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时的一封情书，改变了我的一生二十岁时的一封情书，改变了我的一生（下）

　　6

　　那时候，我的直接领导有两人：大队书记王志仁和公社通讯报道员韩步安。

　　王志仁上过几年私塾，在我们那块土上算是有文化的人，给社员们讲话常常会来两句成语，对事情看得开，不记恨我曾经批斗过他。他让我当农民政治夜校的老师，说看上的就是那么小的我上台批斗人，竟然一点也不怯场。

　　我刚当上农民政治夜校老师兼大队通讯报道员头两个月，王志仁很器重我，也很信任我，他到公社或者区里开会，都是让我给他写发言稿。给他写发言稿前，我都要问问他想说点啥，然后再动笔。每次开会前，公社或者区里都有材料组，专门审核把关各发言单位报上去的材料，提出修改意见，我给王志仁写的发言稿一般都是一次通过。就因为这点，王志仁认为我挺能理解他的意图，私下里跟我说，大队要重点培养我。

　　当然，培养我是有先决条件的。

　　一次，区委召开基层建设经验交流会，指定王志仁在会上发言，王志仁把我找了去，要我为他写一篇发言稿。还特别交代，要给刘家营第四生产大队的党员排排队，分出优秀和落后。

　　这要求对我而言有点难，因为我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会议，我哪知道哪个党员先进哪个党员落后？但人家王支书都这么要求了，我也只好按照平时在群众大会上王志仁表扬了谁批评了谁，再加上自己对某某人的印象，将全村二十几名党员分出了优秀、一般和落后，接下去写大队特别是支部书记如何抓典型带一般促落后……有原因分析，有具体措施，有经验归纳，我觉得我是用心写那份材料的。

　　没料到的是，我把材料交给王志仁，却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谁让你这么写的，你怎么能给党员这么排队？我心说，不是你让我写的么。但我不能如此直截了当，就问怎么改。王志仁说怎么怎么改，无非就还是划去了给党员排队那部分。

　　我当时弄不清楚王志仁为什么前后矛盾。

　　后来，王志仁跟我说了一番话，我才明白他是想通过我对全村党员的排队，看看我的认识是否跟他的认识相一致。王志仁跟我说的那句话是：你跟大队也不一条心啊？言外之意是我跟他不一条心。但他是怎么知道的我跟他不一条心？我没有说过他坏话呀！我能想到的就是写材料时给党员排队那件事情。

　　我当时跟他说了一句很蹩脚的话：我一定努力向组织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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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步安原本是刘家营中心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刘家营建了初级中学，他就到了初中教书，还是民办。韩步安爱好文学，业余时间写小说、散文，被公社书记发现了他的才能，把他从学校调到公社，专门给书记和社主任写大会小会上的讲话材料，成了公社半脱产干部，“八大员”之一的“材料员”，兼公社通讯报组的组长。

　　各大队的通讯报道员同时又是公社报道组的成员。公社报道组有个“上站”制度，通讯报道员每半月集中到公社，由韩步安组织学习宣传部下发的下阶段的报道提纲。他亲自或者请报道组的老师下来，讲通讯、消息、小故事等的写法，有时候还组织报道员打破村别界限，到别的村采访，还有时候评稿子，把各大队通讯报道员送到公社广播站的稿子随机抽取一篇，一个人念，不说这稿子是谁写的，然后，大伙对稿子品头论足，横挑鼻子竖挑眼。韩步安说这样才能把写作水平提高上去。

　　我本来是受韩老师器重的。

　　韩老师很忙，要给公社书记、主任写讲话稿，要写通讯给县广播站和《唐山劳动日报》《河北日报》《农民日报》，这都是本职工作之内的事情。还有不是本职工作之内、但是他有兴趣和追求自愿干的事情，那就是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甚至戏剧脚本。韩老师肯定是希望写出的稿子发表率越高越好，所以光写得好、写得对路还不够，还要一稿多投。反正那年月稿子发表后没有稿费，韩老师一般都是一稿八投甚至十投，消息、小故事除了投给报纸杂志，还投给广播电台。如果写的是小说，散文，诗歌，那就不止八投十投了，可能会是一稿二十投。

　　那年代可没有电脑，复印打印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要想复制稿子，最简单方便的方法是用复写纸。用复写纸誊稿子，下笔要用劲，否则最底层那张纸上的字颜色就浅，甚至看不清，最多只能五张稿纸之间夹四张复习纸。

