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父亲“双喜临门”的好心情还没有延续多久，就被领导叫去谈话了。父亲这次接到的，可能是他人生中最难的一次任务——他要亲手扼杀掉自己的儿子，不然，新工作可能保不住。
作为公职人员，就必须遵守国家政策，作为dangyuan，更要以身作则。“只能有一个孩子”的要求，成了父亲那段时间最惆怅的事情。从不低头的父亲，跟领导求了又求，甚至找了很多“关系”，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保下儿子，哪怕倾家荡产都可以。但是，回答是铁面无私的：如果你不是公务员，是个经商的，那你还可以交交罚款了事，但是以你现在的身份，就是不行。
月份一拖再拖，再不解决这个问题，我母亲就会有生命危险。当时母亲也不想打胎了，没有一个母亲会愿意杀掉自己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更何况母亲怀弟弟已经有半年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感情上，和这个孩子已经割舍不开了。
父亲必须做出决断。他全然没有了入职新单位的幸福，开始借酒消愁。有一次，借着酒劲儿，他竟然哭了。他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但是怕失去自己的孩子，尤其是自己的儿子。
老天没有怜悯父亲的眼泪，为了保住工作，父亲还是和母亲商量打掉弟弟的事情。母亲也哭了，她知道父亲的难处，于是忍痛去做了引产。
母亲落下了终生的病根儿。她的肾功能受到影响，没法睡一个整觉，一晚上要起夜好几次。在宿舍楼小小的单间里，任何动静都十分明显。那段时间，我能听见母亲每天晚上小心翼翼地起床，然后蹑手蹑脚地去四楼。她回来时，我甚至能听到她厚重的呼吸声。有时，她会探头到我的床边，盖回我踹飞的被子，还会轻抚一下我的头，确认我睡得好不好。
我每次都是强忍着不发出声响，因为我太想哭出来了。我心疼母亲，但我又怕她看见我失眠和哭泣的样子更加难受。
我们一家三口，各哭各的，谁也不想打扰谁，每个人都在相互看着眼色，不想戳破本就脆弱的伪装。只是脾气最容易爆发的父亲，伪装能力没有那么好。在失去弟弟的头一年，他看我的眼神从挑刺儿、敷衍，变成了躲闪。那种躲闪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一种莫名的厌恶。
有一次，我抱着本该给弟弟的变形金刚玩儿，父亲看到后一把把玩具夺了过去：“谁让你动这个的！？”
我至今记得父亲凶神恶煞的模样。是奶奶站出来，说他：“孩子玩玩儿怎么了？”
“大孝子”便第一次“忤逆”自己的母亲：“女孩子家家，玩儿这个像什么样子！”
奶奶也理解我父亲的心情，不再多说什么。父亲把变形金刚放到看不到的床下柜子里，似乎这样就能抹去关于弟弟的记忆。
我气不过，趁家人不在时，又翻出了那个变形金刚，直接把它大卸八块，还把最尖尖的零部件扔到了父亲睡的位置。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我就等着挨揍就行了。我期待和父亲来一场“激战”——可是没有，什么都没有。父亲确实被硌着了，也发现了我干的事情。母亲和奶奶都在一旁蓄势待发准备劝父亲不要动手打我了，可是父亲只是默默地盯着我，眼里没有严厉，只涌动着一股悲伤。
“我本来是可以有儿子的。”——他的眼神这样告诉我。
“收拾收拾扔了，早点送她去学校。”父亲挪开眼光，对母亲说道。他甚至不愿意叫我的名字，我那个可以和弟弟的名字连起来、有寓意的名字，在父亲那里似乎一下失去了意义。
父亲似乎把训孩子的“特权”也交接了出去。他有任何不满，甚至都不再面对我，而是指桑骂槐地对母亲说：“她就是这样被你们惯坏的”，“她以后可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家里不再有“我”，似乎只剩下了个局外人“她”。
7
