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那辆二手的捷达里盯着空荡荡的工厂已经三个钟头了，除了满地的蒿子，东厂和西厂连个耗子毛儿都没有。也对，厂子都放假了，没人再用大白馒头喂那几只秃毛的野猫了，可就没有耗子了嘛！
我不关心耗子，可是我现在活得和母耗子一样，挖门盗洞地找钱。今天必须要到这笔钱，哪怕是……
我摸了摸车座底下那把磨掉漆的铁扳子，告诉自己忘记自己是娘们儿，毕竟咱待的叫三八班组，咱也当过三八标兵。老厂长说过，咱厂的女人都是钢花儿，真儿真儿能顶半边天。
我挺了挺胸脯子，其实，还是挺有料的，这让我找回点女工的自信。可是我看到锈迹斑斑、没有挂冰溜子（冻成的冰锥形状）的冷凝器，听着广播里应景的歌儿，就现出原形，瘪犊子了。
女人不好当，女工不好当，破产待业的女工更不好当，真的好难受！
我尽量收敛着自己娘们儿的情绪，调了台。广播里的主持人啰里啰唆地吹嘘着维京战吼。妈的，靠吼声就能成事，还长手干啥？
我猛抽了几口夹在指间的老红梅，火红的烟屁股差点烧了手。我急忙甩甩手，习惯地盯着那排半新不旧的厂房，心里默念着“一跨，二跨……”
不知道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还是闹心，都查三遍了，一遍比一遍蒙，还有一只闲出屁的小蛛蛛捣乱，弄的我脑瓜印子疼。
我撇了一眼手机，往常这个时间，应该出钢了，如果有大型浇灌的活儿，地坑是最热闹的地方。木型的老杨总是忘记穿隔离服，必须罚他，让他总是吹自己遍地丈母娘。
现在老杨最惨，爱跳舞的媳妇在劳动公园天天和志同道合的爷们儿追求艺术，他都快让笑掉大牙了，只能去外地打工。
听说他去了重庆，那是个好地方，最适合老杨，他干了几十年的木型（铸造生产中用来造型和制芯用的模型），一千六百多度的钢水都不怕，怕他娘的四十度？
我想着想着就笑了，嘴角斜了过去，真像躺在床上等待手术的父亲老吴头儿，现在老吴头儿终于蔫巴了。
可是我笑着笑着，嘴就像变压器的电闸，又闭上了。老吴头儿有二十年下岗阵痛到自我解脱的经验，还没传授我，不能说走就走。
我的手忧伤地停在半空，疏离的光刚好穿过熏黄的指缝照在厂房的那道小门上。
我忽然记起来了，那里是五跨，有台特别抗造的立车（车床的一种），那家伙可有年头了，我爷爷修过，老吴头儿修过，我也修过。谁让我们老吴家是三代的工人之家呢？
工人？！
都说工人离不开工厂，厂子都这样了，工人还能算个人吗？我过的还有人样儿吗？孩子还没怀上，丧良心的老爷们儿就有新欢了，我问老吴头儿咋办？老吴头儿和那个负心的老爷们儿喝了一天一夜，回头就告诉我好聚好散。
离就离，这年头儿离了谁，都能活！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稀罕！换本儿那天，老爷们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哥们儿，再见！
我纠正了一下：姐们儿，再见！
老吴头儿说应该庆祝一下，我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掉，老吴头儿却哭得厉害，他一遍遍地重复：那个混小子配不上我闺女！
我还安慰他说，咱是正式国企职工，找个黄花小伙儿都没问题。
这话就说得打脸了，黄花小伙儿还没找到，厂子就破产清算了，我倒是成了没人要的黄花儿菜（形容衰老、枯萎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