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时的一封情书，改变了我的一生二十岁时的一封情书，改变了我的一生（上）

　　1

　　刘家营大队会计叫宋兰芬，是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只不过人家上了高中，高中毕业，正赶上大队老会计提出交班，宋兰芬就接了老会计的班。

　　为什么刘家营上千口人，比宋兰芬能干的人不少，偏偏是宋兰芬当上了大队会计？

　　刘家营村支书叫王志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唐山煤矿上班，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小子，在市里安了家。二儿子王顺利，人很老实，不爱说话，踹八脚也踹不出一屁来。他厌烦读书，上到初一就辍学了，靠着老爹在公社修造厂谋了个修理工的差事，到了搞对象的年龄，靠他自己很困难，只得托亲戚朋友介绍。有亲戚给王顺利介绍过几个女孩，但女孩都嫌王顺利木讷，见一面就不想见第二面了，当然也有王顺利看不上眼的，只因为对方长得实在是寒碜。

　　就在村支书两口子为二儿子婚事发愁的时候，宋兰芬高中毕业了。巧的是，大队老会计前两天刚提出辞呈，说自己年岁大了，脑瓜子不灵便了，再干下去，怕耽误事，让村支书物色接班人，他带一带，就交班。

　　大队会计这差事每天记十个工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要是不贪污，估计能干到老，一辈子的日子就稳了。村支书觉得宋兰芬这丫头是大队会计的最佳人选，但不能白白把这么好的岗位给她，就托人找到宋兰芬的老娘提亲。宋兰芬的娘没有马上表态，她担心闺女看不上王支书的二儿子。可村支书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闺女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大队会计差事就是闺女的了。当娘的说，这么大的事情，得跟闺女商量商量。没想到，闺女竟然没反对。

　　这让当娘的心里没底了，问闺女：“你真看得上老王家二小子？”

　　闺女看了看娘，反问：“你说呢？”

　　娘说，听你说话这口气，你是看不上他，那你为啥还同意这门亲事。

　　宋兰芬说：“我要不同意，村支书能把大队会计的差事给我吗？”

　　当然，这只是坊间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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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初中阶段，我跟宋兰芬的关系一般。我觉得这丫头有点世俗。上小学时，学生官的职务有点乱，班里头有班长、副班长，还有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宋兰芬是副班长，有一回在一起作业，她问我是副班长大还是中队长大，我说当然是中队长大，她很不高兴，好几天没理我。实际上，到现在我也没闹清楚到底是副班长大还是中队长大，当时之所以跟她说是中队长大，就是看不惯她那种气派。但要有人问我，跟宋兰芬交往，有过有意思的情节没有？想起来，还有点那个呢。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我和宋兰芬小学二年级那年。

　　那天我吃过早饭，刚走出大门往我家茅房拐，就听到有人喊我名字，顺着声音看去，跟我家住对门的宋兰芬正边喊我边朝我这边走。我正憋着一泡屎，顾不上理她，进了茅房，刚解开裤子蹲了下去，宋兰芬也跟着进了茅房。那年我九岁，已经有了害羞意识，吓得把屎憋了回去，喊着让她快点出去。宋兰芬退回到茅房口，跟我说，她肚子疼，上不了学了，让我替她跟老师请个假。我说了好几句“知道了，快走吧”，宋兰芬才走了。

　　第一节课，老师点名，点到宋兰芬时没人答应，我才想起早上的事情，跟老师说宋兰芬肚子疼，今天上不了学了。老师问我，你怎么知道宋兰芬肚子疼上不了学了？我告诉老师，是宋兰芬到我家茅房找我，让我替她请假的。老师和同学笑了老半天。宋兰芬后来上学，有调皮的学生故意问她：“连木家的茅房臭不臭？”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初中二年级上半年。

　　那时，刘家营中学成立了“打击投机倒把巡逻队”，对付夜间唐柏路刘家营路段来往的骑自行车的人。我私下把这个巡逻队叫“夜袭队”，来源于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那里面有个铁杆汉奸叫刘魁胜，是专门对付武工队的“夜袭队”的队长。