当一个顽皮的小孩不知道如何获得大人的注意时，她就开始闯祸——我把老天捅出一个窟窿，你总能看到我一下吧？
先是打架。
我口吃的毛病不论是在人造板厂宿舍楼里，还是在学校里，都被很多人嘲笑。谁嘲笑我，我就打得谁遍地找牙——反正也吵不过。
在宿舍楼，我打遍全楼无敌手，即便是比我壮实很多的男孩子也不是我的对手。家里时不时就有各层的邻居排队来告状，说：“你们家的野丫头又打人了，怎么也不知道管管？”“这种野丫头以后可嫁不出去！”
母亲只管一个劲儿地道歉，奶奶的回答则比较“横”：“我们家孩子要你管？你什么东西？”“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我村里的十几亩地全留给我孙女，吃的米比你家八辈子都多！”
有奶奶的“助纣为虐”，我打架的嚣张气焰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愈演愈烈。奶奶的教育方针就是这样，“我们家的人不能受欺负”，“受欺负了就要还回去”。在奶奶膝下长大的我，就养成了“以牙还牙”的“小心眼儿”个性。
放在以前，我要是犯了打架这样的大错，父亲知道了，是一定会罚我跑圈的，甚至不让我吃饭。但是那段时间，不论我打多少架，父亲都不再罚我了。他好像看都懒得看我一眼。这样的长期忽视，点燃了我心中的怒火。我每次看见父亲，内心都会咆哮：“你没儿子了不关我任何事！”
我恨自己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在生活中开始和父亲定下的“规则”对着干——父亲从回家那天起，就把职业军人那套带到了家里：吃饭就要认真吃，不准看电视，不准吃得慢，每天起床都要收拾好床铺，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儿，我因为叠得不符合他的标准，被骂过好多次。
九岁那年的除夕年夜饭，我终于找到不给父亲好脸的“时机”。得整整齐齐一家人不是吗，讲究拜年礼仪不是吗，我偏偏就不接着奶奶给的压岁钱，自顾自地端着饭碗坐到电视机跟前吃，饶有兴致地吃，节目不播完，我就吃不完，任凭母亲怎么呼唤，我仿佛置入无人之境，谁也不理。
父亲终于被我激怒了，上来就把手里的筷子扔到我头上。距离太近，力道太大，筷子戳到了我的眼睛，当场赤红。母亲被吓了一跳，赶紧要带我去医院看。父亲则不以为然，高喊着：“她怎么不去死！一天天就知道惹是生非！”
奶奶听罢，也是怒火中烧，抄起自己的拐杖朝父亲的脊背砸去：“你再瞎吵吵，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不得不说，我确实是父亲的孩子，他被奶奶揍，一声不吭，我被他揍，也是一滴眼泪也没流。我们都是绝不屈服的“硬骨头”。
硬骨头的我在医院洗了眼睛，上了药。那个药完很痛，但我全程一言不发。医生说，没见过这么“听话坚强”的小孩，说得母亲当场泪奔。母亲埋怨我，说招惹你爸干嘛，好好学习就行，为什么非要去打架。但她不会像父亲那样对我“动手”，更不会忽视我，因为她从生下我那天，就把我当成最重要的存在。
母亲没有享受过温暖的母爱，所以她一直都发誓要做个好母亲，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一样。她后来有对我讲过，那个时候看到父亲对我的态度，她一度觉得自己嫁错了人。
独生女就更得当成“掌上明珠”了，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她不解自己丈夫的种种行为。就连婆婆都不再重男轻女了，丈夫的价值观实在是落后。
“你爸还活在大清，他那个脑子别不过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母亲就这样在我与父亲之间，和了好多年的稀泥。
8
我的个性因为二年级下学期的一次校园霸凌而发生了改变。
学校里的男同学们举办了一场学我说话的“比赛”。那时口吃的我为了把话流利讲出来，要费了很大劲，面部肌肉会抽搐，甚至整张脸会扭曲在一起，实在憋不出话时，还会流口水。他们学着我“抽搐”的样子，眼歪嘴斜的程度好像是在模仿一个怪物——当然，他们也是这样称呼我的，“怪物”，“丑八怪”，“小磕巴”，“小哑巴”等等。
