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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二次去三和前，我见了一位企业家，也是我在微博上的偶像，R师。他喜欢发表对经济学和社会事件的看法，富有魅力，令人着迷。
R师也喜欢玩戒赌吧。彼时尚未有“电子宠物”的说法，但每当工作疲惫之时，R师就会在贴吧里逗一逗老哥，看到有人网络乞讨，也散一些钱纾难解困，毕竟，几块钱就能换得赛博感恩涕零，十分解压。
有次，他大概下线的时候忘了自己还在回帖，把一个老哥晾在线上：“那老哥说几天没吃饭，要吃沙县，为了8块钱在私信里找我求了5个小时！”
“5个小时之后呢？”
“就开始骂人了。”
R师做记者时，我曾被他深深打动过。我对世界的认知肇始于2008年，那年刚17岁的我在混着打劲舞团的键盘声和冷气烟味的网吧读到韩寒的博客，去四川震区做了志愿者，结结实实地扛了半个月水泥大梁。
在见R师前，我点开了QQ空间，一个已经不再使用的软件。上面已经像堡垒和墓地，残余的活跃内容只剩下晒娃。昔日，现实交际第一次不再以街区为单位，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用网络表达自己的内心，制造了变数。我看到了去理发店把头发夹起来的自己——5元，附带打发蜡，10元，理发。见姑娘、去溜冰场或酒吧前，我会这样搞一下，像孔雀开屏。
2008年夏天，电视里还在放着前一年的米莱和夏琳（电视剧《奋斗》），街区少年已经投身到公共生活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连乞丐也这么想——我看到他往街道捐款箱里塞了100块。与此同时，R是第一批到达震中的记者，正在和同伴在滑坡的巨石堆里救人，他的同伴有干媒体的——那时候中国怎么有那么多干媒体的——有开酒吧的，还有玩户外的、搞写作的，他们都还算年轻，也热爱脚下的土地，构成了我成人之年的价值观。
被废墟压住的人常常要面临舍弃部分身体和生命的二选一，“神经不强大的人耳朵受不了”，R师简短形容。
我在四川的工作比R师次要得多——帮养殖户把木耳从垮塌的大棚里摘下来，用背篓背到能存放的地方，再帮他们找渠道卖掉，背景板是成都平原外的群山。那里卤菜店开业的速度与啤酒的销量都令人惊讶，老乡的饮酒量没达到酗酒，但能让自己松弛下来，尺度掌握得很好，是能度过岁月的智慧。
一个任务和另一个任务的间隙，我们去镇上的火锅店胡吃海喝，对于17岁的少年来说，没有什么比任意吃的米饭配川菜小炒更相宜的事情。最后一天回到成都，“冷锅鱼和竹笋鸡吃什么？”“吃鸡吧。”大家在并不好笑的笑话中告别，然后就是圣火来了，我们忙着迎接另一件事情。
“震出一个新中国”这话对遇难者非常不合适，但却是真实的情绪。我从小巷、网吧、劲舞团和想办法摆弄自己的头发里走出来了。2008年，许多人对这个国家心里有很多爱，2016年，我饶有兴味地看着那些旧照片。
我曾喜欢韩寒超过王小波，前者文字里有清晰的指向和建设性，后者虽有趣，但总是装神弄鬼，车轱辘话反复说，像是受迫害妄想，已经过时了。2008年，韩寒在博客里说，他这一代人里的混账王八蛋暂时都还没有浮现。他们破风，我们将分享未来。
1978到1988年出生的很多人都展现过这样的特质，即：排除掉历史中的冗余，追求真实，格物致知。现在想起来，并不是这一代的精英阶层有多好，是他们制造的气氛让普通人想变得更好，想做好事。就像R师，幽默，没有架子，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些特质也曾是建立权威的方式。和他接触时，有种将传统糟粕和长幼秩序都祛魅的感觉，我也认为这代人会如同上岸的鸭子甩掉水珠一样甩掉那些东西，不用太久，在我们中年之时，一些规则就会变得可笑。历史长河中有些东西会在某个时间段变得可笑，之后又会被捡回来视为珍宝。反正河流总是拐弯，再拐弯，有时候，还分成两条支流，一条向左一条向右。不过，大势总会使之合拢。
当富士康的连环跳楼事件发生时，和记者常见的悲天悯人姿态不同，R师更乐于阐述另一方面的事实，即：市场经济使农民工的境遇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他推荐给大家的书也令人耳目一新——彼时的畅销书架上，“走吧”“上路”一类的旅行鸡汤已变得蠢不可及，时代把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到关注现实世界的构成，多了一些《美国种族简史》《批评官员的尺度》等经济社科出版物，正合青年想排除掉体内的文青矫情之需。