　　我不赞成把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东西的人都当成投机倒把分子，再说，因身体原因——四岁那年，我患小儿麻痹症，四肢中有三肢落下残疾，走路不利索，左胳膊举不过头顶——我对堵截投机倒把分子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只是，此事得到了我们校长的支持，在大会上，他经常表扬巡逻队，还将是否积极参加这个行动与是不是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的高度来认识。我当然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也当然要积极参加活动。

　　因为我和宋兰芬住得最近，吃过晚饭后，我们就结伴去唐柏路，半夜时分，再一起回家。

　　那天“夜袭”结束，队员们各回各家，我和宋兰芬相伴走在乡间土路上，路两旁是快要成熟的小麦。走着走着，听到麦田里传出一种奇怪的声音，仿佛是有人在用镰刀割快要成熟的小麦。

　　警惕性很高的我马上想到了会不会是阶级敌人在搞破坏，又想到为保卫集体财产与坏分子英勇搏斗而壮烈牺牲的少年英雄刘文学，心中的热血顿时沸腾起来，把手中的棍子攥紧，朝着声音发出的地方前进。

　　宋兰芬有点害怕，我说不怕，有我呢，她就不由自主地拉住了我的手。我左手握着棍子，右手拉紧宋兰芬，跟她一起高抬腿轻落地，生怕惊动正在搞破坏的家伙。我们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破坏集体财产的坏分子制服！我竟然有点兴奋。

　　越往前走，那奇怪的声音越大，宋兰芬也就越害怕。我鼓励她：“别怕，看我怎么制服他！说不定明天咱俩就成英雄了。”

　　终于到了现场，但眼前的景象让我和宋兰芬又气又恼：麦子倒了一大片，看了就让人心疼。那可是社员们的劳动果实啊！而让这一大片麦子倒伏的，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两只黄狗！那两个畜生旁若无人地干着那种事情。

　　我盯着两只狗看了半天，忽然觉得在宋兰芬身边如此表现太不绅士，赶紧把手中的木棍朝着两只狗狠狠砸去，以让宋兰芬知道我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愤恨到何种程度。

　　可我砸过去的木棍不偏不斜地砸在了那只个头稍大一点的狗的头上，那狗惨叫一声朝前蹿去，另一只狗却不愿离开，两只狗头朝着两个方向，逃跑的方向却一致——确切地说，是个头大的那只狗拖着个头稍小的那只狗跑。麦子又被压倒了一条胡同。

　　宋兰芬埋怨我，说，你干啥，又糟蹋了这么多麦子！我拉着她出麦地，她这才觉出我还拉着她的手，赶忙把手从我的手中抽出来。

　　走在乡间土路上，我问了宋兰芬一个问题：“你说，那条狗挨了那么重的一棍子，没有丢下另一只狗，而是两只狗一起跑。为什么不分开呢？”

　　宋兰芬没回答我的问题，却送给我两个字：“流氓！”

　　我跟宋兰芬之间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跟虱子有关。那时，我和她快要初中毕业，排在一天值日。

　　那天下午放学后，做完值日，宋兰芬和另一个女同学（接下来我会写到她）要做老师留的作业。我管着教室的钥匙，有人不离开教室，我就不能锁门，干脆陪着她俩做作业。宋兰芬想不起某个化学方程式，问我。本来我可以把那方程式写在纸上递给她，可我却走到她身边，从她手中拿过笔，把那化学方程式写在了她的本子上。

　　刚写完那方程式，我觉得脖子有点痒，用手去挠，一个白色的小家伙掉在了宋兰芬的本子上，竟然在纸上爬了起来。

　　宋兰芬一声惊呼：“虱子！”然后跳了起来……

　　2

　　后来宋兰芬上高中那两年，我们竟然没打过照面，这大概与我家搬离了刘家营大南街、不再与宋兰芬家住对门有关系。直到二十岁那年，我当上了刘家营公社第四生产大队通讯报道员，才重新跟宋兰芬有了来往。

