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祖父是一堵墙，总是阻止我们逃学，打架，惹是生非；长大后，祖父也是一堵墙，他挡住墙那边的死的惊涛骇浪，让我在墙这边感受生的涓涓溪水。祖父走了，那堵墙没了，那些童年存在过的证据不存在了，我努力去拼凑、去粘贴，但它们早已面目全非，不知何时已从彩色褪为黑白。
父亲在土锅前的地板上，撒了一层薄薄的烟灰，小心地摊平，他说：“第二天就知道你爷爷来生做什么了。”
在这个民间称为“投灶”的仪式举行前的三个月，爷爷骑电动车做麦秸防火盘查，回来的路上，为了躲避一辆皮卡，电动车前轮打滑，他没控制住车身，连人带车栽倒在一米多深的土沟里。当时身边没人，他在沟内坐了很久，仿佛睡了个夏天那种半睡半醒的觉，才吃力地扶起电动车蹒跚着往家走。
后来他说那一次摔倒，跟从前不一样，好像身体里绷了一辈子的某根弦冷不丁地断了，但除了身上有点淤青，实在找不出他伤在哪里。但我相信他，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平时身体倍儿棒，开玩笑似的摔了一次跤后，身体就再也没以前好了。爷爷也没能例外。
然而爷爷打小坚强，认准是“老对头”糖尿病犯了，就去县医院看病检查。医生让他住院，说花点钱，好得快。爷爷听从了，住院医治糖尿病，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回来吃饭却落下个毛病——呛食。奶奶说又不是小时候饥荒吃不上饭那会儿，怎么会呛食？爷爷认为是最近在外面的馆子吃东西吃坏了胃。可是不对，细嚼慢咽也不成，一次比一次呛得厉害，最后连喝口水都吐得跟没有节制的街头醉汉似的，这还了得？懂点医学常识的都明白，这一定是呼吸道器官出了问题。
父亲找了一辆车，送爷爷去了绿城的医院。挂了号，做了胸透，第二天父亲“兴高采烈”地跟爷爷说没事，是糖尿病引起的声带发炎，输上几天液，基本就能回家了。爷爷信了，吃了顿正宗的羊肉烩面，还将几天落下的工作计划抄在手纸上，叠好放进油亮的老式皮包里，想着过几天就能回去继续为人民服务了，眼睛里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然而，父亲刚走出病房就哭了。只是眼泪没流出来又憋回去了，他怕眼圈发红被爷爷看出来。他记得清楚，那天是阴历四月二十五，医生给爷爷的透视片做了病理分析，鳞形肺部肿瘤，大面积扩散，按照以往的经验，患者看着身体好，心态也好，但很少有活过半年的。父亲愣在那儿，久久出神，像得了幻听。医生简明扼要，这已经不是国内的难题了，换句话说，这不是难题，这是答案。
父亲给家里打电话告知了爷爷的病情，消息来得如此突然，让每个人都猝不及防。然而，所有人还没时间去悲伤，马上就要化身为演技精湛的演员配合演出，医生的话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个人，要调动病人的求生情绪，多传递正能量，唤起他身体里可以制造奇迹的潜能。可这奇迹到底是什么，存在与否，没人知道，因为当天晚上，灰暗狭长的走廊里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声。那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声“妈”，彻底揭开了这段无比煎熬日子的开篇。
“要不要手术？”
大家一致点头。
“要手术，无论花多少钱？”
大家又一致点头。
父亲点着烟思忖片刻说：“如果手术有风险呢？”大家沉默了。“如果花光了所有的钱，换来的不过是他更加痛苦地离去呢？”大家仍旧沉默。这似乎是一道根本无法展开解答的病题，孝心大于理性，理性大于科学，也许本就无关旁人的抉择，疾病早已经规定了游戏规则。就像医生说的，等待疾病缓缓吞噬身体也许还有个过程，但直接消灭疾病的最大可能就是鱼死网破，所以，手术的风险很大。