某件被他称为“Big Day”的事情发生后，R师不再写时评，而是开始创业。他的创业之路始于一款基于同乡地缘的社交软件，失败后又迅速拿到第二笔金额更大的投资，做消费品评测，是尚未有过的垂类蓝海。
那年头还很流行一句话：“你的每一次消费，都是为自己想要的世界投票。”如今，R师崇拜商业，是创业者、经济学爱好者，具体说来，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支持者，支持古典自由市场，反对福利社会养懒汉。他在选择朋友方面，对经济学观念的一致性要求超过了其他之前曾被看作更重要的共识——这帮人发现了经济学，就像突然发现了时代的钥匙，在微博上讲的道理都那么有趣又吸引人，喜欢骂这个骂那个，主要是骂反智，每天3到10次在网上与凯恩斯主义或者福利主义作战。
我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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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里传来R师新学的三脚猫粤语：“我唔知东山口喺哩度（我不知道东山口在哪里）。”我本来因为将要见到很厉害的网友而紧张的心放松下来。R师刚结束北漂，对广州的生活赞不绝口。我兴高采烈地问着上个时代的问题，一些形而上学或是屠龙之技，或者某个记者、律师的现状、某个事件当事人的命运，R师则自豪地介绍着他聪明且诚信的生产物流公司和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商，像一个初窥堂奥的人对外面世界的人讲述自己在森林里的见识和珍宝。
“我悟到一个道理——”R师说，“为什么许多发表过反智言论的人能赚大钱呢？反智并不能说明他智商低，只是知识面有局限性，他一定在另一方面有极深的见解，千万不要对这种人抱有优越感，人家比你厉害得多。”
得知我要去三和，他有些兴趣，说自己也常故意去火车站外的广场睡上一两晚，把这当成人生必要的历练，观察世间百态，十分有趣，和逛戒赌吧时一样。我试图让他认真地发表对戒赌吧和三和文化的看法，比如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成因。“就是想不劳而获啊。”他显得既不愿意，也认为不值得多置评。
我们喝了几瓶啤酒，他起身买单后又匆匆赶回番禺的公司加班，他时年36岁，精力比今日绝大多数26岁的年轻人充沛。北上广深的写字楼里生机勃勃，万物竞发，遍布着神奇，像在造龙或孙悟空，将决定二线城市的命运，也许是世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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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之前的教训，第二趟三和之旅，我注销掉银行卡，身上只带了500块现金，打算以日结工的形式维持生存，以此逼迫自己最大限度自给自足，给向外界求援增加一些难度。
关于三和的形成，我在广场上听过的几个版本，大致相同：外地人来深圳找工作，最初是通过老乡介绍，口耳相传，但人多岗少，需求常不匹配，于是慢慢就有了帮派性质的中介，求职者要付中介费才可能找到工作。后来，用工需求越来越大，管理工人作为一种责任，伴随部分利润一起被工厂让渡给中介——也就是说，是中介而非工厂决定工人能拿多少工资，中介收入的来源，从向求职者和工厂收取中介费，转为直接赚取劳动差价，即工厂向中介开出某个数字的工价，同时委托中介发放工资，而中介会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招人，以赚取利润，这就导致了招工过程中充满了欺诈与陷阱。同时，员工在工厂的劳动时长越久，中介的收入也会越多，这促使中介更有动力在工人离职时进行威胁与克扣。
这就是劳务外包的雏形，接着有了人力资源市场，给求职者有个地方坐下来，在不同的工作间挑选、比较，顺便给手机充电，甚至提供免费饮用水。今日的三和，由四五个人力资源市场和身后的景乐新村构成，前者提供工作机会，后者提供餐饮与住宿娱乐等生活配套。