　　从小到大，我做梦都想跟同学一样能跑能跳，能上体育课，能做课间操。为了实现梦想，父母带我扎过针灸，做过手术，残疾状况却没啥改变。初中毕业后，我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拖着残疾的腿，甩着残疾的胳膊，到生产队参加力不从心的体力劳动。能当上农民政治夜校的老师，当上大队通讯报道员，每天能拿到五个工分，也算是大队对我的照顾。

　　那个年代，写完的稿子得盖上公章并注明“情况属实”后才能往外投。刘家营第四生产大队的公章锁在宋兰芬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样，宋兰芬成了我稿子的审核把关者，只是宋兰芬从没有认真看过我写的稿子，她拿过稿子，在最后一页写下“情况属实”，盖上公章，算是走过场。

　　有一天，我采访了第二生产队的老保管，写了一篇《“铁公鸡”二三事》，揣着稿子到了大队部时，宋兰芬正扒拉算盘。大队会计室兼着值班室，屋子里有一铺土炕，宋兰芬的办公桌靠着土炕摆放。我知道她扒拉算盘时不喜欢让人打搅，便坐在炕沿上，拿起放在她办公桌上的订书机，一下一下，把订书钉按了出来。

　　宋兰芬把算盘推在一边，从我手中夺过订书机，说，你是败家子呀，订书钉不是拿钱买的吗？我说，我要不按掉几个订书钉，你不定啥时候才搭理我。宋兰芬说，就你的事情急！我说新闻新闻，要的就是实效性，说着就把稿子从衣兜里拿出来递给宋兰芬：“请您审阅！”

　　她看都没看，就翻到了稿子最后一页，用钢笔写下“情况属实”，又从抽屉里拿出公章，在印泥盒上按了一下，盖在那四个字上。

　　“你一眼都不看，出了问题是你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

　　“当然是你的责任了，文责自负嘛。”

　　我解释，是文责自负，但写的内容是否真实，审核把关者的责任可在你宋兰芬。宋兰芬说你别吓唬我，我胆小。我说我知道，就是出了事情，你也不怕。

　　“为啥？”宋兰芬问。

　　“有人给你撑腰。在咱们刘家营第四生产大队，谁有你的后台硬？”我说。

　　“连木你啥意思？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能当上大队会计是因为我是支书未来的儿媳妇？”宋兰芬反问。

　　“我不是那意思，你当上大队会计那是因为你的本事。”我回答。

　　“你别跟我来这玄乎套。你心里怎想的我还不知道？跟你说，我当不成支书的儿媳了。”

　　我问宋兰芬为什么当不成支书的儿媳了，她道支书家出了事情。

　　支书的大儿子是前两年煤矿从农民中招工时进城的。这一年初夏，支书大儿子和他的工友被罐车送到井下，沿着巷道往深处走，突然就塌方了。他的妻儿也在矿上，但妻子不是煤矿正式工，儿子刚一岁。儿媳妇在棺材前哭得死去活来，赶过来料理儿子后事的支书两口子也是悲痛欲绝。可人死不能复生，安葬了大儿子，支书让老婆跟儿媳妇说，她还年轻，带着孩子走一家吧。可儿媳妇说她不改嫁，怕再走一家孩子受委屈，她要独自把孩子养大成人。

　　按照煤矿的政策，丈夫死了，家属可以接班，户口农转非。可是，儿媳妇要转成了正式工，每天就得按点上班，孩子没人带。支书就想出了留住孙子的法子：让小叔子娶嫂子。这样，孙子留下了，二儿子还可以接兄长的班成为工人。事情出乎想象的顺利，大儿媳没表示反对，二儿子也答应了。

　　支书的二儿子之所以宁可跟黄花大姑娘分手也要跟嫂子结婚，心疼嫂子和侄子倒在其次，主要是跟宋兰芬的感情发展得不那么顺利，他看得出来，宋兰芬并不喜欢他，与其别别扭扭，倒不如早点解脱。

