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特羡慕孙悟空，石头缝里蹦出来，没人管，顶自由了。长大后，不羡慕了，反而要求有爸有妈，有姥姥有姥爷，有爷爷有奶奶，有哥哥有姐姐，有弟弟有妹妹，一个也不能少，少一个就孤独，少一个就自卑，再少一个人生的底色就变了，无论今后怎么努力，快乐不尽兴，难过很彻底。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给自己定的要求是每年春节必须回老家，也就是回河南过年。今年也是，一到年根上，人就各种着急，干活儿时的状态也不对了，老打电话问家里都谁谁回来了，以及年前有什么活动。终于熬到腊月二十七，就迫不及待地乘坐绿皮火车回家了。
其实也不是稀罕过年，催婚、走亲戚、假热情、谈过去、臭显摆，小时候好像什么话都能吸收，长大了嘴上熟练应付内心却顶排斥。不过过年换个地方陪着大家一起装嗨，用朋友的话说，一年下来，给大脑这台机器做一下更新，找找初衷，也不错。过年没什么不同，可是每年的心情都不一样，三十岁的人莫名感觉孤独，会想起很多事。我家亲戚不多，过完年，初三初四基本就闲了。家乡的路修了，我饭后散步，出门就是水泥路，穿过绿地毯似的麦田，顺着两边耸立着齐整的白杨树的通村公路而行，耳边呼呼地刮着冷风，零星的爆竹声从远方传来，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是几千米。我来到了姥姥家。
我已经几乎找不到姥姥家了，或者说是舅舅家，姥姥与舅舅没有分家，一直到她死都没离开过那片宅子。前几年，舅舅一家人搬到了乌鲁木齐，在那里安了家，嘴上说在外面就是打工，还得回来，时间久了，就回不来了。很多人都这样，挂念家里，死活离不开那片生活了半辈子的土地，真狠下心了，也能割舍，重活一次呗。前几年和舅舅、妗子视频聊天，看到他们虽满头白发，却依然精神矍铄，比起实际年龄仿佛年轻好几岁。我深以为然。这十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路、盖楼、铺铁路、架高速，童年的场景像是被清洗液涂抹，拔地而起的是另一个地方的样子。有时候，我恍惚回到了别人的故乡，这个故乡属于更年轻的人，那些曾经陪我长大的长辈，有些想不起来了，有些思想观念已不是我小时候，像变了个人。我得很努力才能将我们一起生活过的岁月串联起来，知道曾经在这儿生活过。
我从公路上下来，抄近道，踩着还有积雪覆盖的麦地，绕过几个坟头，辨别着方向，找到那个年少时经常来的地方——姥姥家。还是那个老宅子，只是孤零零的像是一片汪洋中的孤岛，与周围格格不入。从前那个到了就兴奋，被亲切感包围的地方不见了，变得颓败。爬满荆棘的低矮围墙，斑驳红砖的堂屋，草顶覆盖的偏房，院子里布满了干枯的植物藤蔓，短短几年，这里已经物是人非。它存在于另外的时空，眼前记忆的线索全断了。但我一闭上眼，小屋里桌子上围着的几个人的牌局，孩子们追打哭闹的熙攘，厨房里几个女人的忙活，录音机里传来的电吉他与爵士鼓的声音……鲜活而生动地朝我奔涌过来，瞬间将我拉回到小时候。
我想起幼时睡在舅舅家堂屋的那张大床上，夜里大水冲倒了龙王庙，第二天早上怕被人说，用身子暖干的尴尬。我想起有一天夜里我不知道动了哪根筋哭着闹着要回家找母亲，撒泼，哭闹，凌晨舅舅和妗子给我冻柿子，给我口琴，全家人起床哄我统统不行，最后舅舅只得冒着严寒骑着自行车深夜送我回家。我想起死去的姥姥。我记不清楚她的样子。堂屋里那个黑白遗像中朴素消瘦，眼窝深邃的老人，我竟然毫无印象了。还有姥爷的，他去世更早，三十多岁就走了，那时母亲刚一岁，姥姥走的时候也不过六十多岁。他们的遗像摆在条几上，一老一少，十分不相称，神情都是庄重的。据母亲说，在那个年代，姥爷是村里的大夫，冬至那天被人喊到十几里外的一个庄子去给人看病还是去干活不清楚，临走时大雪纷飞，村里的那条路一脚踩上去，积雪能吞没半个小腿，姥姥那时还很年轻，让姥爷早去早回，家里的孩子挂念。