　　韩老师是自己复写稿子吗？才不呢。

　　复写是机械劳动，写作是创作，韩老师怎么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那样简单的劳动上？在公社报道组成立之前，韩老师写的稿子让谁誊写，我不清楚，但他担任了公社报道组的组长之后，为他誊写稿子的事情基本落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与他同村的第三生产大队的通讯报道员靳素雅，还有一个就是第四生产大队通讯报道员连木。

　　全公社十五名大队通讯报道员，韩老师为啥独独信任我俩？我想，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我和靳素雅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好使唤；第二，公社所在地离我俩的生产队最近，他方便指挥；第三，通讯报道员中，论写作水平，我和靳素雅算是高的。

　　韩老师把稿子交给我们誊写的时候，会特别叮嘱我们，要注意稿子中的错别字和用得不当的语法、修辞，用错了的要改过来。别他写错了，我们跟着也抄错。别看韩老师只是这么一说，给我和靳素雅的压力着实不小。想想看，能给负责为公社书记、主任写讲话稿的人写的稿子发现并改正错误，那得有多大的能耐？所以，靳素雅很感激韩老师，说韩老师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给了我们向他学习的机会，是韩老师对我们的器重。

　　失去韩老师对我的信任和器重，归因于我的不知好歹。

　　那年代各公社都有广播站，家家户户都有连着公社广播站的小喇叭。各大队通讯报道员写的稿子，不管会不会投给县广播站、电台和报纸，公社广播站是必须要送的。也不是送去的稿子都能播出来，哪篇能播，哪篇不能播，什么时候播，由韩老师和公社广播员小李商量。

　　那是个“上站”日，通讯报道员们集中在公社小会议室，韩老师让靳素雅去广播室，把这一个月各大队送到广播站、但没有播出的稿子拿来。靳素雅拿过来一大摞稿子，韩老师把那一大摞稿子放在身边的桌子上，说，今天我们主要是评稿子，我们还是随机抽取，然后大伙分析，这篇稿子的可取之处在哪，不可取之处在哪，该怎么写更好。

　　在场的人都唯恐抽到自己写的稿子。结果怕啥来啥，韩老师抽出的第一篇稿子就是我写的，他把那篇稿子交给靳素雅，让靳素雅念。不管别人是否听出稿子是谁写的，我和靳素雅都很清楚稿子的作者是何许人也。我自己写的稿子我能听不出来？稿子的题目下有署名，靳素雅当然也知道她念的稿子是谁写的。那是我采访了一位从唐山市插队到我们大队当上了第一生产队长的知青后写的稿子，写这小伙子如何不怕苦不怕累，如何以生产队为家，如何得到社员的信任被选为队长，如何带领社员艰苦奋斗，两年内摘掉了第一生产队的落后帽子……写这篇稿子，我还真的动了感情的，自认为写得还可以，却不知道公社广播站为什么不播这篇稿子。靳素雅把稿子念完，大伙也就知道了这篇稿子出自谁手了，因为故事的主人公是第四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我是第四生产大队通讯报道员，稿子自然是我写的了。

　　韩老师说，刚才我说，我们只评稿子，不管这稿子是谁写的。也不知是大伙还没有想好，还是摸不透韩老师的心理，冷场了。韩老师有点尴尬，说，既然大家不发言，那我就起个头，抛砖引玉。然后，他就发表对那篇稿子的看法，从立意、到内容，再到布局，把稿子说得一无是处，全盘否定。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只想着早点离开。

　　韩老师发表完高见后，好几个人鹦鹉学舌，就差问“连木你是怎么当上的通讯报道员的”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打击是颠覆性的，把我的自信彻底击垮。在这之前，我还想着将来当个真正的记者、真正的作家呢。让韩老师这么有水平的人彻底否定，这条路还能走吗？我还有前途吗？

　　就在我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脸当韩老师的学生的时候，有一天我走在乡间土路上，忽听路边的高音喇叭传出县广播站女播音员的声音：“下面播送本站通讯员连木采访的报道……”站在路边，仔细听，县广播站女播音员正在播的，正是被韩老师说得一无是处的那篇稿子。

　　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让我重新树立起了自信。

　　我是这么想的：县广播站编辑老师的鉴赏水平不会在韩老师之下吧？县广播站的工作人员吃的是商品粮，端的是铁饭碗，还比不上吃农业粮的韩老师？如果我只是自己心里这么想，也许韩老师不会对我产生多么厌恶的想法，我倒霉就倒在想在同行面前挣回面子上了。