　　宋兰芬讲她和支书二儿子的故事时，心情有点低落。她已经当上了大队会计，跟支书二儿子没了那层关系，老百姓也不会再说三道四了。那她怎么会因此心情低落，难道她真的喜欢支书的二儿子？我也没好意思问。

　　宋兰芬的真实心思是一个月后告诉我的。

　　3

　　我除了担任大队通讯报道员，还兼农民政治夜校教师。

　　农民政治夜校上课的地点在大队部院子里，每到上课的日子，宋兰芬和我到得最早，走得最晚。这是因为讲课时用的桌椅就是宋兰芬平日办公用的那套桌椅。讲课结束，社员们散去，我们得把桌椅搬回会计室。

　　那天，把桌椅搬回会计室后，宋兰芬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张报纸，说：“我怕别人把这张报纸拿走，特意给锁了起来。上面有你写的一篇稿子，你拿回家，留纪念。”

　　我从宋兰芬手中接过那张《唐山劳动日报》，在第二版看到了我采访老保管后写的那篇小通讯。投稿时用的标题是《“铁公鸡”二三事》，发表时编辑把题目改成了《红管家》。我把报纸折起来揣进衣兜，跟宋兰芬说“谢谢！”

　　“谢啥，将来当了大作家别忘了我。”

　　我说：“忘了谁我也忘不了你呀。”

　　宋兰芬锁上会计室的门，我们穿过门洞，沿着刘家营大南街往西走。相伴在夜幕笼罩着的乡间土路上，我俩聊起了初中时代的同学如今都在干什么：有两个男生参军入伍，其中一个已经提为排长了；有一个女生被推荐上了卫校，还有一个女生接他父亲的班进城当了工人。这些人命运都不错。

　　我跟宋兰芬说，你混得也不错，高中毕业就当上大队干部。宋兰芬说，这也是暂时的。

　　我问：“你有啥打算？”

　　宋兰芬说：“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你，跟你说了你可别跟他人说。”

　　宋兰芬的话让我受宠若惊，我指天发誓，要是把你说的话讲给别人，天打五雷轰。宋兰芬说，谁让你发誓赌咒呢？

　　接下去，她跟我说的话，的确让我相信了她真的把我当成了她最信任的人——她告诉我，她的目标是上大学。

　　我说既然你有这志向，就该多看点书。宋兰芬说，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都还给老师了，反正上大学也不考试，凭的是表现：“我要做的，就是要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入党。”

　　我问我能为她做点什么，她说她兼着大队妇联主任，常常到公社或者区里开会：“往后，我去开会，你给我写发言稿。”

　　我说行，你用我给你写的稿子发言，肯定上水平。宋兰芬说那肯定，你写的稿子都上了报纸了呢。我问她，上大学凭推荐保送，你跟支书的二儿子退了亲，会不会受影响？毕竟第一关，推荐谁不推荐谁，支书说了算。宋兰芬说，她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我说，那你就跟公社书记的儿子搞对象。宋兰芬就捶了我一拳：“说啥呢？”

　　这个时候，我们走到了该分手的胡同口，却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接着刚才的话题聊。

　　我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支书要是真的为难你，你没靠山怎么行？”宋兰芬说，大不了大学不上了。我说：“那你就亏大了，上不了大学，搞个啥样的对象都是难题，高不成低不就。”

　　宋兰芬就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后来让我铸成大错的话：“不是有你呢吗？你就做准备吧。”

　　我还没有来得及琢磨宋兰芬这话啥意思，从胡同里传来了两人说话的声音，宋兰芬丢下一句“来人了，改日再聊”，把我丢下，自己朝家的方向走去……

　　那天夜里，我着实体验到了睡不着觉是啥感受。

　　说心里话，在我成为农民政治夜校老师兼“村级记者”之前，对娶妻成家这件事情看得很神圣。我觉得这事对自己可望而不可及——哪个好胳膊好腿的大姑娘肯跟一个走路“风摆荷叶”的男人一起过日子？至于爱情，我更是想都不敢想。