姥爷背着药箱，踩着雪路走了十几里，回来却是被人用平板车推回来的，脚上还穿着姥姥刚给他纳的灯芯绒的棉鞋，鞋底儿粘着泥，人像睡着了一样，没留下任何遗言。后来据舅舅推断说姥爷大概是突发心梗之类的病。总之，母亲从懂事起，生活中就没有任何父亲的形象。母亲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这也是我长大以后才意识到的。母亲的童年没有安全感，性情敏感，凡事都能想到一二三，烦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总是郁郁寡欢，对孩子严格，对生活谨慎，对生活的定义永远是苦乐不参半，苦是占多数的。母亲还把这种敏感传给了我。这是我后来看过很多书，经过一些蹉跎之后明白的。他们说这叫原生家庭的影响。
大概这属于伤口的一部分，母亲很少提及她的小时候，但基本能想象，缺吃少穿的年代，一个没了顶梁柱的男人的家庭，将会如何凄苦。但母亲在家中老小之中，除了姥姥对她有额外弥补的宠爱之外，大她九岁的哥哥也始终把妹妹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少时的舅舅作为家中的独生子，很早就成熟，成为家中的支柱，干体力活，通晓人情世故，还写得一手好字，家里困难的时候，他还拿着毛笔写的春联到镇上去卖，那个年代，能写会画的有才气的年轻人拿着作品到集市上去售卖是一种流行。我家堂屋的壁画就是当年父亲从一个有才华的绘画人手中买到的。父亲说那人摆了一个摊，十几幅写意画摊开，他一眼就瞧中了，画中的人传神极了，他几乎没问价格，就直接掏钱买了。舅舅的书法作品很好卖，连续好几年都是早上出门赶集，不到中午就回来了，卖的钱正好补贴家中过年花销。舅舅多才多艺，精通书法，深谙音律，用屋后竹林里的竹子削砍之后做成长笛，吹的乐曲格外动人，很多手艺活儿也很精通，待人接物也礼貌到位，街坊邻居提及他无不称赞。
母亲说，舅舅也是十分宠爱我们姊妹仨的，哥哥六岁时腿上长了疮，父亲在外地挣钱回不来，舅舅放下家里的摊子，背着哥哥搭车去了开封看病，补贴了多少钱不知道。据母亲说，舅舅当时什么都没想，自家的孩子也不管了，就是豁出一切也不能让我哥被病给伤着。可见当时舅舅不仅是疼爱孩子，更多的是他对家庭有绝对的担当。
姥爷走后，家里的一切重担自然落到了姥姥的身上，一边供舅舅读书，一边赡养不会走路的母亲，生活把她逼成一个性格刚强、凡事自立的女人。母亲很少讲有关姥姥的生平，我对姥姥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那张泛黄的全家合影上。那年姥姥刚六十岁，脸上带着笑和皱纹，头上扎着围巾，身上穿着斜扣的老人棉袄，看着像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太太，岁月让她过早衰老。在她的跟前依次是戴着警帽的大表哥，眼神有点茫然的二表哥，最左边穿着花棉袄的是小表姐。
母亲问过我是否有一点点对姥姥残存的印象，我想了想，姥姥去世之前，我三四岁的样子，脑海中只能模糊地记起舅舅家堂屋的那个角落里放着一张竹床，床上常年躺着一个老人，她总是对我笑，那种笑容是后来我不曾在任何老人脸上看到的。然而记忆就此打住，再没有多出一些。姥姥患的是哮喘病，死于肺气肿，搁现在，就不是一个要人命的病，即使治不了根，也可以吃药延长寿命。然而那个年代，姥姥对待病的方式很马虎，但凡还有一口气，她就硬挺过去，连药都不舍得吃，最后在病痛中走完辛苦的一生……
对于我常念叨的对母亲情感缺失的这件事，母亲的解释是，在姥姥病重卧床期间，为了照顾姥姥，母亲放下家中的一切，在舅舅家住了很长时间，把刚满三岁的我交给了十来岁的大表姐照顾。舅舅家有五个孩子，当时大表姐还在读小学，她活泼听话，为了照顾我家姊妹三个，姥姥让大表姐辍学了。于是大表姐告别了学校，离开家，到几千米外的我们家照顾我姐我哥，后来又照顾我。也就是那段时间，我童年的最初记忆建立起来了。所有的零星回忆似乎都与大表姐有关，对于母亲的记忆直到快要读书上学，我才莫名想起有一个女人曾在很小时跟我生活在一起，照顾我，疼我，我叫她妈。