他的话很好理解，那就是不能做手术。但大家肯定不能信他一人之言，于是一致决定让大叔携带病历单连夜去燕京，到医院做最后的鉴定。那是一个燥热的上午，我接到大叔的电话，在燕京南站与他见面，才半年没见，他比印象中苍老了许多，在人潮汹涌的天桥上，我远远地望着伫立在桥栏一旁佝偻着身子的中年人，无法准确地认出他。
大叔还是一样的沉默寡言，只是不甘心接受结果，炎热的夏天，我们托大婶家的一个外甥打点关系，几乎跑遍了整个医院的会诊室，见了专家就给片子看，然后一个劲儿地问能否做手术。开始那种随时想要抓住惊喜的念头悬在心头，越往后越沮丧，最后失望变绝望。跑了一下午，整个医院的楼层都访遍，我们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不管什么手术，糜烂的肺叶都不可能恢复。爷爷已经七十七岁了，从身体的免疫能力和疾病的发展看，无疑是跟死神拼气力，而且在第一回合就失败了。
那个灰色的午后，阳光透过梧桐树在地上留下支离破碎的斑驳，大叔和我在医院的院子里蹲着沉默，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叔开口，他大概和我一样，我们内心都有一个坚定的念头：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我送大叔去火车站，在检票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令我刻骨铭心——“别担心，我们会竭尽全力的，你有时间就回家看看爷爷！”说完，他眼圈一红，转身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候车室。他走得急，所以，我不知道他哭了没有。
重症患者住在医院的顶楼，白色的墙壁，白色的灯管，白色的床单，很少有其他颜色，如同白雪掩盖大地一样，在医院的白色下，绝症的秘密被遮掩得结结实实。爷爷每天开心地与家人聊天，收到放疗的信号会第一时间赶过去配合治疗。黑色的笔液在他胸口涂抹一个又一个环状，圈住病灶的位置，光学仪器发出的高能射线透过他的肌肤，“刺入”他的肉体，尽可能杀死那些有嫌疑的细胞。我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痛，父亲说大概会是火焰舔舐手指两倍的痛值，至今我都难以想象那种痛，可在爷爷这里他竟是没有叫一声疼，这是如何做到的！
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是在想办公室里标注着详细日期的要批改的文件，还是不放心摔掉了后视镜的像白龙马对唐僧一样有重要意义的电动车？他就是这样，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了然于胸。只是这一次不同，从进入这个医院的那一天起，自己对身体的所有权就已经全部交给了医生。他的心里不过是倔强着不肯承认未来终要面对病魔对他疯狂肆虐的事实而已，但该来的一样也不会少。
爷爷从开始到最后，说是抵抗，不如说是乐观。
跟爷爷一样积极的，还有同病房的来自湄南信城的老关。老关所患并非绝症，而是胃癌中期，经过长达三年的治疗，再有半月就能出院。老关喜欢跟爷爷聊天，说他年轻时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写的诗能迷倒半个连。我爷爷提到我也写字，还出书，有一批读者，老关听了很兴奋，要了我的电话，说有机会跟我探讨。除此之外，老关还是地道的越调迷，胃病折磨得他又白又瘦，换上戏服，抹上胭脂，就是瘦身版的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人，成了爷爷那些天消解苦闷的朋友。
每天晚上10点左右，医院重症楼层的喧嚣暂时告一段落，这个时候就是病人家属犯难的时候。所有的病人家属都不准睡在病房里，一来是病房紧张、不卫生，疾病传染起来不得了，再者是这一层楼的病人都非同小可，每人身负一颗“定时炸弹”，所有意外的发生都会导致不可想象的后果。所以，护士查完病房，家属们就被赶了出去。但这并不代表就此开睡，护士晚上还要检查病人的状况，随时做好呼叫医生和通知家属的准备。为免意外，家属的睡眠都很浅。