　　县广播站播出我写的那篇稿子的事情，我先告诉了靳素雅，靳素雅说她听到广播了，然后，我又告诉了一大队、二大队的通讯报道员。他们说，县广播站的水平比公社广播站肯定高不少，还有人鼓励我把那篇被韩老师否定却被县广播站采纳的稿子寄到《唐山劳动日报》。我说：“算了吧，要是《唐山劳动日报》刊出了这篇稿子，韩老师会怎么想？”

　　估计是有人把我这话传给了韩老师，或者是韩老师也知道了县广播站播出了那篇被他彻底否定稿子，觉得不好意思。之后，他再也没有让我誊写稿子。

　　某天，我手中拿着采访本，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一支圆珠笔，走在乡间土路上，去大队养鸡场采访一位下乡女知青。腿脚不利索，我走得慢，被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从后面超了过去。那两人边走路边交流，交流的问题竟然与我有关。

　　我听到高个子男人对矮个子男人说：“这拐子挺神气。”

　　矮个子男人对高个子男人说：“总得让他有饭吃吧？不让他干这，他能干点啥？”

　　我听着这两人的对话，不觉悲从心来。

　　接下去高个子男人对矮个子男人说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这就叫‘无君子不养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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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这样的生存背景下，给我们村花宋兰芬写了那封劝她别急着搞对象的信的，当然，那封信也可以说是情书。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写给一个钟情女孩的情书。

　　把信投到供销社门口邮筒里的第五天晚上，团支书到我家，说是支书王志仁找我。我以为又是要我写发言稿，拿上纸和笔，去到王志仁家里。王志仁两口子正吃晚饭，主食是大米粥就点心。没摆饭桌，土炕上铺了一块塑料布。

　　我走进屋子，王志仁和他老婆仿佛没看见我。直到王志仁把最后一口米粥倒进嘴里，才把眼睛瞄着我，问我这些日子在忙啥。我说除了备课就是采访、写稿子。他说：“没办给人添笑料的事情？”

　　我还没琢磨出他这话是啥意思，他就从屁股底下拿出一封信，问：“这是你写的吧？”

　　我看清了，王志仁手中拿的，正是我写给宋兰芬的那封情书。

　　我写给宋兰芬的信怎么会在他手中？我正纳闷，王志仁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啥叫‘痴人说梦’不？”我还没有回答，他就解释：“就是傻子说梦话——就你，还给宋兰芬写情书？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人家宋兰芬会跟你？宋兰芬说了，大队有你没她，有她没你，从明儿起，你不用到大队上班了。”

　　王志仁的话让我无地自容，仿佛自己办了天底下最丢人现眼的事情，恨不得地下裂开个缝儿，我好钻进去。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走在大街上，会有人戳的我后背：“就他，还给人家宋兰芬写情书，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唐山大地震发生的第三天，我去了刘家营三村，在靳素雅家遗址的帐篷上见到了靳素雅和她的姐姐、妹妹。我就是想知道她被伤着没有。她的姐姐跟我打招呼，靳素雅斥责她姐姐：“姐，别搭理他。”我想到了给宋兰芬写的那封信，估计靳素雅也听说了，我的行为伤害了她，自觉理亏，赶紧转头离开。

　　因为我的“痴人说梦”，不仅失去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天能赚五个工分、还令人羡慕的农民政治夜校兼“村级记者”的差事，还失去了与宋兰芬和靳素雅的友谊。尤其是伤害了善良的靳素雅，我真的很忏悔。

　　7

　　这事儿后，我在老家待不下去了。东北某县林业局工作的三舅回老家探亲，在我母亲的请求下，三舅把我带到了东北，在一家林场当了一名临时工。离开家乡前，母亲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到了东北，千万别跟哪个大姑娘打连连。我不清楚母亲说的“打连连”的确切含义，但多少包含对哪个大姑娘有意思的成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了一次“痴人说梦”的经历，让我更加觉得，宋兰芬瞧不起我，支书瞧不起我，刘家营的人没有几个瞧得起我。我哪还有那样的欲望？

　　在东北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后，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废除推荐、保送，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我不甘心做一辈子临时工，便离开东北，回家乡报考大学。

　　我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高中功课都是自学的，好多人认定我报考大学的想法又是一次痴人说梦。但他们没有意料到的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刘家营公社有几十名知青报考，除我之外，都上过高中，可成绩上了初选线的，只有初中毕业的我。遗憾的是，我没有过去体检关。我以为成绩再好一点，胳膊腿不利索的缺憾可以被忽略，会遇到伯乐，会有哪所大学录取我，因此又考了两回，成绩超过全国重点大学录取线，却还是未能跨进大学的校门。

