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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元旦，我陪同女友去深圳参加企业年会，这也是我近5年里第一次去深圳，见到了10年前拍旅行节目时那群朋友里如今唯一还在来往的Y。Y此前在上海公立学校做老师，现在在深圳一所国际学校担任管理者。大家都不知道下次见面会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给了我一份校园记者的兼职活儿，我一口允诺下来。
当然，我最心心念念的还是重返三和——过去10年间，我曾在三和待过几段时光，应该说，那里的生活方式以及衍生出的亚文化，不仅与我的青年时期息息相关，而且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史、精神史形成际遇上的互文，贯穿其中。
此番重返三和，需要面对的第一个现实是餐饮水平的明显下降：著名的“挂逼面”原址变成了专做外卖单的“冒烤鸭”，沿街整排快餐店大部分都换过老板，只幸存一家此前生意最差的“潮味园”。老板说，其他的店早就关张了，味道最好的“港华”坚持得久一点，死在了2022年4 月。
广东的食物真的很丰富，对低收入者来说，这里的工业区还是字面意义上日常能吃到最多肉的地方。在三和，原先卖7块、现在9块的快餐店里的最低档套餐通常有100克左右的纯荤，给北上白领吃也绝不会显得寒酸；4块钱的“挂逼面”里也有几根肉丝，不比大厂食堂同款单品差；只有2块钱的肠粉才给人破罐子破摔的绝望之感——可这曾在三和贩卖的、本是三和大神的无奈选择的肠粉，如今在电商平台被冠以“泡沫箱肠粉”之名销售时，依然会让很多大城市的年轻人留下好评，觉得是“社畜”快节奏生活里不错的早餐。
现在旅店行业倒是变得干净卫生了，价格也随之上涨，最便宜的通铺从10元涨到20元，单间还是30到50元一晚，虽然床垫与枕芯发黑，但外面包裹的床单被套能闻到洗衣液味道，卫生间里一次性牙刷与袋装洗发露一应俱全，虽然是仪征酒店市场最廉价的批发货，住客也不应该有什么屁好放才是。老板也变得客气礼貌，主动拉客时面带微笑——过去，三和生意人也会主动拉客，但俨然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好像很不耐烦地告知：如果我们不出来开店，你们这群不识相的蠢货就要冻死饿死了！——这足以证明什么地方发生了变化。
同样是做生意，开同样的店，在哪儿开也有区别。20年前的老三和，到处都是帮派，生意人本人就是黑社会或者有黑社会做靠山；10年前我第一次来三和的时候，帮派还在，店主遇到纠纷也喊得出来人，但一般不喊，因为不是这样做生意的；现在的店主像大学生，和和气气摆了5年摊，又和和气气开了5年店，说明这地方已经不是三和了。
最重要的是，曾经的“三和人才市场”已经不见踪影，这里的四周安上了铁围栏，原址的招牌与地图上的地名都变成了“奋斗者广场”，但广场上空无一人。大神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想起此前对待类似群体的治理经验，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不过旅馆老板打消了我的疑虑，我问他：现在找工作去哪里？他向我指点了新的所在——某汽车站，离原址2公里左右。
还没走到新的广场，我便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挂逼啦挂逼啦！”看见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人打铺盖成群结队睡在人才市场的屋檐下，我居然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心情放松下来，有些迫不及待，如同在中学体育课身着球衣幻想自己踏入球场。
“挂逼”这个词系珠三角打工仔俚语，通常指一无所有的状态，它在三和因代表一切归零而被重新赋予了生命力——角落里一辆布满尘土的车，被人用手指写上了“挂逼车”，人群里互相戏谑打闹，“又挂逼啦”，意思是没钱了，一个人在广场上向不认识的人们奔走相告，“挂逼了兄弟们，毛毯都卖掉”，像一个喜滋滋的小学生急于宣布什么重大的事实。
旧的“三和人才市场”已经永远地消失了，不过新地方仍然被大家叫做“三和”，这两个字已经远远超越了本身的地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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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趟三和之行的资料几乎全部丢了。有的是物理意义上的丢——我把装满照片的手机和笔记本寄存在上海青旅，疫情期间被销毁了；还有赛博层面的丢——像是有无形的手怜惜我们回忆的痛苦，不如抹去。只有那时幸存的几条朋友圈可以做参考。
但三和并非一无所有，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正从中汲取营养。我注意到广场上聊天的话题焦点——“有个导演要写剧本，说想接触三和大神，体验几天故事”。
来三和取材的自媒体太多，大神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一位老哥趁机管那导演要了66块的红包。
