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一代有过军旅生活的人，性格都很像，内心悲悯良善，通达真诚，倔强清高。我有时候挺怕他们，这种怕是因为敬畏，敬畏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父亲像个父亲，丈夫像个丈夫，儿子像个儿子，男人像个男人，人最光辉的那一面，他们一点儿也没丢。
2018年元旦，姐夫要在彭城办一次画展，手里的画不够，加班加点地赶工，让我把画好的几幅作品提前送到彭城，先摆上。那段时间我的电影搁置，稿费一笔没有，心情沮丧，正好要散散心，就带着姐夫的画坐高铁去了彭城。到达彭城的当晚，下雪了，站在高铁车站的大厅，两只脚像穿着拖鞋踩在冰面上，而马路上车子堵成长龙，不断有人举着伞在车子中间穿行。接我的小哥哥很热情，一边小心驾驶，一边念叨着带我去吃彭城有名的沱汤。吃了沱汤，他又送我到酒店，自己开车回去，让我有事打他电话。当晚我泡了一个澡，第二天姐姐和姐夫就来了。上次来彭城跟姐夫办画展已经是六年前，没承想文化馆布展的老爷子和看门的慈叔竟都还记得我这个后生。大概他们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好一些，和几年前相比竟没有多出一丝苍老，笑意盈盈的，偶尔有人挂错画框，他们会大发雷霆，不过一转身，马上又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模样。
在彭城第四天，家里打来电话，说嫂子四天后分娩，要我们三个一定及时赶回。我这才意识到，自上次回家距今已经一年多了，嫂子和哥哥结婚五年多，要这个孩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的储蓄，如今迎来了我们家的第一个孩子，确实如同母亲所说，应该开心，回来看一看。
嫂子分娩的当天，姐夫在彭城借了一辆朋友的奥迪汽车，载着姐姐和我回老家了。从彭城到鹿邑，一路上景象由陌生慢慢变得熟悉，很多童年的记忆挂在眼帘上，才知道心中的那颗童心仍旧扎着根，一股一股的感动往外冒。到了鹿邑镇的乡医院，来到小时候我出生的那间大产房的走廊，竟然有几分模糊的印象。嫂子在分娩房，护理房里就坐着姐夫一家六口。一年多没见父亲，他苍老了不少，犀利的眼神显得有些疲倦，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神情里透着看到儿女归来的热情，还有盼到孙子辈后人降临的欣喜。我和他在走廊里坐着沉默，他递烟给我抽，我戒烟很久了，不想抽，又劝他前年刚做完手术也别抽了，但我知道他很紧张，恐怕这会儿只有烟才能平复他的心情。我和他本来话就少，遇到这种场合就更少了，心里似乎都关心对方，却不知道如何开口。父亲的急剧变老是从爷爷去世后开始的，尤其是这几年哥哥和嫂子要不了孩子，在经济拮据和家庭矛盾的压力下，他彻底沦为农村生活中难以避开的那个左右为难的角色。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他，事实上，我也是他心病的一部分，我在社会上漂了那么久，仍旧孤身一人，有太多身不由己的事无法自我和解和向别人解释，只能沉默以对。那个上午，我和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耳边医院的吵闹声渐渐消退，我感觉到时光在我们眼前凝固……
到了下午，嫂子终于分娩了。在产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们丁家的后代：小家伙个头不大不小，大眼睛黑漆漆的随嫂子，鼻子小巧随哥哥，见人就咧嘴笑，出生的日子挑的更是冬日里十分难得的艳阳天，一看就是赶上财神送福气的幸运儿。老姑一边逗着孩子，一边激动地将一沓钞票塞在婴儿的被褥里，眼圈有些发红。没过多久，几个邻居和大表姐过来了，见到孩子都是由里往外地开心，那种笑恐怕只有懂的人才知道分量。大表姐听从医生建议给嫂子的两条腿做按摩，母亲去交费和到超市买盐巴。太阳下山时，母亲让父亲先回家，路边槐树上还挂着父亲养鸟的笼子没摘回，顺便再给家里的老太太——我的祖母报个喜。姐姐和姐夫下午看完孩子回了姐夫的家里处理点事。时已近7点，父亲叫上了我，说让我跟他一起回去，我见也帮不了什么忙，闲坐着也没其他事要做，就随他下楼。在医院的院子里，他推来一辆电动车，让我坐在后座，拧开油门就载着我穿过医院大门，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一路朝着村庄的方向开去。
