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北伐利后，明军由攻转守，北元那边，兵力有限，主军的王保保难以对明朝发动全面攻击，只是在长城沿线发动一些小规模的骚扰。由此，北面基本无事。相继平福建、两广、巴蜀后，除了云南，南方悉平。南北大体安稳了，朱元璋遂将重心转向了内部，开始了全面治理新兴的明朝，后世称为“洪武之治”。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而已。唯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损国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政之也，尔等当深戒之。”
外地州县官进京面圣，京官被外派任职，朱元璋都会说这一番话。
乱世之后，要休养生息，顾及民生。朱元璋的休养生息，主要是四个支点，其一是轻徭薄赋，元朝暴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朱元璋一概取消，并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大型的租税蠲免。其二是鼓励垦荒，朝廷给无田土的农民土地，还供给耕牛、农具和种子，并免税三年，这让贫苦农民有了盼头，积极性极高，明初短短数年里就耕地大增，成绩斐然。其三就是兴修水利，元朝就是政事败坏，水利多烂，等脱脱和贾鲁要大力治河时，已经晚了。明初在广西、四川、陕西、浙江等各省兴修水利，水兴则农兴，农兴则民安国强。
还有个支点就是打击贪腐，除贪官，减民负，保障民生。
朱元璋出身贫苦，最后起兵造反成功当了皇帝，深知民间疾苦，他自己就有彻骨之痛，元末贪官污吏横行，鱼肉百姓，逼得百姓纷纷起来造反，元朝因此失国，元制松懈，朱元璋的年号是洪武，以表明了心意，他要刚猛治国，这第一把锋利的剑，就斩向了贪腐官吏。
从洪武五年起，朱元璋便发动起了反贪战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了他统治的结束。
朱元璋规定，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
历代都有反贪，这千百年里，已形成了成套化的办法，吏部、刑部、都察院都有对官员进行调查或弹劾的权力，官员之间亦可以互相检举，朱元璋还创造了一个办法，百姓可以自己将贪官扭送到朝廷，沿途不允许任何人阻拦。
百姓抓官送上朝廷，这已经开历史先河了，朱元璋觉得还不够，官员狡猾，难以对付，当用利器，由此，检校锐士们被投到了反贪战场上。
赵贵方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起初很是兴奋，他们想起了在七扇门时参与营造贪腐案，揪出了一个个借工程营造大发其财的蠹虫，那是在七扇门里办的最有意义的差事。
一道道指令从宫中飘出，到了赵贵方等人手里，上面有贪官目标，检校锐士分为一个个小组，前往目的地，对该官员进行全方位的监视和调查，得到有用情报后，马上回报给检校总坛，总坛再交给对应的太监，太监进宫，交给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各部官员召来，要他们对这些贪官按律惩处判罚。
未久，该官员的人头被挂在衙门外，人皮被做成鼓，放在衙门门口。
朱元璋的反贪腐手段极其残忍，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无一不是酷刑，甚至还会波及家人，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诛灭三族。
剥皮揎草是朱元璋在对待官员贪腐的问题上常常法外用刑，具体办法是，将贪官的人皮活生生剥下，再将剥下的人皮制成鼓或者填入稻草制成人皮稻草人立于衙门门口或者当地土地庙的门口，用以警告继任官员，切勿贪赃枉法。
很快，赵贵方等人那股兴奋劲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罪孽感。
在朱元璋眼中，所谓的贪腐标准太低了，有的官员仅仅是收了一套衣服，就要被剁指。有的官员为人办事，收了极少的钱，外加书本和文房四宝，就被刖足。有的官员并没贪腐，可说了些皇帝不爱听的话，被上报，自然也是重刑，戴上大枷，说起来不是死刑，其实就是，戴上几天后，人的脖子受不了，或是窒息而死，或是脖子断了。