大家正围观着老哥展示与对方的聊天记录，一句接一句地议论这个新来的人：
“导演不是很牛逼吗？我看他也穷得很。”
“他说他是来体验生活的。”
“体验个屁，手机都被人拿走了。”
“（他）抖音多少粉？”
“没有粉，他不搞这个。”老哥指的是这位导演不怎么运营抖音账号。
“搜一下。”看热闹的人好奇。
“搜个鸡巴，（那人的目的）就是让你们都去搜他。”
显然，现在的三和居民们非常清楚“流量”的概念，也明白自己在互联网上每次点击的价值。我想起某位作家在徒步时，偶遇一个风餐露宿、骑行去参加主播大会的人，相谈甚欢，然后把这段邂逅写在书里当作佳话。一年后，作家的读者在直播间跟那位主播说起往事，主播回了句：“不认识，来蹭我热度的，书名叫什么？房间里的兄弟们都别去买啊。”
搜索引擎显示，这位想在三和取材的导演确有其人，作品以古装，玄幻为主。我很快在广场上认出了他，戴鸭舌帽，正与一位干瘦的中年人交谈。
“分享也可以，不分享也可以，我只是用一点点。每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我可能只会用一点点，如果用，肯定要经过你们的授权，给授权费。”导演鼓励那个瘦人说出自己的经历。“如果不愿意的话也无所谓。”
“我的故事比较简单，没有那么精彩。”这位说话的瘦人一眼可知老实巴交，有些不好意思，不是刚才那些议论导演的老油子。“我跟你说的这些都是亲身经历的，别说深圳，就连我们老家都是一天不干活就一天没饭吃，和你们坐办公室不一样。现在我只能打扫卫生，做保安，干不了重活。”
瘦人用10分钟讲了他怎么流落至此——身体坏了，腰椎不能久站，只能和劳动密集产业的长期工说再见，辗转过几份保安活儿，被队长排挤，被嫌弃身高不够年纪又大。现在，那些正规一些的保安工作普遍要求身高1米75，甚至要有大学学历，或者是有社会经验又显得可靠的本地人，他只能找待遇差的，短期工还是能找到。
“聊不了太久了，明天还得找活儿干。”说完最后一句，瘦人作别离开。
我向前与导演攀谈，得知他正写一个剧本，在设定中，主角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三和大神，后来受到社会正能量鼓舞，重新振作起来，变成了一个积极奋斗向上的人。他来到这里实地考察，希望能从真实的生活中汲取素材，获得灵感，找到类似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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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活而玩世不恭的气氛中，刷视频的声音此起彼伏。大神们在星空下观看全世界发生的新闻，并一一对国际动态作出点评，支持哪边的都有，用时髦的话说，克里斯马（Charisma）型的领袖——强大，霸气，富有魅力的人格——比较容易被大神们青睐。有本书上写了：“波西米亚式的闲散态度让他们成为逃避者，最后很可能成为克里斯马的崇拜者，波西米亚和克里斯马的结合，其后果都是可上史书的灾难。”这话说得像要是以后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三和大神就是祸端似的。
短视频平台在三和已经取代了电脑游戏的地位。此前，大神的日常是：上网，发呆，闲聊；现在则是：刷短视频，发呆，闲聊。大神们交谈的频率变低了，但谈资变得更多了，当某些配乐传来，就知道内容一定是宏大叙事、钢铁洪流，而另一些配乐响起，那一定是香车美人、网红跳舞。大神们还热衷从短视频中学习知识，从社会俗见到日常养生，在交谈与争论中不断修正，巩固，强化。有识之士认为，其中的传统糟粕与沙文主义尤其害人。
互联网“内容经济”使不少三和居民又多了一项收入来源——常有视频UP主来请大神根据他们写好的台本假装接受采访、配合表演，受欢迎的类型有：展示悲惨的，展示狼狈的，或者先讲述困境、再延伸出生活方式，通常是窘迫中的超脱，如果还能有几句对人生哲学的感悟或神来之笔，就更加完美。看客们看完，就跟当年看戒赌吧一样感到很开心。
一开始，拍这类视频，给大神一顿饭、几根烟就能打发，后来大神便根据工作量讨价还价要酬劳。有大神打开视频，向众人介绍说他是某知名UP主的某期视频里的主人公，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穷人为了节约钱，很多天没吃饭，自称偶然进入了“修真”的顿悟状态。视频有数十万的播放量，评论区都是调侃和玩梗，表示羡慕和想效仿。UP主给这个大神的报酬，是给他交了1个月床位租金。
“说要把我打造成网红，都是画饼的，后来就没理我了。”
“屌毛，就你还网红，鬼才信啦。”
这位老哥此前在工厂流水线上干活，分到的工位倒是不累，不过没干多久，线长就找他要礼物，先要红牛，他觉得没什么，再要成条的烟，每个月都要，他不想给，就被调到了“飞机拉”（速度飞快的流水线，没人爱干）。线长跟他说，我请车间管理洗脚唱歌不要钱的吗？他觉得线长讲得很有道理，都不容易，所以从那以后只做日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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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和出现的女性，要么是上年纪的生意人，要么是劳务中介职员，少有年轻的，偶有一两个妙龄女士驻足停留，也都面带警惕，唯恐目光交接的时间长了些，会成为百无聊赖的老哥们调侃的对象。偶有决定好要进厂的姑娘，在广场上等待大巴车来接时，和同伴撒娇，“哎呀我就要进厂啦”，希望同伴在购买奶茶的品牌上听她的选择。大神们就这样盯着人家看，总之，很少有女性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用三和方式生活。