大表姐最初镶嵌在脑海中的印象就是大高个子，爱穿蹬脚裤，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刹车的方式是用脚擦地，带我东奔西跑，过着流浪一样的生活。也就是在那段时光里，不满四岁的我成了一个开朗爱笑、人见人爱的小孩儿。最初的性格特征也是在那时候定型的，她说我小时候十分可爱，一逗就笑，笑起来还有酒窝。用老家的话说，可带劲儿了。
跟着大表姐生活的日子，我是没有具体记忆的，母亲后来说还是吃了不少小孩儿不应该吃的苦。现在想想，大表姐没读完小学，满打满算也是一个孩子，她连照顾自己都不容易，要学着照顾一个更小的孩子，实在是强人所难了。但大表姐也是尽力了，她怕挨吵，怕姥姥吵、舅舅吵，只能咬牙去干。前几年，有一次我看到，前一秒无论大表姐如何神态自若、若无其事，下一秒只要被舅舅等人否定和训斥，她那种难过的神情就马上爬上面孔—— 一副对不起家人的失落状态。但大表姐是爱我的，可以说除了母亲之外，她是那时候最爱我的人，或者说即使现在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当年她照顾我的时光也让她觉得对我有一种来自骨子里的亲近感。这种感受伴随我一生，我想，也会伴随她一生。
我想起，那些数不清的黄昏，那些支离破碎的画面，都是大表姐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我，东村西村地跑，喊小姐妹打牌、掐辫子、玩耍打闹，日子精彩极了。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方式，大表姐是扑克牌爱好者，也许是那时候养成的习惯。近几年，我见到大表姐最多的画面，就是她坐在麻将桌旁，一见我经过，抬头看一眼，淡淡一句“岗儿回来了吗？”然后继续出牌、掏钱，不亦乐乎。我有时对她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但母亲那时候对大表姐照顾我的方式还是有意见的，原因是大表姐玩起来就忘乎所以，她跟小姐妹没日没夜地打牌，让我自个儿在她跟前玩，饿了，就随便弄点吃的应付我，经常是给一个馒头、一碗开水让我充饥。有一次母亲回来看我，见我皮包骨头，脏兮兮的相儿，简直像个流浪孩童，不得不狠狠地说了大表姐一通，大表姐当时马上认错，但回头就忘。回头还是玩，玩得忘乎所以。
我记得最清晰的一幕就是大表姐用脚刹车的高超技术，从后面看她就像一个男孩子，她将车子骑得飞快刺激，有时候几个人一起骑车，她一旦落后，我就在后面大声叫嚷，命令她用力踩脚踏板，超过每个人，然后我就在后座抱着她的腰肢因为胜利而开怀大笑。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场景是：她常带着我到县城闲逛，去干什么我没有任何印象，那条没有修的环城路，走了无数遍，多少个黄昏我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跟着她来回穿过那个狭长的跨河桥，落日染红了涡河水，回到家已经天黑了。前几年我翻看相册，还找到她倚靠着桥栏、扶着石柱，惬意的样子的照片。她还是那副打扮，脚踩运动鞋，下身穿黑色蹬脚裤，上衣为白色圆领卫衣，留着短发，神情是蒙昧状，这是那个年代年轻人最常见的时髦打扮与精神状态。
