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个危楼。”三十年过去了，母亲一提到人造板厂的宿舍楼，还是些许不悦，“能从那个地方活着出来，都是我们命大。”
那片宿舍楼，在当年我们那个西南四线城市的划分里，本就算是“贫民窟”。但因为国营的人造板厂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厂领导仍不忘榨干它的最后一点儿价值，将它公开对外招租。于是，宿舍楼里就聚集了很多“社会人员”，有临时工，农民工，单亲妈妈，寡妇，甚至还有刑满释放人员。
从我记事儿起，我就住在这个“鱼龙混杂”“乱七八糟”“不知道哪天就要坍塌”的楼里。跟母亲“不堪回首”的心情相比，我对这片承载童年记忆的宿舍楼，印象并没有那么糟糕。每当我回想起儿时那些或欢呼雀跃或痛苦难堪的片段，这个“一无是处”的地方还是会鲜活地浮现在我面前。
1.
90年代中期，家里终于迎回了我的父亲——这是我母亲和奶奶期待已久的退伍。
父亲十六岁参军，我出生时，他已经服役十年。他本来规划着要生个属龙的儿子，结果1988年，他去参加老山战役，战争结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回了部队，没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大龙儿子”只能变成了“小马女儿”。
母亲在孕晚期时期查出了胎儿脐带绕颈，并由此引发胎心率异常，医生建议直接剖宫产。出生时，护士长拍打了我好几次，我才发出响亮的哭声。她担心我身体有什么问题，直到我做完周身检查，Apgar评分（新生儿阿普加评分，通过对新生儿的心率、呼吸强弱、皮肤颜色、肌肉力量和对刺激的反应来评估他的初始健康状况）都正常，这才放了心。
母亲从小没了父母，但好在我亲姥姥的三妹——也就是我的三姥姥——和我们家的关系还不错。在父亲远在部队、母亲又要加班的时候，我就会被“托管”在三姥姥家。三姥姥告诉我，我出生时，父亲也从部队赶回来了，只不过，回来前，他还在满怀期待地跟别人一遍遍确认“是儿子还是女儿”——当然是女儿了，而且是肤白胜雪、头发浓密、哭声响彻产房的女儿。除了我父亲，三姥姥说，所有人都喜欢我喜欢得不得了。
父亲还在部队的那几年，母亲一个纺织厂女工，工作起早贪黑，收入微薄。她没钱送我去幼儿园，而三姥姥当时也有了自己的孙女，总去麻烦也不合适。和父亲通了好几封信后，母亲才下了决心，把奶奶从老家接过来带我。
奶奶一共有九个孩子，我父亲排行老八。按照父亲的说法，他小时奶奶很少关注他，他是被我的姑姑和大爷们带大的。他当年还没成年就参军，也是想早点混出个人样儿，在自己母亲面前挺直腰板。
父亲做到了，他成了村里第一个“走出去”的人，在老家的十里八乡，也算是个“名人”了。刚硬的他，在我奶奶面前一直都是“孝顺的小儿子”，无论奶奶说什么，从不还嘴。发了津贴，父亲会最先把钱寄给我奶奶，其次才是我母亲，奶奶生病了，也是父亲找人把奶奶接到市里的医院看病，所有开销都由自己负责。这种无可比拟的“紧密连接”，也让我的姑姑和大爷们找到了不给奶奶花钱的借口。
奶奶之前就在市里住过，但她并不喜欢城市里的生活，按她的话说，村里更“敞亮”。所以那次接奶奶过来带我，母亲本来以为她老人家会拒绝，但没想到，奶奶一口就答应了。母亲嘴里嘟哝着“老太太这是又想作什么妖”，对奶奶的爽快半信半疑——传统婆媳张力在我们家也有，只不过奶奶有好几个儿媳妇，和我母亲的关系也就不扎眼了。
奶奶重男轻女，母亲对此还有一点不放心。我听姑姑们抱怨过，说在他们小时候，每年过年，奶奶只会给儿子们吃肉，女儿们能分到个鸡蛋都要谢天谢地。大姑姑因此赌气开了养鸡场，就此成了村里的富婆。但是奶奶好像没吃过大姑姑送的鸡蛋，坚持自己去捡散养母鸡下的笨鸡蛋，有一次因为捡蛋还扭伤了脚。姑姑们骂骂咧咧，抱怨奶奶不小心，奶奶脾气更火暴，把所有人都骂了一遍，从此没人再敢在奶奶跟前说鸡蛋的事。
让这样的婆婆来照看女儿，母亲自然颇有微词，但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好在，奶奶打消了我母亲的顾虑。自从她来了，我变得开心很多。她会给我讲故事，带我出去玩儿，她对我说：“想吃什么跟奶奶说，奶奶不像你爸妈那么抠搜。”没错，我奶奶骂人基本都会捎带上我父亲。我母亲哭笑不得，但觉得婆婆总算是没有偏心。