买菜软件的女推广员不知道怎么想的，居然跑到三和来了。她一手拎着水杯之类的小礼物，一手拿手机邀请人注册新用户。此地人闲，她不愁任务完不成，但也受了不少惊吓——这个客群如同道旁苦李，怪不得同事都不爱来，好几个大神说自己“手机看片打飞机都卡，没法下新软件”。
也有二手贩子招呼道：“过来小妹，他要跟你搞一个。”
“狗日的，什么搞一个！”身边的同伴骂骂咧咧的。
任务刚一完成，姑娘就赶紧溜走了。
这里的另一些老朋友，则无所谓任何目光。我身边的这位纹了眉毛、戴着蝴蝶结和发卡，但长裙里是个如假包换的北方大汉。他10年前就在这里。另一个穿黑丝的伪娘，则足以跟女人以假乱真。他是新面孔。他们和这里的大部分人一样，在广场上讲述从短视频里或者生活中学到的社会知识，讲述自己的生活。
“我姐姐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那里没有人会在弟弟是GAY的情况下和她打交道。”伪娘说。
他们以和人“谈恋爱”为生，此刻正在等新面孔交的男朋友来请他和同伴们吃饭。大家都希望是比较高档的餐厅。
“你上次那个，请我们吃的是路边快餐，我压根儿没去。”老熟人揶揄道。
他们不住10元旅店，不做日结工，不和三和发生经济联系，来这里可能只是需要热闹。事实上，这个小团体可能反而是广场上唯一能出入高级场所而不被拦的人。
二手贩子则是广场看上去最自如的人，知道当天发生的一切新鲜事。当你没有钱但需要吃饭，又还有一部手机，就会在广场上卖给他们中的出价最高者——如果在闲鱼能卖400块，贩子大概只会出300，当事人多半也清楚，如果去手机回收店，大概能卖330或350，但因为心灰意冷、疲倦或害怕麻烦，他们还是会选择立刻获得确定的300块，贩子把手机收到手，再慢慢设法400或500卖掉，一天成交一单，就够房租和饭钱。
因此，当一个女孩推着电动车在广场上兜售，这事就显得非常引人注目了。她穿着松垮的韩式牛仔裤，很利落泼辣的样子，大声喊：“电动车要不要？500块！”
立刻聚拢了一圈人，纷纷议论起来：车可能是偷的，也可能是闲鱼弄来卖的。有男人说：“电池挂逼了，没力。”女孩突然就生气了：“你他妈不买就给老子闭嘴！”男的怂了，小声嘟囔了一句：“挂逼女。”女孩回吼：“挂逼仔！”男的不做声了。
最后，电动车以435元成交，买主还想讨嘴巴便宜，问，插哪里，哪里有洞？忽然又恍然意识到：“诶，你充电器没给我！”女孩已经扫共享单车跑远了，答：“想要充电器啊，再拿30块过来！”她英姿飒爽极了，一旁拉客的旅馆老板都看入了神，回过头来才发现了什么，自言自语：“诶，那个要住宿的屌毛人呢？”
有号称知情的人，说这女孩住在旁边城中村，和几个短发姐妹合租，去年加入了广场上的二手贩子行列，但成交效率比别的男二手贩子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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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了回去了，（半夜）12点了回去了。”几个二手贩子相互招呼着回家。
三和入夜，大神们安眠在屋檐下。广场的屋檐下是被默许的露宿地，如果睡在附近的街心花园长凳上，会有人来劝导，但总体来说，在今日，深圳是大城市里对露宿者最友好的城市。露宿是迫不得已，不让人露宿，不代表露宿现象会消失，只是会让露宿者找地方更困难。管理者们没有掩耳盗铃的另一个原因是：深圳需要劳动力。
在三和大神中，吃别人的剩饭这件事比在我想象中难以接受很多——在其他场域的餐厅吃饭时，我曾经看着邻桌剩下的整只螃蟹或者皮皮虾，觉得浪费，偷偷放进自己碗里，但绝大多数三和人不会考虑捡别人剩下的东西吃，觉得恶心，嫌脏，或者害怕传染病，就算饿上两三顿也不会捡，直到找人借到钱或找到“日结”为止。我曾在老三和广场上看到有人买了两袋鸡柳，只吃了一半就离开，剩下那袋是干净的，一直没人拿，1个多小时后被环卫工人收到垃圾桶里。那时在川流不息的“港华”餐厅，如果有谁不打算花钱点菜，吃剩菜完全可以吃饱，但我一次也没遇到过有人这样做。因此，露宿通常只是大神们省钱的手段，用更差的条件来交换不为睡眠支付空间的租金。大多数露宿者一遇到吃饭的问题，就会暂时性地投入劳动大军。
不过，要有看上去来源干净的免费食物，就是另一回事了。三和附近的华润万家和新一佳超市从来不搞试吃促销活动，据说是因为试吃总是被大神们吃垮。我的大神朋友高强曾经在那里吃了一整盒切成丁的香肠，其实加起来就一根，他说起这件事时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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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有谚：“昔日如异邦。”
2015年，我已久久不玩贴吧，正从“屌丝”和“男默女泪”梗的学生记忆转战到承载更大、更有趣世界的人人网、饭否和新浪微博中去，所以当朋友提问时，我没猜到那时人气最旺的吧是哪个。
李毅吧？Wow吧？