在2018年的时间旅程中，距父亲上次骑车载我已经过了二十年了。那时我还不到十岁，有一日，父亲带着母亲到县里去看望一个亲戚，我在路边跟伙伴玩骑马打仗，姑姑和姑父要去县里办事，就顺道把我带上，让我去县里找爸妈。那日傍晚，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和我，行驶在那条还没修好的城乡公路上，一路往家赶。后来，我坐在自行车前面的大杠上睡着了，只记得父母断断续续的谈话和自行车在不平的马路上磕磕绊绊。那段记忆尤其深刻，我记得落日的余晖，从黄昏到深夜，那时候的父亲四十出头，对人生充满信心。然而一转眼，他已经六十岁了，我坐在电动车的后座上望着他佝偻的脊背和他帽子下露出的花白的头发，心里闷得不得了。电动车行驶在我小时候经常走的那条麦田小路上，路边的白杨树已经砍伐殆尽，两边绿油油的麦苗一望无际，冬风呼呼地刮着，那声音瞬间让我回到从前。小时候觉得这条路好漫长，总是要走很久很久才到家，现在似乎太短了，抬头就能看到一栋栋楼房耸立的新村庄，像是到了别的地方。路上我跟父亲谈起前几个月去世的发小，他很感慨，说三十岁一个坎儿，那孩子马上就要晋升了，却没迈过去，葬礼那天村里的人还都不敢相信……听着父亲说这些，我觉得他受到了刺激，他害怕我有三长两短，所以从医院出来时我说我载他，他不同意不放心，非要载着我。这么多年，我觉得他仍旧把我当成是一个孩子，无论我在外面遇到了什么，心中都理所应当地给自己一个借口，那就是我还没长大。这一借口居然“使用”到了我快三十岁。我知道，他是帮我挡住所有时间洪流的那一堵墙，有一天，他若不在了，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无论飞多高，也是没着没落。
回忆父亲早年的经历，最先冒出来的就是他的那一身军大衣和那顶公安帽。我时常从柜子里翻出来将帽子戴在头上，想象着自己是一名人民警察，在一场大案的凯旋中受到了上级的嘉奖，将一枚勋章扣在我的胸前。那时候，父亲在镇上工作，每天早出晚归，喝得大醉，很多次我见母亲顶着夜色骑着自行车到镇上接他回家，我觉得就是那时候他染上酒瘾的，以至于之后长达几十年他都未曾戒掉。喝醉后的他像是另外一个人，从沉默谨慎到逢人便吹牛，夜里唠叨至凌晨导致母亲得了很严重的失眠症，长达二十年。有一年姐姐还说小时候最大的阴影就是父亲醉酒，他一喝醉就爱训斥人，以前在部队里兵痞那一套就彰显无遗，很多童年的美好想象都被他的训斥给彻底淹没了，以至于到了今天，仍旧怕他酗酒。
我四岁那年，从事了两年多司法工作的父亲主动辞职了，赶上当时开办乡镇企业的热潮，他决定自主创业。那是他年轻时的梦想。当时有爷爷的扶持，加上早些年他在南方和朋友做木材生意积累的一些钱，无论如何，这个关于砂轮磨料的生意一定要做起来。也就是从做企业那一年起，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拮据起来。早些年他在南方干木材生意，逢年过节，他像个暴发户一样满载而归，买很多稀罕的水果和新奇的洋玩意儿。有一次，母亲收拾他的檀木箱子，打开还能闻到里面的果香，母亲就骄傲地想起，父亲曾经把稀罕的黄元帅苹果填满这个箱子，那时候我总是掀开那个箱子挑最大的看起来最甜的苹果吃，那样的记忆甜蜜而短暂。后来父亲还抱回来一台凯歌牌电视机，那时候十里八乡都没有电视机。记得电视剧《霍东阁》大热，晚上我家像是电影院一样坐满了人，掐辫子的，织毛衣的，人人脸上挂着质朴的笑容，在电视剧里的侠骨柔肠中感叹20世纪90年代科技的发达。然而，如今大家都捧着可以代替一切的手机天南海北地聊天，看世间百态，却失去了那时候对生活的无限向往。
