软件公司显得温馨，有厨房，员工休息室，和咖啡机；在金融公司里，我顺手打开一个文件夹，这显然是HR的桌子，里面全是应聘简历。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翻看文件和财务报表。一张办公桌上，我看到了某次员工出差的报销单据，住宿标准是150块的快捷酒店，伙食标准是每天50到100块不等，出差目的是赴河南某工厂解决软件问题——也许报销标准比这高，但出差的人确实住的是150块的快捷酒店。
在另一张桌子上，我看到了他此次出差的结果：“问题未解决，向总公司寻求技术支持。”
3个小时的劳作之后，我们来到一楼的餐厅。它沿袭了大厦的一贯风格，窗明几净，不落俗套，看上去是个值得信赖的白领食堂，菜单的醒目位置标注了餐厅的3种招牌菜：酸汤鲈鱼，水煮牛肉，汕头牛肉丸，皆标明了每份的克数和每百克所含的卡路里，足以成为注重健康的上班族在自带便当和内容可疑的外卖之外的不二之选。
来到后厨，对这个餐厅的好印象戛然而止。答案水落石出：鱼肉是半成品冻货，牛肉片泛着色泽可疑的光芒，牛肉丸是普通的火锅丸子而不是汕头货。阿Sir并不关心这一切，在他的要求下，每把刀都被严格地归类、编号，我们的职责是排爆。
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耳机里放着尼尔·杨，老头子唱道：I want to live, I want to give, I've been a miner for a heart of gold…… I've been to Hollywood, I've been to Redwood, I've crossed the ocean for a heart of gold.
少年时听音乐多是想象、憧憬、向往，现在则明白了里面写的是怎样一回事。
6
在教育行业浸淫了这么多年，Y认为，教育有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一种是对人的驯化，另一种是为人的发展，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向彼此望去，对面那条道路上的经验会显得毫无价值。
他入行时，正是教育实验最兴盛的时期。他的青年教师生涯在素质教育改革的氛围里度过，有足够的空间鼓励他突破规则，建立新的教学方式。而我们那个旅行节目的制片人，原本是“下只角”从职校花钱过来的借读生（或者成绩与职校生差不多？），虽然来了好学校，仍保留了招惹是非的品质，被来自流氓窟的人堵在角落，同班同学吓得喊老师来求救。当时身为老师的Y并没有类似经验，只能硬着头皮去赎自己的学生，想着在外面混的人都以“山头”+“诨号”自称，比如“中山公园阿三”“定海桥长脚”，Y也预先给自己起了个江湖诨名：“鞍山文文”——杨浦区的鞍山街道盛产工人阶级，他希望从那里借来一点力量。
他对着小混混报出江湖切口：鞍山文文侬晓得哇？十七八岁的小流氓们打量Y的码子，和自己差不多，但岁数要大太多。他们大概是头一次与二十多岁的人对峙，有点游戏穿模了，遂作罢。Y也就成功为自己的学生解了围。
Y和制片人的师生关系在2010年到了尾声。他的教育成果是，制片人以职校生的起点一举考上吊车尾的一本（或最强的二本？），那时每届高考都有几个类似的例子，放到今天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之后，师生之间相处又是另一种方式——数年后，制片人打算做旅行节目创业，邀请昔日的恩师加盟客串，Y一口答应。
Y的“希望之年”是2002年，那年，孙志刚案导致了《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国家第一次在灾害中没有组织捐款，有很多新气象。他那时一个月只赚700块，但依然觉得未来充满希望，许多好的改变都会降临在这片大地上。而等到我去当地震志愿者的2008年，他已经打算像一个真正的上海人一样，做一个不关心世界、心里只有自己小家的人。
“也许就像一位作家写的，有希望的不是那个时间，而是那个时间朝气蓬勃的自己。每一个少年人都在自己的时间里感到希望。”Y说。
既然聊到“希望”，我得先回顾一下我对“世界”的认知简史。
首先出现的记忆，是《正大综艺》，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电视里放着南欧北欧，载歌载舞，民族服饰，和眼前的发展中国家加苏联风格的城市建筑形成了强烈对比，令我反复端详着偶然得到的（可能是友谊商店橱窗里的，也可能是亲戚送的）进口食品包装。那时代身边的世界不够好，闹下岗，到处是悍匪，这些是被公认的，但也被不同立场的人用来做表意不同的证据。
现代还没到来，我就开始迫不及待反思想象中的现代性。新概念作文里充斥着黑暗摇滚、钢筋水泥森林元素，其实只是县城的孩子从CD、杂志中看到的猪跑。后来我们做旅行节目时选择VICE的风格，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破绽——安妮宝贝叙事的可笑之处，早已愈来愈多地暴露出来。
