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死的人没那么可怕，舌头也没什么长，电视里都是骗人的。”大姑娘熟练地吐着烟圈儿，“你说，我睡的有多死？我妈上吊了，我竟然不知道！她都没给我叫救护车的权利啊，直接打了144。好歹我们母女一场，眼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她为啥上吊？难日子都过来了。那些年，大冬天吃冻冰碴子的咸香菜就大馒头都想活下去，现在想吃啥吃啥，为啥死呢？”
“没留遗书吗？”我也犯了嘴欠的毛病。
“遗书上啥也没写，就让我好好在厂子上班抄煤气表，别当什么主播，追明星梦了，我没明星命！别找老男人，要找个正经人嫁了。
还磨叽地写了一大堆废话，三句话不离后悔，抱歉，对不起，什么黄泉路，等人。我就不明白了，都能道歉，还为啥要离开我？她的心真狠啊！”大姑娘撇了撇嘴角。
那道弧线让我想到了老吴头儿的命，破产的厂子，我以后的饭碗，还有消失的林有才。
我不禁心生感慨：“人都化成灰了，亏不亏心的能咋地。”
“对，都装小盒子里了！我妈都安排好自己的后事了，让我高高兴兴地活着。”
大姑娘满足地裹最后一口，将烟头飞了出去，逼迫自己笑起来，有点神经质，“她指定要来铁西的这家火葬场，还要在那里存放十年的骨灰。行，母女一场，我都满足她！”
“这就对了！”车子在缓慢行驶，我的情绪受到了极大的波动，更产生了好奇，她妈为啥要上吊？老吴头儿都卧床三年了，还在坚强地求活呢。
一把年纪，有啥看不开呢？这都啥年代了！
大姑娘盯着车窗外卖地瓜的车，眯着眼睛，禁起小鼻子：“我妈做甜食最好吃了，尤其是拔丝地瓜，每条丝都能拔出一米多长。”
“真好！”这是林有才平时最常说的口头禅，我听久了，耳熏目染地学会了。
“嗯，真好！”大姑娘漫不经心地重复，似乎也学会了。
车内陷入暂时的安静，我开着车穿过二环，拐到十马路，前面是大名鼎鼎的工人村。
城市升级改造N次，工人村拆迁大变样，唯一保留下来的就是那些三层小红楼。据说是按照前苏联老大哥的图纸盖的，现在看上去，绝对是联排小洋楼，年代感和烟火气扑面而来，还能看到这座城市工业的底色。
顺着这些小洋楼一路向北，过三个路口就是劳动公园，那里是劳动者的乐园，每个劳动者都能讲出一段悲欢离合的励志故事。
那她？我小心翼翼地瞄了一下，大姑娘刚好也在瞄我。
“大姐，你是附近的工人吧？”
“你咋知道？”
“我是煤气站的。”
“你真不像！”我瞄了她一眼。
“我上班比煤气站的大黄猫还懒呢，天天盼着厂子黄。”
“你可真行！”我自嘲地笑了，内心依旧坚守着这座工业城市的固执。
“我还真羡慕你！”大姑娘眼睛布灵布灵（一闪一闪）的，她递过来刚才我找的那十块钱，“大姐，你体格壮实。我雇你，给我壮个胆！”
“壮胆？我可不会干仗！”我实话实说。
“不干仗，是——”大姑娘犹豫了一下，眉心挤出两条纹，“要账！”
要账？我一下子想到了林有才，可能也算要帐吧。我还没要过帐，就当实习演练了，说实话，我还真张不开嘴要账。
“行！”我点了点头。
“就在前面！”大姑娘坚定地看向那片闪耀在余晖里的人间乐园！
这地方可不好停车，我转了好大一圈才在一家小旅馆的门口找到位置。停好了车，我站在大姑娘的身后，当起了十块钱的保镖。
自从老吴头儿退出二斤半暴走队，我已经好久没来劳动公园了。这真是苍天绕过谁？当年那些能喝二斤半白酒的老爷子们做梦也没想到，二十年后，会以一瘸一拐的方式相见，又以二斤半这个自嘲的称呼集结。
我四处啥摸（到处看），一个熟面孔都没有，估计二斤半暴走队解散了。
“跳舞的在哪呢？”大姑娘自言自语。
不能白拿人家钱，我指着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的老头老太太絮叨。这边是体操队，擅长单双杠、劈叉、吊脖子，年龄都是七十往上；
那边是撩闲队，有好几个相亲角，据说死老头的，喜欢涂胭抹粉的老太太最受欢迎，都是六十以上；
那边是文青队，多少会点乐器，唱歌不算，唱戏算，年龄偏小，以中老年为主。
“那唱歌的呢？”大姑娘不解。
“那属于卡拉OK队，啥都会唱，尤其情侣对唱！”我指向单杠的东南侧，“剩下的都比较分散，以爱国队最多，最关心的就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
“不对啊，跳舞队呢？”
“那得分啥舞。”
“当然是老年交谊舞，就是搂着跳的那种。”大姑娘眼神一亮，“在那边……”
找跳舞的？要账？我迟疑地跟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