那个夏天，多亏医院那条狭长的走廊，容纳了很多家属睡在两边的大理石地板上。那些脸上写着担心的人，白天照顾病人心力交瘁，这时终于可以暂时休息一会儿。父亲也睡在医院的走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跟大叔换班去守着爷爷。但就是这样的生活，马上也成了奢求。医院下达了通知，要赶走走廊所有的家属，原因很简单，会扰乱医院的正常治安和破坏卫生环境。最终，那些家属被迫选择睡在医院大楼外面的露天水泥地上。
大家累了一天，躺在地上，望着满天星斗，心中都十分清楚——更严峻的生活永远在第二天。
父亲清楚地记得那天，大叔打来电话，声音发颤，说赶快来病房，出事了。父亲一把扯掉身上的被子，在医院人群的缝隙中穿行，神色仓皇地往楼上冲。最终，他和大叔被堵在爷爷手术室的门口。医生在手术室做心脏复苏抢救，大叔紧张得说不了话，全身发抖，父亲紧紧地握住拳头，手心冒着虚汗，眼皮突突直跳。那一刻，他们就像是被定住了似的，一动不动。
时间漫长得像过去了一个世纪，终于，手术室的门开了，医生推出来一个人，白色布盖住了身体。父亲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一下子冲到轮车跟前，医生却将他阻挡到一边，问他：“是关敬业的家人吗？过来签字，病人胃癌导致呼吸衰竭，卒于2013年5月5日。”
父亲如梦初醒，全身散了架似的靠在墙上，调整好呼吸，重重地舒了一口气，随后从走廊另一侧冲过来一个人，抱住轮车上的人，哭得声嘶力竭，这人是老关的儿子。父亲不忍直视，马上跑进病房看爷爷，此时的爷爷正在输液，他大概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睡得像个孩子。父亲转头去看老关的病床，白色的床单上安放着那套叠得整整齐齐的新戏服，犹如雪地里绽放出一簇花。这原本是老关为后天出院在小区广场唱上一段《诸葛亮吊孝》准备的，当时还埋怨儿子买的戏服太肥大要调换，这下再也用不着了。假如来世有机会，他可以亲自挑选……
第二天，爷爷觉察出异样，有心人一眼就能看出，毕竟那么一个大活人不在了。去哪儿了？爷爷自然地问起了老关。父亲撒谎说老关已经出院了，说等爷爷痊愈邀请他去听戏。爷爷愣了一下，眼睛里闪过一丝怀疑，接着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这个老关，太没有义气了，走之前连个道别都没有，还说要送我他唱戏的录像带，看来是个小气鬼……”父亲没有接话，他很想说昨天凌晨老关的儿子曾过来取东西，在枕头底下发现了那盘录像带，然后当作遗物带走了。
老关走后，爷爷的情绪受到了影响，连续的放疗榨干了他的精气神，他的病情也越发严重，他不相信自己不能独自上厕所，就扶着墙努力地往外挪动。父亲打饭回来，上前搀扶爷爷，他像一只突然暴怒的狮子，一把推开父亲，骂了一句：“滚，老子不用你可怜！”然后脸色发黑地继续扶着墙壁挣扎着往前。最终，他脚下不稳，滑倒，摔在地上。父亲急得快哭了，冲过去搀扶他。他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眼珠子通红，满头大汗，可他依然用力推开父亲，咬着牙努力地往门口爬。
一次……两次……三次……
他一定觉得自己还是原来的样子，他不需要人同情，凭什么身体犯了一点儿小毛病就这样狼狈，没理由起不来，可他最终还是失败了。他筋疲力尽，趴在那里，像是一个身上布满枪孔的战士，在血泊里渴望不远处的光明，终于没能再爬出那个大门半步。
父亲跪在地上将爷爷搀起，他不敢再看爷爷的眼睛，害怕自己会哭出来，但还是在两人眼神交汇的一刹那，他发现了爷爷的眼神变了，那是一种从来没在爷爷眼中出现过的眼神，脆弱而空洞，就像之前爷爷摔倒的那次。父亲不敢再往下想。