初代的“逃离北上广”倡导的是一种奇幻之旅。在大漠雪山藏地，沿着自三毛开始的脚步，跟随欧美背包客去香格里拉灵修，总之，什么地方都是好的，除了自己生活的地方。在丽江之类地方，即使没有奇遇艳遇、没遇上白胡子仙人使你像畅销书作家那样拥有十几种身份和技能，你也会自我修炼，变成一个岁月静好的人。只要过上了远离城市的隐居生活，就会变得健康、平和，拥有强大的信念和勇气。同样流行的，还有下水道里的德国百年配件、日本儿童夏令营之类的文摘传说——在咪蒙的毒鸡汤流行之前，这是阅读量最大的鸡汤基调，大概也是社会心声的最大公约数。往好里说，是对生活丰富性与可能性的向往，往坏里说，就是崇洋媚外仇恨民族。
消解这类文青叙事的是现实——许多地方除了贫困什么都没有。一群又一群的人为了去感受民风淳朴而被当作傻子对待，再被另一群人当作笑料，一度被鼓吹的穷游也发展成蹭吃蹭喝，在网上遭到了群嘲。我的同龄人在大学时代赶上了开放个人自助游，目的地都是签证容易、价格便宜的国家，专业的旅游博主赛道应运而生，初衷大概是记录生活，后来可以靠接广告、写文章来补贴旅行成本，再往后，收益就远超所有人的想象。其中流量最高的明星是两对情侣，一对比我们的节目早，一对比我们动作稍晚。一同旅行时的磨合、争吵，对校园情侣来说是最大的考验，他们还要号称从中学会如何共度一生。这两对年轻人在网上用文字与照片直播旅途经历，华丽，清新，精巧，引人憧憬，内容做得很成功，名噪一时，但都早已分手。在当时刷屏的微博下面，我看到有年轻的粉丝留言，说那些照片有经济好时代的味道，使人以为长大后的生活就是这样。
离这阵旅行热潮已经过去10年，那个旅行节目对我们团队的人来说等于一次大学毕业。并没有人以此成名，我们生产的内容比短视频时代早了几年，又放不下面子带货卖登山包之类的东西。但也使其中一些人积累了经验，接下来在内容市场的蓝海里游刃有余。
我还记得，拍摄节目的时候，团队在吉隆坡半山芭的食阁吃饭，一位华人老伯鬼鬼祟祟凑近，问客从何处来。答曰上海。他就告诉我们，有上海人就住在附近。
“在附近做什么？”
“在附近卖身。”
我们狐疑地瞪大眼睛——在上海从事皮肉行业所获远比在大马丰厚，那些年，我们工作室所在的公寓楼里就有不少白人模特来闯生活。
“您是怎么认识她的呢？”
老伯不说话了，神色羞赧。
他祖籍广东惠州，年轻时开过长途卡车，熟人们多数已经六七十岁，在菜场卖猪肉和椰浆饭之类维生。他领我们去攀谈几句，了解人生梗概，祖籍，并拍下照片。我看到路边“雪兰莪卡车公会”的招牌，是大陆没有的东西，好奇它的作用和功能。“喝茶的地方，没有用的。”老伯说。当我们开“友族”笑话时，老伯会露出谨慎而警惕的目光。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请他去一家海南鸡餐厅。进门时，三餐吃食阁的老伯流露出担心的神色，提醒道：“很贵的。”
我们拿过菜单一看，人均消费50马币罢了，不及上海一半。大家憋着笑。不须解释，待老伯吃罢，起身挥手作别时，我们几乎笑出声来：我们拍到了多么好的素材啊！
7
深圳是个没有冬天的城市，虽然春节时一些旅店老板急着回家光宗耀祖，而另一些旅店则趁机涨价，但过年时日结机会多，工资也跟着涨，还有小额利是红包，总有一些不回家的人需要另一些不回家的人来提供服务，更何况很多人的家就在深圳。对于三和大神来说，真正的严冬是在夏天，除了不适宜户外活动，还有另一个原因。
每当暑假将至，内地的职高和技校会把那些可怜的应届毕业生拉到珠三角，以实习的名义在流水线上干上两个月，否则拿不到毕业证。学校拿到了好处，工厂降低了用工成本，三和大神则哀鸿遍野。
5月份的时候，市场工价开始降低，到了6月，薪水只有高峰期的2/3，日结短工也难找到，再懒惰的大神都会在那之前设法进厂去工作2到3个月。
不知道是玩忘了形还是怎么，7月来临的时候黄毛和眼镜还没有找到厂，就像退潮时留在海滩上的鱼，焦急万分。工头面前的牌子如同食堂快下班时的残羹冷炙，工价只有10块一个钟不说，一个工作地点在深圳的工作都没有。
不仅深圳的厂没有，连珠三角的厂都没有，东莞，珠海，惠州，连一个黄毛和眼镜熟悉的地名都看不见了，只有梅州，河源——那是哪里？就连“一日游”经验最丰富的眼镜最远也只去过汕头，做了半个月一分钱工资没要到，人还差点被打个半死。
这个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一个开出不错薪水的陌生面孔，就显得非常可疑了（事后复盘，那人最大的问题是过分和气）。黄毛和眼镜丧失了基本判断力，病急乱投医，忙不迭交出身份证报名，唯恐慢了些，但工头迟迟不带大家开工。有人疑惑，你该不是想骗我们身份证吧？那人说“马上就走”。过了一会儿，那人的同伴送来几十顶安全帽，发给报名者一人一顶，众人皆不再有疑。过了中午时分，又有大神着急“包午饭”的事情，那人虽然发不出午饭，但许诺将等待的时间计入工时（在三和岂有此理！），继续收身份证招人。
下午，最容易犯困的时分，有人指着广场一角嚷：“别走，别走！”原来是那人带着上百张身份证想遁形。他收的身份证实在太多了，上百双眼睛盯着，极大地增加了逃走的困难，被发现后干脆飞奔起来。“他要跑！”大神们齐声发喊，开始哄闹，广场上所有的人一拥而上，骗子被当场擒获。