这几个人力市场建成的年代大概是本世纪初，被本地人称为“老三和”，曾经每天斗殴上十场，毒品帮派之类的刑事案件也不少见，如果那时的人穿越到现在，听到说广东适合躺平，大概会感到不可思议。所以，如果一个人张口就是“老三和”，那么他在三和的地位，就和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人一样高。历经了整顿扫荡，现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已经属于“新三和”，轻微违法行为虽然还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但犯罪事件其实相当稀少，而且仍在广场两端保留了一间警务室和一个执勤联防点。
与过去真正的“黑中介”相比，新三和的中介普遍比较良心，仅对求职者作出最有限度的欺骗，绝不向他们收一分钱——也就是说，不会出现当你交了中介费后，会被告知“回家等待”，等你发现受骗前来讨回钱，就通过制造冲突的方式或是直接把你打上一顿的情况。现在的中介从厂方收取人头提成，只在工资、工时、工种、住宿和伙食待遇等事项上同时或个别撒谎，等进厂干了几天后才会给你签合同，那时你才知道上当了。
比如说，原来的厂招满了，拉你去另外一个地方，工资24（元）一个钟变成18一个钟，“白班”可能换成“两班倒”，“坐班”变成“站岗”，住宿“四人间”换成“十人间”，“伙食免费”变成“20块一餐”。来到了新的城市、人生地不熟的你，很可能束手就范，倘若没有当场走而是在厂子里干了一段时间才跑路，对中介和工厂来说就皆大欢喜了——你会被告知试岗期正好是1周或半个月（取决于你干的时间），所以，你的工资不属于你，而是被工厂和中介瓜分。这样，工厂就不需要在意员工流失，也导致了经济学解释机制的失灵。
中介的计薪方式有两种：没特别注明的，签劳务合同，不适用于劳动法，工价按时薪；有些会在纸牌上标注“按劳动法”的，也未必会签劳动合同，只是算法有别，8小时以内给地区最低工资，加班费翻倍。因为合同体系不同，有些工人会抱怨加班太多，有些工人则抱怨不加班，总体来说，约等于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区别。
通常，中介介绍的内容至少有三成是真的，他们知道如果条件太苛刻，三和人死也不会去干。有个叫“长毛”的大神，在龙华贴吧直播过自己被骗后从东莞工厂走回三和的全程，收获了一片揶揄和叫好。
按照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干日结，是为了等待劳动力价格尽可能高的长期工机会出现，一个正常人应该先做日结工，等到自己的劳动力有一个好价格的时候再进厂做长期工，如果失业了，再回来打日结工等待、寻找机会。但是，三和好像有某种魔力，许多人会在经历日结工和长期工的两种生活之后，在这儿待着待着就不想走了，然后完全以日结工的收入维持着最低的生活水准，日常去广场上以找工作的名义起哄，对那些正在招人的长期工种一一作出点评——对于这样的现象，大众的普遍解释是“因为好逸恶劳”。
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三和大神的生活方式简直就是用工方的大敌，是应该被规训的对象。因为散漫、不易控制，几乎所有企业都制定了惩罚性的措施，以确保一个年轻人能够持续、稳定地为其工作，等到不需要的时候再开除掉即可。10年前的所有工厂，或者现在一些相对不正规的厂，在签合同的时候会注明“工作未满一个月工资不予结算”，也就是说，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不发到工人手里的，是要作为继续劳动保证的押金而存在。
现实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个年轻人，打算买个新手机，于是上了流水线给手机拧螺丝，他的劳动意愿不够强，做了大半个月就受不了，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拿到，等于被合理盗窃掉了。我会想，30多年来，有多少的血汗劳动最后是没有拿到对等的酬劳的，而消费者享受的产品和服务，又有多少来自于失意者被偷窃的无偿劳动？如果说消费者是不明真相无意识地盗窃，那么工厂呢，是不是算作明目张胆地抢劫？