大表姐热情大方，人很开朗，开得起玩笑，几年后，她就认识了我们后村的也就是我现如今的表姐夫，两个人一见钟情，感情经历不怎么曲折，很快就结了婚。结婚的宅子就在离我家不到五百米的地方。大表姐和表姐夫，两个人都爱追时髦，敢想敢干，性格里都有那种对世俗的反叛。只是表姐夫沉默寡言，长得有点儿像李连杰，为人很真诚，有那个年代成长的“70后”最活跃的那一批人该有的样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又被传统观念束缚得无法施展拳脚。这些特征在他们结婚后展露无遗。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家永远会有一些传统家庭没有的东西，如短剑、匕首、猎枪。他们家那个当年流行的组合柜镜子前，永远放着最新潮的摩丝、搽脸油、香水等，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家庭是不多见的。我常常在他们家偷偷尝试这些高档货，有一次被他们发现，居然用摩丝给我头上搽了好几遍，以至于我的头发像是刺猬一样，直直地立起来，用他们的话说，发丝可以刺穿苹果。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光屁股的我用装修房子吊顶剩下的彩带缠绕起来，然后我晃着亮晶晶的身体，手里持着一个木棒，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哪吒”。我被他们赋予了无所不能的勇气，耀武扬威地回家，结果却遭到母亲的一顿追打。但我一点儿都不怕，因为表姐夫交代我，头发已经定型，任谁怎么打都是没感觉的。几年后，提起此事，我们开怀大笑，我向大表姐吐槽，骄傲地吐槽，说这些经历造就了我热爱表演、爱出风头的性格。这是我少年时可感激的事情之一，要是变成一个闷葫芦，那才算是完蛋。
母亲那时候是很怕我跟着表姐夫学坏的。有一次我执意要表姐夫家中挂着的那把短刀，母亲怎么劝都劝不住，为了掩我耳目，他们甚至还将短刀藏起来，以至于我哭闹不从，非要坐上表姐夫的自行车让他连夜带我去县里购买新的。无可奈何，他们只好将短刀拿出来，让我抱回家。我抱着短刀开心地回家，以为得手，没想到刚关上门，母亲脸色一变，脱了鞋子，拉下我的裤子照屁股就是一顿狠打，第二天勒令我乖乖地将短刀送还。我记得当时哭得很委屈，也记得当时母亲脸上突然转变的表情，当着外人不揍你，没人了，就教你做人的道理，这就是大人那一套。从此我再也不敢任性地要别人的东西了。
我八岁那年，表姐夫有一次去县里办事儿，回来的时候，拉回来一堆高档玩意儿，大家都没见过，直到他介绍才知道，他将家中的拖拉机卖了，买了一组当时流行的家庭影院设备。搁那个连彩电都稀少的年代，这东西无疑是当时的人们最热衷与稀罕的。不仅如此，这个家庭影院在家里被没日没夜地看到无片可放时，表姐夫居然在村里的一个闲置的宅子里扯上电，架上喇叭，买了一些长椅，将那个荒芜的院子前后打扫之后，搞成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农村录像厅。每天晚上由村里那个留着长发操着不标准的普通话的二流子在麦克风前播报今天要放的影片。就是在那个录像厅里，我的童年第一次开始了对电影里外面的世界有所了解。
“80后”“90后”都受过我国港台电影电视剧的影响，我更甚。那时候，仗着是亲戚家的生意，不买票，每天闹着去那间录像厅看录像，武打、枪战、江湖，第二天，热血难抑，和一群小伙伴模仿剧中人的动作，扮演正反派，群殴，真枪实弹地打。有一次我为了追求掌力的厉害，我不小心将一个更小的孩子从路上推倒，他大哭，哭完，居然笑着说我真的达到了那种境界——如来神掌的境界。那时候，李小龙、成龙、李连杰、释小龙、刘德华、周星驰都是我模仿的对象，最入迷的时候，自己编故事在班级里讲给那些同样痴迷影视的同学。我想我后来编故事的能力一定是从那时候养成的。那段岁月结结实实地塑造了我的性格，就是要跟影片中的主角一样，凡事必须第一个出头，要打抱不平，要做英雄，要干死所有的坏蛋。于是我在班级里，随着阅片量的增多，学习成绩断崖式下滑。有一天父亲在我书桌的抽屉里发现了满满一抽屉的录像带之后，恍然大悟，这孩子走火入魔了。果然，十几年后我成了一个文艺青年——从事影视创作—— 一发不可收。