后来我才知道奶奶对我好的原因——在老家时，她突发过心梗，当时好几个孙子就在旁边，却没有一个去叫医生。要不是来串门的邻居撞到，她可能早就不在了。
听说奶奶在老家骂了好几天“孙子不中用”，来到城里后，更是跟我母亲连连抱怨：“男孩一天天就知道惹事儿，叽叽喳喳烦死了。”说得我母亲“咯咯”地笑出了声。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奶奶似乎对儿子和孙子彻底“祛魅”了，开始对我这个孙女关爱有加——她这辈子有三个孙女，当时我表姐已出嫁，而我表妹还未出生。
我母亲为了上班方便，特意在纺织厂附近和工友合租了个小房间，但后来我和奶奶这两个“拖油瓶”引起了工友的不满。小的吵，老的暴，工友先是旁敲侧击，后来干脆直接呵斥我母亲，要她带一老一小搬走。
母亲当时很生气，吵吵着：“我老公要从部队回来了，我才不稀罕住在你这个破地儿！”
这是气话，也是实话。当时母亲一直把父亲的归来当成是生活的希望，想着生活里能有一个依靠。
到父亲脱军装回家之前，我已经习惯了他的“缺位”，其实和他“不太熟”。而且，不是特种兵的父亲，一直有个“特种兵梦”。他不止一次地跟家人提过，如果我是男孩，就把我送到特种部队，教我打枪、越野跑、格斗术，甚至还能教我开大卡车和坦克。但是他没办法教女儿这些，因为在他眼里，女孩身体素质不行，也不如男孩勇敢，做不了这些“难度大又危险”的事情。
我作为一个“高敏感”小孩，自然能分辨出一个人是不是真心接纳我。所以，父亲退伍回来那天，我成了家里唯一一个不欢迎他的人。
但不得不说，血缘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就算父亲再不稀罕女孩，（据三姥姥说），当他看到已经四五岁的我时，还是扔下了行李，大步向前就抱起了我，还用胡子拉碴的脸蹭我的脸。我被吓得当场大哭，不停地推搡他。我要妈妈，我要奶奶，我要三姥姥，就是不要爸爸。新手父亲也被搞得不知所措，就直接把我扔给了母亲，力道太大，差点把母亲撞倒。
就这样，“战斗英雄”阖家团聚的场景，不仅没有一点温馨感动，反倒充满尴尬和局促。这份尴尬和局促，几乎可以用来形容我们前三十年的父女关系。
2
我逐渐和父亲“熟络”，但还是拒绝与他亲近，甚至连“爸爸”两个字都不叫。
一开始，母亲和奶奶以为是父亲对我太凶，或者没带过我，所以我对他生分、反感。后来才发现，我不仅叫不出“爸爸”，别人家四五岁小孩会说的词汇和句子，我也讲不太出来。
母亲惊恐地想起“脐带绕颈”的事情，带我去检查，医生也查不出来我到底为什么说话不利索，只说可能和当年的凶险有关——婴儿大脑缺氧，可能伤了语言神经，但“并不确定”。
我智商没什么问题，正常上了小学，但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个重度口吃、讲不明白话的“半残儿童”。母亲对此很焦虑，父亲则对此无所谓，或许在他眼里，我不是男孩，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bug，所以我要是还有点什么其他的小bug，都是“可以克服的小困难”而已。
况且，他自己当时还有需要解决的“大困难”——找工作。
父亲是高中肄业参的军，实际文化程度只有初中，虽然战功赫赫，可是当时部队对于军官升职已经有了严格的文化水平要求，没有上过军校的父亲，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士兵突击》里的“伍六一”——按资历也能“勉强”待在部队，但还是选择了退伍。
他当兵十几年，参加过实战，做过狙击手和运输兵，拿过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奖状无数，理论上，像他这样的，应该转业被分配到一个好单位的。但他离开部队时，“战斗英雄”的称号仿佛就和他牺牲的战友一样，被他亲手埋进土里。他总说“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就业的问题要自己解决”。后来听他与母亲无数次吵架，我才隐约猜到，他没能获得去好单位机会，是因为脾气差、情绪躁，在部队里得罪了高干子弟。