　　我的兄长跟我说，中国人这么多，谁会录取个拐子上大学？母亲说，老连家祖坟上就没有上大学的那颗蒿子。父亲跟我说，大学咱不考了，人，怎活都是一辈子。是吧，那以后，我自学了修理收音机，在集市上摆个小摊，赚点小钱糊口。

　　彼时，我二十六岁，距离给宋兰芬写“情书”已经过去了六年。我以为没有人会再提起当年我的愚蠢，却不想，那件事情差点影响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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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唐山实行了“市管县”，人民公社解体，刘家营公社成了刘家营乡。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上面要求乡镇成立文化站。县广播站播出的“文化站专职人员招聘启事”中有一条“享受与民办教师同等待遇”——既然民办教师有机会转为公办教师，那么，文化站专职工作人员就有机会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我要是成了国家正式干部，有了工资保障，有了身份地位，搞对象，就不只能盯着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女人了，说不定会有好胳膊好腿好眼睛好耳朵甚至好相貌的女人看得上我。

　　正是这一条，让我改变了将来办一个家用电器修理部的想法。我报名应聘，通过了县文教局和县人事局的考试。但能不能被聘用，还得是组织说了算。

　　乡里宣传委员到刘家营四村来了解我的情况，找到了支书王志仁。王志仁说：“要说连木没有本事，那是瞎说，要没有本事，初中生能在高考中出线？要说他能不能到文化站上班，那就得慎重，文化站啥地方？群众文化活动的场所，男男女女都去。连木有个坏毛病，好给漂亮大姑娘写情书。还乱搞，脚踏两只船，让他到文化站上班，他要是看上了哪个大姑娘给人家写情书，那还不乱了套？”

　　乡里宣委把王志仁的这番言论反映给了书记，我到文化站上班的事情就被搁置起来。

　　就在我对到文化站工作的事情不抱希望的时候，却被通知被聘用为了刘家营乡的文化站站长。有人告诉了我内部信息：z组织就我能不能被聘用的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王志仁列席，提出了让我到文化站上班的隐患。书记向与会人员提了两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残疾人不能搞对象？与会人你看我，我看你，摇头；第二，有没有哪条纪律规定残疾人不可以谈恋爱？大伙还是你看我，我看你，摇头。于是，书记一锤定音：那不就得了嘛，连木要是能在文化站搞上对象，也算是组织为他办了一件好事。

　　时间的脚步迈到了1984年冬，我去县里参加文化站长例会，县文教局主管文化工作的杨副局长传达了省里下发的一份文件：为了解除乡镇文化站专职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群众文化工作，通过考试加考核的办法，将一部分乡镇专职工作人员转为国家正式干部。

　　这消息让我很是兴奋——全县二十九个乡镇、七十二名文化站专职工作人员，虽然大多数人高中毕业，甚至有我的同事小牛这样县一中的毕业生，但参加过三次高考、三次成绩过线的，只有我一人，在报纸杂志上发了几十篇文章的，也只有我一人。论考试成绩，我要排第二名，谁会排第一名？我有这个自信！

　　论考核，到文化站工作这一年多来，刘家营乡的群众文化工作可谓是丰富多彩：全乡青年演讲大赛、知识竞赛、象棋大赛、歌咏比赛、乒乓球比赛……月月有活动，最主要的是组织这样的活动，没管乡政府要一分钱，全靠文化站自己创收解决。我办了服装裁剪培训班，全县招生，赚的钱都用在了开展各种活动上。我还在全县文化站工作会议上介绍了经验呢！正因为一年多来取得的成绩，在全县文化站评比中，刘家营乡文化站被评为先进文化站，我被评为市文化系统先进个人。有了这硬通货，考核成绩能低吗？

　　考试、考核，我的总成绩怎么也得排前三名吧？杨副局长透露，这次省里给我们县的转干指标是十六人——别说是转十六人，就是转三人，能少得了我吗？

　　一个月后，文化站专职人员转干考试在县实验小学进行。考试科目为政治、语文、特长。特长从写作、舞蹈、乐器、书法、绘画等群众文化相关的科目中任选一科。我腿脚不利索，肯定选不了舞蹈，胳膊肌肉萎缩，手到了冬天攥不住笔，书法、绘画都没接触过，乐器更是一窍不通，只能把写作当作特长。