上了初中后，我不再迷恋看武打片，转而迷上了音乐，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不再围着大表姐表姐夫转了，我开始投奔大表哥、二表哥那两个文艺青年，跟他们一起玩音乐、混社会。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接触到摇滚乐，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唱歌，疯狂地买磁带、听磁带、研究歌手，寒暑假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几里外的姥姥家找他们听录音机，谈创作。而大表哥几乎是我当时现实中唯一的偶像。
说起大表哥这个人，蛮传奇的，他大我八岁，读小学时十分乖巧，让往东就往东，绝无二话。到了中学，摇身一变，就成了二流子，叛逆达到了极致。这从他后来的发型变化可以看出：林志颖式偏分学生头，盖耳染红郭峰式中长发，然后是刘欢式披肩长发，后来到了新疆身体发福，又剪了板寸。有张照片，他站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公园的葡萄架下，穿着白衬衫，跑业务的样子，一脸憨笑。那时候，他已经不再听摇滚乐，烟也戒了。
大表哥被舅舅寄予厚望，读书很卖力，但他的叛逆心也随着学业的加重越来越严重，中考考了三年，考到几乎崩溃，总算低分（刚过录取分数线）考进重点高中。收到通知书那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大表姐家的录像机搬回家，租了一些言情的还是武打的片子不记得了，让我陪他看了整整半个月的录像，完全看不出他当时是享受还是报复。
高中时代，大表哥开始讨厌念书，谈姑娘、听随身听、逃学、卖电话卡之类的事情没少干，高考没意外地就落了榜，最终以不怎样的成绩上了北京一家职业类的大学。在北京上学外加打工，他一共待了八年之久。后来谈到北京，大表哥是后悔的，他说那座城市给了他很多失望，他在北五环开过公司，当过白领，月薪也曾破万，谈过来自不同地方的对象，最后还是两手空空。那所职业化的大学，没让他学会太多知识，他说自己身上的本领都是吃亏吃出来的，毕业那年，他将刚从老家带来的学费生活费一个月花光，欠了一屁股债，又跟女友分手，为了面子，为了活下去，他没跟家里说，独自去KTV做了服务生，有时一天接好几个兼职，玩命地干。就是想着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那段时间，用他最好的朋友——一个酒吧歌手的形容是，大表哥蓬头垢面，每天抽烟、买醉，像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他能挺过来，应该是受到了另外一种刺激。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失望中直至绝望，然后躺下再也没有起来。而大表哥是幸运的，他起来了，而且还站了起来。
现在来看，大表哥的品位是相当好的，艺术感受力和音乐鉴赏力也是一流的。他买过几百盘磁带，听坏了十几台录音机，当时稀罕的CD播放机他也有一台，加上前女友在他生日那天送的电吉他。大表哥也算是业余玩家了。他本人的音色很亮，以前找他玩，我们走过麦田，甭管有人没人，他都甩着长发，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轻松飙高音，声音洪亮且富有激情，像极了鼎盛期的羽·泉。我说他应该去做歌手，起码试一试，用大表哥后来的话说，他很小的时候想过，自从他去了北京，交了那个酒吧歌手的朋友之后，就再也不提做歌手的事了。你唱得再好，没人包装你，没运气，在北京恐怕连地铁唱歌都没你的份儿。