“不，是戒赌吧。”朋友告诉我。
大家一定是疯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身边的发小们普遍陷入了财政危机。每到信用卡还款日，他们就三两成群聚在一起相互“协调”，把这张卡里的钱套出来偿还另一张，不是用来超前消费，就是拿去赌博。办公室里，他们打开电脑，但并不真的办公——后台运行着真人百家乐，菲律宾的荷官在屏幕里点头，鞠躬，笑靥如花；他们还关心着万里之外一场阿塞拜疆足球联赛的结果，从竞技角度层面来讲，那些球员的水平比南极企鹅强得有限。真是短短一根光缆，世界你我相连。
最近，你猜他们又玩上了什么？“一元购”，和小学校门口的刮奖盒一样，只要花上1块钱，就有机会获得手机电脑汽车。我想起了《猜火车》里马克瑞顿的那句话：“如果抽维他命C犯法，我们就去抽维他命C。”
有次，我推开发小办公室的门，看见几个人正跪在电脑桌前的地上，叩头如捣蒜——再过30秒，“时时彩”就要开奖。显示屏上斜靠着一块佛牌，就像卡车司机常常在驾驶室里挂毛主席像那样。他们拉我也加入这行列，我笑出声来，我的发小拼命摇头，食指扣在嘴唇上，眼中满是虔诚和焦灼，仿佛面前的电脑是个炸弹，唯有祈祷才能让它不再爆炸。
我轻轻退出门外，片刻，里面传来排山倒海的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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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的惊涛骇浪分明已经过去，时代却莫名其妙地骚动起来。
许多一线城市居民怀念世纪初的那10年，称其为“黄金时代”，盖因经济高速发展期与一代人的青壮年重合的缘故。白领阶层无压力吃喝，市民阶层重新富裕，对外来人口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与奇迹，也样样都有。
正如心脏把血液从胸腔调动到四肢，我的家乡，一个二线老工业城市，那时正如同半身不遂，左半边尚深陷计划经济的后遗沉疴，下岗潮之后是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完全没跟上互联网那一波儿，右半边刚刚骚动起来，先是基础建设满城挖，接着房价涨了，老百姓在怨声载道中手头活泛起来——并非工资增加了多少，而是贷款与“民间金融”开始发达。
我的发小们学历不高，但市面上岗位多，在本地就业毫不困难。通常在地产或工程行业工作，社交切口是大谈江湖经验，以“X工（程师）”互称，但起码一半是真流氓，或被人当作流氓。戒赌吧是这帮朋友的精神家园，他们赢了钱在贴吧里交流技巧，输了钱在贴吧里痛哭剁手。每当我问及他们怎么应对债务，他们就满不在乎地说：“跑路到三和去！”
三和，俨然像逃离现在的出口。他们就像在说：到灯塔去！不像慌不择路，倒有些像大学生的上路宣言，“走吧，丽江”，“走吧，拉萨”。就给人这样的印象：如果输得一无所有，三和是你的归宿——物价低，日结工作机会多，“做一天可以玩三天”。
戒赌吧的吧友们不仅是赌博的受害者，也包括深陷超前消费、网贷漩涡的人，大家的共同点是“以贷养贷”无法维持，需要东躲西藏。面对被动局面，他们也寻找着各式出路，常见这样的帖子：“招锁匠一名”，“找人干入室”，“寻人搞车”。发帖者口气如同招个后厨小工或者切配一样寻常，像职介所或是游戏里的广场。直到有人真的找到同伙并成功作案，让外界意识到线上的喧闹终会带来线下的真实，才以贴吧被封而告终。
我曾经探访过戒赌吧里人气颇足的一个地下赌场——说是赌场也有些勉强，不需熟人带路，在上海外环近郊某栋上世纪末建造的多层商务楼里。那里商铺空置了一半，气氛诡异，地下室里有十几台带赌博功能的游戏机。20年前小学生爱玩的“拍鱼机”最受欢迎，那些玩的人看上去既没有钱，也谈不上气场，身边一堆零散筹码。据说“窍坎”在隔间里的“大户室”，不过陈设也跟豪华不相干，没有金碧辉煌也没有性感荷官，说不上来像什么，非要说的话，像小时候偷着上网的黑网吧。就是这么平平无奇的一个地方，据戒赌吧老哥说，输掉过100万的人，能从七宝排到徐家汇。有了本钱，有人就会寄希望于最简单的骰子改变命运，争先恐后地用最荒唐的方式把自己搞完蛋。
以上是那老哥东窗事发之前的往事，帖子里的下一步是沙县乞讨环节，附图一张，是吃了一半的炒米粉：“饿了一天了，求老哥打10元买单。卡号报来，闭着眼睛按零，打多打少是个缘。”
都是贴吧里如同公式一样的话术梗，有时真有打钱的吧友，但大多数情况下，米粉的享用者还是只能跑单。于是，众人就建议他去三和。
三和是戒赌吧最著名的都市传说。这个距离深圳市中心咫尺之遥的地方，竟然有2块钱的早餐，1块钱一个钟头的网吧，和10块钱的床位。有位吧友兴奋地描述着这里的生活：“我已经睡在三和的10元床位上了，早上假装找工作，下午在床上看电影，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我们这代人中，条件好的出生在老公房，条件不好的出生在棚户区，如果有谁说他对贫穷陌生，一定是在装外宾。我们的父辈就算不贫穷，也在骨子里恐惧贫穷，抽打孩子念书，告诉他，如果以后做了穷人，就只能愁眉苦脸。三和大神是我第一次听说还能把赤贫状态活出娱乐精神来（当时还不知道酒神精神这个词），整天像在过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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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第一次来到深圳，成为三和大神的一员。我想看看如果自己一路向下，命运将会带我去往何方。