后来，父亲跟我说，那一天他永远忘不了，他换位思考，如果自己是爷爷，感受着他在地上挣扎蠕动的狼狈与不堪，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那种尊严掉在地上的模样。但，毫无疑问，我们都会有那么一天，或许到那时候才会明白所有人生大事都抵不过生死，才会知道细心照顾一个病人有多难，除了身体上的透支，内心也是煎熬无比。父亲担心等到某一天，我和我的伴侣面临四个老人的暮年，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怎样才算得上是尽孝？这个孝心要做到哪一步才算合格？这是一道谁都无法正确填写、满意交卷的人生难题。更何况，在选择的同时，上天会告诉你，有些狼狈与痛苦你有机会品尝，有些压根不会给你机会。
又过了几天，爷爷因肺部感染而声带发炎，吃不下干饭，只能靠流食和营养针维持体力，再加上一些药物对身体的影响，导致他出现大小便失禁的问题。残酷的时刻还是来了，我们知道，这种残酷不仅是对家人，更是对他自己。
有一次，家人来看他，父亲扶着他站起来去厕所，刚离开床铺，尿液就顺着他的裤腿流到了脚上。爷爷一生爱干净，要面子，自尊心强，他受不了这样不争气的身体，觉得在家人面前丢尽了脸面，一脚将旁边的垃圾桶踢翻，脸色变得难看至极。他垂着头大口大口地喘气，像一个负气的孩子，站在那里很久没动，完全接受不了病魔对他这样毫无底线地侮辱。遇到这种情形，大家都背过身去，怕哭出来令他更难过。
父亲马上扶着他去卫生间处理，嘴上说没关系，打趣说自己前几天喝醉还尿床来着呢，尽力地缓和气氛，那个笑分明是挤出来的。父亲心知肚明，这样的场景不会只有这一次，可能以后会经常发生。
这次过后，大概意识到父亲的不容易，或许潜意识中明白这种病对他的终极意义，爷爷基本上放弃了独自行动的尝试，经常坐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一整天，有时会两只手捧着手机笨拙地操作，盯着手机上的画面出神，似乎里面藏着他想要的答案。那台手机他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触碰，那是他的安全感，是他生命受到威胁时唯一的救兵。可父亲却觉得那是他四十年优秀党员荣誉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一枚机器上坚韧不拔的螺丝钉。那么多年，他工作一丝不苟，不能在身体抱恙的时候晚节不保。只是他从来没有想过，无论他怎么样，集体都不会因为他受到影响。对于时代，他“被”落伍。
爷爷终于被父亲说服坐轮椅是五月的第十天。
以前都是父亲搀扶爷爷去做放疗，精神好时他会尝试自己扶墙走，尽管艰难，但那可以让他感觉到大脑对腿脚的掌控，这是他唯一觉得没有失去自我的地方。但眼下疾病击溃了大脑，连这最基本的能力都给他剥夺了，他显得十分沮丧而颓唐。老关走后，病房又来了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瘦高个子，五官棱角分明，很严肃，他不是那种个性张扬的人，躺在床上跟人说话时，有一种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失落感。照看他的人是他的大哥，一样的沉默，眼神空洞。哥俩交流不多，但从大哥的细微照顾中可以看得出兄弟俩感情很深，是那种用实际行动来表达的手足之情。
爷爷有时会跟新来者聊几句，一来二去，知道了他的名字叫赵义民，就喊他小赵。小赵说话时汹涌澎湃，他爱打电话，嗓门很大，每次刚说几句就会破口大骂，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放下电话，又会垂头丧气，一言不发，就像是丢了魂儿。