“比赛”时，领头的一个男生开始朝我身上扔小石子，其他男生纷纷效仿，然后其中一个不长眼的，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半块砖头，直接朝我扔了过来。
我的前额鲜血淋漓，红色的血一滴滴落在我当时新买的白鞋上，染红了一大片。冲我扔石子和砖头的男生都被吓到了，他们四散而开，离开了我这个“怪物”。
我站在原地待了好久，脑子嗡嗡的，直到被老师领去医务室，又去了医院，才知我应该是脑震荡了。
这一次我特别安静。按惯例，我会报复回去。谁扔得我头破血流，我也要让他头破血流。但是我没有。我裹着白纱布去学校继续上课时，我感受到了那些欺负我的人的目光。他们打量着我，像是看笑话，又像是看自己的“战果”。我心想，我还活得好好的，没被你们砸死。
我没有发火，也没动他们一根手指头。我记得很清楚，我对他们笑了笑。人真是奇怪，当你冲他们挥舞拳头的时候，他们并不怕你。可当你安静地冲他们微笑时，却能在他们眼里看到恐惧。
那一刻，我决定，我不要再做一个只会靠打架来博关注和赢得尊重的“傻帽”了。他们根本不配。包括我的父亲。
我学会了“冷漠战术”对付霸凌我的人，也应对我的父亲。我不再跟他对着干，我吃饭比他吃得还快。我不再看他，完全把他当空气。父亲终于不再故意躲着我了，他又用我熟悉的质问语气问我：“为什么不懂事”“什么态度”“养你不如养条狗”……以至于他再次想对我实施“筷子攻击”时，我直接“乖巧”地帮母亲收拾起碗筷，当我把他手里的筷子直接抽走时，我在他脸上看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惊。
父权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即便我有着世界上最暴躁、最大男子主义的父亲，他也没办法在不把他当回事的女儿面前行使自己的父权。
在我脑震荡两个月后，他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他气冲冲地跑到学校，说要那帮欺负我的小崽子“血债血偿”。
这个时候他终于想起来是我父亲了，但我不在意。我告诉我的班主任，我不想追责，不想找麻烦，来找麻烦的这个男人是我父亲没错，但是他说的话、做的事，都与我无关。
父亲和班主任同时被我的冷静吓到了。父亲有点局促，他发脾气不是，护着我也不是。我觉得很好笑：您是战斗英雄，我只是个小女孩，咱俩从来不是对等的。这个跷跷板，我一开始就不应该玩儿。我被血缘迷惑了双眼，天然觉得有血缘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就是理所应当的，就是不分先来后到、男女之别的。
事实上，还真是分得很清楚。
母亲也感受到我的变化。她一度很着急，试图修复我与父亲的关系，但是无论她怎么努力，我和父亲谁也不低头。在我成绩稳拿年级第一时，母亲会故意让父亲去参加学校的家长会，还跟他说保证这是“长脸”的场合。但一向看不起文化人的父亲，对我的成绩完全不在乎，不止一次地拒绝母亲的请求。母亲只好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在学校跟其他家长传授“如何培养好孩子”的经验。每次看母亲在家长会上装模作样，我都觉得十分好笑。
当然，我和父亲并不是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干仗。我们唯一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孝顺。奶奶过大寿的时候，我和父亲都会变安静，熄火个一顿饭还是没问题的。奶奶要是又生病了，我和父亲会轮流照顾。每当父亲叮嘱我要如何照顾奶奶的那些注意事项时，我还是“听话”的。
9