大表哥和我感情是最好的，打小就这样，我们品味相同，甚至可以说他影响了我对音乐的态度。我从他那里知道了“魔岩三杰”，学会了弹吉他，培养了人文素养；知道了重金属音乐，听遍了中国民谣。他第一次从北京带回来的民谣吉他也让当时从来没离开过小地方的我大开眼界，用手轻轻一扫，那声音妙极了，不知道能不能成为天籁，就感觉灵魂中最美的那一部分被打开了，生命长出了另外一只叫作自由的手。当时我就发誓我必须买吉他，后来升入高三那年，我攒了一年多的钱，终于在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从琴行里将那把看了一百多遍的吉他买了下来。晚上抱着吉他睡觉的时光持续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恨不得二十四小时弹它，不吃饭都行。
大表哥离开北京是在2011年，当时他在乌鲁木齐有业务，他将在古城附近租的房子退了，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就卖掉，回了老家收拾收拾，给舅舅吹牛说换一新地儿发财，然后从郑州搭乘火车去了乌鲁木齐。走之前，他在郑州待了两天，当时我正在读大三，他来宿舍找我，在我宿舍住了两夜，那两天，一到晚上，我俩吃完夜宵就在校园里轧马路，来回地走，走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宿舍。常常是打了鸡血似的没睡意，说了很多很多话，大表哥喜欢给我讲人生的经验。以前他经常讲的是怎么追姑娘，怎么提高数学成绩，跟同学怎么做成哥们儿，要提防社会哪些人。回头想想，这一路上，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他确实教会了我很多。那一晚上，他喝得有点多，他说他在北京的时光浪费了不少，有些不甘，但经过了那么一回，折腾了七八年，至少给人生留下可以说出来的经验。也不能定义为后悔，也算值得了。
大表哥这人擅长交际，仅仅两天，就在宿舍里跟舍友打成了一片，还能将我们宿舍的几个家伙给定义了：对面铺的是一个闷骚，人实诚，经不起考验；脚对脚的那个年龄大的，老油子，凡事过半个脑子，是那种有点见不了世面的格局。我说他眼睛毒辣，评价一下我，他哧哧地笑说，我太张扬，性子冲动，太善良，这是缺点。现在看来他说的不无道理。记得当时我很不服气，还狡辩说如果不张扬的话，在大学里连最丑的姑娘我都没机会追。人都这样，服气的时候很少，凭心情。心情敞亮时，吃点亏，被人损，也觉得光彩；心情不好，明明错了也得咬着牙跟对方较真儿。我那时候几乎听不进任何人讲的道理。大学生是不是都像我这样？
大表哥走的那天，来了几辆电动摩托接他，就像港产电影里刘德华经常演的那种摩托党，从高新区将他拉走去喝酒。他一边递烟一边给我介绍说都是高中同学，这些同学都是做小生意的，人都很仗义。我看着他坐上摩托车，摆手让我回去，然后那些车子发动，轰鸣着穿过校园，就消失了。
大表哥去了新疆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一次面。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在乌鲁木齐干得很顺手，本来说老板让他在那儿开辟业务，尝尝正宗的羊肉串、哈密瓜，勾搭到新疆美女再回来就更好了。结果没想到他在那里很快有了人脉，新疆人吃他那一套，北京公司又急招他回去，他跟合作伙伴打了一宿电话，第二天决定留下来，自己单干。以前他也有过创业经验，但这次他显得更顺手，也许注定了新疆这片土壤更适合他发挥，总之大表哥很快开了公司，干得风生水起，不仅买了房，又让小表哥去他那里跟他一起干，还要求舅舅、妗子放下手里的农活，也来乌鲁木齐，跟他一起生活。美其名曰：享福！