父亲隐约觉得电话那头应该是小赵的老婆，所以一边觉得小赵有失男人的风度，一边揣测是什么样的矛盾会让这个女人在老公病入膏肓时拒不现身。小赵每天打电话的噪声多次吵醒熟睡的爷爷，这让父亲对他成见很深。小赵应该不知道，病人家属的脑袋上顶着雷，不能触碰，好几次父亲都想大发雷霆，“一个大男人天天跟女人一般见识，丢不丢人”，然后再把他给轰出去，给他点颜色看看，最终都被爷爷阻拦了。
爷爷对他有好感，打心底觉得小赵是个不错的孩子，认为小赵大概有那种常见的夫妻感情不和的家庭问题。但父亲认为，爷爷这样想一定有别的原因。从走进医院那天起，爷爷就彻底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医院里他遇到的每个人或许都是他生命中遇到的最后一个人，所以他倍加珍惜。病魔就像敌人的炮弹，病房是炮弹轰炸的阵地，每一次炮弹掠过，战友就会减少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他把小赵当成了老关，重新确认了他的新战友，而我们家属无论怎样介入，都不过是这场战争的旁观者，只有他们躺在一个战壕，面对同样的枪林弹雨，才能感同身受。这一点，作为病人，爷爷也不例外，是悲观而脆弱的。
但父亲还是以第一印象定义了这个后来者，他想要找机会和小赵聊聊，可能的话，作为过来人，帮助小赵解答一些生活上的困惑，但他没来得及。一天下午，父亲和大叔被医生叫到了办公室。在那里，医生对爷爷近期的病况做了具体的报告，还说了很多专业术语。父亲心里七上八下，听不懂医生所表达的真正意思，让他简单明了地说。医生就说爷爷的病从临床上来看已经稳定了，他说的稳定并不是康复的意思，是没可能再往前一步了，再耗下去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医生的话让父亲心里异常发毛。
“对于目前的状况，建议回家治疗，药物不复杂，当地都有。”医生看父亲不愿意明白，又说，“作为医生，除了物理上的治疗，从人道上讲，希望病人走前的遗憾越少越好，希望你能够理解。”
父亲没再说什么，这是预料中的。
当他垂头丧气地起身时，医生再次叫住了他：“尽量保持信心满满。对老人来说，你们是精神支柱，内心动摇会加剧病情的恶化。切记！”
父亲点了点头，突然感觉眼前一黑，有种不分东西南北的茫然无措；大叔眼眶红红地签了字，扶着父亲往外走。父亲想转身再追问医生一些什么，然而事已至此，一切都没有了意义，生与死在此刻变得如此明了，答案给得如此冷酷直接，没人有机会再做反抗。
从绿城回鹿邑的那天，爷爷心事重重，他想跟小赵道别，想着留个电话以后相约去小赵的家乡看牡丹花，可他终究没能见到小赵。小赵是洛州的，谈话间讲到每年的花卉节时，总是眼睛泛光。爷爷坐上姐夫安排的车子，心里还是不踏实，闹着要父亲回去要小赵的电话。父亲差点发火，但还是忍住了，因为他听懂了爷爷命令的口气中有一丝无奈和乞求，这是他从来不曾听到过的。爷爷的突然脆弱让父亲感到深深的悲戚。
最终，父亲没能要到小赵的号码，也没见到小赵的人，而是在病房的门口遇见了那个熟悉的医生。父亲问他赵义民去哪儿了，医生用那种异常冷静的口吻说，昨晚走了！父亲脑袋一阵发蒙，伫立在那里，久久回不过神来。隔壁病房的家属在一旁感慨：“可惜了，那么年轻！老婆昨晚生孩子，他心脏病复发了。可怜孩子生出来就没了爹，真是作孽啊！”
父亲像做了一场要命的噩梦，马上飞一般地逃离了医院。他没有立即上车，而是在口袋里摸出一片面纸，用笔在纸上胡乱写了一个号码。他心知肚明，现实太残酷，爷爷不一定能够接受，他要把这个真相藏起来，给爷爷呈现人世间的美好结局。
回到县人民医院，姐夫托一个朋友的关系，给爷爷分配了一间独立的病房，从大房间搬到小房间，父亲和大叔可以陪床，结束了睡冰凉地板、看满天星斗的生活，也算暂时松了口气。父亲从爷爷住院那天起，就没有睡过一次囫囵觉，但他从来没觉得精神衰弱，他就像一个二十四小时待命的战士，不给敌人任何钻空子的机会。他明白，哪怕千疮百孔也比取消战士资格要好上一百倍。
刚回到家时爷爷精神比之前了好很多，脸上恢复了一些原有的光泽，一大家子人每天轮流来看望他，和他交流，那种温乎劲儿，病人贪婪地享受着，没够。而且父亲还注意到，爷爷除了在家人的呵护下配合治疗外，也在打起精神，他在等待某个重要的时刻。
