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青春的特权，一言以蔽之，大概就是无知的特权吧。歌德曾说过：对人而言，用非其所知，知非其所用。大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各自的特殊处境。但年轻人则认为自己的特殊境遇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一般来说，这样的想法适合写诗，不适用于写小说。但是《假面的告白》是我强行将这种想法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作品。
因此感觉上的真实和一知半解，在那部小说中处处联系在一起。对于人的本性，对于人们慎重地缄默不语的事情，我急于从逻辑上去解决这一切，这种焦躁和将其公之于众的勇气夹杂在一起。然而，我现在终于深深地明白，那部小说正是我依靠时代和时代的力量才创作出来的唯一的小说。
因此，我写这部小说时干劲十足，一共写了十八种序文，最长的九页，最短的一页。结果，最终决定还是不附序了。
在此之前，我首次尝试创作的长篇小说《盗贼》同样如此，由于我过于投入热情，结果导致我没能恰当地分配自己的精力。上一代松本幸四郎[102]七十多岁演出《劝进帐》[103]时，会在出场通道处稍作休息以积蓄体力，因此从终场的“延年舞”[104]到退场的“飞六法”[105]，丝毫不见他精疲力竭的样子。与之相反，他那些正值年富力强的年轻弟子们，在扮演弁庆[106]的时候，后半场反而让人觉得气力不支。这完全是体力分配技能上的差距所造成的。我在写长篇小说时总会想起《劝进帐》的这段插曲。
《假面的告白》前半部的充实和后半部的粗糙，谁都能看出其中明显的差别。对此，神西清[107]先生虽然给予了善意的解释，但我明白这就是单纯的技巧失败。
后半部的粗糙是由于我已筋疲力尽，又过分担心截稿日期所导致的。
最终，我总算完成了这部作品，眨动着睡眠不足的惺忪睡眼，在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四月二十四日将三百四十张原稿亲手交给了河出书房的坂本一龟，地点毫无疑问的是在“兰波”酒吧。
创作了这部作品，使我的心情得到了很大的放松，也增强了我的自信。想来有些不可思议。
次月，我观看了喜多实[108]的《隅田川》，非常感动，当时默默写道：听着久违的笛声，古代的悲调穿彻肺腑，那静谧的绝望在无限摇曳。而战后派的绝望与之相比不过尔尔。
《假面的告白》就像一部想方设法要征服我内心怪物的小说，写完这部小说后，在二十四岁的我的心中，清晰地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向：一个是无论如何都必须活下去；另一个则是对精确、理智而明朗的古典主义的倾斜。
我觉得自己终于懂得诗的本质了。我也明白少年时代让我那般欢欣鼓舞，之后又让我感到那般痛苦不堪的诗，实际上是伪造的诗，是抒情的放纵宣泄而已。就这样，我认识到认知才是诗的本质。
与此同时，我也厌恶了自己一直以来恣意放纵的感性才能，决心与其彻底告别。
没错，正因为如此，我要更多地阅读森鸥外的作品。借助他规范正确的文体、冷静的理智、极度克制的热情来锻炼自己。
此外，我还认为“小说家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很古怪”，“小说家就应该始终兴高采烈。无论阅读司汤达还是巴尔扎克的作品，不管怎样悲伤的书页背后，都会浮现出作者眉欢眼笑的神色。既然我也是一名小说家，就必须成为一个总是心情愉悦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