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蒂涅诗人俱乐部成员的作品中，我对福永武彦[90]和洼田启作[91]的作品是抱有好感的，但杂志《方舟》那种毫不掩饰的法式腔调却令我反感。这种法式腔调，如果像堀辰雄的作品那样随个人喜好自取自用的话尚好，但马蒂涅诗人俱乐部却让法国的三色旗飘扬在尖锐的批评矛头上，这就让我觉得这种腔调更加离谱了。比如，无论他们怎样赞美法国小说家对政治是如何地关注，我也坚定地认为，法国是法国，日本是日本，不可一概而论。
尽管如此，回想当时的情景，我也曾想过，在我能够与这些人进行稍微成熟一些的对话之前，自己能够再成熟一些就好了。我虽然即将成为法学学士，但自知缺乏逻辑性，我不断告诫自己不仅是言论，在小说创作上也必须要更加、更加、更加地具有逻辑性。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无意中受到了这些非常讨厌的、矫揉造作的前辈们的影响。
不久岩谷大四[92]开始在镰仓文库编辑杂志《文艺往来》，这本杂志在文坛上十分活跃，并且开始接纳带有旧文坛习气的新人作家，我的周边也逐渐热闹起来。很多时候觉得很是有趣可笑，会觉得“欸，文坛原来是这样的啊”。常常我也会被邀请前往文人聚集的酒吧，但我讨厌酒席上污言秽语的争论。
对于当时的酒吧我已经记忆模糊了，但其中有一家很有特色，就是位于神田的咖啡馆兼酒吧的“兰波”。
战后文学与这家酒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凹凸不平的砖地上，到处摆着花盆，在白天也很昏暗的店里，有位出名的漂亮女侍。那时，有一部叫《悲恋》的电影正在首映，是让·谷克多[93]创作的脚本。除了金发与黑发的区别，电影中那位神秘的女主演玛德琳·索洛涅和这个漂亮的女招待非常相似。
战后文学的作家们给我的印象过于集中在这家店，以至于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到现在我感觉也都像在这里发生的，非常不可思议。
例如，当时喝得酩酊大醉的椎名麟三[94]说：“唉，我已是遍体鳞伤了啊，如果发生革命，像我这样的一定最先被上绞刑啊！”这实际上是在涩谷的一家酒吧说的，但我现在仍觉得是在“兰波”，感觉这样更吻合。
又比如野间宏[95]，用他那宽容迟缓的语气严肃地说：“不是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而是革命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正处在革命的进程中呀。”这确实也是他在别的地方说的话，但我却觉得更像是在“兰波”昏暗角落里的椅子上说的。那样感觉更贴切。
埴谷雄高[96]也是如此。也许他现在正在别的酒吧喝着酒呢，但毫无疑问，将他置于当时的“兰波”，那个背景看上去更适合他。更不必说那位战后宗派的“大和尚”武田泰淳[97]了。
另外，这些作家都是杂志《序曲》的同人。《序曲》创刊时声势浩大，但如前所述，只发行了一期便停刊了。与其说是因为战后文学的衰退，不如说是同人诸位都是太过杰出的作家，被其他杂志约稿的机会太多所致。也就是说，从我被视为奇特、落伍的唯美派开始，经年过去，终于将要被接纳为战后派文学阵营的一员时，这个据点却四分五裂了。假如《序曲》在当下也能坚持当初的精神（这诚然不过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那么战后的文学状况也许便与今日所见有所不同了吧。
尽管在当时总感到心情郁闷，不过现在我反而怀念那种有爆发力的、晦涩难懂的文学盛世。如今天这般可怕的庸俗时代的到来，在当时是完全预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