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是苗再成说的理由说的如何切中当下时局的实情，罗承鹰有了上次的教训，心里的真实想法，还是不敢暴露。
还有就是，复兴汉家天下，也不仅仅是军事斗争一条途径。以他对历史浅显的了解，国家政治如果不在此次危机当中做出全面转变，很可能后面还会出现个像朱明王朝那样更不堪的倒退。全国又会在文人士大夫的党争当中，在君臣宫斗当中耗干国力和民众凝聚力，最后还是会被某个强蛮一时的异族武装给颠覆了。
还有就是刘沐过来说的文天祥的“军事割据”设想，也不是他认可的最终解决办法。是的，各种抗元根据地的发展，需要集中当地的各种资源人口，独立的发展，不要太过依赖中枢。但这也不是五代藩镇军阀重现的理由，更不是武将和军功集团把持地方，独自尊大的依据。
文武两个职业阶层，不管是哪家独大，压制对方，都会造成国家政治能力的虚耗和分散，都不是成熟的国家政治的表现。必要的文武制衡才是正确的国家政治的安排，其中，尤其要防范武将拥兵自重和把持地方，重现军阀割据和内战。
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实际上大半都是各支反元武装内部混战的历史，实质上，倒让早已腐朽不堪的元朝续命了不短的时间。蒙元占据中国以后，拒绝汉化的蒙元，在政治、军事各方面都是以极快的速度腐化下来的，朱元璋是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才消灭了身后的义军武装，实现统一后，才敢遣师北伐的。
即使是内战，也是对民族元气的一种损耗，甚至大过外战的烈度，仍是国家历史发展中竭力要避免的。
而且，从纯军事观点来看，不能说朱明王朝才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北伐成功，就是换成当时的任何一支反元力量，比如，陈友谅、张士诚，都是可以实现的。据他所知，因为当时的蒙元政权，已经因为内部分裂，虚弱到了根本不能称为国家的地步。若不是靠着王保保这样的地方团练武装的话，它自己的蒙古军队，已经和清末的八旗军毫无二致，一点战斗力和意志都没有了。没了十五年的军阀内斗，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很可能就早结束十年八年的。中国的人口和财富，也不会遭到灾难性的损耗。
现在推行武将自立军镇这种策略，虽然有可能取得军事对抗的短期成绩，让蒙元的铁蹄不能践踏全部的国土。但在对元战争中壮大了自身实力的军头，一旦取得了军事和地方政治的控制权，会不会再来一次元末中国南方的军阀混战。以人性的角度分析，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就连自认为负有历史使命的罗承鹰自己，都不敢想象，要是自己掌控了一个地区的军政财权，可以恣意妄为的时候，自己会朝着独裁者的方向滑下去多远，最终黑化到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地步，更罔谈其他人了。元末的那些义军军头，那个不是抱着推翻外族暴政的志向起家的，又有哪个不是在权力的腐蚀当中，蜕变成私欲熏心的军阀的。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例外的很少，首先自己就不能保证在这个难以抑制的缺点上沦陷的。
所以说，正确的做法，还是要“文武相制”，才是合适的做法。即使他和康欣一致同意恢复军功阶层的地位，本意也不是彻底祛除文人的统治地位。而只是将他们把持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稀释他们对国家政治的绝对主导权。
不要小瞧了这时候天下人的是非判断能力，这大宋亡国之后，犹能坚持三年，不是靠的两位小皇帝对天下的号召力，而是靠广泛根植于士人百姓的忠义理念，由此纷纷拥护当时的抗元斗争，抗争不息。
这种信念，恰恰就是多少年来文化教养的功绩，从中也不能否定文人儒生的功劳。起码在封建社会，舆论和社会的话语权是掌握在他们手里的。贸然实行军镇制度，无疑是将文人知识分子排除出抗元的统一战线之外。所谓“力分则弱”的道理，更多的可以理解成阵营自己内部的内斗和消耗，让目标不能统一，资源力量不能集中，最后很大概率便是失败的结局。