开业那段时间，父亲格外风光，有领导过来视察，有记者上门采访，甚至还上了当地的电视台，镜头里作为经理的小叔在开业大会上发表的讲话让他看起来神气十足。开业后不久，工厂投入生产，小叔负责到羊城、禅城进原料，拉回来加工成磨料后再卖给另外的工厂。那些把玻璃碎屑加工成磨料的大机器整日运转着，至今我也不清楚这些产品用在何处，对于如何盈利更是一头雾水。总之，那时候，父亲动员了左邻右舍的劳动力来工厂做工，的确解决了村里很多人的就业问题。那时候我也跟着幻想，将来我会成为电视剧里那种不可一世的富二代，而姐姐也常常在日记里赞扬父亲的志向和作为一个有产业的家庭的子女的自豪。然而，这一局面并未持续多久，工厂的效益在前两年并未出现明显的攀升，甚至可以说产品完全是低于成本在销售。父亲和小叔大概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虽说有表叔以此发家的前例，但到了这个时候，这个行业已经到了衰落期，只是他们并未意识到。工厂经营的第三年亏损十分严重，已经到了无力支撑生产的局面。为了继续经营，他们不得不继续贷款，后来从银行也无法弄到资金，只好从村里的社员和一些有实力的朋友手里倒腾资金，终于凑够了让工厂继续下去的“动力”。然而结果却让人再度失望，新的一批磨料再次搁置在禅城，无法卖出，至此再无资金来让这个工厂继续经营。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的家境受到了冲击，以前那种小康生活没了，隔三岔五地会有人来家里要债，要债的人开始很客气，后来说的话越来越难听。也是在那段时光，我看到父亲从以前的血气方刚变得意志消沉。他经常喝醉，有好几次我见他在村里的大路上跟别人大声理论，眼神愤怒，手舞足蹈，像个病人。每当这时候母亲就拉他回家，然后他就缠着母亲解释，语无伦次，说了很多自以为是的道理，第二天酒醒，他又完全不记得自己讲过什么。母亲常常被他吵得一夜不得安宁，第二天情绪受到影响，就全部转嫁到孩子身上。至今姐姐和我还留下了很大的童年阴影，在生活中常常有一种没来由的谨慎与敏感。
最先反对父亲创业的是祖父，那时候祖父作为当地的基层干部，认为父亲应该老实本分地找一份饿不死的工作去干，创业这件事既有风险又不适合他。以他对父亲的了解，父亲养鸟种花，天生一副少爷的脾性，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中根本过不了第一回合。可父亲的性格偏偏像祖父，越不让干什么偏要干什么，以前让他去当兵，复员后，到了司法所上班，挣的钱连孩子的念书花销都不够，这种所谓的稳定在父亲看来完全就是在耗费他的生命。工厂开办后，父亲跟祖父吵了多少次我不知道，但从母亲那里我知道，祖父是看父亲拉着小叔一起创业才生了恻隐之心，但这也只是母亲的猜测，如果当年有更好的选择，我相信祖父一定不会让父亲去干这个。开工厂让祖父和父亲之间的第一道矛盾之墙彻底建立起来，这之后的十几年，他们父子俩矛盾重重，剑拔弩张。在哥哥结婚那年，两人因先去祭拜祖母家祖坟还是祖父家祖坟发生争执，祖父大概受不了父亲当众跟他大吵，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抗议，七十多岁祖父的这一举动令我十分震惊。那一次，父亲彻底丢了颜面，因为在众人看来，这是对老爷子的不孝。虽然父亲后来道歉，但他心里仍旧不服气，直到祖父去世，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芥蒂还在。祖父生病那段时间，父亲夜以继日地照顾他，直到祖父在他怀里去世，我才知道，父子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父亲的工厂停产后，一直闲置在那里，其间断断续续经营过几次，但都没成功。好几次我去那里玩，看着厂区丛生密布的野草，机器里布满的灰尘和蜘蛛网，我知道它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被淘汰，这个残骸就像一年比一年苍老的父亲一样，将所有的过往历史掩藏在内心，成为一个每当提及就会惆怅的伤疤。父亲不开工厂之后，为了生计，做过不少行业，无一例外都没成功。后来有一天，高中放假回家的哥哥突然提出辍学，说要去学一门手艺，将来赚钱养家，结果被父亲大骂了一顿，甚至还要动手打他。