　　是那个叫靳素雅的女同学引我走入认识上的误区。

　　4

　　我与靳素雅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上小学时，我和靳素雅都是刘家营第二生产大队的人。几年后，第二生产大队拆分成四个大队。我家分到了第四生产大队，靳素雅家分到了第三生产大队。

　　小学二年级那一年，靳素雅父亲给打成了“四类分子”，常被揪出来批斗。那天晚上，大队又开批斗会，被批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原刘二村大队书记王志仁，还有一个就是靳素雅的爹，他是因为信了什么教被揪出来的。

　　也不知工作队的那个女队长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她找到靳素雅，要靳素雅上台批斗自己的父亲，把词都教给了她。靳素雅不想上台当着那么多社员的面批斗自己的父亲，可又怕工作队长说她跟父亲没有划清界限，说她立场不坚定，那就会影响她加入红小兵。

　　结果，就出了岔子。

　　出了岔子的不光她，还有我。我批斗的是王志仁。那套词也是工作队的女队长教的，大概是因为紧张的缘故吧，本来记性很好的我，上台后把批斗的程序弄错了，那套词也说得颠三倒四。

　　按照那年代批斗人的惯例，上台后，我该冲猫着腰的王志仁说一句：“抬起你的狗头，让广大人民群众看看你的丑恶嘴脸！”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怕挨批斗的人猫腰时间长了受不了，让其“抬起狗头”，就是为了让其直会儿身子。但这时间不能太长，最长不过十几秒，就得命令挨批斗的人“低头”。否则就是对阶级敌人太仁慈。因为第一回上台批斗人，我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一瘸一拐走到王志仁跟前，说了“抬起你的狗头”，却紧张到忘记命令王志仁再“低头”，王志仁就那么一直直着身子接受批斗。

　　按照工作队长的导演，我事先在脖子上系了红领巾，指着自己脖子上的红领巾问王志仁：“你看看这是啥?”王志仁回答：“红领巾。”也是按照工作队长的导演，接下去我应该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可我却画蛇添足，说：“这不是红领巾，这是红旗的一角。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了它。你鼓吹‘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就是让我们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红小兵坚决不答应！”

　　台下的靳素雅为我着急：你怎么能说“不是红领巾”呢，不是红领巾，怎么又是红旗的一角？红旗的一角不就是红领巾吗？她心说，这下连木丢人了。

　　靳素雅不满意我的表现，可待她自己上台批斗自己的父亲，表现还不如我，工作队长教她的那套说辞，她一句也没想起来，连让她爹“抬起你的狗头”都没说，只冲着猫着腰的老爹说了一句“你是我爹！”，眼泪就不争气地下来了，然后扭身捂着脸跑下了台，出了会场，跑回了家……

　　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靳素雅说我笨，当时说红领巾不是红领巾。

　　我不甘示弱，说：“我笨也比你强，你上台去，只说了一句‘你是我爹’，好像刘家营的人不知道你爹是谁。”

　　靳素雅不高兴了，说你怎么骂人。我说我啥时候骂人了？

　　“你说刘家营的人不知道我爹是谁。这不是骂人是啥？”

　　我想了想自己刚才说的那句话，是有点不妥。庄稼人骂人时常说一句话，“你有娘生没爹养”，那意思是被骂的人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娘肯定是不正经的女人。我赶忙道歉，说我没那意思。靳素雅就叹了一口气。

　　我说：“日子好好的，你叹的哪家子气？”靳素雅就哭着跑开了，我知道，靳素雅肯定是因为心疼她爹。

　　打那之后，我跟靳素雅在一起时，很注意避免提到她的老爹。直到上了初中，靳素雅的老爹被平反，摘去了“四类分子”帽子，我才敢在她跟前提她爹。也不是有意提起，只是靳素雅说她正在织毛衣，是给她爹织的，或者，她说她爹鼓励她姐报名上高中时，我才附和两句，说靳素雅有个好爹。