这下子舅舅犯难了，犹豫了，一辈子没离开过老家，没离开过那种了麦子种玉米、种了玉米种棉花的几亩地，还有那些早晚递支烟、喝个闲酒、地头上下盘棋、喷会儿空儿的老邻居。他可走不了。退一万步讲，即使走，也只能说去旅游，看看孩子是不是吹牛瞎混，干的是不是正经买卖，不待到孩子感到腻烦的时候，就知趣地拍拍屁股回来。
舅舅和妗子老两口是在大表哥在新疆待了三年之后去的，打着随时回来的念头去的，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没舍得买卧铺，硬座坐得小腿肿了，生物钟完全被打乱，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好几天白天狂睡，夜里喝了半瓶子白酒也睡不着。老两口难受了好长时间。
舅舅到了乌鲁木齐，身体与精神都经受了一次极大的考验。最开始十分不适应，念着马上得回去，一天说了几遍，可却总动不了身，因为他还不放心俩孩子的前途。直白点说，他那时候是不放心大表哥的婚事。
说来大表哥从高中就开始谈情说爱，谈的女朋友不能组一个连也能组一个排了，但最后却没有一个终成眷属的伴儿，他的爱情故事都能写成一本畅销书了。他本人也很痛苦，最终在舅舅的唠叨声中，放下之前的一切执念，被迫加入了相亲大军。
就是这支相亲大军，让大表哥对爱情的仅存的那么一点幻想消失殆尽了。你上赶着的，人家觉得你心虚，有房子觉得你买房的钱也是借的，是有问题的；你瞧不上的，隔三岔五地骚扰你，目的很明确，图你的东西不图人；相互没感觉的，看一场电影，两个人各看各的，互不打扰还算好的，就怕那种，你请她吃饭，她请你看电影，因为坐前排还是后排产生吵嘴，吵就吵吧，没有不打架的情侣，可是糟心的是，人家冷战，不理睬你也不疏远你，干耗着你，直到把你耗成跟她一样的人，冷静不叫冷静，看似成熟实则无情。所以大表哥在相亲场上是失望的。这种失望从他去新疆那一年起，无限拉长，长达七八年之久，我们通电话的内容常常是落到他的婚姻感慨，他每隔几天就会告诉我谈了一个新女友，懂感情、热心，下班接他不忘给他带一杯奶茶；去她家伯母拿他当亲儿子；两个人同居了，那小他十岁的姑娘发誓结不结婚都要跟他长相厮守。当然也有不靠谱的，家里有老人一起住的不行，房子没装修不行，家电不是新的不行，车子二手的不行，工作不体面不行，最后甚至睡觉打呼噜太响都不行。这样下去，就彻底激怒了大表哥，老子是找老婆，不是找检测员检验婚姻合不合格，都给老子滚！于是，一次又一次地相亲，一个也没成。
眼看着二表哥谈了恋爱，很快结婚，有了可爱乖巧的小外甥，大表哥干着急也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他与舅舅的冲突很大，舅舅是老派人，观念老但实用，给的建议在大表哥那里都变成了对他婚姻的主观干预，有时候甚至上升到每个人都是拐了弯地为自己着想，父子俩矛盾重重，为此没少吵架。大表哥吵不过就喝酒买醉，大哭，甚至要做出轻生状，死了一了百了。舅舅不吃他这一套，在他看来，自己最出息的儿子在婚姻上一定得靠谱，最起码也要找一个过了他这一关的贤内助。为此舅舅对大表哥将军的方法十分简单，那就是：甭说了，我走，我回老家，离开乌鲁木齐，眼不见心不烦，既然婚姻大事你能左右，还要老子干吗？这一招绝对是大表哥的软肋，他一看舅舅打包行李，订车票，一副非走不可的架势，马上就服软了，乖乖地违背初衷，咬着牙，蒙着头再次去相亲。那几年，相亲几乎成为大表哥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说开始大表哥是一种带着好奇与兴致的念头去参与相亲这件事的，那么后来，就成了一种绝对的痛苦与麻木。他被牵着走，他在相亲的定律中改变了原来对爱情的态度，改变了他做人的底线，甚至有时候他分不清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另一半还是给眼下这一场相亲做个一百分。