最后父亲被母亲劝走，那时候我确定他是真生气了。自小长大，我被他揍的记忆为零，但那一次我知道，父亲是真的被触及底线了。后来，父亲使出各种办法来劝哥哥再次入学，都无济于事，从那以后，哥哥的读书生涯结束，进入社会，而父亲不再强迫他，只能认命了。那段时间，父亲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有一天，我在姐姐给他买的一个日记本里看到他用铅笔手写的《我的前半生回忆》，是一些自传体的文章，相当于一本回忆录，语言朴实，但每一个字都刺扎到我的心。我不知道他写这个是为什么，据母亲说，那些天父亲整夜整夜失眠，他写这个东西也许有别的含义，但没等到我弄清楚这日记体式的文章背后的含义，这本珍贵的回忆录就被父亲付之一炬了。至今，我都觉得十分可惜，里面记录了父亲那个年代的很多印记，还有他一路成长的感悟。不夸张地说，我也是读了他写的那些，才有了进入作家这个行当的想法。没想到，后来阴错阳差又进入了影视行业，做了编剧。
我们家搬到工厂居住大约是2006年，那时候哥哥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村子里都是拔地而起的二层小洋楼，我们家的老房子夹在中间格外扎眼。生活的重压，再加上工厂附近砖窑厂邀请父亲去做总经理等原因，我们举家搬走，在那个荒凉的地方一住就是四年。也就是在那四年里，父亲的事业再一次辉煌起来。他作为一个当年将砖窑厂从效益平平经营到日进斗金的管理者，真正发挥了他当时在当地号令群雄的才华。就是在那一年，老家20世纪的青砖房被推倒，盖起了二层小洋楼，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被一类大学录取，家里又恢复了消失许久的笑声。盖完洋楼，父亲又花了几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在当地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也就是这辆车教会了姐夫、姐姐、哥哥和我驾驶汽车，可谓是功不可没。前年有一次我路过家里的工厂，在池塘边看到了那辆废弃的面包车，一只轮胎爆掉，车窗没了，四面漏风，它趴在那里，就像是一个动物的残骸。我想起十几年前，有一次我驾驶着它载着全家人回老家，为躲泥泞把不准距离，方向过于偏右，差点蹭到路边的白杨树上，父亲一把将我的方向盘转过来，教我找准中心点，还严厉地训斥了我几句，至今难忘。父亲这一辈子都被母亲数落，年轻时同龄人开拖拉机骑摩托车，他只能骑着一辆自行车，这辆面包车给了他神气的机会，他驾驶着汽车小心翼翼地穿过公路，穿过村落，找回了当年的尊严。
砖窑厂做了四年，国家又下了政策，不知道是因为环保治理还是这样传统的生产被时代淘汰，总之，一纸文书将全国大大小小的砖窑厂全部关停。这样的命令对于当时销售红火近乎暴利的砖窑市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很多砖窑厂老板不得不关闭砖窑，有的老板为了保住这棵摇钱树，跑了些门路，得到的答复听着很容易，即砖窑厂可以继续做，不过要改变生产方式，生产空心砖。说得相当简单，可内行人明白，这完全是两门技术，光买新型的机器和掌握新的技术就是一项不菲的投入。于是那一年，几乎所有我知道的砖窑厂都被关闭，父亲经营的砖窑厂也不例外。他再次失业，赋闲在家，又隔三岔五地喝起了酒。
全家搬回了老家的新房子里，无所事事的父亲开始关心起家事来，比如哥哥的婚事，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还有我将来的职业，等等。母亲几乎大半辈子都在埋怨父亲，唯独那几年她常在我们面前夸父亲，原因很简单，在砖窑厂倒闭不久，母亲生病住院，父亲成了全天陪护的小保姆，喂饭、洗衣服、讲故事、按摩，等等。一身少爷习气的他，到了母亲这里，成了周到体贴的暖男，真是让人吃惊。每次一讲到那段时光，母亲都会露出神气状，觉得前面几十年没白累，最起码看到了父亲掏心窝子对自己的好，值了。