　　===

　　靳素雅的个子比我稍高一点，上初中后，她坐我的后面。我钢笔皮囊中没墨水的时候，会转过身去，从她手中拿过钢笔，拧开，把胶囊中的墨水挤到自己钢笔的皮囊里；橡皮没了，也转过身，从她的铅笔盒中拿出橡皮，放在自己的课桌上，用铅笔刀把她的橡皮一分为二，一半留自己用，一半还给她。靳素雅说我是“后脑勺留胡子——随便了”，听起来是抱怨，实际却没有抱怨的意思。

　　我和靳素雅排在同一天值日时，每到值日那天，她都不让我干活，只是把书包塞到我手中，说：“你给我一边待着去，你干活还不够给我们添乱的。”有一次，我觉得自己不干点啥挺不落忍，便把靳素雅的书包放回到书桌上，拿起扫帚走到教室外面，打扫我们班负责的卫生区。刚抡了两下，靳素雅就拿着书包从教室出来，夺过我手中的扫帚，把书包塞给我，说没见过扫地连身子都转的。我站在一边观察靳素雅怎么扫地，还真跟我不一样。人家只用胳膊运动扫帚，而我，因为肌肉萎缩，胳膊没有力气，只能借助身子转动的力量，才能让扫帚在地上扫出个弧形。心中不觉悲哀。

　　我和靳素雅也都爱看小说。

　　六十年代，我的兄长和靳素雅的姐姐都在县一中上初中，造反后把校图书馆给抢了，他们都从校图书馆拿回家好多书，我和靳素雅交换着看。

　　我好显摆，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给同学们讲书中的故事。一开始，只是我座位周边的同学听我讲，后来，全班的同学都围过来，再后来，连外班的学生也来听了，以至上课铃声响过，好多教室里还有空座位。

　　老师问跑进教室的学生，干什么去了？我给学生们说古道今的事情就被报告到校长那里。校长就利用课间操时间给学生们讲话：“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连木，就公开在教育战线散布黄色毒素，大肆宣扬学好孔孟。”

　　我因身体原因可以不做课间操，但校长讲话时，我还是要走到班级队列之后。听校长这么一说，我腿肚子都吓软了。课间操后，班主任让我去校长办公室，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进去的。

　　校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问：“这是你写的？”我看了一眼纸上的字，心惊肉跳。那字原本是从重庆来唐山老家避难的堂兄考我的，我不认识那字，从《新华字典》里也查不到。堂兄就给了我一个提示，说这个字可以拆成四个字。按照堂兄的提示，我琢磨半天，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那个字由四个部首组成，按顺时针方向，每两个部首组成一个字，连起来念就是“学好孔孟”。还是好显摆害了我，在学校里，我拿那个字考同学们，没几个人认得，我便把答案写在了纸上。不知道是哪个家伙把这张纸交给了校长。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讲究的是你死我活，讲究的是“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什么“仁者爱人”，什么“中庸之道”，那是毒药，孔孟是顶风还臭八百里的人物。竟然有人宣扬“学好孔孟”，万一校长要追查，牵连到我堂兄，那问题就严重了。

　　我估计接下去校长会让我交代为什么要宣扬“学好孔孟”，忽听有人喊“报告”，校长说“进来”。

　　走进校长办公室的是靳素雅，她说是来揭发的。校长问靳素雅揭发谁，揭发什么事情。靳素雅说了一个人的名字，说这个人给她出了一道题，让她认一个字，她认不出来，那人就告诉了她答案。她又拿那个字考我，我又拿那个字考别的同学——要说在教育战线散布黄色毒素，她是罪魁祸首。

　　这件事情，以我在全班做检讨结束。

　　靳素雅说的考她那个字的人，是她姥爷，已经去世半年了。

　　5

　　靳素雅运气好，初中毕业被推荐上了高中。我跟靳素雅再见面，已经是刘家营公社在我们大队召开成立农民政治夜校现场会那天。

　　大队书记王志仁宣布刘家营公社第四生产大队农民政治夜校正式成立，我讲了上任之后的第一课。我没拿稿子，一个小时的课，没有重复，没有结巴，没有上句话说了什么忘了下去话该说什么的情况，就连我自己都惊奇我还有这本事。