　　实际上，七十二名参考者，有六十六名选了写作为特长报考科目。

　　考试结束后的第三天，就从县文教局传出消息，我的考试成绩在所有参考者中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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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初的一天，我的同事小刘去县里办事回来跟我说，他碰上邻乡的文化站长了，人家是去县医院体检的（被列入转干范围的人都得去体检）。

　　“你不是考试家考核成绩第二吗？怎么没通知你体检？”

　　我也觉得奇怪。邻乡文化站的站长比我大十几岁，考试成绩更是比我差远了，他都会去参加转干体检，却没有人通知我去？小刘劝我别傻等着，还是去县文教局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天上午，我到了县文教局，见到了文化股的郑股长，把自己的疑问提了出来。郑股长跟我解释说：“是这样，转干不光要看考试成绩，还要体检合格。你参加过三次高考，成绩都过了线，因为体检不合格被刷了下来。转干的体检标准依据的就是高等学校招生的体检标准，就算通知你体检，你也过不了关，就算文教局同意录用你，人事局那一关也过不了。所以，我们就没通知你体检，怕你再受打击。”

　　敢情人家是为我着想，我无语。

　　接下来郑股长的话更让我难以接受：“按照文化站条例，你在文化站工作是不适合的，文教局和乡里用你，就是对你的照顾了，不能跟别人比！”

　　我想反问郑股长，为啥我不适合在文化站的工作？我在文化站工作的成绩比好胳膊好腿的人差多少？又一想，事情都这样了，也不是郑股长一人能说了算的，跟他说了句“谢谢领导对我的同情和照顾”，告辞。

　　我自己都觉得奇怪，这件事情竟然没有让我伤心难过，仿佛跟没有发生一般。我知道，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心态，跟三次高考因为体检落选的挫折有着直接的关系，我经受挫折的耐力是大大提升了。

　　以前在集市上摆摊修理收音机时，我常去唐山市的五金交电门市部买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常去的那家门市部左邻邮局的营业部，我好看杂志，每次都顺便去一趟邮局，买几本新出版的。记不清哪天了，我买了几本杂志，其中有本《山西青年》。在长途汽车站等车时，我翻到了杂志的目录页，一篇文章的题目吸引了我。

　　文章题目是《狗戴硕士帽及其它》，作者任复兴。狗怎么会戴硕士帽？原来，这个作者是批评国内高等学校招生时把身有残疾的考生排斥在校门之外的现象。他说山西省有个姓黄的考生，在1980年高考中取得超过录取线几十分的成绩，却因为腿有残疾而被多家学校拒收，后经主管教育的副省长亲自批示，黄姓考生才被录取。

　　任复兴在文章中还讲了一个故事：山西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到美国考察，应邀参加一所著名大学硕士生毕业典礼，在典礼现场遇到了一件“怪事”：在一排头戴硕士帽的毕业生之间，摆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端坐着一只狗，狗的头上还戴着一顶硕士帽，样子颇为滑稽。在如此庄重的场合，有这等事情出现，副省长很费解，请教陪同的校长，校长告诉副省长，这只狗的主人是一个盲人，在校就读研究生期间，全凭这只狗引路。盲人很感激这只狗，情愿在毕业典礼上，由这只狗享受他本人应该享受的荣誉。

　　文章不长，挺耐人寻味，我从这篇文章中琢磨出多条信息：其一，高考成绩过线而体检不过关的人，应该不只我和山西这黄姓青年；其二，把胳膊腿不利索的人挡在大学校门之外的政策正在遭到质疑；其三，在美国，盲人可以读硕士博士；其四，这黄姓考生很幸运，有了副省长的批示，梦想成真，我要是如姓黄的考生这样幸运，有个副省长做出批示，说不定也已经坐在大学教室里了；其五，要相信人类总是朝着更文明的方向前进的，说不定把胳膊腿不利索的人挡在大学校门之外的政策快要改了。

　　之后，正月里的一天，我去一个朋友家串门，朋友家来了一个亲戚，三十多岁，一只眼睛盲，另一只眼睛视力也模糊，言谈举止却很有文化。我私下里问朋友，这位亲戚是干啥的？朋友告诉我，是他的表哥，在北京读硕士，法律专业。我马上想到，这位半盲人能上研究生，是不是社会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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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下了一份《关于高等学校招收残疾考生和毕业分配的通知》，上面说，肢体残疾考生只要生活能自理，不影响在校学习，考试成绩合格，就应与其他考生一视同仁，不因残疾而不录取。残疾考生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统一分配工作有困难的，由考生所在地民政部门安置。