去之前，我很想对发小们说，既然都在讨论三和，那就去看看呀。但我没说出口，还是偷偷去的，因为担心他们会跟我去、并且爱上那里。“他们的女朋友和家人可怎么办呢？”我想。和那些深陷财政危机、声称要跑路来三和的朋友相比，我并不需要承受借贷公司对家人可能的骚扰，身份证也可以正常使用。我在深圳有朋友提供应急帮助，如果情况真的糟糕到无法忍受，我可以随时退出，回到自己的生活。
我去三和的另一个动因，也是想找些素材为旅行节目添砖加瓦。当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写作者，而是在和几个想在互联网时代闯一闯的聪明大学生做了一档海外旅行节目。那几年，我正迎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早晨九点，特别喜欢在不同的吧台、飞机场、酒店大堂、床位和交通工具里打开电脑干活。每次夜里在青旅结束一天的工作，第二天早晨就能看见一个白人伸着懒腰：What a fucking b day！我们先充满好奇地看一看身边的世界，然后小声嘀咕着对比起来——在上海，街上走的每个人都很有前途，而世界到处都是不太有前途的地方，当地人慵懒，不上进，毫无苗头，但到处都是50块钱、带游泳池的青旅，同样慵懒的白人在你眼前晃动。
那时候节目预想的模板之一是Vice（编者注：Vice 创立于1994年，是⼀家针对年轻受众的全球化多媒体集团，总部位于纽约，内容涵盖新闻、音乐、旅游、体育、科技、时尚等诸多领域，口号为“用直白、主观、在现场的方式，展示这个奇异的世界”。），拍摄一些感动和奇观（“亚文化”一词还没流行）——当时的三和在互联网上就是一个奇观。奇观的另一层意思就是“和你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当然啦，电视机上说了，人类是一家，但一切困境都能够通过人主观做出的选择规避掉。
我们拍摄了吉隆坡印度教徒过大宝森节，用穿刺自己皮肤的方式献祭宗教，看似伤害身体，唯心主义，很愚昧，但其中的虔心也令人感动；还有海上游牧民族巴瑶，没有国籍，无拘无束，但物质匮乏，生活局促被动，只有靠学习英语上岸获得工作机会，才能拥有比同伴更多的自由——以此批判时下流行的鸡汤。结束拍摄，把泰铢、令吉换成港纸。吉隆坡或曼谷飞上海800块上下，飞港岛只需500块——自然是便宜的“红眼航班”，清晨看到海，就是落地。
图机票便宜的缘故，我第一次来到港岛，参观了那些以乐队歌名命名的地标——荔枝角、诗歌舞街，长久地坐在九龙公园游泳池旁，想象歌词里的画面，然后去街市买了两只乳鸽作为晚餐。我因为吝惜住宿费在长洲岛的海滩长椅上和衣而卧了一宿，顺便体会了当时离世的一个哲学学者钟意的计划离去之地。
早上醒来，看到当地人饮早茶，两盅一件热气腾腾，我也点了一份现滚的泥猛鱼粥，在Kindle里读西西的《我城》，书里写，六七十年代，在城市还年轻的时候，年轻人过周末的方式是去离岛露营，食泥猛粥。
因为太穷、太游客，我的这段旅途没来得及遇上什么麻烦。公交司机和轮渡工作人员尤其友善，茶餐厅老板见我喊他来买单，教育我：“在香港买单要把单拿过来先啦。”这里唯一的缺点是消费高昂，牛肉面50文（元），虽然肉多，但还是贵。多少羡慕他们度过的青春期和要处理的问题，有烦恼，待解决，孕育着重大的现代性危机，但还有麦兜——以后也想生活在类似的环境里，就像《我城》的第一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是了，除了点我的头之外，我还有什么话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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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港岛出来，越过深圳河，就住进了三和。融入三和没有想得那么困难——只要你打算只靠20或者30块钱活一天，你就会活得像那些只靠20块或者30块过一天的人一样。
此前我从未去过深圳，因为它是个没有老城区的城市。每当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总会找到老城区，看看改革开放以前修的建筑，在历史悠久的驰名老店吃一吃当地食物，再随便找个旅馆睡觉。罗湖区有个地名叫老街，下地铁后，我发现那里和每个城市世纪初都会修的一条步行街没区别。
初到三和，我频繁出入打冷档，当作美食旅游观光。山咀头路有3家潮汕排挡，“牛味鲜潮汕大排档”和“潮汕海味排挡”，看名字就吃不起，而“汕头白粥白塔粿条”的招牌就朴实许多，也和前两家一样，铺冰的冷柜里摆满了海鲜和数十种鱼饭。最便宜的是绯鲤和花仙，几块钱一斤的廉价海鱼，肉粗，只能吃个鲜味儿，以盐水煮熟，沾普宁豆酱——普宁炸豆干得28，万万舍不得点，不如切上15块钱的粉肠或卤肉，浇上金黄的炸蒜。老板在尚未看出我消费能力的时候，热情地介绍：这个适合“送粥”、那个适合“送酒”。文化差异里颇有古风，但天天吃也嫌贵。
一次，我大概坐了太久，正喝着自己带来的酒，老板抽走了盘子，说：“走，走。”我感到讶异，也明白过来，对顾客强势是三和附近生意人的特权，与其争执是不智之选。