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颠覆了这一切，外卖这样的第三产业开启了“灵活用工”的序幕，希望降本增效的制造业也变为根据订单量来招募不需上社保、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工人。这股潮流暗合大神们的心思，广东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有助于三和人行使自己有且仅有的权利——尽可能多的休息，非必要不工作。
对大神们来说，进厂打工两年辛苦攒下的几万块钱并不足以构建婚姻或是盖间房子，倒是更容易消散在家乡的赌博和人情往来上。他们常用的一个过年不回家的理由是：打牌打得太大了，掏出来的烟如果低于40块（一盒），根本拿不出手，而且村里人结婚和白事都要送钱，“那些在外面发了财的人把攀比心带上去了，我们普通打工的如果不跟着花钱就很没面子”。我听人不止一次地抱怨过，自己曾经攒下的钱在家乡花掉得并不值得，不如留在三和，同样的钱可以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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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染了黄毛的人，另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我看到他们在广场上触目惊心地表达生活态度，像赏花一样，指指点点。
就像摩西十诫一样，眼镜给自己规定了若干找工作的原则：飞机拉（速度太快的流水线）不干，管理太凶不干，要穿防尘服不干，寝室有臭虫不干，车间气味大不干，工资太低当然不干。
河源五金厂，一个谁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工期2个月，一个钟12元。工头对工资闭口不谈，不断强调工作轻松，好打混。我身边的眼镜轻蔑地一笑，好像听到了什么天底下最可笑的事情那样：“12块一个钟，饿死都不会去给他做的。”
石岩恩斯迈、坪山比亚迪、东莞长城开发……眼镜流利地报出一连串他去过的工厂的名字，大部分工作时长都不超过3天，甚至只要在应聘时没有分到轻松的工位，他扭头就走。这种事在三和被称为“一日游”，有次，他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从惠州博恩光学厂走回三和，并且学“长毛”一样在龙华贴吧里直播，这种近乎行为艺术的举动，同样收获了一些喝彩和揶揄。
黄毛和眼镜都是正常人，某种意义上，他们来到三和是主动选择。三和还有许许多多真正的“怪人”，那些沉默寡言的人，那些一言不发的人，那些哪怕在社区超市和要求最低的工厂也找不到工作——换言之，就是作为“闲散劳动力”都勉强的人。有人眼神呆滞，对着空气指指点点，也有人无论如何都不肯开口讲话，你只能在吃饭时看到他的上下颚缓缓蠕动。说会给他人造成什么危险，也未必，只是达尔文的丛林总是会逐渐排斥淘汰掉那些与大多数不同的个体，所以他们就出现在三和。在这里，没有人在意他们和别人不一样。
有不说话的，也有来三和之后重新开口说话的，这类人通常在此前的工作关系中与同事关系差，在拉帮结派的森严等级中自我边缘化。而三和大神之间没有尊卑，就像一个普通学生在学校里见到班主任或者校园霸凌的同学小圈子会一言不发快步走开，而和自己一样的同学在一起就会放松自在。
三和甚至还有一个同性恋小团体，他们会在傍晚时提着“四喇叭（便携音响）”来跳舞。已经是中年人了，不免让人猜测他们在年轻时怎样度过的青春期，不断有人和他们打招呼，也有人嘲讽，说恶心，但语气也不是真的厌恶，只是讪讪地笑——都到三和了，谁还能恶心了谁？
大家都在三和活了下来。
“嘿，屌毛，昨天又买了什么生肖的特码？”每个见到黄毛的人都会这样亲热地跟他打招呼。“屌毛”这个词之于珠三角就像“你丫”之于北京，无论身处何地，听到面前的人嘴里蹦出这个词，便可知他在珠三角底层历练过一个时期。
黄毛的微信昵称叫“码上有钱”，他应该是三和人里气质和戒赌吧最为贴近的一个。他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买码（地下六合彩）”，随身携带着一本叫《一码中特》的小册子，封面是一个女人坐在跑车里，很快乐的样子。他对小册子里的内容视若至宝，反复研究，有次和另一位大神因为对册子里某句诗的不同解读还打了起来。那句诗的内容是这样的：“三十紧追四五到，人间本是愁容重。”黄毛认为这预示着晚上会开出的生肖是鸡，而另一位大神认为会开出虎。