　　我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年龄符合报考条件时，过不去体检关，如今被一视同仁了，却过了报考年龄。抱怨对改变我的命运都没有用，问题在于如何乘上“一视同仁”这趟车。我听说报考研究生的最大年龄限制是三十五岁，既然报本科过了年龄，那就报考研究生！

　　我选的是大学经济类。以前自学过高等数学，重新拾起来，英语，从ABC学起，十几门经济类必修课程……白天上班，晚上自学。

　　1988年7月，我收到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的我，靠自学考上了硕士研究生。记者采访我，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发表在《唐山劳动日报》上，题目用了个“痴心不移”，让我想起了当年村支书跟我说的“痴人说梦”那番话。后来，《中国青年报》《中国农民报》等多家中央级报刊从那篇报道中摘抄了一个残疾农民靠自学考上研究生的消息。

　　当时，在重庆农行一家营业所上班的一个姑娘也想考研究生，她大专毕业，给我写信咨询同等学力的人报考政策，通了几封信后，我约她到了北京，见面后彼此都有好感，1988年10月31日，在她工作的小镇政府，我们登记结婚。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石家庄，她也调来石家庄，安排在工行上班。妻子好胳膊好腿好相貌，我们的儿子在南开大学毕业后拿全额奖学金到美国硕博连读，博士毕业后，进了谷歌上班。

　　同学曾预言，我和妻子过不了几年就得分手，理由是我们婚前不了解，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十七年了。

　　8

　　时隔多年再见到靳素雅，是在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的一个秋日。借出差的机会回老家，走在乡间土路上，我忽听身后有人问：“啥时候回来的？”我扭头看，是一个中年妇女，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虽然岁月无情，但我还是一下子认出她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给我写过情书的靳素雅。她都有孩子了！她的丈夫是谁？我竟然在那一刻想到了地震后第三天我去找她，她不让姐姐搭理我的那番情景。她问我现在哪里工作，我告诉了她我的工作单位，直到在十字路口分手，没再说一句话。

　　2000年，我写了入党申请书，z组织给我老家村委会发函，要村委会提供我父母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情况。函发出很长时间，没有回音。我很是龌龊地想，宋兰芬还当着村委会会计，管着公章，是不是她看了我单位的公函，故意拖着不给开证明？

　　巧的是，老家的弟弟给我来电话，说老爹住进了医院，我请假回老家，在医院里竟然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宋兰芬。她那时在医院里照料生病的婆婆，我询问单位公函的事情，她说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没见到我们单位的公函。我回到单位，副书记告诉我，已经收到了我老家村委会反馈的信函。

　　宋兰芬曾在1976年被保送上大学，但在最后的关口，不知什么原因被刷了下来。1977年高校恢复统一招生考试之后，她又考过两次大学，都名落孙山，就继续在村里当会计。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卸任的，但我入党那年，她还在位。

　　有了微信后，老家的一个初中同学跟我说，他常跟宋兰芬聊天，有一次提到了我，宋兰芬笑笑，说：“连木混得不错。”他问我要不要加宋兰芬的微信，他转给我，我想了想，说：“算了吧，太唐突。”

　　我们老家的街上，有两棵千年银杏树，据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考证，这两棵树有一千四百年了，传说唐太宗李世民还在东边那棵树上拴过战马。不知何年，树上有了牌子，上写“市级保护文物”。刘家营的人，谁家来亲戚，都会到树下留影。

　　我退休的前一年，带着两个同事到唐山、秦皇岛搞调研，路过刘家营，带着他们去参观那两棵银杏树。我们在树前合影，忽听有人喊“老同学”。我顺着声音看去，见树前的乡间土路上，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妇女扶着自行车站在那里，同事说，支厅，是不是在喊你？我走到那妇女跟前，跟人家说：“你戴着口罩，我也看不出你是谁呀？”她把口罩摘了下来，说：“靳素雅。”

　　回想起来，我们又有二十多年没见了，如果不是她自报姓名，我还真认不出她来。我伸出手来跟她握手，说：“上初中时你帮我不少。”靳素雅说：“应该的。”

　　三村的支部书记跟我说，靳素雅的日子过得很不好，她嫁给了村里的电工，比她大七八岁，那男人命短，四十出头就走了。有个儿子，没考上大学，不上进，也没成家，三十好几的人，还靠老娘给人家干杂活养着。他跟我开玩笑说：“你退休后就搬回老家来住吧，雇靳素雅当保姆。你们有感情，她肯定会尽心尽力照顾你。”

　　说得我心里挺不是滋味。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