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城已渺刺桐花，空有佳名异代夸。
所以，在福州城的柔远驿中，我知道，那张道光年间与琉球间通商物品的清单，已是辉煌落日中最后的一道余晖了。那时，中国的船队不再远航，那些不断前来朝贡的藩属之国，也行迹日疏，如陨星般——消失了。1871年，琉球国被日本吞并，1875年，日本政府命令断绝琉球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今天，再看到琉球的消息，其
名字已是非常日本化的名字叫作冲绳。连从福州去往琉球海路上的中国的钓鱼岛也被声称为“日本的领土”了。
也是在道光年间，继荷兰人、葡萄牙人以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又相继出现在中国的海岸。传统的丝绸、瓷器之外，中国的茶叶，特别是产自福建的红茶，使得这些殖民者对于闭锁海港的中国欲罢不能。这时来到中国人面前的欧洲人，不但一如既往地具有殖民者的野心，更重要的新兴的英法等国经过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革命的技术与制度革新的双重锻造，比那些老牌的殖民国家更加强大。“因为中国不愿意按照欧洲的模式组织贸易，而英国有力量迫使它接受自己的条款。”这一结果，当然是鸦片战争。西方历史学家说，这场发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战争，“为后来的战争定下了调子，而且逐渐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象征意义”。那位叫伊佩霞的美国历史学家说，这样的战争成为“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国际上的以强凌弱和把不同的道德取向强加给那些试图做正义事业的人。这种道德尺度反过来使中国人很难看清自己应从西方文明中吸取什么”。
对照当时中国泛道德化的知识界主流的声音，对照当时朝廷中枢的种种反应——无论是出于国族自尊而义愤高蹈的主战派，还是因不知世界格局剧变而震愕，而懦弱，不得不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的投降派，西方历史学家的这种论断确乎道出了某种历史的真实。
中国文化中向来具有多元的基因，只是一直占据上风的大一统思想对于边缘的声音总是忽略的。中国地域辽阔，地理与官僚机构的设置总是使陆疆与海疆的声音显得微弱而遥远。在世界剧烈变化的时代，首当其冲的海疆总是更加敏感，而中枢的反应却疲惫而迟缓。
海上台风迫近，当然是身在海边的人首先感受气压的变化，首先看见天边的乌云翻滚。那时候，宋元时代曾航行天下的福船已然折戟沉沙，直面海疆危局的人，从帝国梦中惊醒，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师夷之长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制造坚船利炮。
于是，左宗棠、沈葆桢这些直接面对海疆深重危局的地方大员，才要首倡设立船政局，引入西方的新技术来武装自己，力挽颓势。
我们去到马尾，当年船政局首开西法造船的地方。在博物馆中，看到左宗棠上奏朝廷，请求自欧洲“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设局试造轮船”的奏文：“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其中的见识，并不是一般的应急反应，而是在“防”之外，还看到更深远的“利”。所以，制造新式战船，武装水师，不是单一的防守，而是“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而要达此目的，“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制监造轮船不可”。而要施行这些措施，非得改变一些陈旧的意识，“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于无也”。
回顾唐、宋、元时代，中国尤其福建一带海上贸易的繁盛，一来自是开放的襟怀，背后更有当时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和发达的农业与手工业作为的可靠支撑。
古老的罗星塔，曾是当年频繁的航海活动的见证，当福船的风帆落尽，塔下的江湾中，又一轮试图振兴的努力开始了。虽然左宗棠创立船政局不数月，就被调往伊犁捍卫西部陆疆，但他的继任者们确实做出了不小的实绩。1866年，船厂开建。1869年，中国第一艘千吨级机器轮船万年清号在马尾下水。1872年，当时远东地区自制的最大兵舰扬武号首航。
船政局还充分意识到“船政根本在于学”，设立船厂外，还设立船政学堂，学制五年，用法国人和法文教材训练制造人才，用英国教师和英文教材培养驾驶人才。