当晚的结果，开出的是狗。
小卖部的黄老板从不同情黄毛，连一包烟都不赊给他：“有手有脚的，每天干点什么不好，出来做临时工？”
嚼着槟榔的黄老板80年代就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被飞车党抢过，因为没办暂住证给联防队打了个半死，去樟木头挖了半个月沙子。如今，他终于混出来了，在隔壁弓村拥有了一间小产权房。他的小卖部进账大头，绝非来自公用电话、廉价烟酒、和1块5一瓶的“大水”，而是和香港同步的地下六合彩，电视里头实时播放着赛马结果与开奖的动态，每天黄毛把收入的大部分都花在这里。
2016年，景乐新村共有5家小卖部，以小区的面积和人口来说，实在多得有点过分了。他们各有进账的渠道，我知道其中一家主打港货，卖得最好的是红酒和奶粉，价格是香港的一倍、大超市定价的七成，三和大神当“水客”把这两样东西源源不断从中英街提过来，店主再卖给安家立业过日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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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生意人对自己的客户群体如此厌弃和鄙视。每到饭点，我都能听见“港华”——三和生意最好的快餐店——的潮州老板，像赶猪一样驱赶面前的人流向前，他喉咙里挤出的每一句普通话都皱紧眉头，绝不给犹豫不决的人超过三秒钟的耐心。
支撑起快餐店的是一个来自潮州的大家庭，他们配合默契，如同军训时报数一般，绝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大哥问（客人）：要什么？二哥问：还要什么？媳妇随后报账：12块！为了提高翻台率，服务员会过分勤劳地把精力花在收盘子上，不止一次，我还没吃完饭，扭头倒杯水的工夫，盘子就不见了。老板抄起一条小鱼补给我，我想得寸进尺：“再加两块钱换大条的吧。”他算得精明，立马皱眉头：“没有那么便宜！”
几乎不可能占到这家人的便宜，一次我付钱时机器没自动播放收款提示，刚端着盘子上楼，就看到老板娘也跟上来做寻觅状。我没当回事，结果她找的就是我，调出支付记录给她看她才罢休。另一次，我自作聪明，自带矿泉水瓶去他们的饮水机灌水，想省下买水钱，老板眼观六路，迅速发现：“你这样肯定不行的！”
偶尔他们和谐分工协作的曲子也会被打断，问题出在外来的阿姨身上。这家店门口长期贴着招聘启事，隔十天半月来，看到的阿姨都不一样。我不止一次听到阿姨因为盘子收慢了或是没及时换水引来老板的斥责声。有次我看到新来的阿姨桌子抹到一半，整个人突然呆呆地放空，眼睛委屈地盯着别处。
我想，她也想像三和大神逃离工厂那样逃离这家快餐店了。
其实这个潮州老板针对的不仅是外省人，我也见过他因为价格和送煤气的同乡吵得天翻地覆，同样的，不仅全家男性全体上阵，女性也前来帮腔，同乡气得把煤气罐原路搬走，电动车开出去50米还在用潮汕话扭头喊：“咸涩人（小气鬼）！”
“港华”的餐标分为7块、8块、12块三档，分别对应“一荤一素”、“一荤两素”、“两荤一素”。有几样特意为外省人做的带辣椒的菜，但最擅长的无疑是广东风味，烧鸭和白切鸡都有菜场烧腊档的水准。来自其他省份的快餐店经营者，通常只准备三四样鱼类，淡水鱼为主，做法无非剁椒或红烧。三和大神中来自沿海地区的比例不高，对海鱼不懂得欣赏，但是“港华”的老板仍然花大量精力在它们上面，哪怕开的只是廉价快餐，也要有打冷档的气势，像在提醒食客：我来自潮州。他花心思准备了十几种海鱼——一两多重的红衫、赤棕一类小鱼算“一荤”，半条养殖金鲳或者草鱼中段之类的大鱼就算“两荤”，有些更贵的，比如三两重的马头鱼，配两个素菜得收15块钱。这些鱼，新鲜自然不能算顶新鲜，有轻微的腌制痕迹，潮汕人常常吐槽，出了潮汕之外的海鱼都不好吃，尤其在深圳。
某天，我从工厂下夜班回10元旅店，刚走到楼道口，看见那个潮州老板正牵着狗下楼。我愣住了：“你们就住这楼上啊？”他极其罕见地对我微笑了一下，就像两个邻居见面打招呼那样：“是啊，我们住四楼。”