其实从小到大，我很少见到他们争吵，多数情况下父亲是让着母亲的，而且作为女婿，在外婆得病期间，父亲完全像亲生儿子一样殷勤照顾，这些都是母亲引以为豪的过去。偶尔讲起父亲的不好，母亲说有次她与父亲吵架，父亲踹了她一脚，虽然事后诚恳地道歉，但是那唯一的一脚也成了她这一辈子心中的芥蒂。还有一次两人吵得很凶，矛盾几乎是解不开的那种，深更半夜的，母亲跑出工厂，纵身跳进了河中要自杀，当时醉酒的父亲也是铁石心肠，浑然不理，多亏附近的一个叔叔将母亲从水中救出，这才化解了危机。每次讲到这件事，父亲就会被全家批判，而他自己也对此深表歉意，因为在他心中，母亲的地位俨然大过一切，如果没了她，父亲无疑就像失去了双手一样，啥都不会干。孩子是生活这道菜的作料，老伴是食材，没作料的食材能吃，没食材只有作料可是一口也无法下咽的。而对于几乎没有感受过一天父爱的母亲来说，这么多年，父亲的形象，除了丈夫，更像一个遮风挡雨的家长。
后来，父亲在家闲不住，念叨着要出去工作，在姐姐面前叫嚷着说要跟着村里的某叔伯出外务工，姐姐一听火气就蹿上来了，认为他完全是胡闹，他这样在家里一辈子没抡过锅铲没提过笤帚的人，让他去看别人脸色干活儿肯定是自讨苦吃。但看他在家里的状态很差，总是醉酒惹事，气得母亲好几次要与他划清界限。没办法，姐姐只好把他叫到沽口，托朋友的关系找了一个建筑工程的活儿，他要做的就是在村里拉起一支有手艺的队伍，自己投点钱跑跑门路，然后在工程中拿劳务费。父亲一听就很乐意，用了不到一周就将这支施工队拉起来了，然后带着他们赶赴工程现场，开始了他心中东山再起的大事业。但这次的活计并不像他在老家经营砖窑厂那样左右逢源，遇到的问题都是他没经历过的，总之工程干了不到两个多月就无法继续了，具体原因我没追问过，用姐姐的话说，父亲过于相信人，又不懂那些老板的心机，他在农村的那一套本领拿到这个城市完全用不上。父亲不服输，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往后会有转机，但姐姐意识到了这所谓的工程猫腻太多，果断给他画上了句号。为此，父女俩还大吵了一架。父亲骂姐姐不通情达理，简直像当年的他一样武断、脾气暴。姐姐确实是暴脾气，两个人大吵了几次，父亲一气之下，将手里的钱给工人发了工资，连给姐姐说一声都没有就直接去车站买了回老家的车票。在长途客运站他喝了酒，还跟一个陌生人发生了冲突，据说还动了手，吃没吃亏不知道，总之等姐姐姐夫赶到，他搭乘的大巴车已经开出了沽口。姐姐含着眼泪一个接一个地给他打电话，他不接，气得姐姐跟母亲抱怨说，这样的父亲全天下就他这么一个了！
父亲后来就一直赋闲在家，操办完哥哥的婚礼后，他整日养鸟种花，与街坊邻居聊聊家常，偶尔帮助当时接替祖父当基层书记的小叔处理一点村内外的事务。他以前服兵役获过荣誉，向政府申报给发了一点补贴金，又加上姐姐的资助，在家前院的空地上盖了一间便利超市，这间超市供应了日常的开支，断了他嚷着出门讨生活的念头。大前年，村里有人办喜事，他被邀请去张罗操办（母亲念叨他多次，说他快成了这类事的专业操办员），从凌晨一直忙到清早，喝了一肚子凉风，回来就感冒了，喉咙哑了，还不停地咳嗽，开始没当回事，渐渐说不了话，嗓子哑得可怕。他当时认为就是扁桃体发炎，一年总犯几次。但母亲心细，发现情况不对，扁桃体发炎严重到话都说不了，这还了得？就要拉着他去县城检查。他还特不乐意，若不是开不了口影响了打麻将，他大概是不会去的。然而检查结果不得了，喉咙部位似乎长了一个小东西，但是，县城医院拍的X光片模糊不清无法确诊。父亲嚷着说没事，回家养养就好了，母亲还是不放心，就打电话给姐姐，姐姐听了直接让他到沽口治疗，说这绝对不可能是嗓子发炎。于是在极度不乐意的情况下，父亲和母亲一起去了沽口，到了254医院重新拍了X光片。结果十分清晰，父亲的喉咙上长了一个小结节，这一下让他心里有了畏惧，这东西太可怕了，以前邻居家的一个太奶奶喉咙上就长了个这东西，后来病故。但姐姐还是劝他别太担心，现在医学比以前发达，再说会找最好的医生做手术。提到做手术，父亲脸色都变了，在那个下午，往常滔滔不绝的他一言不发，看来面对疾病，人都一样，都会本能地惧怕。