三和很少有什么事情会真正闹到不可开交，身份证算一例，大神们的逻辑是：我可以为了吃饭卖掉，但不能被你轻易骗走。（作者注：2022年，三和开始严打身份证买卖，买与卖都可能负刑事责任。）
所有人都带着莫名的兴奋，有人问：“怎么啦？”黄毛有些快活地说：“被骗啦，找他们去！”不像是去闹，倒像是去狂欢节游行。百十号人走在街上，像个快乐的大节日。三和的商户们探头探脑，议论纷纷，“港华”的潮州老板把茶渣倒在外面，皱起眉头，恨恨地骂了句“神经病”，但也例外地不好很大声。
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出来一个保安问明情况。“跟我走！”于是浩浩荡荡的人群就像跟着老师站路队一样被他领过马路，被带进对面的调解会，一位工作人员带着微笑接待了大神们。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下面七嘴八舌：
“要身份证！”
“好。”
“还要拖欠的工资！”
“对，那是误工费！”
“好，好，都好。”工作人员点头，“现在你们人太多了，我听不清楚，你们自己推举两个代表上来和我们交流，其他人在外面等。”
说到推举代表，下面立即傻了眼，过了好一阵子才有两个扭扭捏捏的自告奋勇者。
调解会效率非常高，马上就有警察拿着一摞身份证出来。
“念到名字的过来拿了马上走！” 警察马上接着说，“高强！陈伟泉！——拿到身份证的赶紧走，不要在这里非法聚集！”
黄毛愣了一下，身份证，可钱呢？
立刻就有治安仔过来指着我们：“你们怎么回事？快走，快走！”旁边新招的联防队员不知道怎么应付，似乎突然想起了以前工厂里保安是怎么对待他们的，也无师自通地吼起来：“走！走！快走！”
大家明白了，钱大概是要不到了。我们三个沉默地往三和走，走到一半，黄毛和眼镜又谈论起了lol（游戏《英雄联盟》）和六合彩。一种陌生的感觉涌上我心头，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这种感觉叫做不快乐，在三和的日子里，我每一个毛孔都感觉到痛苦。
我还意识到，黄毛也是不快乐的，眼镜也是不快乐的，那些在小卖部买六合彩、在网吧玩游戏或者在10元床位上枯对晚天的日子都是不快乐的。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某种意义上，那更像是一种自我惩罚。深圳从来都不缺雄心壮志的人，比如“港华”的潮州老板，比如大大小小的工头，比如老张和老太婆，开赌场的背头勉强算半个。对于李海波、黄毛和眼镜来说，雄心壮志这种东西不能说不曾拥有过，没有人来深圳的初心是为了好逸恶劳，那样的话，更直接的做法是躺在家里。可现在，那样的心气已经在他们身上永远地消失了。
黄毛和眼镜随后报名去了梅州，看上去，他们准备循规蹈矩在那里待上一段时间。应聘的人装了整整一大车，三和从来没有这么冷清过。
三两天后，陆陆续续又有人回来了，只要确定眼下进的不是“好厂”，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大神们返回三和的决心，就像海信大酒店门口的墙上不知道谁用签字笔写的字：“三和是我家，人人都爱它。”
那面墙上的字最近又多了一行：“死也要死在三和。”
8
接下来是一个例子，证明人在三和待久了思维会不一样。
干完快递分拣之后，我和高强相约去吃羊肉。他一直觉得这样的活儿伤身体，并且那次非常不走运，我们被分配到了最累的环节——去卡车上卸货，12个小时不能停，所以他决定从上网费里抠出点钱，食补一下。
去报名快递的活儿，说明高强的经济状况哪怕按照三和的标准都已经是破产了——他因为欠了老太婆的住宿费而不得不去干，确切地说，是老太婆揪着他的耳朵把他从床上拖下来去报名的，在搬运货物的时候还被工头骂了一顿，说他偷懒。其实，这种强度的体力劳动几乎已经要他的命了。
每个广东人都说深圳是美食荒漠，换言之，也可以说在这里能吃到整个广东，只是样样不精。我们打算吃的店在大众点评上根本找不到，但往往顾客盈门，等于国外的小意大利、小印度之类地下社区。羊肉88块一斤，上菜之前，老板娘问我们：“来两斤还是三斤？” 我们说：“一斤就够了。”她好像不太情愿做这单生意，表情凝固了一下。等端上桌，装在放了药材的清汤锅里的羊头没几块，看起来比500克更少。
结账时，老板收了100多块钱，说调料6块钱一位。诸位看官——我们早就意识到了可能存在调料费这回事，压根没吃调料。但老板坚持要收，说调料预先算在锅底里面了。这样一来，就比我们事先的预算多出了12块，够一天的饭钱了，而且显得我们的思考过程像个傻逼。我俩都很悻悻然，感到被欺负了。
馆子后门挂着半条羊腿，应该是老板去旁边市场现买现做用的。被讹了钱的高强恶从胆边生，抱起那半条羊腿拔腿就跑，我愣了半秒，和他一起拼命撒丫子跑起来。
我们转了好几个弯，跑上大路，看到拉客的摩托车，跳上去说去三和，也没问价格。高强一路都在催促“快一点儿”，下车直接给了人家10块钱——其实还还价8块钱也够了——司机愣了一下，接过钱走了，不知道觉得多还是嫌少。其实羊肉馆老板很可能此时还没发现羊腿没了这件事，正专心致志监督孩子写作业，毫无疑问，我们将给他一个不愉快的夜晚。