父亲入职后的第三年年末，接受表彰，成了局里的“优秀职工”。局长听说他有一个女儿，局长自己也有两个女儿，便邀请我们一家吃饭。知道我与父亲的关系正处于水深火热，去吃饭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不要犯邪性，不要在饭局上在父亲的领导面前让父亲难堪。我跟母亲保证，肯定不会和父亲吵架，因为我会一如既往地把他当空气。
我的表现确实得到了局长的赞赏。局长让我叫他“伯伯”，还说我父亲有我这么个聪明懂事又长得好看的女儿是一种福气。母亲拼命给我使眼色，我才没有破功笑场。
局长伯伯说郊区新建了个大乘玉佛寺，是他们局里那一年的重点管理项目。这寺庙占地很大，佛像都是找得好玉雕的，有一尊巨大的卧佛，是从缅甸直接运过来的。局长说，没事儿可以带我和母亲去寺里玩儿，现在去佛寺，还会赠送开光的佛像玉佩和手串什么的。
在局长的“殷切期望”下，母亲也极力撺掇，父亲这才“勉为其难”同意单独带我出行——弟弟没了之后，我和父亲就再也没有一起去过公园了，也没有去过任何地方，连待在一个家里，都是不得已的事情。我答应的理由也很简单，我没去过佛寺，觉得好玩儿。
我好像在佛寺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之地”，父亲的存在，总算是有点作用。
方丈给我了一块儿玉佩，一个紫檀手串，还有一册简要的心经。我那时还不懂佛法，只是一个喜欢新鲜场地的小屁孩儿，没办法和方丈聊太多。我特意跟方丈要了个木鱼，问他能不能在家敲着玩儿。
父亲一脸后悔带我去的样子，又不好意思当着方丈的面揍孩子，只能把我一直往身后捋，让我别打扰方丈主持寺里工作。方丈面对我的每一个提问都是哈哈大笑，然后火速满足了我的要求——除了木鱼，方丈还给了我一个会自动念经的录音机，说里面的佛法都是录好的，敲木鱼的时候可以放着听。
我还问方丈，为什么佛要躺着，人却要跪着，佛真的会听到人的祈祷么，要是人求了半天，佛睡着了没听到怎么办……方丈的回答大概是，佛已经超越了“睡着”和“醒来”的状态。
虽然方丈那么说，但是当时我并不信。我还是觉得人跪着没用，反正之后我跟着父亲还是母亲去佛寺，都没跪过。有一次，母亲看我对佛祖“不敬”，连连下跪跟佛祖道歉，我跟母亲说：“佛祖才不会那么小心眼儿，又不是我爸。”
去多了寺庙，方丈便和我熟稔起来。他对我父亲说：“你家孩子慧根极深，但执念更深，恐怕以后要吃苦头，但要是能挺过去，就会海阔天空。”
这话确实贯穿了我的前半生。我与父亲的“争斗”从未停歇，没有想过“海阔天空”的代价会比想象中的更沉重。
===
父亲的“上进”没有止于“优秀职工”，他除继续做局长的司机，也开始和同单位以及政府大楼里其他单位的人搞关系，以求晋升的可能。习惯了“争第一”的父亲在当兵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好斗，他拿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奖状和勋章，如果不是文化水平和个性限制，晋升本应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也许是被社会毒打之后，步入中年的他终于学会了一点圆滑，母亲也调侃他“开窍”了。
父亲游走于各种“酒局”，既是单位的应酬需要，也是他自己的社交需要。他喜欢热闹，喜欢吹牛，喜欢和回到社会上的战友们一起“忆当年”。打着“为了这个家”的旗号，他吃了好多顿不明所以的饭，喝了好多次没有目的的酒。
我后来从母亲那里听到，父亲年轻时在部队就因为喝酒被处罚过，从战斗部队转到后勤部队，也和他爱喝酒、情绪不稳定有关系。如今，父亲以“酒仙”、“酒鬼”和“酒缸”的称号为荣，别人一刺激他，他就马上上钩多灌自己好几杯。母亲对此非常不满，她觉得父亲容易被撺掇的个性就是傻，最重要的，她心疼父亲的身体。
“男人的事情女人不要管”“你懂什么”，父亲总是会用这样的话回怼母亲。他参加任何酒局都是有“正当需要”的，只不过这种“正当需要”渐渐变了质。作为当年第一个去外面闯荡的“能人”，虽然我们家在破败的人造板厂宿舍楼，但是时不时来家里“拜访”的老家乡亲越来越多。他们有请父亲帮忙让自家孩子参军的，有希望父亲给他们在城里介绍工作的，甚至孩子升学、父母做手术、有人蹲局子需要“捞”，都通通找上了门来。