爷爷在县医院住院的第一周，乡党委书记就带领导班子过来看过他了。那天，父亲注意到，爷爷为了体面和礼貌，强烈要求换掉了病服，穿上他平时出席重要场合的白衬衫和别着钢笔的中山装，还有擦得锃亮的皮鞋。但遗憾的是，他不可能站起来谈话了，只能勉强靠在病床上，强打精神与别人交谈。别人说话时，他反应迟钝，常常回复不及时，很多时候只是重复一下别人说的。不过他一直没忘一件事，那就是一定不能小便失禁，那样的话，他就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了。为此，他那一天尽量不喝水，尽管医生已经嘱咐，每天喝定量的水是绝对不能少的。事实上，他所有的衣服都是父亲帮他穿上的，他连将衣领拉好的力气都没了。就这样，在尊严与病魔之间，爷爷做了最后的挣扎，一心想要找回前半生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
爷爷期盼的人来了，乡长来看他，说他精神好，他点头；乡长说让他保重好身体，出院再做五年书记，他点头；乡长让他批阅近期的工作事项，他难住了，但他仍不死心，使尽全力握住那支钢笔，倔强地在纸上写下“工作报告”四个字。可他刚写完四个字，手突然像触了电，钢笔坠落下来，家人提醒他可以让别人代笔，因为目前来看，他没能力再跟汉字打交道了。但他不死心，额头渗着汗，脸上的肌肉紧绷，执意要写，最终还是失败了，钢笔再次坠落地上，溅出墨水。于是，他不得不接受只能口述的事实，由父亲来执笔，一丝不苟地将工作计划做了最后的交代。
那次之后，爷爷的精神越发不济，或许是因为人生第一次无法完成工作而产生惶恐，他的身体像瘪掉了的气球，没几天就瘦得脱了相，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换句话说，他被病魔夺走了精神。
为了燃起他活下去的信心，一家人决定聚齐给他办个小宴会，正巧赶上农历六月初六，奶奶的生日也在这一天。去年的这天，爷爷家宽敞的院子里还摆着流水席，热闹非凡，亲戚邻居都过来祝贺。而他们老两口忙前忙后，身体康健得很，完全想象不到一年之后，爷爷会躺在医院里，身体被病痛折磨。去年那样热闹的生日场景，今年是完全不可能出现了，这个生日最多只能在医院过了。
生日宴果然是在爷爷的病房办的，父亲张罗买菜买酒。酒是爷爷执意要求准备的，说他一生爱喝酒，现在不能喝了，看着我们喝也开心。喝酒的人都这样，口口声声地说戒酒，临了又戒不了，酒早已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小姑订了生日蛋糕，却掩不住情绪，她想到了以往每年的这个时候，突然分不清现实和回忆，在挣扎中想要逃避，不想看到眼前这揪心的一幕，几次绷不住差点要号啕大哭。只有奶奶的状态最好，但大家都清楚，她是靶心，所有的痛苦无一不朝着她袭来，她承受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老伴”到底拥有什么意义，那一刻她的脸上写满了答案。
那场生日会过得那样热闹，又那样痛苦，每个人都在尽力演戏。表演生日会过后，爷爷就可以出院，一切都会像从前一样，一家人永远在一起，看着后代出生长大，然后将老丁家的美好品德传承下去。虽然大家都极力地抑制情绪，最后还是被小姑的哭声给弄穿帮了。父亲瞪了她一眼，她哭得更厉害，甚至有把心里话全部倾吐的冲动。父亲看情形不妙，怕她当着爷爷的面说出真相，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马上拉住小姑，佯装要出去谈事儿，最终，爷爷用沙哑的声音喝住了。
父亲担心的情形还是发生了。
爷爷尽力保持平静，苍白的面容上都是痛苦的纹路，他望着一家人沉默良久，最终将愁容挤压成一个艰难的笑，用十分低沉的声音说：“梅儿别哭了，我还在，这个家不能少了我，况且龙岗、寒星都没结婚，婚礼交给你们办，我不放心……”