诸位，现在我在电脑面前打字，当然会思考该如何面对辩经，比如没有制止高强的盗窃行为，应不应该被读者指责，更何况被抱走的羊腿进货价也近200块，店里那天生意清淡，只有两桌客人，老板一天的劳动很可能付诸东流。
但是真的，当时脑海里能有的唯一念头就是跑。粤西民风彪悍，附近城中村里住了不知多少老板的老乡亲戚：卖鱼档的、开生蚝店的、狗肉馆的，亲戚又连着新的亲戚，如果被他们抓住，送派出所是最文明的，挨上一顿狠揍是最轻松的，上过热搜的某个标题叫“揍死偷车贼”的视频，事发地就是在那里。
第二天起床后，高强抱着羊腿忙着找加工的地方。常识表明，快餐店或者正经饭店都不会承揽这样的生意，因为在时间上得不偿失。家庭式的小饭馆在不忙的时候也许有可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在三和对面的住宅区，有几家店刚开门，看上去比较好说话。
老板夫妇正烧着煤炉，高强虚构了自己的身份，说刚搬来附近，家里还没来得及归置，麻烦把羊腿给代做一下，以后会常来光顾。我帮腔道：“都是街坊。”老板娘似乎有些心动，为我们盘算谋划起来：“我收你多少钱呢？多了不合适，少了又花我时间，还耗火。”我想，也许她会收50块钱，而我们最多只准备为这件错误的事情再支付30块成本。老板娘自言自语道：“烧个辣的吧，不辣不好吃。”我说：“做熟了就行。”
老板对这只羊腿的态度一直像与自己无关。他不紧不慢忙手上的事情，干完，像是才听到我们说话一样，摆摆手。老板娘遗憾地看向我：“他说不搞。”
高强还不死心，到处找快递站要把羊腿寄回家，可快递点的工作人员根本不愿做这单生意，说羊肉容易坏，劝他不要寄，直到高强斩钉截铁地说“坏了不要赔偿”才勉强答应。这使他又花了多余的钱买冰袋。羊腿没吃到嘴，还损失了一天的饭钱，垂头丧气。把羊腿快递回家也许比白白臭掉要好一点，但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不让这件事发生，因为这会让高强心中如鲠在喉的地方会又多出一块。
9
我还是被迫进厂了。
我和李海波找到一份12天的流水线短工，是一家生产桶和洗脸盆的小作坊，属于即将被淘汰清退的产能，虽然工价只有18块一个钟头，但好歹在深圳，没离开三和太远。
不过，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实际上能拿到多少钱。比方说工厂开出22块的工价，转包给中介，那么，中介发给我们的工资在22到0之间都有可能。当然，0没人去。22？中介又不是慈善组织。实际给工人开多少钱，就变成了博弈的过程。酒店日结和快递分拣在市场价格上相对透明，每个工头开价差距不会太大，如果招到10个人，每个人获得50元利润，至少1/3要返点给企业经办的负责人。而工厂流水线的名堂就多了，工资的计算方式、劳动强度、上班时间、食堂与住宿的水平、是否需要另外花钱，其中几乎不可能不伴随着欺骗，扯起皮来，我们面对公司远比面对工头个人要困难，所以三和大神轻易不进厂，更信任熟悉的工头。
李海波属于那种出去打工能遇到的很好的工友，他说话不算难听，也不算好听，单纯不善言辞而已，和我后来做快递员时遇到的师傅类似——他向我介绍工资提成结构的时候，我表达了只想拿底薪的想法，不愿意送太多件，他立刻不客气地说：“那你不要来了，能一天拿两百三四、两百五六，为什么只拿两百块呢？”但中午一起吃快餐时，师傅会主动买单。正常来说，高层的“爬楼件”都是交给徒弟送的，他只要看我卖力干，就会在送完一批很累的件之后，故意挑轻松些的件作为下一批给我，决不把人往死里用。看上去是人之常情，但在当下的环境里实际能做到的人，其实很少。
我们提着行李来到被安排的宿舍，里面已经住了几个人，其中一个睡下铺的直起身，说：“这里不能睡人，住满了。”
“宿管安排我们来的。”我解释道。
李海波一言不发，找了张空床打他的铺盖。
那人继续很不耐烦地讲：“人满了，你们去别的地方。”
李海波继续打他的铺盖，把被子铺好躺下，说：“我要睡觉了，听不听得懂？”
对方不做声了。
我问李海波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八人间，里面住的肯定觉得进来睡的人越少越好。我们是临时工，（他）想先唬走再说。”
“其他地方会有这种情况吗？”
李海波说有人床上曾被泼了一盆水，是女宿那边的事情。
许多人为了逃离基层体力劳动中遇到的蛮力而来到三和，这些蛮力包括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
我想起了人生中的第一段工厂经历，那段经历让我明白，为什么身边的城市居民没有人去工厂——虽然打群架的事情几乎没有，但工人之间的相互欺凌很常见。我所居住的宿舍里其他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相互认识，头儿看我是本地人，对我高看一眼，让我照顾流水线上一个木讷的老乡，结果那人还是在厕所里挨了另一个地方团伙的打，根本拦不住。对方更像是一个少年帮派，因为躲什么事情才去工厂的，因此，工厂在管理上也实行绝对的高压政策，老板每天早上把人喊起来站军姿、点名、训话。有些故事作为杀威棒在新员工那里被刻意流传，包括保安的警棍，死人的传说，老板的“能量”：比如，谁和车间主管顶嘴，被保安打了一顿，赶出去，一分钱没拿到；比如，有人在厂里跳楼自杀了，家里来闹，一分钱没有赔；而老板的“能量”所有人都看得到，那时的工厂主远比今日高调，通常都有身份、豪车和保镖。