每次有人拎着几兜水果、一箱牛奶就来求办事儿时，母亲的脸色总是很难看。更有“诚意”的人还会带两箱酒或者几包烟，父亲喜笑颜开，母亲深恶痛绝。来者越是把父亲捧到天上，母亲就越是翻白眼。
“你爸就是个小司机，真以为自己是通天大神了”，“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整明白呢”。母亲在很长时间内经常这样抱怨。但是她管不住父亲，耳根子软的父亲已经丢掉了“拒绝”的能力，谁来都是照单全收。他在应酬、社交之外，又多了一项喝酒的事由——“办事儿”。沉浸在日常工作和无尽的“办事儿”里，他失去了刚退伍时的健美身材，收获了啤酒肚、脂肪肝和肠胃炎。
10
我们家在人造板厂宿舍楼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煤气中毒。
烧煤好几年，早就习惯了，那年冬天，买的煤还和过去的价格一样高，母亲和奶奶却发现房间怎么烧都不热。“办事儿”回来的父亲还没有从酒劲儿中缓过来，醉醺醺的他“勤快”地猛加了一顿煤，感觉有了一点热气后，才进屋睡觉。
结果那一晚，我们全家都中毒了。母亲最先闻到气味不对，赶忙薅起我和奶奶，把我们带出屋。父亲当时不知道是睡死了还是昏死过去了，怎么摇都摇不醒。母亲赶紧去邻居家，用人家的电话打了120。
医生后来说，再送晚一点，父亲可能就真的“岔气”了。他因为醉酒而产生了呼吸中枢抑制，吸入的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结合，导致身体缺氧，两者叠加，引起严重的呼吸衰竭。
幸好父亲“底子不错”，抢救了回来。他在战场上都没有见过鬼门关，这次却因为喝酒差点丢掉性命。
从医院出来后，母亲再也无法忍受，大骂他：“就爱多管闲事！”，“自己家孩子都不知道管，天天就知道给别人充老子！”
父亲也不甘示弱，责怪母亲买到了假煤：“家里老的和小的分不清，你一个掌家的女人为什么眼睛还不好使？”
母亲则反驳：“你要是脑子清醒，眼睛好使，你加什么煤？自己都快去见你老子去了，还在这儿逞能！”
这句话戳中了父亲的肺管子——父亲的老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父亲十二岁的时候就是因为酗酒去世的，而且是酒后，不知怎的在家活生生把自己吊死了。听大爷们说，当时发现爷爷尸体的就是我父亲。
我小时候听过这种传闻，却从未想过这事会对父亲产生什么影响——父亲孝敬奶奶胜过一切，他确实从来没有说过关于爷爷的事情。我们作为村里的大家族，每年是有祭祖的习惯的，但我的印象里，爷爷的坟头不用去祭拜，似乎是家里不成文的规矩。
是的，奶奶带大所有孩子，具有家族的最高话语权，但这不妨碍我父亲的极端大男子主义和对父权的拥护，他不允许家里有人忤逆他，说他不愿听的话。母亲这句话触碰到了父亲的逆鳞，父亲当场就打了母亲一巴掌。
奶奶又用自己的拐杖敲了我父亲的后背，但是那天父亲还是不依不饶，把我母亲骂得一无是处。母亲不是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女人，她揪起父亲的衣领就是一顿捶，就连她最喜欢的“帅脸”，也下得去手抓了又抓。
“你就是欺负我没娘家！”是母亲跟父亲吵架时必定会说的一句话，那次也不例外。而父亲只要一听到这句话，就会让战斗力归零，任由母亲捶打。父亲脸上多了好几道血印子，再也没还手。我知道父亲是家里脾气最差的，但母亲真的凶起来所向披靡。奶奶怎么劝都没用，我在一旁更是吓得不敢说话。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就伸手打过母亲这一次，但是“打女人”的黑历史，让他在家里永久丧失了“道德高地”。
“诶呦，‘战斗英雄’就是这么打老婆的，你们领导、还有你那些金贵的战友，知道你就是个窝里横的二百五么？！”母亲“输出“的时候嘴下是不留情面的。
父亲每每听到这些，就会陷入沉默，顶多小声嘟囔一嘴：“泼妇又开始了。”
11.