于是，父亲复员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自己的生存问题，甚至关乎我们这一个家庭的生存问题。
父亲出身农村，祖上八辈贫农，当年在当兵选拔的时候这是“优势”。但时空斗转，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如何在城市找工作、如何带着一家四口在城市落脚，成了全无头绪的事情。
父亲回来后，原来合租的小房间实在不够住，母亲带着我们一家四口搬了出来，暂住在她爷爷奶奶开的小饭馆的后厨隔间。母亲是由她的爷爷奶奶带大的，老两口在她初中的时候过世，小饭馆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被亲戚抢走。那个小隔间本来是给打工的服务员住的，我们一家能住进去，也是母亲好说歹说，四处求亲戚，人家才勉强点头。
小饭馆开在火车站附近，终日车流人流不断，我们那两个月一个好觉都睡不成。但大家像是达成了默契，谁也没有抱怨。母亲不仅要照顾我和奶奶，还要每天去纺织厂上班，她在用行动默默支持我父亲找工作，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父亲感受到了现实世界的残酷。他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牺牲，军队的操练、战争的洗礼没能难倒他，但是社会的“漠视”却成了他要面临的崭新考验。整整两个月，一向要强要面子的他找工作很不顺利，要么是他对工作本身不满意，要么是在面试时和老板们发生了冲突。
在父亲眼里，“万恶的资本家”奸诈狡猾，实在是“欠收拾”。但是在他心里，又能不允许自己的家要靠老婆那点收入苟活。他是个极端大男子主义的人，发自肺腑地认为世界上最辛苦、最危险的工作都应该由男人来干，老人妇女小孩都该靠边儿站。不能做顶梁柱的男人就是失败的男人，所以找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无比煎熬的过程。
父亲当年转到运输连队后，开过军用卡车、导弹运输车和重型装备拖车，直到现在，他对于运输兵的经历也非常自豪，一吹牛，就会说起自己在某月黑风高的晚上，为了前线补给不掉队，还要不被敌方发现踪迹，他们只能关闭车灯在悬崖边上开车。他的战友就有因看不清路、车辆打滑掉下悬崖而牺牲的。为了这个家，他终于放下自尊，找了一份货车司机的工作。在部队吃惯“公家饭”的他，如今成了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自然有不少落差，但这是一份在他能力范围内可以最快赚到钱的工作，毕竟货运公司里的轻车、重卡，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
父亲做货车司机的那两年，凌晨四点就要起床，晚上快半夜才能回家，没有节假日，非常辛苦。当时他开车拉的货以水泥和建材为主，每天回家都灰头土脸的，有时候累到澡也不洗、衣服也不换，直接栽倒在床上就睡过去。他的鼾声严重影响了我的睡眠，但是母亲告诉我，不准吵醒父亲，然后，她就拿着毛巾，一点点擦干净父亲的脸。
听母亲说，父亲之所以这么累，是因为他不仅仅要当司机，有时候还要当搬运工——自己装货，自己开车，一个人赚两份钱。
父亲从部队刚回来时的锐气在一点点褪去。见他勤劳肯干，老板给他加了钱，他没给自己买东西，也没给别人买东西，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把工资卡交给了我母亲，妻子怎么开销，从不过问。
大概因为父亲太能干，有同事嫉妒他，举报他“危险驾驶”，说亲眼看见他在路上“漂移”，还超速。父亲不服气，和举报他的人打了架，被老板扣了钱。
母亲带着我，想着去货运公司领回想象中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父亲——让我跟着去，是母亲刻意想“卖个惨”，想着老板一看这个男人家里还有个半大点小孩，需要他赚钱养家，处理时也许就会心软一些。
母亲本来还担心父亲会受伤，但父亲在部队时不仅越野跑是前三，格斗也是前三，他是挂彩了，对方则是直接骨折进医院了。