1866年，船政学堂初开，一个出身于当地中医世家的年轻人考入学堂，学习海船驾驶。这个人就是在中国近代促使中国人思想开放方面有大功德的严复。在马尾船政学堂学习五年期满，严复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在军舰上开始其海上生涯。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朴次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和亚当•斯密《原富》等思想性著作。相对作为洋务派的左宗棠们，严复辈对中国的自强之道有更深的认知：“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有西方历史学家说：“严复一度认为，中国的困境只有百分之三十是由洋人引起的，大部分都是由自己的毛病造成的，故而可以通过中国自己的努力得到补救。”正因为有些识见，严复归国后即在天津创办以英国《泰晤士报》为范本的《国闻报》，传播新知，呼吁改革。
在那个危机重重的时代，中央王朝以及内陆的官员与学人们大多仍囿于陈规旧识，但在那些面向海洋的地方，“一个更加积极的地方精英阶层正在形成，他们渴望参与政治秩序的重建”。日本历史学家菊池秀明在《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指出：“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福州城中现有严复故居一处，那也是他大半生漂泊在外的落叶归根之处。他1920年回到福建，便在此宅中居住，次年，便与世长辞。那时，大清朝败亡，中华民国初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中国思想史开启了陈独秀、胡适之、鲁迅们的新时代。在严复度过生命中最后两年的福州郎官巷西段北侧20号院中，我看到一副严复手书的对联：“团扇初开长眉始画，落花入领微风动裾。”优雅，闲适，甚至情色。不知这副对联写于他生命中的哪一时期，其中透露的中国古典文人气息，倒与严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的形象有些矛盾，但这也正是人的复杂与丰富的一个例证吧。无论如何，在他的暮年，无论航程多么曲折诡异，中国这艘航船已经迎着来自海上的时代风潮，重新起航了。
这些日子，在福建的沿海游走，一直听当地朋友说两个字，也许是因为是那个简化的词组对我而言还过于陌生，也许是因为当地朋友的普通话总有些闽人特别的口音，直到行程即将结束，我才恍然大悟，他们不断重复的那两个音节是“海丝”，即海上丝绸之路的缩略的表达。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简洁缩略的表达方式的出现，意味着这种表达所指称的事物被普遍认知，或者这种表达所指称的观念已成这个语言群落的共识。
当年，面对老大帝国的重重危机，中央与地方，官员与学者，曾有“海防”与“塞防”之争。其实，国家安全首先就是领土与领海的完整，所以，当年左宗棠得离开刚刚创办的马尾船政局，从东到西，横穿了整个中国，率军收复伊犁，巩固陆上边疆。而今天的中国，开放自沿海口岸始，三十年后，已经是海陆边疆的全面开放。
所以，“海丝”之外，“一带一路”，这个缩略语的流行，也显示了开放观念在今天已是如何深入人心。
突然想起，去年，我曾有海上岛国斯里兰卡之行。所带的枕边书，是法显的《佛国记》。法显是东晋时代的僧人，公元399年，以六十多岁高龄从长安出发，经陆上丝绸之路去往印度取经学佛。后来，他由印度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居留两年，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再换船北航回到中国，成为有史可考的中国同时游历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人。在斯里兰卡期间，我常去海边徘徊，寻找当年法显东归的登船处。当然，确切的地点自然已无迹可寻了。但是，在科伦坡，面海的长堤尽头，一个崭新的港口正在兴建。港口的兴建者，是一家中国公司。港口建成后，持有该港口相当股份的中国公司还将参与海港的管理与运营。
是的，今天距福州城中柔远驿的关闭已将近一百五十年，距离严复先生在福州辞世也近一百年。面临大海的中国，在开放与禁锢中又犹疑过、摇摆过，但终于还是向着世界敞开了所有口岸，所有向着海洋的三角洲都成为新的出发地，成为新的文化与经济思想的发生地。
当然还有那一条条江河的三角洲，敞开的河口向海洋交出了陆地，敞开的河口以宽广接纳应时而至的潮汐，纵切过排排横波的是船。诗歌的记忆里的帆船，不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那一种，不是“孤舟蓑笠翁”那一种，不是那种停在农耕的村庄边的船，不是从这一村到那一村的船，是不够静谧的诗，是动荡鼓涌的诗丨是海船，是去往空阔无际的大洋上的船，惠特曼写过那种船：
看哪，这无边的大海，
有一只船起航了，
张着所有的帆，
甚至挂上了它的月帆，
当它疾驰时，
航旗在高空飘扬，
它是那么庄严地向前行进，
——下面波涛竞涌，恐后争先，
它们以闪闪发光的弧形运动和浪花围烧着船。
只是现在，那些船都去掉了帆，而采用了更可靠稳定的机械动力。机器的心脏，每一次转动，都输出强劲的脉动，驱迫着沉重的钢铁躯壳钢铁骨骼的船舶，去往远方。重新航向世界的中国船来到了海洋之上，带着历史晦暗或光辉的记忆，来在了海上的中国船已经曰益稔熟于洋流与信风，前方徐徐展开的前景，扑面而来的海与风，正是中华复兴理想最舒展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