很快，我就站在外面的大街上，看着3个潮汕人打1个北方人，原因不明。潮汕人配合相当默契，女性也参与其中，负责喝骂与撕扯，绝不站着当观众。他们齐心协力，令人想起战乱时期的械斗场景，和平年代，大家又变身为一起打拼生意的家庭。
更可怕的是，3个人随时可能变成30个人。旁边围观的众人里，已有陌生人伸着脖子，用潮汕话问：diu suo nang？（潮汕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被他指认的老乡忙着揍人，未及回应，不过，想必若是久攻不下，他马上也要加入战团了。虽然潮汕八邑口音有别，内部也偶有龃龉，但只要出外打拼，就都是自己人。
拳头重拍击在人身上的响声是砰砰的，抱摔在地上的声音更沉闷，像沙袋，声音震撼人心。互相撕扯、推搡是大城市法治文明情景一，轻易拿匕首取人性命是乡镇青年斗殴莽撞场面二，但我眼前的场景，以上两者都不是，就是非常单纯的、一顿传统意义上的狠揍。挨揍的人也许会骨折，也许只是流点血没啥大事，不过，连边上围观的人都通通代入了当事人的角度，感到自己不想被揍第二次了。
很快，打完了，连想象中的一声口哨都没有，潮汕家庭成员们突然同时住手，往一个方向散去，留下挨打的人在原地蠕动。看热闹的人也失去了再看下去的兴趣，路过的人看到地上坐着的人灰头土脸，只留下疑惑的目光，继续赶路。我并不了解事情的起因以及原由，但这已经足以让我对此地产生敬畏。
上述场景属于传统“关外”风情，“关内”则不同。在关山月艺术馆旁，我看到有人推着卖小商品的三轮车，城管只是轻言细语地劝离。
三和的范围很小，狭义上的三和，只是三联路和东环一路的一个街角，往西绵延百米。离街角越远的旅社环境越正常，越近价格则越低廉。我要了隔一条街外45块一晚的单间，带空调，没有独立卫生间，对面还有10块的地铺，15的通铺和25的单间。我决定先从外围观察三和，随身带着笔记本电脑，害怕丢掉。
住进旅店第一天，就有人声称丢了东西，不知道是真被偷了还是想找老板赖房费，居然昏了头说要报警。老板先是劝，没有用。于是，老板娘把他的行李扔在外面，告诉他，如果要报警，就再也别在这儿住。那人自己捡回了行李，继续住着，也没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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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戒赌吧给我的误导是，三和到处都是走投无路的赌徒。但我很快观察出来，三和大神的大部分构成，来源于不愿意或不能继续从事长期体力劳动的青年农民工。这里不乏赌博习惯的人，但和爱好上网、爱好打游戏、爱好发呆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在戒赌吧里活跃的那些人，其实多数都不在三和。
第二个观察结论是：应该分清楚中介和工头的区别。就像普通打工仔和三和大神存在区别，中介是劳务公司的员工，负责招聘和筛选出愿意进厂长期劳动的人，而工头本质上是个体户，招短期工和日结。
在网上能搜索出关于海信人力资源市场的许多信息：1996-2008年连续12年被深圳劳动局评为达标合格单位，2008年被评为优质服务单位。根据市场门口的岗位介绍，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打工者来说，深圳充满机会，就算是最基层的普工也能住上有空调、窗明几净的集体宿舍，管理人员温和友善，食堂伙食可口营养，工资在4000到6000元之间，加班多的时候可达8000元——只要交上数百块的中介费，这一切唾手可得。只是没人能解释为何这些厂永远在招人，这个月在招人的是这些厂，下个月、明年在招人的，还是这些厂。
三和人才市场的大厅里围满了人，一个年轻的中介拿着某批工厂的招聘单，正口若悬河：“大家瞧一瞧看一看啦。”先是高瞻远瞩，谈论经济形势：“新闻联播上个月说了，制造业还在衰退，你们不要挑三拣四。”（新闻联播并没有说这样的话）接着为大家设身处地：“你们在这里站着，又没有人发工资给你们。”接着危言耸听：“最迟再过半个月，你们都要主动来找我的！”他对自己的口才十分满意：“怎么样，大家想好了没有？”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想好了，不去！”
中介尴尬地笑了：“你们都是人才！”他收起牌子，讪讪而退，摇头自言自语：“和这些卵子讲不通。”
我想他一定是刚入职，如果再工作一段时间，他就会明白，面前这些穿着拖鞋、嗑着瓜子的人根本就不是他的目标群体，他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背着行李、风尘仆仆的人们。
因为大神们更加信任的是工头。
三和工头的一天是这样的：黄金时间在早晨7点，大部分白班日结工在此刻招聘，因为从9点起算工时，所以在8点前就普遍要完成招人；中午还有一波招酒店夜班传菜员的，行情好的话，慢悠悠招上1到2个小时都还没招满；下午招快递夜班，工作内容是分拣搬运货物，常见的班次是晚上7点到次日早晨7点，属于劳动强度较高的工种，工资也相对高，拿到手能有160到220块，但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没人干。工头会在广场待上半个下午，直到晚上开工前都缺人，大神称之为“干一天可以瘫三天”。
既然只干一天，就往死里用。起初，几乎所有的主管都会给从三和招来的人安排链条上最累的活儿，或是拖延下班，后来据说有大神号召大家集体甩手不干，最终达成了制衡，让这种压榨现象不那么严重了。不过，我更相信另一种说法：许多大神营养不良，面黄肌瘦，重活儿确实干不动，万一一不小心晕在现场，企业责任就大了。