这种体制对天然不服管束的青少年有非常强大的约束力。那时流水线上带我的，是一个比我小1岁的女孩子，性格温和，待人耐心。她也想辞职，但线长是一名中年女性，关系挺熟，就是不批准，说要好好磨一磨她的性格（我想是需要利用她的奉献精神来带新人），所以不放她走。到我“自离”的时候，她还在憧憬着离职，也许年底就能离开，也许得等到明年——想马上走也可以，得“自离”，损失1个月工资。
在这种环境里生活是当时我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来工厂看我的朋友们刚进到宿舍就坐立不安，催促着我赶紧出门，说浑身不自在，感到压抑。那份工作我最终没有拿到工资，连劳动局的大门都没进去，门房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你肯定是犯了什么错误，老板才不给你工资的，老板是有他的道理的，我劝你不要告了。”我就隐约感觉到，这样的权力结构是刻意安排的，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代替了某种管理教化的职责，类似于戒网瘾学校、青少年矫正机构，都是合法的。
不过我还要补充几句，大概在20年前，我读初中的时代，上课喝水是不被禁止的，有人掏出一根“绿舌头”雪糕吃了整堂课，老师才忍无可忍，提醒不要搞这种恶心人的事情。重点中学也是如此，如果你每个45分钟都打报告要上厕所，那可能还有点问题。而那时工厂的规矩是可以喝水，但上厕所的次数被严格限制，在12个小时的班次里，除去吃饭的半个钟头，上厕所超过2次就要被骂，非常不利于健康。不过，现在学校的校纪校规和工厂的劳动纪律之间的差距也变小了。
因为这段进厂经历，我同情打工的人，了解世界上有许多人明明很辛苦却被活得更轻松的人骂“懒惰”，对网络上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言论不满。我想起之前工作的时候，公司窗明几净，配备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座椅、咖啡机和茶水间。具体的工作内容当然也是强度颇大且烦琐，但我可以自由分配一天中什么时间该使劲儿、什么时间适当休息，如果没完成任务，多半也能被宽容，会有同事一起帮助解决问题。听闻比较糟糕的职场霸凌，也不过是某家媒体的主编经常骂手下的记者蠢和笨，与其公众人设大相径庭。如果要开除人，方式通常是说此人“不适合”，“不胜任”，“应该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明明是软刀子PUA，倒显得有些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似的。同事和同事之间虽然不太能成为朋友，倒也不必过分担心被子上被泼一盆水。
10
注塑车间弥漫着塑料融化的味道，用煤气灶烧塑料瓶就能得到同样的效果，注意不要把塑料搞在手上。不考虑健康的话，这活儿我还挺喜欢的，也有人喜欢闻汽油，闻墨水，各有所好嘛。
组长扔给我一双劳保手套，安排我上机台，把桶从滚烫的磨具上摘下来。他告诉我，应该尽量不戴手套，这样才能动作更快，戴上手套之后我意识到，要做到动作轻巧不烫疼手，需要一种类似扒手练习夹肥皂的技巧——几乎所有流水线上的工作都反正常的人体工程力学。不过，我时刻默诵，当一个人面临饥馑、战争和囚禁，那么眼前的工作无疑是求而不得的天堂，至少在机械刻板的艰苦劳动之外，有一半的时间像是自由。无数的故事显示，流水线为某个深山或者边陲地区里面临人身依附、性别压迫或者奴隶制残余的群体提供了逃离路径，而且，流水线上绝对性别平等，没有招聘歧视。
我知道可能会烫伤手，身体在保护自己，心理上确实没有偷懒的意图，但机器不会考虑这么多变量，它很快就被我弄停了。按设定的速度，我没有及时把产品拿下来，就容易出故障。
我知道自己会面临一顿狂骂。流水线上的许多工序有些人一辈子都做不了，有的人贴不准标签，有的人手指推不进铁片，还有人对化学品和粉尘过敏，有人穿不了厚重不透气的防尘服，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与吃苦耐劳无关。虽然做任何工作都要克服原有的惰性，但总有你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活儿，就算变成劳改犯都做不了，只能申请调岗去干其他——当然，此前肯定得脱一层皮。也许监狱里还能采取更强烈的手段，而车间的班长只能辱骂，他一个月的工资是7000，比我高2000，代价是每天骂人，所以，他就开始了。