　　我离开讲桌时，全场爆发出持久而热烈的掌声。公社书记在最后的讲话中把我大大赞扬了一番。散会后，社员们夹着马扎离开大队小院，我听到好多人议论，说想不到老连家二小子口才这么好。

　　那晚，靳素雅也到了，她当上了刘家营公社第三生产大队农民政治夜校教师兼通讯报道员。外村的书记、夜校教员坐在会场的第一排，座位很简陋，是横躺着的两棵树干。我讲完课，看见靳素雅身旁还有一个空位，便走了过去，挨着她坐下。

　　靳素雅冲我竖起大拇指，说：“连木，很棒，真的很棒。”

　　我说：“你别夸我。”

　　靳素雅说：“夸你也是应该的，你讲得实在好。说好了，过两天我们村夜校开课，你得给我的讲稿把把关。”

　　我挺不谦虚地说：“没问题。”

　　第二天晚上，靳素雅真的到了我的小屋，带来准备好的讲稿。她打算给社员们讲讲如何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我们讨论了老半天。我给靳素雅的稿子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她特意来感谢我，说按照我提的意见改后的稿子讲起来社员们爱听，效果很好。

　　那之后，靳素雅常常来我的小屋，大都是晚上来，我们聊最近些日子发生的大事，聊报纸上的某篇社论，聊我们都看过的哪本书，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交流我们写的小通讯或者小故事。

　　某天，聊到兴处，突然停电了（那年代电力供应不足，停电是常有的事情），我备的蜡烛也用完了，从我家到小卖部有段距离。我说真不巧，蜡烛没了。靳素雅说没就没了，又不影响聊天。我们就在只能看到对方轮廓的黑屋子里聊起了感兴趣的问题。

　　说起初中时经历的事情，我跟靳素雅说，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靳素雅说，谢我啥？我说，上学时我尽欺负你，你不但不怨我，还处处照顾我。

　　靳素雅说：“你欺负我，这是从哪说起？”

　　我说：“我的钢笔里没墨水了，拿过你的钢笔，我没橡皮用了，把你的橡皮一分为二，我想从你那里拿啥就拿啥，从来没有征求过你的意见，你说，我不是欺负你吗？”

　　靳素雅说：“要那么说，我乐意让你欺负我。那表明你信任我。”

　　聊到这里，窗外传来我老爹的声音：“连木，你出来一下。”

　　我下炕，穿鞋，走出屋子，老爹站在门口。我问老爹这么晚了有啥事，老爹不说话，转身朝房后走，我跟着他到了房后，在柴火垛旁站住，他回过头，很严厉地质问我：“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让她走，出了事情怎么办？”

　　我明白，老爹说的“出了事情”是指我和靳素雅都是年轻人，干柴烈火，一旦控制不住，要是意外有了孩子，不但靳素雅的名声受影响，而且违反政策（未婚先孕），我就当不成农民政治夜校教师兼通讯报道员了，那岂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样的清醒我还是有的，我很是自信地跟老爹说，出不了事。

　　老爹留下一句“出事就晚了”，转身回他和我娘居住的北院。

　　回到栖身的小屋，靳素雅问我：“大伯找你啥事？”我说没啥事。她说：“不对，肯定是有事，当着我的面不好说，把你叫了出去。说啥了，跟我说说？”

　　我说：“你真想知道？”

　　靳素雅说，那就看你对我信任不信任了。

　　人家都把这事儿提高到“信任不信任”的高度，我也就无法遮掩了。我跟她说：“老爹把我叫出去，问我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让你走，出了事情怎办？”

　　靳素雅自然也清楚“出了事情”是啥意思，问我：“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大伯？”

