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创刊号也是停刊号的杂志《序曲》于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出版。在所谓战后派文人齐心合力出版这部杂志之前，我就已经与他们逐渐相熟有所往来了。在《序曲》全体同人出席的座谈会上，大家在讲些什么完全不知所云。这场独特的座谈会让人联想到字面意义上的杯盘狼藉，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基，是之前便培养而成的。
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否属于“战后派”，但从当时的氛围来看，如果不被贴上“战后派”的标签，只会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旧文学。至少在新人作家之间并不承认所谓的中间形态或者个人风格的存在。在这种风潮下，我的真实想法是既满足于旧文学，又知足于新文学。仔细一想，直到现在的十五年间，我不断地在内心叨念着：“既满足于旧文学，又知足于新文学”。因此，我至今从未觉得自己有过文学的“鼎盛时期”。
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当时是创作成果丰硕的时代，不如说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不曾有过的“批评时代”。而我那时作为新人尚未形成批判性的思维，只凭感觉说话，凭感觉判断，因此，理所当然地觉得一切都莫名其妙。虽说所谓的战后文学时代预示着那是一个各个文学派别相互对立的时代，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那些相信“文学盛世”已经到来的人们的时代。
在这些文学流派中，一开始让我觉得比较亲近的是马蒂涅诗人俱乐部[86]。我在战争期间极力捍卫的美的教养，由于战败而完全告吹，心情就像兑换新币时财产全被冻结了一样。而马蒂涅诗人俱乐部仍理直气壮地宣扬“不合时宜”的美与诗的教养，尽管当下并不流行。所以我不吝于为这些人鼓掌。这种心情，宛如连我的旧币也托他们的福有了价值一样。
不过，在观察中我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相当充满政治性，而当我得知他们都是堀辰雄[87]的门生时，心中便稍感失望。虽说堀辰雄自身因为疾病，始终是一位孤傲的诗人，但他身上可能也潜藏着这样的政治要素。或许若是全无这种俗气也写不出小说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马蒂涅诗人俱乐部成员们那诗意的装扮与在文坛上的行动之间，的确令人产生某种违和之感。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加藤周一[88]和中村真一郎[89]，是在杂志《光》的座谈会上。当时还有几位女士，好像是读者代表，但那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文学座谈会。加藤周一那检察官似的眼睛令我畏惧，我感觉他每说一句话，都像在教师办公室训斥顽皮学生一样。相比之下，我觉得中村先生更加温和且平易近人。
座谈会上偶然谈及殉情的话题，那确实是在太宰治殉情事件发生之前的事。我大言不惭地说：“若是年轻人的殉情，不是很美好吗？”瞬间完全暴露出了战争期间浪漫派的本色。
中村真一郎面露难色地说：“你那么说可不行啊，那样想的话可难办了。”他虽对我百般反驳，但听上去就像泛泛地讲述概论式的人道主义说教。于是我确信：这些人不认同危险之美。
这样又怎能理解能乐和《新古今和歌集》呢？
我并不想批评现在的中村真一郎，说他是“不认同危险之美”的作家。我只是想尽可能真实地唤起我当时的感受而已。并且那时我依旧坚持难以改正的非逻辑性的习性，对任何事都是凭直觉去武断地表述见解，不管结果是否难以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