撞见他们一家的住处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港华”的生意会比其他餐厅好得多了：市场上同一批养殖出来的海鱼，总有些不够规格、营养不良或者多少带点残疾，会被养殖户挑出来，有人会进些回去冒充野生杂鱼卖，剩下的鱼就会送到“港华”；烧腊也是，工厂当日把品相好的优先送酒楼烧腊档，剩下的给“港华”，第二天热一热，花7块钱吃饭的人也不会挑剔皮儿不够脆，毕竟，这种供应酒楼烧腊档的食物质量要比直供快餐店的好得多；关键是，养水产和做烧腊的老板，都是“港华”一家人的同村老乡，进货优先，物美价廉，渠道其他人没法比，加上“港华”的老板手艺好，食材流转快，也就成了良性循环。
来沿海地区打工的上一代人倔强地在宿舍里藏着老干妈之类的家乡辣酱，注重食材本味的本地人不屑地评价说：“你们那里都是吃调料。”这让下一代打工人意识到，自己的家乡菜在鄙视链里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这又隐约与经济富裕程度挂钩，和阶层挂钩，因此在网上反击说，所谓的“食材本味”不是鲜味，而是腥味或者淡而无味，和茹毛饮血没有区别。随着各种开发、崛起、复兴与强省会的战略，那些被忽略的、曾经失落过的内地城市文化连同饮食一起卷土重来，非但在珠三角、长三角，就连伦敦、巴黎、多伦多、纽约、旧金山，新开的中餐馆有一多半都偏重于刺激性的口味，让一众卖本帮菜和粤菜的老移民望着火锅、螺蛳粉、水煮川菜出神。如果沿海地区的土著家庭把孩子送出国，可能孩子几年后的口味倒和外地人更接近了。
不过回到三和，不拘泥辣与不辣，新鲜的食材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所以无论顾客来自哪里，“港华”的生意永远最好。这家快餐店的基底是饮食沙文主义，但通过供应链和家庭协作能力，照样在下沉市场战胜了那些来自劳务输出大省的竞争对手，赢得了与之口味迥异的客户群体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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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灯初上，城管下班，小贩出来叫卖，背头的赌摊就会出现在景乐新村的某条小巷——就是你在港片里看过的，一眼便知的赌摊。景乐新村附近全是联防队员，三联路一侧就有治安岗亭和警车，可背头居然就在这里把赌摊摆起来了。
如果不做黑社会，眼神凶狠阴郁的背头很适合去香港黑帮电影里演男二号。他的生意是摇骰子猜十二生肖，不一会儿面前就聚满了下注的人。看似童叟无欺，全凭手上功夫，实则靠电子遥控器作弊，不需多高明的技术，满地都是贴在公厕墙上的小广告，“赌博、透视、推牌九技术传授”，配上《雀圣》的剧照，浙江或广西小厂生产，只需把傻瓜输钱的概率调控在60%左右，已是利润惊人。
赌徒们鏖战时，背头站在几米外看着，出老千这件事由手下的几个马仔操作，打的几乎是明牌。为首的马仔留个公鸡头，挺胸凸肚，表情丰富，容易激动，长得像《四平青年》里的浩哥。当有人输太多时，就劝对方“过几天再下（注）”，为那人感到惋惜的样子，如果有人输光了钱想要“回一点”，浩哥总会反问一句：“是我叫你来玩的吗？”若对方再苦苦哀求，浩哥就抽出一张10块的钞票：“拿去吃饭吧。”若那人不识相想再要，浩哥就指向背头：“你去找我们老板谈吧。”任何人只消朝背头那边看上一眼，就知道继续求下去不是明智之举。
周围的商户，比如黄老板一类，对背头点头哈腰，几乎谄媚，也有三和大神想跟背头套近乎：“老板，今天生意好不好？”背头根本不理。
我无法忍受这种明目张胆的作弊，没有去附近的派出所，而是找到公安分局举报了他们。向窗口里的警官讲述完看到的事实后，我补充道：“他们的赌资已经可以入刑了。”
警官疑惑地看着我：“你去那里是干嘛的？”
“我是拍旅行纪录片的。”我如实告诉他。
当天晚上警察就来了，背头就这样看着人们四散奔逃，看着浩哥被戴上背铐按倒。周围的商户避之不及，背头冷冷地站在那里，抽完一整根烟，看着人群作鸟兽散，好像那些东西都不是他的。
3天以后，赌摊又摆出来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之后的日子里，我经常看到背头和他的小弟们在山咀头路的一家小旅社门口抽烟。我猜想这种人在社团里根本不是什么高级货色，否则不会选择这样的落脚地。他能从赌摊中获得多少利润呢？我粗略算了一下，赌摊每个小时的流水超过一万块钱。