斟酌了一下，在心里想好了应对的说辞，他这才缓缓开口道：
“文丞相的美意，我是明白了，十分感激他的看重！
不过我虽是海外归人，但受官家和朝廷的器重，让我能有机会领军抗元，报效这份殷切的希望，我现在是知足的。
况且，我认为，军队的私兵化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危害。这建立军镇的事情，说是方便统辖地区人财物力，实现抗元复国的大业。但若不加管制，任由其发展，到最后，尾大不掉，兵属将有，终归是个祸患。
所以说，这事既有利也有弊，关键不在选拔忠心的将领出镇地方，而在国家军制上要事先作出规划，杜绝军镇将领将防区私有化、军队私兵化才是妥当。
譬如，军镇的最高将官必须流动任职，中低阶军官的选拔任命的跨区域、跨军镇化制度，是必要的，应当还如当前这样，将权力集中到中枢才行。当然，武锐军当初整军之时，自行任命了军中的各级将佐，没有经过三官院和审官西院。这是因为，武锐军将来的战法需要改革，需要为全国的军队做出垂范，所以不能因循旧例行事。再者，时间上也来不及去考察各军的将佐那个更适合火器作战需要，事急从权，我们就只能先干了再说。
现在武锐军大体成型了，那今后其他军队的改造就有了模仿的模板，官兵选用就可比照武锐军的标准来。三官院和审官西院也要据此做出将佐选拔任用标准的改变，不要因为自己因循守旧，将不适用的将佐塞到新军里来。”
罗承鹰为当初武锐军自行提拔和任命军官的事情做了辩解，是希望打消大家对他们搞军中独裁的疑虑。当然也是希望，不要成为别人的坏榜样，进而效仿，摧毁了中枢的威信。
“当然，我也希望中枢也要进行改革，起码在军事系统上要接纳武臣进入中枢，发挥他们的专才。现在的枢密院尽为文臣把持也不对，军队事务全由一帮不通兵事的文官决定，这违背了“术业有专攻”的道理。
要么，枢密使是文臣担任，其他的副职和下属衙门，都应该由将官出任，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最符合军中的实情和需要。或者干脆就由武臣担任枢密使，让枢密使成为军队在朝中的代表，替官家朝廷管理军队，也为军队争取相关的权益和待遇。
国家当前处于战时状态，军事是事关抗元复国的前途的第一要务，为了不使军队借机做大，可在东西两府之上，成立军机处或者军务统帅部，由政事堂的宰执大臣几人，枢密院的正副枢密使，还有三衙管军的高级将官组成，共商议定军务要事。一切如重要将领选任、军队调度、战争方案、军工生产装备、招兵募兵及训练等，无不可议，无不可决。
军机处，或者军事统帅部内部，不需按照朝中的品秩高低来决定最终决策权的，实行一人一票平等协商形式，做出最后的决断。而最终的决断，则交由官家或者太后裁定，官家或者太后，具有最后的决定权，也可否定其决议，具有一票否决权。”
罗承鹰并没有一开始就表明对文天祥提议的赞同，反而指出了其中的弊端。他的意思就是，不要为了当前的急难状态，搞出一种为今后遗留更大祸患的政策。文天祥算是文臣当中和元兵直接作战过的极少数人，可能是对元军的强悍难敌产生了震撼的观感，无奈之下，为了调动武将们作战的勇气和积极性，才提出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军镇方案。
但文天祥也是切实认识到“文贵武贱，以文制武”弊端的明白人，国难当头，肯放下自己阶层的特权，作出提升武人地位的想法，也是需要肯定的。这一点上，就连李庭芝都做不到，他便是个尝到过藩镇权力好处的官员，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对动了他盘中奶酪的人，心里总有一种不甘和恼怒。说到底，这就是他自我黑化后的表现，也符合人性中贪利恋权的弱点。
所以罗承鹰更多的是说，怎样通过顶层的制度设计，避免这种人性的弱点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向黑化方向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