父亲做手术住院的那几天，我从燕京赶过来陪护，说是陪护，其实基本上是母亲一人日夜守着，我说轮换着来，母亲不肯，这样的事换谁来她基本都不放心，一定要自己守着。在父亲生病那段时间，姐姐和我都受到了巨大的刺激，我们不能在他面前展露情绪，只能在背地里互相安慰对方。好几次姐夫跟我说，姐姐一个人在夜里大哭，整夜地失眠，她害怕父亲有三长两短。作为长女，她的那颗心恐怕只有姐夫一个人懂。这么多年她操心家里，做了很多牺牲，都是为了父母健健康康，阖家欢乐，如今这样突然的打击让她吃不消。从父亲住院到出院，她一直假装坚强地面对一切。也许是因医生妙手回春，也许是因父亲坚强与乐观，总之他渡过了难关，术后恢复得不错，又变成了那个嗓音洪亮、身强力壮的倔老头。姐姐这才松了一口气，往体重秤上一站，整整瘦了十斤。
再后来父亲就一直在家，他戒了烟酒，过上了退休养老的生活。虽然刚过六旬，但那次生病让他苍老不少，举手投足间像极了那种随处可见的农村老头儿。又加上哥哥和嫂子要孩子屡次失败，经济上和家庭关系方面，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必须小心处理，脾气也收敛了很多，做事比以前更加顾全大局。直到2018年，哥哥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他苦闷的脸上才展露一些灿烂，作为老人，他看到了第三代，这是那个年龄段的人最大的幸福。然后一直到了2019年，小叔因为一些其他原因辞掉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父亲才有了继续工作的念头。这个基层干部管理十几个村庄，当年祖父从二十几岁一直做到七十多岁，可以说死在岗位上，这是我们老丁家的光荣与骄傲，到了他们这一代如果丢了，用父亲的话说，不甘心，也觉得对不起泉下有知的祖父。可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年过六旬，虽然群众基础、名声和威望都有，但这份工作并非那么容易。可他想姑且一试，姐姐对此十分支持。姐夫托朋友打听了一下条件，父亲提交了申请书，然后就在家里等消息。不知道是以前的领导念叨祖父当年的成绩，还是父亲的人缘在十里八村赢得了党员们的认可，总之，等到上面宣布任命父亲作为绝对人选时，他不敢相信，只是低调地配合党员选举开会发言等。直到有一天，姐姐跟他网络聊天，上来喊了一句丁书记，他乐得合不拢嘴，这才知道，其实他很在乎这个位置，或者说这个位置对于丁家来说意义重大。姐姐劝他，身体不好，当了官也不能没日没夜地饮酒抽烟，他一个劲儿地点头，像刚进入社会满腔热血的进步小青年，但他扭头就忘了。有一次，他喝醉酒被姐姐知道，姐姐马上打电话过去责备他，吓得他立即指令母亲打配合说他已经睡着了。从那一次起，父亲常常早出晚归，有一次，母亲给姐姐姐夫念叨说这个老头子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工作，冷不丁突然不在家，她有些不适应，总觉得少了点儿啥，姐姐听了笑得前仰后合……
国庆节前夕，有一天夜里，我在海河边散步，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在写一篇丁书记的文章，写得心里堵得不行，很多小时候的回忆都往外冒，想起小时候他教我立志，想起他喝醉酒一身军人的习气。这些年跟他的话越来越少，在一起时也不过相互客套，我觉得别扭，一般起身就走，都希望彼此好但似乎又无法让对方理解，挺累的。在祖父去世那个月，有一天，他打电话问我，祖父留下的以前的照片找不到了，急迫的语气让我忽然发觉他老了。这些年，我发现自己年龄越大越像他，乐观的外表下内心沮丧，但我更清楚的是，我一年比一年更懂他，渐渐地推倒了当初对他很多武断的认识。他是我头顶的那片天，又是我脚踏实地的地，有一天他不在了，我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想想我们最终都会和这个世界告别，一想到此，很多快乐就苍白了。我发现，眼下又到国庆了，想起二十年前的国庆，翻翻少时的东西，很多梦就从眼前的墙上走下来，很清晰又很模糊。一代人培育一代人，未来可期待可向往！这好像是人活着最美好的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