“你是猪吗？这都干不好！你妈怎么把你生出来的？”骂到这里，大概有一半的人就会离职。
如果3天以内离职是没有工资的，需要走劳动局仲裁程序才能拿到一些，而当天走人，无论上哪儿告都没用。还有些干10天或者15天想走的，会被扣掉大概1/4的工资——进厂前会提前签合同，如果干不满1个月的，一天的工价按XX元结算，肯定比之前谈好的价格低。
干到第三天的时候，有人不堪辱骂，说不干了，把工资给我。班长意外地显出了和气，给了一张单子让他签字：“去找你的中介结算工资吧。”
李海波像看傻瓜一样地看着他，说：“这人白干了，他什么都拿不到。”
李海波说，那张单子叫“自离单”，自离，就是自动离职的意思，意味着当月工资没有了。为什么自离？一个解释是这些工人自由散漫，纪律性不够，喜欢一走了之，以至于工资都不要。真实原因是，离职需要批准，在旺季忙的时候，基本不批，不需要人的时候，会安排人去不熟悉的流水线，逼着他们工作中出错主动提出离开。这是一个巧妙的陷阱，所有的打工仔或多或少都在此环节损失过工资。（注：根据劳动法，一般离职工人提前告知即可，但工厂自有规定，很少照此执行。）
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权力结构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只是程度有区别。我见过宽厚的管理者，但绝大多数管理者都需要和工人极端身份对立，毕竟工人的产量关系到组长的收入。“怎么手脚这么慢呢？”“怎么脑子这么笨呢？”组长的发问是真诚的，但是，如果一份工作接近一半的时间都在骂人，或许就需要思考一下自己是什么角色了。我觉得，如果你出生于1995年以前，又接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拥有过一份体面工作，一定会非常难以接受这种职业环境。
这种机制是社会对打工人的筛选，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服从是最重要的品质，只有服从才可能拿到工资，从而把打工生涯继续下去。当然，服从有时也未必管用，就像李海波所说的，工厂不需要人的时候，总会逼人自动离职，都会被扣工资。对工厂或劳务中介来说，在员工离职时不及时发放全额工资是几乎没有成本的——如果员工找到劳动局，工厂可能会补发、继续推辞或者干脆拒绝。十个工人里大概只有三个会去找劳动局，七个人的钱便很轻松地落到工厂或者中介的腰包。而那三个人拿到工资的机会，也多半仅限于劳动局可能为他尝试的第一次调解，如果企业拒绝，就算有证据，也很少有工人会继续走仲裁程序。走程序需要时间、精力，影响接下来继续打工，工人找劳动局是很容易被程序抑止的事情，而不是像我的白领朋友们投诉图书馆之类的部门，会得到鼓励似的。
比较好的组长对事不对人，下班后就不骂了，接力给保安和宿管去做。而坏的组长在笨手笨脚的工人吃饭的时候都要问他“有什么吃饭的必要”。我们的组长道德堪称高尚，在骂完我的母亲之后，会安排我去干一种给塑料削边的无聊工作，仍然很累，干了一阵之后手开始感到热辣，很快就磨出了水泡——但总算有一种我能干的活儿了。
出于无聊熬时间的缘故，我记录了一下，进厂的头一天，在12个小时的工作中共计被骂了10多次“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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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波的话很快就得到印证，我后来在三和广场上又遇到了那个干到第三天被班长骂走的人。中介告诉他，工资归工厂发放，大家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回到工厂，发现门都进不去。去劳动局，人家向他索要构成劳动关系的证据，没有证据，什么也没有。他白干了两天半，没人为此负责，只有我们见过的他的汗水和站在机台的几十个小时是真的。
在流水线上，所有的新手和一部分不能达到要求的老手都会被骂，每换一次工作都要经历上述过程。工厂的产量受季节影响，裁员是常事，生产淡季不安排员工加班即可，这样只用付基本工资，在深圳大概是2000多块钱。就算去应聘同类型的流水线，也大概率被分到不同的岗位。而工厂与工厂之间更是天差地别，工作内容都互不相干，你在上一家工厂的劳动经验在下一家工厂里将毫无价值。如果每年换两次工作，在正常的劳动时间里，起码有三个月是会在挨骂中度过的。常见的职场PUA通常只质疑一个人本人的智商，不至于连累祖宗，但体力活工作者的先人在棺材板里打喷嚏是日常。
在流水线上，你大概率分不到好的工种，就像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中各个人生阶段被“恰好分配到”的那样——你恰好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念什么样的学校，在学校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被怎么样对待，一切的“因为”都有“所以”，一切都不存在出人意料，世界上所有的“公平”都有原因，而“不公”都没有原因。