那个老板本来确实想开除我父亲，最后也果真为我母亲留了情面。他跟我母亲说：“好好管管你爱人，小伙子很能干，就是不服管。”为了让我母亲意识到“不服管”的父亲是多么离谱，老板还特意让母亲在保安室看监控录像——不仅有父亲打架时的录像，还有父亲开着卡车在公司门口石子路上“漂移”的录像。
“原来你爱人在我眼皮子下都是这么开车的。”说完老板都笑了。
虽然那时的视频都有点模糊，但是我能看出来，打架视频里，父亲是一对三，漂移视频里，父亲的卡车直接“飞”起来了。
3
在父亲找到货运司机的工作没多久，我们一家就从小饭馆后厨搬到了人造板厂的宿舍楼。
我的二姥姥和二姥爷当时都是人造板厂的职工，他们面临退休，就把厂子里的“员工福利”——宿舍——给我们住了。宿舍都是十到十五平的单间，父亲选了间十五平的。
说是“员工福利”，但我们一个月要交五十块的房租给二姥姥，包含水电费。
单间里放了两张床，中间拿个帘子隔着，我父母睡一张床，我和奶奶睡一张床。没有沙发，没有衣柜，摞几个小板凳和一个折叠桌，墙角摆两个单竿晾衣架，尽最大可能节省空间。有线电视，有线电话，有需要的自己掏钱装就行。有人家装那种大锅盖一样的天线接收器，就算是楼里的“有钱人”。
我们家自然不属于“有钱人”的范畴。我母亲的嫁妆里除了一台缝纫机，还有一台长虹电视机，因为没装天线，只能收到央视一套二套，还有省台二套。不知是不是因为后天精神生活贫乏，我从小不爱看动画片，就爱看《动物世界》、《人与自然》和省台的《探索时代（Discovery）》，所以这三个台刚刚好。
从搬进人造板厂宿舍楼的第一天，母亲就在抱怨。她觉得二姥姥和二姥爷坑了我们，就算五十块钱的租金在当时听起来“还可以”，但对于这个宿舍来说，还是太贵了。
我母亲一直说宿舍楼是个“危楼”。它一共五层，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楼身一直在“改造”。施工队来来去去好几波，每次随便“凿一凿”就算是在干活了，永远都在干活，永远不会完工。从外面看，这栋楼是有人住的部分和“骷髅架子”组合的状态。
我家就住在五楼，楼的每层台阶都很高，当时我奶奶腿脚还算利索，但每次出门也还是要耗费一些时间。五楼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这一层只有一半是房间，另一半则是四楼的楼顶。以前有住户在走廊过道的墙体上砸出了一个“窗户”，从那里可以跳到四楼顶，后来又有人在“窗户”两侧用砖头垒出了“小楼梯”，于是五楼的住户就可以随意去四楼的楼顶了。
奶奶会在四楼的楼顶种菜，我也在那里养过小鸡和兔子。一到夏天，四楼楼顶上全是乘凉的蚊帐和帐篷。有邻居在四楼楼顶铺设了好几张“石桌”，有的桌子是为了邻里能在一起吃饭，有的是为了给大人们下象棋用的，桌面上还用油彩画好了不会褪色的棋盘。
宿舍楼里的设施过于简陋，用“差劲”来形容也不为过。年幼的我觉得这栋楼是个可以探险的“宝库”，但是对于在现实中挣扎的大人来说，这栋楼确实太不方便了——每个单间的面积都太小，大家只能用公共厕所和公共水房。我们五楼这层是没有公厕的，每去一趟厕所，就要从五楼奔到四楼或三楼。
四楼的楼道又长又窄，住户们在门口堆了很多杂物，楼道的灯泡基本都是坏的，楼道两头的窗口极小，所以这里的白天和夜晚无异，去个厕所都得“摸黑”。那时候我痴迷香港鬼片，每次去厕所，就会想象有个什么鬼从哪个地方突然冒出来，自己吓自己。
有一次自我恐吓过了头，我从厕所出来后往五楼狂奔，结果被四楼楼道的杂物绊倒，摔成了膝盖积水。母亲非常愤怒，找邻居理论，找楼长理论，要他们赔付我的医药费，还要清理干净门口的废品，给楼道装上能用的灯泡。
母亲的诉求被一一拒绝，最后，是父亲主动给楼道装了新灯泡，“造福大家”。因为这事，父母两人大吵一架。母亲说，凭什么自己孩子受了伤，还要自己贴钱改善楼里的破设施？父亲则觉得，一个灯泡而已，装好了，以后大家都少受伤，老人小孩的安全更有保障。
宿舍楼经常停水停电，夏天热我们还可以去四楼顶“避暑”，冬天冷我们就没什么办法了。整栋楼没有暖气，每家每户只能自己烧煤取暖。大家用的都是最便宜的蜂窝煤，很多人家也没有装通风管道，听说常有人煤气中毒。一个人拉扯大九个孩子的奶奶对此倒是很淡定：“毒死也总比冻死好咯，睡一觉就过去了。”