　　我说，我跟我爹说绝对出不了事情。

　　靳素雅问：“你怎么就那么自信？”

　　我调侃道：“这不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在那里明摆着呢嘛，主观上，你不想出事吧？我倒是想出点事，但我这样的胳膊，这样的腿脚，你要不配合，就算强奸，我也没有那能力呀！”

　　靳素雅说：“你怎么如此粗鲁。”

　　我说：“你以为呢。”

　　确实很晚了，我送她回家。路上，我跟她提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时候从对面走过来一个人，看到这么晚了，一个大姑娘跟一个走路“风摆荷叶”的男人在一起，人家会怎么想？

　　靳素雅反问我：“你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

　　我当时没有回答她。

　　几天后，我接到一封地址标有“内详”两字的信，打开一看，却是靳素雅写的。我心想，这丫头犯了啥毛病，从她家到我家，走着也就十几分钟，有啥事可以当面说，还用得着写信？

　　看了信的内容，才知道靳素雅想跟我说的话，当面说不好意思。

　　连木：

　　你一定很奇怪我们离得这么近，为什么我还要给你写信。是因为有些话当面说还真不好意思，只有借助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方法了。

　　那天，回到家，我想了你给我提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提出那样的问题？是因为这个世界世俗的，你便认为我也是世俗的。庄稼人的想象很丰富，深更半夜，我们俩在一起，人家会想，这么晚了俩人在一起有啥好事？只有一个答案，人家会认定我和你在搞对象。接下来人家又会想，靳素雅怎么会跟连木这样的人搞对象？你之所以向我提出那个问题，是认定我们之间不会有那层关系。

　　那是因为你在这方面看不起自己。你要问我将来嫁人嫁什么样的男人，我说我就看上你了。你相信不？我知道，如果我跟你搞对象的事情传出去，肯定会招来非议。但我不怕。我知道名誉对于女人有多重要。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就教导我，作为女人，要站如松，坐如钟，走路不摇头，说话不露齿。我也是很在乎自己的名声的。但如果有我喜欢的人，我宁愿蹚着唾液也要朝前走！

　　等着你的回信。

　　靳素雅的这封信还真让我激动了好几天。

　　但我没有给她回信。为啥？那时候我偷偷地喜欢上了宋兰芬。我觉得宋兰芬长得比靳素雅好看，只是在接到靳素雅这封信之前，我不敢相信我这样的人还能谈恋爱。

　　靳素雅的这封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先前的想法也许太悲观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靳素雅、宋兰芬这样的人跟一般的庄稼丫头想法不一样，恋爱观也不一样，她们兴许看不上胳膊粗、力气大的庄稼把式，偏偏会喜欢我这样虽走路姿势有碍路人的用眼卫生、但懂得微积分会装收音机还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稿子的人。

　　靳素雅有跟我搞对象的想法，宋兰芬会不会也有跟我搞对象的想法？宋兰芬跟我说的“你就做准备”那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她为什么会把我当成最可信赖的人，把不能跟爹娘说的秘密跟我说？为什么怕从胡同里走出来的人看到她和我在一起？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如果宋兰芬也有靳素雅类似的想法，她会不会也能像靳素雅一样“蹚着唾液往前走”？

　　我考虑的不光是靳素雅和宋兰芬哪个更漂亮，最重要的是谁能最终跟我结婚。这个问题想得有点俗，也有点远，但不管怎样，我得弄清楚宋兰芬是不是有与靳素雅类似的想法。可正如靳素雅所说，这样的事情还真不能当面问，我就学靳素雅，给宋兰芬写了一封信，跟她说，那句“你就做准备吧”让我一夜没睡，我不希望她能给我解释清楚这句话到底包含啥意思，我只希望她别太早搞对象，等着我出人头地那一天，当我有能力给我喜欢的人幸福时，但愿与她一起分享。

　　我想，如果宋兰芬答应等着我，那我就可以跟靳素雅说，我心里已经有别人了。我在信封上贴了邮票，把信投在了供销社大门口的邮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