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当时的笔记，《序曲》同人召开座谈会是在昭和二十三年（1948年）十月六日，那天晚上，因“昭电贿赂案”[98]，芦田内阁全体辞职的号外铃声响遍了街道。现在想来，自从有了电视，我们便失去了对号外铃声感到惊讶的习惯，对于街上偶尔响起的铃声，也认为它一定是报纸耍花招所发的号外。
《假面的告白》是我创作的属于自己的第一部“小说”，为了回溯当时的文学心境，尽管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厌烦，我还是想稍微细致地整理一下我的际遇。因为这部“小说”和数年后我的第一次世界旅行，可以说基本上成为我文学游历时代的终点。当然，按吉右卫门[99]式的说法：“是的，演员是一辈子的修行。”若是这样以谦虚示人的话，那么如今已三十八岁的我，也一定还处于游历的时代吧。
1948年夏天，我下决心要辞去大藏省的职务，9月2日提交了辞呈，9月22日收到了“依愿免职”的文书。
另一边，我已开始了与现在作家类似的生活方式，领到免职文件，向大家打完招呼后，我便直接去参加演讲和座谈会。那天晚上和现在一样，也是通宵达旦写小说的一天。尽管如此，我还是心有不安，担心辞去公务员的工作后，生活上有后顾之忧。但是，我极为合理地认为：
“至少现在不成问题吧。”
“五六年之后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为了五六年之后生活能够维持下去，现在必须倾尽全力做好基本的工作。”
我用这些道理来使自己安心。
为此，我觉得还有必要加强运动，强健体魄。到了十月，我便加入了以前主马寮[100]的宫廷骑马俱乐部，但是，恰好那时我又接到了河出书房邀写新书的委托。这一邀约对我来说，实在是适逢其时、正中下怀的提议。
这样写，似乎显得我的做法既合理又有建设性，但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终于成了职业作家这点是感到紧张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精神和肉体衰亡的危机。
那时，我年轻的文学好友们，同时遭遇到了死亡或疾病。其中自杀、精神失常的多达数人，病逝的也接连不断，迅速陷入贫困的远超两三个人，我短暂的、文学的青春正以惊人的速度褪去它的色彩。同时，那又是对战犯的审判结果开始公之于众的时代。政界贪污事件层出不穷，我去检察厅参观学习，就偶然看到了芦田均[101]的女婿被捕的情景。占领军的腐败行径也多有耳闻，那时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如果你去驻日盟军某高官的办公室，他打开第一层抽屉并对你一笑，其意是向你索贿的金额以万元为单位；打开第二层抽屉并对你一笑，索贿金额就以十万元为单位；打开第三层抽屉并对你一笑的话，索贿金额就以百万元为单位。当时社会上的风气也是如此，就如奇怪的末世已降临一般。在那个时代，曾是大财阀的某人若转天有访客，会匆匆忙忙去借钱，在回家的路上亲自买肉回来。
在这种状态下，我暗中写了一些讽刺性的警句，例如：“不管再次落下原子弹还是怎样，我都不在乎。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地球的形状是否因此能变得稍微美丽一些。”无论如何，或迟或早，我都迫切地需要亲自来彻底地分析一下这种自暴自弃的、虚无的唯美主义赖以依存的证据。
虽然我孜孜不倦地胡乱写着短篇小说，但其实感觉活得无可奈何。我时常陷入强烈的无力感，时而深深忧郁，时而又莫名兴奋，心绪总是阴晴不定。一天之内，一会儿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人。“自己的年轻到底有意义吗？不，自己究竟真的年轻吗？”这些问题让我困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