作为“大孝子”的父亲，还是会尽量给奶奶创造好的居住条件。我们家可以装不起空调，可以不买有线电视，但是要烧高质量的煤，尽可能减少烟雾粉尘和有毒气体。只是把一整个冬天要用的煤从楼下搬上五楼，是个问题。父母很难在家空出个半天时间来搬煤，奶奶和我一老一小显然也不适合，请卖煤工搬的话，又要给五元钱搬运费。
我比奶奶更心疼钱，主动请缨。我一趟一趟地，竟然搬上来了大部分。卖煤工见我一个孩子这样，最后两趟也就帮着我搬了。奶奶请人家喝口水，就算是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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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不会给我零花钱，但是奶奶会。父亲会给奶奶零花钱，然后奶奶把钱卷到小手绢里攒着，攒够了就直接塞到我手里，这是父亲默许的。
我每次搬完煤，奶奶会给我五毛钱。我不像其他小孩一样去买零食，而是用这些钱买白纸和画笔。口吃的我在楼里不太受待见，小孩们不喜欢跟我一起玩儿，我也不喜欢跟他们一起玩儿，我更喜欢一个人待着画画。五毛钱买不了好的素描纸和颜料，我只能买些最便宜的纸张和铅笔，能有根彩色铅笔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探索时代》每逢周末就会播放美国的连环杀手纪录片，看到有一集，画像师凭借证人的口供就画出犯罪分子的头像，我觉得很神奇，找来纸笔，也尝试画脑海里的各种人。 不上学时，我带着笔和纸去书店，找各种绘本——绘本是买不起的，我就坐在地上，临摹里面的人物像，一画就是一整天。
画画给我无法正常交流的童年生活，以及以后无趣的大人生活，都增添了很多乐趣。但父母都不喜欢我这个爱好。父亲觉得过于“文绉绉”，母亲觉得“不务正业”，耽误学习。好在还有奶奶支持我，哪怕我是鬼画符，她都会说“我孙女画得真棒”。
4
父亲太忙，管不着我画画，但我要是想继续花奶奶的零花钱买画材，得先保证做一个“身体强健”的小孩。
我有时会觉得，命运是不是有点太难为父亲了，他只是想要个儿子培养成特种兵，他有什么错？结果，他只能在我这个独生女身上“浪费时间”了。
一直以来，父亲总是“若有若无”地在我身上践行着他的“特种兵训练”。
我不到十岁就已经能跑下来三公里了，甚至还能做俯卧撑（当然这都是父亲教的）。我要是惹父亲生气了，他还会罚我到四楼楼顶跑圈。房顶没有操场那么大，但是可以跑十圈，一百圈，甚至更多。
在父亲好不容易休息的周末，他偶尔会带我去公园玩。我虽然有点害怕跟他出去，但若是他能带我去游乐场，我还是乐意去的。母亲不喜欢我去游乐场，什么碰碰车，轨道赛车，甚至旋转木马，她都觉得危险。
喜欢冒险，大概是我们父女俩当时能玩到一块儿的基础。
父亲会专门带我去射击游戏的摊位，老板以为我们是对正常父女，笑脸相迎，可是玩儿着玩儿着，他就发觉不对劲了——父亲是个百发百中的顾客。玩了几次后，老板就会把最破的玩具枪拿给我父亲，但是父亲会兴奋地把这当成是挑战，继续打满环。
后来不知道老板是不是为了防止我父亲再去，把“静态靶”换成了“动态靶”——就是搞一圈会动的气球，然后在限定时间里射击。但他不知道，我父亲最擅长的就是动态靶，他的动态视力很好。所以我们照旧会拿走老板最贵的礼物。
再去，老板一看见我俩，脸上都是“这俩人怎么又来了”的愁样儿。
看父亲打靶次数多了，我也想亲自上手。老板的玩具枪都是步枪样式，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些重的，这又证实了父亲“女子不如男”的论调。我能从父亲眼里看到一丝失望，倒是老板看到我这个“犬女”没有得到父亲的真传，就一直撺掇着“让孩子多玩玩儿”。
我不仅长得是父亲的“性转迷你版”，个性上更是百分百复制了父亲的德性。“不蒸馒头争口气”，我破天荒地主动问父亲，请教怎么射击才能精准打中目标。一开始父亲很不耐烦，说“反正你连枪都提不起来”，甚至嘲笑我说我的手只能拿得起画笔。我不服气，用奶奶给的零花钱买了塑料水枪，把水枪空槽灌满水，每天扛着练臂力。
我低估了练枪的难度，原来端着一把枪，纹丝不动地待一刻钟以上的时间，手臂会麻，会酸，会抖。抖动是射击的大忌，父亲说，在部队时，他光是练“手稳”就花了一整年。不仅天气好时候手要稳，遇到刮风下雨甚至枪林弹雨的环境，也要稳如泰山。