我问过很多老哥一个问题：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大部分人对初次被规训感到不适应，干得累死累活，但钱到手时还是非常兴奋，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请客吃饭、自由上网。有人说他花3小时吃了顿自助火锅，从胃撑到嗓子眼。但甜头很快就寡淡了，觉得这些没什么意思，用全职工作去交换，划不来，不如玩游戏躺着。
每当快要饿肚子的时候，高强喜欢去美丽AAA大厦的华润万家超市偷东西，走到熟食区，佯装购买状，反复对比，查看新鲜与否，肉够不够多，走到无人处，便撕掉会触发警报的标价条，把吃食塞入怀中，出门大嚼起来。一开始偷烧鸭之类十来块的便宜货，后来偷牛肉，案值高达三五十。
我目睹过他被抓的场面：那次，高强已经通过了安检门，正以为大功告成、打算把战利品拿出来观赏时，穿便衣的保安用手搭上了他的肩膀，把他带进防损部的小黑屋。几小时后，高强又出现在了广场上，那些人要他赔偿商品标价的三倍，他自然没钱，威胁要送他去派出所，可最终也没送，只是让他罚站了小半天，记下了他身份证号码，说再有第二次非让他吃官司不可。
有些三和大神没事做也喜欢在华润万家待着，有点“去观赏他人正常生活”的感觉。华润万家是这样的一种场域，属于过日子的人——没有过多溢价的进口商品，质量尚可的海鲜，以及大量的打折熟食，达成物质丰盈和朴实的平衡，只要好好上班便值得拥有。月薪8000左右的白领职员周末逛街时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出来时再买一杯星巴克。或是再降级一步——工资6000块，但房租只需1000多，每天便足有大几十元可以筹划吃什么，如果是一对情侣共同开销，甚至可以感到很幸福。朴素的工作，买房，相亲，结婚，这样的道路足以面对三和保持骄傲。
在三和，除了外貌特征之外，对方的籍贯也构成重要的称呼来源，绝无地域歧视。高强是讲白话的广东人，口音很好分辨，我有次问他来自广东还是广西，他斩钉截铁地说是广东，而且就在不到100公里之外广州市的下辖区县，算是珠三角的山区。我很难想象长三角会有吴语区的土著肯当大神，感觉那边共同富裕做得更好，又觉得富裕和地域无关，个体的现实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有助于我去理解许立志。
高强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哥哥，虽然家乡残留了重男轻女的习气，但长辈对他也谈不上什么偏爱，到岁数就得出门打工。他和家人关系很淡，觉得没赚到钱回去没意思，同样也拒绝履行义务，以前有亲人婚丧嫁娶还会参与，现在连过年都留在外面。
朝夕相处几个月下来，我发现高强除了喜欢上网，并没有赌博之类的其他恶习。在三和，人与人之间就算是很熟悉，也不大会说起自己的过往，我大抵是不适合探寻他人故事的人，只能写共同经历的人生。
常有每天出现的面孔突然消失十天半月，就会有认识的说：“那屌毛住在几栋废弃的楼房里，发心脏病死了。”但也有人讲，很可能是回家了或者进厂了，说人死了只为作谈资。确实，我不止一次看到被指认为死了的人重又出现在三和。
但我几乎确凿经历过一次死亡现场：河南住宿隔壁的旅店楼下突然站了一排治安仔，里面的房客提着行李被赶出来，表情沮丧，因为交的钱还没退。说是旅店里一位老哥突发心脏病，其他人以为是睡觉，老板催房租时才发现人已经死了。那家旅店休业了半个月，当晚，整个三和的租金都涨了5块钱。
这里和招工信息同样多的，是寻人启事，通常被贴在公告栏或附近四处的墙壁上，最新的一张，胶水还未干：一位悲伤的母亲要寻找她叫易洋的儿子，在龙华贴吧里，这个母亲也发布了同样的信息。罕见地，三和大神们没有在回帖中嘲讽，而是送上了祝福：“希望平安吧，可能只是不愿意回家。”
高强摇摇头：“这个人还活着没很难讲。”
是啊，这种事经常发生，孩子去了深圳打工，突然某一天失去联系，过了一阵子，接到监狱、医院或者高利贷公司的电话——也许还有更坏的结果。深圳，这个有800万外来人口的、最年轻的城市，每年殡仪馆都会新送来700多具无法确认身份的无名尸体，根据资料显示，他们被发现在天桥下面、人行道旁和城中村的出租屋里。
清洁工开始扫地，尘土飞扬，溅到我们身上，我们起身离开，脚边有个什么东西，那是背头的赌档收摊时遗落的骰子，朝上的那一面是个红点，被扫帚一挥，在遍布着瓜子壳和痰迹的地上滚啊滚啊，突然撞到石头凸起的边缘，改变了方向，最后一闪，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