这个厂子工资按时发放，算不上“黑厂”。大神口中的“好厂”，组长骂人频率低得多，但得通过培训，合格才能上岗。培训期间，发几十块生活费，包一日三餐，通不过考试就得走人。最关键的一点，是工资比“黑厂”高，没有人愿意和钱过不去，还要浪费时间。和工资待遇对等的是招聘条件，对年龄，身高，学历（2016年是高中，现在至少是大专），体检指标，乃至工作经验都做了要求，一般打工者的通过率和普高高考本科上线率差不多。
李海波说他认识一个奇人，在工厂挨骂挨到受不了，转念一想去应聘电话销售。一般人干电销会因为反复被拒绝而干不长，他却脱颖而出，因为完全不知何为自我怀疑，“现在一个月能拿1万多”。
李海波对每份日结工都既有经验又干得出色，此人为什么成为大神，一直是我心中的未解之谜，只能一次次想起他在吊车面前把我往后拉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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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工作场所，人人嘴脸皆难看，但只要回三和，每个人说话都特别好听。
这一年我在三和待了3个月，基本实现了财务平衡，没有向外界求援，没攒下钱，但也没饿肚子。如果什么时候想买车票回家，连续干一个礼拜“日结”便是。
较之此前的社会工作经验，三和的生活似乎发生了某种退行性的改变，总让我想起某种校园的经历：花钱购买住宿和餐饮，如同住寝室和吃食堂，买不到享受性的消费体验，但生活本身给人的压力也不是持续性的，有喘息空间。
在这里，见到最多的面孔是一种中学时代“边缘人”的脸，因为成绩不好，又缺乏攻击性，他们是老师数落和混混欺负的对象，既得不到校园的保护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只能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偷笑、讨论游戏之类，让我感到很亲切。我可以在三和生活下来，就像我可以在学校生活下来，并没有更差，但也没有更好。
三和之旅结束后，有旅行节目的观众S邀请我去广州玩。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家境不错，正兼职翻译，不急着找工作，喜欢宵夜“蒲天光”，一副本地年轻人打扮，衣服搭配得随意松弛。S和他女友热情地接待了我，但很快他俩就像常见的年轻情侣那样吵了起来。姑娘拂袖而去，S脸上阴晴不定了5分钟之后，打车去追。坏了，我心想，不方便去他们家住了，上哪儿呢？心疼开宾馆至少要100块，我毫不犹豫地在桥洞下睡了一晚——我当时已经换上了生活中的正常穿着，Zara、优衣库这种，但并不觉有异。
朋友们对我的旅途没有什么直观的概念，只是觉得我又经历了节目里那样的猎奇与冒险。第二天，S又喊我去酒吧，有几个异性朋友一起摇骰子玩游戏，是城市生活常见的场景。我却意识到自己竟然自卑了，面对异性不敢平等说话——我能想象三和大神和工厂青年是如何面对异性的目光的，一个人无论是什么出身，只要干过很长一段时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体力工作，TA在那个期间就是底层。
我读到了许立志的诗，那个跳楼自杀的富士康诗人。那一阵，文化公司、段子手、野生评论家、退役广告人们用男性底色的幽默在网络上展开了短句竞赛，正因如此，一看到许立志的诗句时，就非常容易被击中——被一种真实的处境击中。我忘记了是怎么读到他的诗的，大概是博客吧，肯定是当时已经过时的网络平台。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微博上，许立志也曾积极参与着，围观着，转发，互动，参与一种文化生活。
在先前我自己有意无意营造出来的画像里，潮汕人要么富，要么死，宁可做生意学徒，绝不打工，总流传着红头船漂洋过海、富可敌国的传说，潮汕人在三和的强势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是许立志让我知道了潮汕也有贫困的山区（揭阳是“潮汕四市”之一），也有大量潮汕人在工厂打工。他和我一样，对这个环境中的粗鲁无所适从，他在微博上记录了有次向保安问好，咨询这趟车是不是去总站，保安回复他，要上就上，不上就回去——类似情景下，保安可以换成劳务中介，换成快餐店老板，这是底层打工者每一天的日常。
他应该曾在流水线上干得不赖，做到了仓管和线长，也就是说，拥有了骂人的资格而不是单方面挨骂。他需要管理数十人的流水线，可以决定谁干苦活谁干轻松活儿，决定流水线是开得快还是慢，当然，也要面对严苛的产量要求，保证产品合格率，对车间的安全、卫生负责，做一系列更困难辛苦的向上管理。在三和的日子里，我和许立志曾经的人生轨迹颇多重合，就像在从流水线上偷来的假期里，他常会从几公里外的出租房坐车到离三和咫尺之遥的友谊书城看书。