他架不住我磨，告诉我，射击的精要其实非常简单——“三点一线”，觇孔，准星尖和目标在一条线上就行。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也做不到，明明我觉得瞄准了，可就是脱靶了。
父亲对于我脱靶不仅没有指点，反倒有点幸灾乐祸，有种“看吧，我就知道你不行”的意思。他说，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手不是练出来的，能做到“优秀”以上的程度，都要凭“天生的感觉”，即“手感”。勤加练习或许可以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手感，但是剩下的百分之一，是老天爷选人，他说你有你就有，他不给你这个天赋，你也没办法。
父亲大概被幻想中的儿子迷昏了头，忘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我是女儿没错，但是我骨子里流的也是他的血。老天赐予的“手感”，没有规定只给男孩。在每天左手画笔、右手水枪的持续努力下，我的“手感”被激活了。再和父亲去公园射击摊，拿走最贵玩具的人就是我了。我第一次从父亲眼里看到欣喜，他似乎想说，在他没管我的时间里，我怎么就突然开窍了。
我跟父亲的关系就这样在尴尬与局促中找到了一点安放的位置。
就在我以为自己终于获得父亲的认可时，母亲怀上了二胎，而且，这次真的是个男孩。父亲梦寐以求的“特种兵”，终于还是来了。
5
母亲怀弟弟时，我已经快念完小学一年级了。我忽然感到家里涌动着一种喜悦，但我也知道，这份喜悦并不是因为我。
父亲心情大悦，不再挑我的刺，也不再冲我发火。之前我拿着学校里“双百”的成绩单向他“讨表扬”，他会冷酷地对我说“不要骄傲”、“这有什么”，偶尔也会来句“再接再厉”的鼓励。弟弟来临后，冷酷没有了，我告诉他我又拿了班级第一，我画画在全国比赛里拿了奖，我做俯卧撑可以突破二十个了……父亲竟然会露出一丝微笑，然后将目光转向母亲，敷衍着说道：“好，好……”
我已经会做父亲之前要求我做的所有的体能项目，我想跟他说“你可以教我引体向上了”，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我清楚，此时的父亲，大概不会再回应我了。
母亲察觉到我的失落。父亲越是冷落我，她便给我买越多的新衣服和我喜欢的零食。
这个二胎在母亲的意料之外，她从来没有过想要儿子的想法，本来就只想要我一个女儿——这是有原因的。
父亲出身低，没有文化，虽然顶着“战斗英雄”的头衔，但母亲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反倒是因为“军嫂”的身份吃了太多苦。可是母亲说，她当年看到我父亲的第一眼，就想嫁给这个男人——没办法，按现在的话说，她是个无可救药的“颜控”。
父亲浓眉大眼高鼻梁，眼窝还有种中东人的深邃，在部队的时候甚至有“男版林青霞”的美称。他的身高就一米七五多点，却因为长相被领导硬生生地拉进过仪仗队，甚至还在第一排。领导说，这张脸一出，军人的帅气就扑面而来，“太长脸了”。
我后来也在父亲的照片中发现了这个“规律”——戴着大红花的士兵们从前线下来，接受地方老百姓的欢呼爱戴，我说他在照片中怎么总是站前排C位，摄影师总能照到他，原来都是安排好的。母亲听人说，女儿长得像爸，儿子长得像妈，于是长得一般的母亲，就想要个和父亲长得一样的孩子，那就一心只想要女儿了。
这次轮到父亲得偿所愿了。弟弟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父亲就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我的名字里有“禾”，弟弟的名字里便有“平”——父亲还算是想到了我，觉得起名要“成双成对”，儿女的名字连起来必须是个词组，有寓意才行。
父亲带我去了玩具店——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去玩具店，为了帮父亲给弟弟物色玩具。我也想要变形金刚，我也想要更多玩具，但父亲说这些是给男孩玩儿的——把我当特种兵训练的时候怎么就不说“这些是给男孩练的”呢？我第一次明白了“苦涩”的心情，唉，五十块就是五十块，到底是比不上一百块。