干过一段时间日结之后，我意识到，三和大神有时会美化自己的境遇，认为可以拿偷懒作为“弱者的武器”。有大神和我讲过一个案例：他们去某家韩企干活，结果所有人都在偷懒，表演得稍许过分了点，三四个男的抬不动一张桌子，韩国主管觉得很奇怪，过来轻轻一拎，桌子就提起来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就算是真的，年代也非常久远了，现实中，劳动环节之间的层层缝隙与漏洞早已经被堵上，如果做一件事最少需要7个人，又真有憨傻的雇主（通常是外企）打算请14个人，那多余7个人的人头费只会落入中介的腰包，大神们如果完不成规定的任务，是断然拿不到工资的，所以偶尔占过的一丁点儿便宜，就会津津乐道。
进厂打工过一阵的人对于现实总是显得消极而服从，而三和人则对现实充满幻想，类似于小学的时候有人问：从六楼跳下去会不会死？你答：当然会。他又问：可万一抓到一棵树呢？自然，你会答：你试试就知道了。我把他们这种特性称之为“三和性”，许多人因为适应环境的缘故，进厂之后这种特性就会消失，可一旦回到三和，这种特性会重新回到身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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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流水线招聘，有长期工和工期十天半月的，但都不属于日结，不那么符合三和精神。剩下还有不少打着日结的名义，也能当天拿到钱的工作，但大部分都不是正经活儿。如果不想做日结，也可以靠其他方式活下来。大体来说，是出卖自己在信用体系中的地位。走出这一步并不难，一部心爱的手机，或是半个月不上班欠下的债务，有时候仅仅是上千元，就足以让人放弃个人征信。
最常见的是做手机分期——由中间人提供虚假材料，大神出面去专卖店贷款购买手机，然后手机（价值通常在2000块左右）归中间人，大神拿500块走人，后续的欠款连本带利不会低于3000元，当然是不会有人还的，结果就是大神被拉入征信黑名单，以后想回到正常的信用体系时，会付出数倍的代价。
获利更多的是当法人，这件事搞不好要吃牢饭。拉皮条的掮客和工头一样，面前放个纸牌，上书大字：“招聘董事长”在一排“五金厂15元”“玩具厂13元”的招工启事中显得有些可笑。如果有人表示想要应征，掮客首先得将应聘者打扮一番，借给他全套的衣服和手机——就是打扮成正常去政务大厅里办事的人的样子，不至于被保安赶出去。大神会被带去工商局注册公司，至于要注册的公司是什么来路、做的生意是贩卖卫星还是导弹，一概不知。把这一切搞定之后，公司就和这位“董事长”没有任何关系了，坑蒙拐骗杀人放火任君去，“董事长”本人可以获得1000到5000不等的人民币，然后回三和，该吃吃该喝喝，“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在这些灰色地带里，相对不那么违法的是去中英街带货。这门生意的逻辑是：非深圳户口每3个月能办理一次中英街通行证，而中英街商铺里的免税商品与香港同价，比深圳便宜，所以有工头来三和招募“水（货）客”，报酬80块，顺利的话，上午出发，午后拿钱，如果中途有人被海关查抄，就得耗上一天。但只要能去，大部分人还是愿意去，所以不难招到人，因为三和大神不愿意承受高体力劳动强度，但没那么在乎时间。
那几年，无数人通过关口去香港，不为旅游观光，而是把商品带进内地。这些东西深圳都有，但都比香港贵。生意的上层是潮汕和海陆丰的家族团队，他们招募“水客”并设法让他们老老实实把东西带回来，去香港本土的水客通常是带手机、护肤品之类的高价商品，去中英街的水客则通常从三和招人，只要衣服没破洞、打扮不过分不堪入目就行，说明带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玩意——红酒，奶粉，保健品。中产阶级的预备役们怀着憧憬去遍布深圳的“港货店”买来它们，无数的宝宝吃着这些奶粉长大。我在香港发现很多基础款进口红酒确实廉价得惊人，通常是灌醉一个人最便宜的方式。
带货者也有被骗来的大学生，工头对他们宣称招聘“兼职超市理货员”，工资一天240，拿到第一趟带货的80块后，就让他们在外面等着，说再联系。那些大学生当然是等不到第二趟的——确实是从中英街的超市到深圳的超市，确实是理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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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商场的茶餐厅里，肠粉通常作为点心或者菜肴食用，吸引人的是鱼片、牛肉、叉烧等馅料，售价12到30元；更常见的是5到8元的城中村肠粉，盘子里是蒸熟的米浆，上盖一勺酱料或花生油，加一个鸡蛋或者几滴肉末，馅料可有可无，主食的属性更重；而三和的肠粉是塑胶纸带状的，从塑料桶打进泡沫盒里，拌上辣椒酱，2元的售价不仅不显得可恨，简直就是大神果腹之物的首选，或者唯一选择。这样的肠粉和类似品质的胡辣汤馒头，构成了三和早餐的主旋律。