和以前监视朝中要员朝外将领一样，参与反贪战役后，赵贵方等人要将目标“贪官”的一言一行，见了谁，做了什么事，全部无所隐瞒的上报，十有八九，这些官员都会被重处，有的成了残废，有的脑袋没了，最惨的就是凌迟和剥皮揎草，都是活活痛死的，而这些人，就是赵贵方等检校小组送到朱元璋手里的，不少检校都有助纣为虐之感，当然这只能自己感觉，绝对不能表露出来，更不能说，否则，下一个被剥皮揎草的就是他。
从洪武五年起的三年中，检校常进行的对文武大臣的内监，大为减少，人力都集中在了反贪上，检校们不敢丝毫懈怠，将所谓的贪官们的情报，一份份的送到朱元璋手里，然后朱元璋手起刀落。
这里的很多贪官都并非真的贪官，而是被罗织罪名冤枉的，一些检校为了邀功，他们认为，皇帝的目标人物肯定在圣心之中，就是已经是贪官了，检校无非是负责搜集材料，递刀子罢了，有的官员本是清廉的，或者也就是拿了人家一点点好处，比如吃顿饭，农民送点菜，这些检校就无中生有，夸大其词，硬要将这个官员变成贪官，以迎合皇帝。
对于这种罗织罪名的现象，身为统领的赵贵方竟无可奈何，因检校有规定，总坛只有收纳汇总各组上报的情报，不能打开看阅，要马上送到宫里去，还有就是各组之间互不相干，上级也不能干预，赵贵方这个所谓的统领，其实不过是摆设罢了，所有检校锐士其实只听命于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朱元璋。
赵贵方节制不了下边的检校锐士不说，他总觉得有不少检校锐士暗中在监视自己，他认为自己紧张过度，产生了错觉，一次，他和蟋蟀、罗恒在一起聊天，说到这点，两人都是浑身一震，脸色瞬间惨白，什么话都不用问了，蟋蟀和罗恒也有这种感觉，若是几个人同时都有这种相同的感觉，那就不是错觉，而是真的。
罗织罪名这个成语来自于历史最著名的酷吏，武周时期的来俊臣，毒蛇猛兽见到他，都要躲一边，来俊臣专门写了本《罗织经》，讲述如何罗织罪名、陷害杀人的书。同是著名酷吏的周兴临死之际，看过此书，自叹弗如，竟甘愿受死；宰相狄仁杰，还有着神探的名号，阅罢此书，冷汗直冒，却不敢喊冤；女皇武则天面对此书，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
武则天为了批量化的干掉反对他的李唐皇室和旧臣，便启用了来俊臣等一大批酷吏，充当疯狗，在朝野撕咬。那一时间，官员们看到的天都是黑的，心都是死的，每次上朝前都要和亲人诀别，因为极有可能去了就回不来。
数百年后的朱元璋莫非也学了武则天的一招？朱元璋曾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朱元璋将检校比作了恶犬，与武则天启用疯狗般的酷吏对付群臣，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武则天重用酷吏的时期，在朝廷当官是很危险的，在洪武一朝也是。朱元璋每天上朝，如果把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这一天杀的人就少一些；如果把玉带低低地按在肚皮下面，这一天准得大杀一批，官员就吓得面如土色，生怕轮到自己倒霉。
由此出现了和武周时期几乎相同的情景，反贪搞得越是风风火火，不论大官小官，越是胆战心惊，就怕大祸轮到自己头上。很多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有的地方杀官和罢黜太多，衙门空空，没有人办公，朱元璋采用了变通的办法，如“戴死罪、徒流办事”，“戴斩、绞、徒、流刑在职”，犯官戴罪上岗，带着镣铐回到公堂办公，由此出现了极为滑稽的一幕，官员在堂上审案，下边跪着百姓，可官员手脚都有镣铐，反倒似是百姓给官员判了刑一般。
自古人们挤破头要去当官，但形势大变，很多士子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不愿踏入仕途，说不定前脚踏进官府，后脚就踏进了监牢，甚至是阎王殿。地方缺少办事的官吏，派衙役到士子家里，强征出仕，士子们哭求饶命，有的干脆装病，更有甚者，当着公差的面拉屎拉尿，还自己抓起来吃了，以示自己是疯子，不能当官理事。
朱元璋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这第一波反贪风暴，就暂停了，只是暂停，在洪武中后期，还有更大的一波，不止全国各地的地方官，连王公大臣、开国元勋也会被席卷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