连奶奶也对父亲的偏心看不下去了：“孩子还没出生，买什么玩具？”
于是奶奶也开始加大对我的“投资”。母亲怀上弟弟的那一年春节，奶奶把全部压岁钱都给了我。奶奶觉得我是整个家族最像她的孩子——我们家族的“林青霞”基因，其实是源自奶奶，而我的个性也像她，是天生的“犟种”。没有弟弟以前，她一会儿说我是孙悟空的后代，天天上蹿下跳惹是生非，一会儿又说我是哪吒转世，就是来找父亲讨债的。弟弟来了之后，奶奶一度觉得，上辈子大概我与父亲是互相亏欠，父亲欠我的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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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家五口”的期盼还不是那段时间最令人开心的事情。
母亲怀弟弟三个月时，父亲拿着一张“聘用书”回了家。那天，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是“准点”下的班——没错，他找到了新工作。
当母亲看清楚聘用书上写的字后，惊呼出一句“老天有眼”。她的兴奋溢于言表，甚至一把抱住了父亲。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相互拥抱在一起，到现在为止，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一个没什么“和颜悦色”和“亲昵交流”的家庭里，这种级别的拥抱给幼小的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哦，原来，父亲也有柔情的一面，哦，原来父母也有过爱情。
我也凑过去看，那是一张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聘用书，单位是民族宗教局——父亲居然考上了公务员！
那个时候父亲参加的应该叫“中央国家机关补充工作人员考试”。他是怎么考上的，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
为了写这个故事，我专门厚着脸皮跟父亲打电话“采访”，想要聊聊“童年旧事”。父亲的反应先是一贯地生硬，反问我：“你都这么大了，还不了解你老子？你个不孝子。”而后又问我：“啥，你要问我啥？”
我说我想知道你当初是怎么考上公务员的，毕竟你干货运司机时，在我的印象里你基本没有时间休息，哪里来的时间学习和考试？
父亲就开始说教：“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吃不了苦”，“豁出去就行了呗，”“任何间隙时间都可以学习，我吃饭的时候都能把毛概邓论再复习一遍”——之所以说是“复习”，是因为父亲在部队时就上过这门课，他记忆力很不错，只是小时候不爱学习才当了兵。
父亲就是这样，总是喜欢用轻描淡写的话把“要命”的事儿说出来。我大概能猜得出来，“豁出去”三个字，对他意味着多少努力。
千辛万苦考上了公务员，父亲却还是有些遗憾，他说最想去是财政局、税务局、电力局这些“热门单位”，福利多。但不管去哪个局，父亲能回到“体制内”，对于我们家来说，虽不能叫“完成了阶级跃升”，也肯定是个值得庆贺的进步了。
父亲在新单位也没有居什么“要职”，只是局长的新司机。我在很久之后见过几次局长，是个非常随和的大伯。据说，父亲本来面试的时候没过，是局长说“就让这个小伙子给我开车吧”，父亲才有了机会。
我“采访”父亲的时候，用开玩笑的语气问过：当时局长为啥要选你，难不成他也爱坐“漂移”的车？但父亲的回答很认真：“能不能吃苦，能不能加班，能不能跑山路和泥路？”“别人说‘能’都是为了应付面试，我说‘能’，那就是实打实地保证”。
可能局长一眼就看出了父亲的本性，也可能局长就喜欢这种“踏实”的人，或者说有“军人素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