这么多年，父亲一直标榜“老人，女人和小孩就应该老实在家待着，男人应该保护自己的家庭，忠于自己的家庭，最危险和最艰苦的事情应该由男人来干”。可母亲才不愿意在家待着。虽然父亲说了很多次让她做“全职家庭主妇”，她就是不同意。
“女人还是得有班儿上。”母亲也有自己坚守的理念。纺织厂的工作再辛苦，在父亲嘴里再“没有含金量”，她还是起早贪黑地坚持上班。
直到1998年年末，母亲的名字出现在了“下岗职工通知名单”里。她非常不理解厂里的决定，她一直都是厂里的“先进代表”，怎么就突然不要她了？厂里领导找每个“下岗”的员工谈话，母亲气得差点当场掀桌。“反正也不要我了，我给他好脸做甚！”母亲回家后愤愤不平，但是我能看出来，她红了眼睛，强忍的泪水直打转。
“这下你爸更瞧不起我了。”母亲边做饭边对我念叨。
从小失去父母而没能好好上学的母亲，一直很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父亲会吹牛自己在部队的经历，母亲也会偶尔跟我谈起她初中时当班里数学课代表的事，“我学习成绩很好的，班主任都说我能上重点高中”。母亲提到这些的时候，嘴角都会上扬。
寄人篱下的母亲初中毕业后就开始上班了，她喜欢缝纫，先在私人的裁缝店里打了好几年工，后来觉得人还是得有“编制”，就去试了试国营大厂，没想到真被录取了。她从来不觉得自己“纺织厂女工”的身份有什么丢人，相反，她觉得自食其力进了“国家单位”，“了不得得很”。
母亲嫁给父亲时，有一样她最稀罕的嫁妆，就是那台老式缝纫机。她经常用缝纫机给全家做衣服和床单被罩。在宿舍楼单间里，那台缝纫机无处安放，一度被父亲塞到了门口的柜子里。母亲没有说什么，只是用到的时候才会搬出来。
我小时候很喜欢听母亲使用缝纫机送布牙推动布料时发出的“哒哒哒哒”的咬合声，看着不成形的布料在母亲的巧手下变成一件件衣服和精美的床上四件套，我觉得母亲非常厉害。但是父亲是从来不表扬母亲的手艺的，他只会抓着母亲不太好的厨艺骂骂咧咧，说“女人为什么都做不好饭”。直到现在，家里一到周末或者有任何请人吃饭的场合，都是父亲下厨。
“下岗”后，母亲在家待着的时间一下子多了。在做全职家庭主妇这块儿，母亲远远达不到父亲的标准——家里床上地上有一根头发都算是“不利索”，床单上带个褶儿就是“太糙”。
“你都不上班了，怎么这么点小事儿都干不好，真是个窝囊头。”父亲很喜欢用“窝囊头”这个词来形容刚没了工作的母亲。就如母亲担心的那样，父亲不仅没有安慰她，反而还对她进行了人身攻击。虽然我们都知道父亲的话里并没有真的瞧不起母亲，但是他的表达永远都是带刺的。
挨骂的时候，母亲罕见地没有反驳父亲。她哭得很伤心，嘴笨的我这个时候也没有上去安慰母亲。我只是看着她流泪，然后默默给她递纸巾。“出去玩儿去。”母亲把我支开，一个人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了一张纸。我没看清那张纸到底是什么，母亲就直接把门带上了。
趁母亲去买菜时，我偷偷翻出了那张纸。上面的每个字我都认识，“离婚协议”四个字对年幼的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看了眼日期，竟然是半年前就准备好的。我对父亲的怨恨可能比母亲要更多，但是我却从来没想过他们可能真的分开。原来每次父亲醉酒发疯，母亲吵吵着“不过了”，是认真的。
早熟的我很快冷静下来，我觉得如果母亲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得完全支持。并且，我要跟着母亲。
母亲开始了对父亲的“冷暴力”，无论父亲怎么发脾气，她都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在旁边干活儿。父亲也察觉到母亲的变化，好像有些心虚，减少了对母亲的支使，能干的活儿都自己干，但是母亲还是不理他。
我一直憋着口气，等母亲跟父亲提离婚，等啊等啊，母亲却只字未提。
后来我再去找那张“离婚协议”，就再也找不到了。母亲一边照常在家做着家务，一边在外边打点零工，在小餐馆配菜，在缝纫店兼职。她打了很多工，家里的基本生活开销，还是她自己出的。父亲在母亲用钱上从来没管过，但母亲一直都在用自己赚的钱补贴家里，父亲赚的钱，她基本都攒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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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那天从缝纫店回来后，母亲在家收拾好东西，又把我之前涂鸦画的一堆手稿打包塞到了包里。我以为母亲这是终于要“清算”我了，要把我的画当废纸品一块儿扔了、卖了。我想“挽留”我的画，可是我没有。我知道母亲心情不好，如果我当撒气筒能让她开心一点，那我也没问题。