如果晚起错过了早餐，三和最划算的正餐是双丰面馆，也就是被大神们称作“挂逼面”的地方。它位于景乐新村的深巷，刚来的新人很难找到，驱使人去寻找的原因，多半是囊中羞涩，所以叫“挂逼面”。面馆老板是一对认真的夫妇，4元一碗的面里有肉丝和青菜，大锅里卤着鸡鸭的腿、猪蹄和豆干，口味偏淡，和自己在家随便卤的差不多，略有蚝油味。几年后，有学者在著作里评价它卫生条件欠奉，但以我送外卖的经历来看，至少“双丰”的一切都在台面上，所有的食材都是生的，当场做熟，比北京上海很多人均大几十的精品小吃店污水横流食材可疑的后厨干净得多。如果你去面馆大喊：“老板，来碗挂逼面！”那老板多半不会理你，因为他们夫妻认为自己下的面是正经面，是有尊严的。
另一个外界不常见到的生活道具是清蓝矿泉水。这款饮用水很少见诸市中心的商超，却行销各工业区，被打工仔亲切地称呼为“大水”。正经超市里能买到的最便宜矿泉水是康师傅，2元1.5升，“大水”同样售价2元，容量却多出半升。
特步、鸿星尔克之类国产品牌鞋在三和还算常见，这些200元左右一双的运动鞋对体力劳动者算是质量较好的鞋，也许是大神们从家里带来或者还在长期工作的时候买的。也有人穿耐克，一眼假（我不认为有人会穿限量版乔丹鞋上流水线），匡威是绝对没有的。大多数人穿着夜市30块一件的短袖，以及50块钱一双的杂牌运动鞋，深圳大部分季节都可以靠短袖糊弄过去，算是让大神们享受到了制造业超级大国的红利。如果实在没衣服穿，可以去傍晚的跳蚤市场买来源可疑的旧衣服，它们有在旅馆里被遗弃的，有和行李一起用来抵押房租的，也有穷得没饭吃自己主动卖给摊主的——总之，在三和，完全没有交易价值的物品很少。不过，卖掉一件厚外套的所得，可能不够吃两顿快餐。
此外，还有些刚性需求，比如某些日结工种有dress code——应聘保安有时，会要求自备黑皮鞋、白衬衫，而端盘子的服务员禁止穿浅色服装或者短裤。众所周知，在三和，吃、住、上网，因人而异，花销并列第一，既然大神们给穿着的预算排序如此之低，摊主就会常备着这些货物以供大神纾困解难，就像小学校门口小卖部能买到红领巾和三道杠。这些衣服和鞋的价格通常会耗费日结工资的1/3，有计划的大神会留着这些道具下次使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则拿到工资就会反手再回收给摊主。
与时尚相比，三和人更热衷于数码产品，对此有研究的大有人在。我去时正火的是红米和vivo，很多人做完半个月或者20天日结后，用刚到手的钱买一个回来，头戴耳机，手持智能手机，在路上走来走去。耳机和手机在他们手上待不了多久就会因为要吃饭而卖掉，高强——我在三和的第一个熟人——买过一副大耳机，花了90块钱，他一天的收入，戴在头上2个月仍然使用正常，举止浮夸，像嘻哈歌手。
还有那些倒卖手机和电动车的二手贩子，他们多半也因不愿从事长期工或是欠债而来到三和，从闲鱼之类的平台上收来东西摆摊加价卖掉。因为稍有生产资料积累的缘故，他们必须花钱租房，以防货品被偷。他们白天在出租屋里上网，等夜色擦黑就来三和转悠，指望把东西卖给哪个刚好干完十几天短期工的大神。这行当所需本钱不多，也不需要专业，几部手机或者两台电动车就足够来回流转，如果手头货品太多，对他们反而易生事端，比如坏在手上。
成交不易，过程中的谈吐和博弈有时亦粗俗，比如有些大神买手机的目的就是为了浏览黄色网站，否则只能在网吧干一些事，在此不赘述。就算好不容易做成一单生意，获利不过几十上百元，收入比当大神高不了太多，所以二手贩子的精神面貌和形象也与大神区别不大。简而言之，那些开旅店的或者做餐饮的生意人是来拼命赚钱的，二手贩子更多只为把时间轻松地打发掉，算是三和大神的另一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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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城市青年来说，把自己弄成三和大神那样不需做太多努力，只要稍微不修边幅几天。无论你的日常穿着是快消品服饰还是轻奢潮牌，在床位上睡几晚上，做几天工，版型就面目模糊，和夜市货没有任何区别。奥威尔在《通往威根码头之路》里写过，当他因身无分文而被迫去收容所时，工作人员注意到他中产阶级的口音，给了特别的尊重优待，认为面前是一位偶然落魄的绅士。但相信我，如果把一个名校海归或者北上中产拉来三和，孤立无援地住上两个月，他的外表与处境和大神们相差不会太大，断不会有人注意你的谈吐从而对你另眼相看照顾有加。这个意义上讲，此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又比英国要近得多。
我第一趟来三和时干了许多蠢事，主要是身份没摆正，觉得自己条件高人一等，所以别人会需要我。三和永恒的主题之一是聊上网，我融不进去。我不玩游戏，又开了一个带电脑的单间，觉得偌大一张床是浪费，索性下楼邀露宿的大神同住。那人起初半信半疑，不做声，一进房门就叫了出来：“一张床？我还是下去睡吧！”扭头就走，比较坚决。
然后我又装阔请大神吃饭，觉得聊得不错，其实真真假假也没交流到什么信息。那人吃罢说要去上网，一会儿网吧见，我把杯中物喝完再去找他，不见人影，觉得没趣，问自己：你装什么孙子呢？
即将债务暴雷的发小开车来探望我——他在戒赌吧的账号已经10级了，来三和的主要目的是参观他所宣称的未来居所，就像他曾去看付过款的期房那样。我们吃了一顿雷州清汤羊肉，来去程都通过顺风车软件拉了人，不仅没掏油钱，连饭钱也挣回来了。当晚，他住在45块的单人间里，告诉我：此地很好，可以住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