爷爷还想说，嗓子又呛住了；父亲阻止他讲话，并喊了医生。爷爷挪了一下手阻止，讲了当天最悲切的一句话：“万一我走了，你们要照顾好她……”
爷爷望向奶奶，那一刻，奶奶的情绪彻底崩溃了，眼泪夺眶而出，然后一家老小抱头痛哭，那场戏彻底演失败了！但父亲说，那场戏过后，不知道是爷爷为了配合大家演戏还是他真的不清楚，总之他更加积极地配合治疗，拿出全部求生的决心和念头，好像为了给后代树立一个榜样。他的眼睛里透着对未来的向往，向往还能够回到家中，在那棵桑树下摇着蒲扇乘凉，就像他刚步入中年时那样，说话铿锵有力，一家老小都围在他身边听他讲太奶的故事。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去年这个时候，他还骑着电动车，悠闲自在地去单位上班，完全没有一点疾病来临的征兆。
我常常想，时间也许并不残酷，生老病死也没那么难以理解，但病得太快，死得太早，才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努力的意义有时不过是与现实拔河，想要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想要用更好的条件来给生命中重要的人赢得体面和尊严。
奶奶生日后，爷爷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完成，他的眼神涣散，光泽被黑暗吸收殆尽，没有一丝残留，但他的脑袋不糊涂，可以认出每天看望他的人。那台手机仍是安安静静地躺在他手边，像一个冷峻的侍卫。父亲和大叔在那段时间可以倒班休息，却没预兆地同时失眠了，最后干脆直接放弃了倒班睡觉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留给爷爷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和时间的拉锯战还在继续，时间进入了农历七月，医院的重病楼层变得躁动不安，每天晚上都会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大家都司空见惯，知道死神又给某个水深火热的家庭下了最后的判决。爷爷记得这个重要的日子，他是个孝子，从早上唠叨到夜晚，提醒父亲一定不能忘记回家给老人烧纸钱，保佑后代平安。父亲让他别操心了，安心养病，说已经帮他做了，如果不放心，那他可以出院后亲自去补。爷爷深以为然，到了这个关头，他心中的忠孝节义仍旧是一成不变的。病房里的病人差不多都是“50后”，他们思想传统，念叨着回家给逝去的长辈上坟烧纸钱，尽最后的孝心，甚至有人急了，背地里骂医生医术太差，明明答应上个月就能出院，却出尔反尔。病人家属们的口风都差不多，安慰病人说已经在办出院手续了，劝他们少安毋躁，该尽的孝心一样不会少，可是转身就要面对残酷的现实，背地里抹眼泪，如果真能让病人离开这儿，恐怕拿什么换都行。
七月初五，奶奶搬到了病房里和爷爷同住，大概是她知道爷爷的日子不多了，老人之间，相扶到老，到了末了，陪伴才是最弥足珍贵的。然而奶奶是个直性子，跟爷爷相处得并不愉快，她埋怨爷爷不给家人做交代，竟然还幻想着走出这间病房，懦弱得让她着急，但又碍于大家共同保守的秘密而憋在心里不刺激他，堵得不行。终于有一天，因为爷爷拒绝吃饭，奶奶没绷住，大发雷霆，骂了他几句。
“家里哪点不好，偏偏要在这个地方待着？
“你这把年纪了，不知道落叶归根吗？给孩子留一点好念想吧！
“你可以不听我的，但你要敢把所有的问题留给我，告诉你，这不可能，我不会放过你！”
奶奶愤怒地将憋在心头很久的话一吐为快，说完，跑了出去。爷爷像一个失去反抗的摆设，躺在床上眼睛浑浊地望着奶奶离开的背影，眼角发红。他读懂了奶奶愤怒的原因，也许跟那个可怕的真相有关，或许他早就知道了真相，只是不愿相信真相被揭开后的样子。他从来不敢想象要对那个住了一辈子的家突然说再见，不敢想象会突然看不见那个跟他成天斗嘴的老太婆，所有的功过是非转眼就被格式化。他统统没想过。他信心满满却大限将至，生命最后的警报声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地传到他的耳中。