父亲又出去“办事儿”了。母亲罕见地带我和奶奶去外面的店，吃了别人包的水饺，我觉得不对劲——按说，节省的母亲是绝不会吃“外食”的。
吃完饭，一向觉得我画画“不务正业”的母亲，带我去了少年宫的水彩班。她从包里掏出我的画，一张一张地摆在老师面前，眼里充满自豪和期待。
老师很惊喜地问她：“你家孩子真的没有学过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说：“是这块儿料。好好培养，以后没准儿有出息呢。”
母亲不是个会吃“糖衣炮弹”的人，但她问了老师学画画要花多少钱。老师给她介绍了学费、画材的开销。她认真听着，越听越紧皱眉头，然后告诉老师“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以为母亲会直接带我回家，结果，她带我去买了马利牌的颜料、彩铅和油画棒——老师说那个牌子好，我之前其实跟母亲要过很多次，都被她拒绝了。但这一次，母亲给我打包了所有我平时需要的东西，甚至还买了一厚沓最好的素描纸给我“练手”。
买完东西，母亲带着我回到少年宫。可临到门口，我拉住母亲，死也不进去。
“我不学画画了。”我反复跟母亲说道。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母亲拼命把我往里拽。
我们母女俩就在许多其他家长和孩子的瞩目下使劲儿“拉扯着”，谁也不松手。我不是白在父亲的“魔鬼训练”下活下来的，母亲实在拉不过我，喘着气瞪着眼：“跟你爸一个德性！”
母亲终于放开我，然后悻悻地转身离开，我则小跑着跟在她身后。
父亲再一次在酒局上喝醉，回来耍了酒疯，先是踹飞门口灶台的锅碗瓢盆，然后就是怒骂我和母亲多么没用。母亲早就对此习以为常，她只是把父亲托放到床上，给他解开衣服，又给他拍背喂水。
我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终于忍不住问：“妈妈你为什么还不离婚？”
母亲被我一问，瞬间怔住了。她放下父亲，看起来有些手足无措。屁大点儿的房间也没地方躲，我就直勾勾地看着母亲，等待一个答案。我想告诉她，不要害怕离婚，她还有我。可是，我需要她先告诉我，她想要和父亲分开。
母亲低着头，脸红胀了起来，眼泪再也没忍住，飙了出来。她紧紧抱着我，说了好几遍“妈妈对不起你”。我想告诉妈妈，你不用为了我忍的。我可以不学画画，我可以快快长大赚钱，只要你不再受委屈。
可是在那一刻，我心底莫名产生了一股对母亲的埋怨——为什么要这么软弱，为什么要傍着一个男人舍不得离开？我猛地推开母亲，一个人跑了出去，边跑边哭，即便都跑得呼吸困难了，我也没有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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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你那个时候就该离婚。”
去年过年时，当父亲又在厨房发脾气踹垃圾桶，我在家里跟母亲调侃道。我已经奔四了，这个“仇”我还是没有忘。
母亲看都没看父亲一眼，淡定地在中厅包着饺子。
“那个时候我一个人没法养你呀，你小时候学画画都付不起学费，你现在在北京待着我也没能力帮你一把。”母亲对于没有给予我丰厚的物质条件，总是有着一种耿耿于怀。
“我可不想掏空父母的‘养老本儿’在北京那个破地儿买房，再说现在房子都跌成什么样了。买房的都要跳楼了，穷鬼有穷鬼的福。”
面对我的安慰，母亲“咯咯咯”地笑出声，不再说什么。
是的，母亲和父亲的婚当年没有离成，父亲的酒总算没有白喝，快2000年的时候，他职称往上提了不少，总算以政府单位职工的名义分到一套房子。房子的钱还是要自己掏，只不过单位有补贴，我们可以用最低的市价拥有自己的房子。
父亲毫不犹豫地就向母亲要了购房款，大几万，母亲也干净利落地掏出了这笔钱。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虽然他们吵架没完，但正是这种“夫妻信任”，支撑他们走到了现在。
我们离开人造板厂宿舍楼了，我的“贫民窟童年”也阶段性结束了。在城里宽敞明亮的公寓楼里，我们又要开启新的酸甜苦辣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