让我来描述一下友谊书城吧，这是个我在三和的日子里像游泳时换气一样为我提供庇护的公共空间——门口《邓小平文选》堆成金字塔状（深圳没有人不感谢他），通往二楼的过道上，摆满了刘瑜、蒋方舟、阿乙，这个国家中产阶级最喜欢的头脑们。周六周日，这里挤满了穿着深圳校服的孩子，年纪小一点的在过道里追逐打闹，大一点的安静地坐在墙角看少女漫画。穿着富士康工衣的灰蚂蚁们在一排排《粤语一百句》《英语速成法》《五十天学会编程》之间梭巡。在小公司上班的行政小姐坐在消费区享受自己的星期天，面前是一本合上的《会撒娇女人最好命》。偶然有一两个从网吧里出来的三和大神靠在书架边睡觉，每隔半小时被工作人员叫醒。
在这些元素构成的空间里，许立志写下了自己流传最广的作品，《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在生命中最后的那个夏天里，他在微博上关心《后会无期》的上映，参加万合天宜的发布会，给浦睿文化年少成名的作者点赞。他在生命里做过一些尝试——比如一直坚持投稿，又比如给友谊书城写求职信，他终于还是没有跨越那扇透明的窄门，门外是一个冉冉发光的、看上去充满无数可能性的消费主义新时代。
2014年9月30日，友谊书城对面的美丽AAA大厦，许立志上了电梯，电梯停在17楼，走出门，打开窗户看了看，然后跳了下去。他特意选择了靠内侧的角落，这样，就不至于给下面的尘世带来危险。
知道这些时，我像被烙铁烫了一下——美丽AAA大厦，一楼的华润万家，那就是高强，我的三和朋友，曾经偷过熟食的地方。
这些年，我做的主要事情，是鼓吹白领阶层多体恤体力劳动者，我写文章告诉他们：“你看，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事情真的没法弄。”大家本该是一条河流上下游的关系，命运彼此相连，中产只有在生活消费中设法改善下游的工作境遇，才能夯实自己的奋斗成果。
结果，我只看到了一些满不在乎的脸，一些无动于衷的脸，一些“本该如此”的脸。
常见的有三种回应：一种是“人家干体力活赚得比你还多，无须替别人操心”；另一种是“因为那些人没受过教育，所以本该做体力劳动”，进而把做体力活的辛苦引申为不好好念书的惩罚，或者，归结于底层劳动者本就不本分、不体面，所以才去做辛苦的工作，“世界很公平”；还有就是表达“我自己的生活也很辛苦”，没有什么情绪价值和经济义务可用来让渡。
如果“十三连跳”和“血汗工厂”再被提及，人们就会说：“你看，这一页已经揭过去了，我们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是的，在最新的宣传片里，“梨视频”和“饿了么”达成战略合作，外卖小哥们将兼职“拍客”，他们和写字楼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无论如何，看上去，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都将是比以前更加漂亮和有尊严的蓝领阶层。
去做工的路上，我总看着沿路的那些地名若有所思，石岩、大芬、丹竹头，明显是村落荒野，如今变成了高楼广厦，有多少人喝茶收租，又有多少人在这里送命。
不同的体力劳动之间也存在着无形分界线，我无意间穿过其中，知道进厂不是好选择。我的一位熟人不知就里，当年在工厂里干了半个月就逃了出来，称之为“魔窟”。他绝非心浮气躁之人，离开工厂以后在保安的岗位上待了10年有余，给商业体看大门，每天站10个小时至今。
在服务业里找到空隙并不难，有些兼职的活儿小而美，讲究确认过眼神、彼此是对的人。真正容易被人接受的“轻体力活”，往往对应聘者其他方面有要求，三观、谈吐、气质。倘若一概没有，那就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样一份工作是其他工作的3倍压力、1.5倍的工作时长、3倍的疲惫和劳累。工作本身占据了百分百的精力，除了吃饭睡觉之外连打游戏的力气都没有，大部分城市青年不可能接受。
我那些号称要去三和的发小早已“上岸”，借助家庭还清了债务，城市土著的身份成了下坠时的降落伞，“懂事”也来得恰如其时。他们变成了“日子人”，戒掉了不良嗜好，不再有幻想，勤奋工作，履行社会时钟赋予的义务，最享受的时间是下班后、上楼前，在停车场抽一根烟。
就算没有还清债务，他们也不会进厂，因为房产升值，大城市居民家底普遍比三和大神们至少多了几十万，也就多几十倍的容错率。这个容错率足够让人不会接受进厂，起码也是搞点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行为，比如开网约车，做小生意，就算去摆地摊，因为近水楼台，也不会成为头一个被各种欺负的对象。
数年间，我在三和看到过工头手上如流水一般的身份证，牌牌上是同样年轻的脸。他们的户籍地都是某某乡，某某镇，某某村，没有一个来自大城市的，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