大概知道奶奶哭了，爷爷不忍心，他让父亲推他出去看奶奶，怕她一个人出去不安全。这么多年，他仍旧忘不了岳父对他说的一句话，“保证我闺女的安全”，直到快到人生的最后，他还记着要子女去帮他完成岳父对他的嘱托。父亲用轮椅推着他来到了医院的院子，盛夏阳光灿烂，柳絮飞扬，到处都是坐着轮椅晒太阳的病人，奶奶就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抹泪，爷爷久久地望着她，就像当年第一次见到她一样。那一刻仿佛时间静止了。父亲看着这一幕，后退几步，拿出手机，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将爷爷框在他永恒的期盼中，爷爷坐在轮椅上，凝望远方，和夏日融在一起，身前是长长的走廊，身后是钢铁森林，像一幅童年无数次梦见过的写实油画。
在爷爷住院期间，我在燕京工作，每天挤在拥挤的地铁里啃面包，因为项目赶工着急，不能马上请假回老家。我就每天打电话回去询问爷爷的情况，家人让我别分心，好好工作，如果有时间，可以回来看爷爷，毕竟见一面少一面。我跟爷爷保证一定带女友回去给他看，他很开心，让我注意身体，还问了我燕京的天气……那段时间的燕京，热得像澡堂子。我作为一个只是枪手[ 枪手：为他人代写不署名，或在有授权的情况下续写、改写他人的作品，不署名。——作者注
]的编剧，很难有理由推掉项目回家一趟，于是，我每天一边疯了一样地码字，一边说爷爷等我，一定要等我。然而我让他等得太久了，他疲惫了，终于在一天深夜，我接到了母亲打来的那通电话。
“跟你说件事，你一定得挺住。”
我心里有不祥的预感。
“你爷爷走了，走得很安详，只是他很想你……”
那一刻，我感觉天旋地转。我亲爱的爷爷，走了，我该为你做些什么？
除了回家，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次日从燕京到津沽，乘姐姐的车回到了老家。那个昏沉的下午，爷爷的院子里都是熟悉的面孔，灵堂已经布置好，爷爷的照片就放在木桌上，烛光氤氲，看他目光炯炯，就好像以前无数次那样：我下了车，进了门，迎面就能看到他，听到他喊我的名字，让我快来屋里坐，询问我最近工作如何，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可是，我知道我永远听不到那个叫我乳名的声音了。他魂归极乐，若有轮回，来世再来呵护我，教导我，伴我长大成人……
追悼会在次日举行，夜里我们一大家人来到爷爷的棺木旁，由镇上处理丧事的先生举行最后的盖棺仪式。他让我们看爷爷最后一眼，爷爷就那样安静地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小叔将那台手机放进他冰冷的手里，钢笔别进他的上衣口袋，看着棺盖缓缓合上。遵照习俗，人走了，盖上棺材盖才能念人，我们憋住内心巨大的悲伤，静静地，静静地目送他去……
现在，爷爷已经走了八年，我有时会梦见他，梦里的他让我要耻于落后，让我小心赴前，让我铭记祖训，让我不忘初心。他在的时候感觉不到，如今他不在了，我才知道，身体像缺了一个器官，每当夜深人静就隐隐作痛，他提醒我去想，家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及爷爷走了，我明天的路该怎样走，我该如何客观而冷静地向后代诉说爷爷的这一生……
然而爷爷你可知，你说过你会等我，你要亲眼见证我的婚礼，你要和全家人拍一张最后的合影，你都没有做到，但我明白你不会食言，因为在每年的夏季，我抬头望向那满天的星海，最亮的一颗会告诉我……你让我明白，哪怕有一天我们不得不面对那个冰冷的病房，也没什么好怕的，因为我们没有辜负走过的时光，没有浪费最好的年华，那就是值得的。
爷爷，我很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