就是说大表哥在相亲市场看清了人情冷暖，更花了大钱，用二表哥的话说，那几年大表哥请姑娘们看电影吃饭花的钱就可以付得起乌鲁木齐一套房子的首款了。这话伤了大表哥的心，孙子才愿意这么干，明明把爱情当作生命中最重要一部分，却活活地被生活被年龄被世俗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结婚的意义到底变成了什么？或者说，那时候的他认为婚姻根本就没意义，只有目的，带着找到一个异性跟你一块生活，过成一家子的目的，找着那个跟你一样伤痕累累，互相舔舐彼此伤口，老实过一辈子的人的目的。婚姻是反理想的，它让人变傻，变成一个不能动任何感情的冷血动物。大多数人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大表哥的相亲失败了多少次，他没计算过，最后他在大浪淘沙中，终于有所收获，他找到那个人，并且，很快结了婚。那一年他刚满三十八岁，很难想象，如果他错过这一次，下一次该会是什么时候？如果到了一定时间，他没找到，他会放弃吗？如果他放弃，舅舅也不会放弃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婚姻从来都是一家人的事情。
大表哥的婚宴很简单，全家人找了一家餐厅摆了几桌，叫上乌鲁木齐的好哥们儿，还有几个在新疆务工的老家人，热闹一下，就算礼成了。结婚后，舅舅和妗子没再喊着要回老家，扎扎实实地在新疆落了户，也许舅舅最开始一百个不愿意，但眼看着孩子结婚成家，自己已然垂暮，老了能靠谁？还得靠孩子，舅舅无数次跟母亲在电话里念叨着家里的那几亩地，家里的那院宅子，家里的人和事儿，但也只停留在念叨，回来料理？光坐火车就够让舅舅吃不消的，那稍微冲上大脑的念头最终被一次一次的理智给彻底按下了。没多久，大表哥在同一小区买了另一套房子，舅舅和妗子就搬过去住了，跟孩子不住在一起，有了自己的窝儿，就算彻底地成了新乌鲁木齐人了。
舅舅一家人回老家探望是2020年的国庆节，说孩子成家了，去新疆也好几年了，所有人都有一起回老家看看的念头，于是说干就干，但怎么回？坐火车？太累了，那就自驾吧。驾驶的是大表哥那台平时拉货的三厢汽车。从新疆穿过大半个中国回到河南，一路上正好看看风景，一家人有说有笑比在火车车厢里要舒坦得多。
于是带上特产和盘缠，大表哥抱着独自开回家的勇气出发了，出发之前，大表哥在电话里要求我一定也回来，八年没见了，太想我了。我嘴上应付着，但当时正处理着新买的购房事宜，不一定走得开，但心里暗暗下决心，自己一定得回去。
大表哥一路上给我发了很多微信，他说回去最期待见到的人就是我，我不回去他会生气，然而我最终还是没有走得成，没有回得去，而他也在快到商丘的一段高速路上将一辆小车追了尾。
那天下着雨，他开了很久的车，回忆说肯定不是疲劳驾驶睡着了，是有精神的，可能雨太大，路面打滑所致。总之，等到他意识到撞了车，猛踩刹车时，已然晚了，所幸，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车身没甩出去，前后也没大车加塞，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一家人都在车上呢。车头撞坏了，对方也是一个好说话的人，说都不容易，都是赶着国庆节回家团聚呢，咱都不埋怨了，打电话叫拖车吧，赶紧处理了，然后想办法将这一大家子人接回去，下着雨耗在高速上不安全不说，这么淋下去，老人小孩都吃不消。后来据大表哥说，等到家里人来接的时候，他整个脑子还是昏沉的，一片空白状，最后坐上接人的车，一直到了凌晨，回到老家，他绷紧的神经才一下子放松下来，就像一条走了几十年的路，终于到了那个想要抵达的地方……
在老家的饭局上，表哥给我发了一行字：几十年了，如同做了一场永远醒不来的梦，这场梦，苦乐参半，不知道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