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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一起偷摘苹果的兄弟,在果园里重启人生(上)1
我们老陕,称呼父亲为“大”。我二姨父的大,原在渭北云梦山的庙里当和尚,解放后还了俗,村人仍唤他“和尚”。
和尚俗家姓顾。还俗的顾和尚娶妻,因没生养儿子,就抱养了别人家的一个男孩,取名顾忠来,后来成了我的二姨父。但顾和尚待顾忠来视如己出,供他念书,从村里念到乡上,再到县里念高中。1976年,乡政府到各村抽人帮忙,高中毕业的顾忠来去乡里当临时工,做文书工作。他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字,很受乡干部赏识,说他“是个有才的”。
1979年,我二姨与顾忠来结婚成家,他们家就在我们县西北侧的军台塬。相传北魏时期,此地设有一支土门护军,士卒在塬上囤聚,演练的军令声此起彼伏,震动四方。历史的喧嚣已隐遁入黄土,古老的地名却流传下来。麻雀们飞跃在台塬及沟沟畔畔,翘起尾翼,啄食吃。军台塬下是山谷,谷里有一条绵延不绝的小溪,溪流淌过两岸的玉米田、谷子地。
包产到户后,顾和尚家分了塬上、塬下十多亩田产,家里还有半孔窑洞做饲养室,养了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我外婆家那时在十里路外一个独家庄,外婆外爷育有五个子女,家里仅有五亩地,地少人多,不时有粮荒,外爷常张口向亲家借粮食。顾和尚也总套上牛,架起辕,拉了架子车送粮过去。
军台塬上的农人们都住在半山腰的窑洞里。一来拿不出盖房钱;二来祖祖辈辈都住窑洞,心里没有别种住处的念想。80年代后,劳动方式和生产资料产生变化,通过农田基建,塬四周改造出大量梯田,手扶拖拉机、四轮拖拉机慢慢介入耕种作业,“嘀、嘀”,乡上的吉普车也会响着喇叭,到访村落。黄土窑洞里光线昏暗,窑前道路泥泞崎岖,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日子的人们一心向前看,要在塬上平坦的地方起新居。
1981年,二姨二姨父的大女儿顾云玲出生。只是,我这个大表姐到了三岁,也不会爬,还在流涎水——她大脑发育未全,是个痴傻孩子。
1985年春天,做乡文书的顾忠来向他大顾和尚提议盖新房。一如往常,开明的顾和尚接纳了儿子的意见。家里的黄牛既劳作又繁衍,牛槽上已拴着两大两小四头牛。顾和尚卖掉一大两小三头牛,又粜出去十多石麦,换到一千来元,作为盖房的资费。
也是在那年春末,县上办学习班,组织人员赴上海、杭州、扬州等地学习。顾忠来没有参与家里盖房的大事,而是作为乡代表去参加了学习,足迹遍及黄浦江边、西湖畔,以及瘦西湖岸一棵枝条摇曳的柳树下。
五间新房盖成一年后,是虎年,我二姨生下白白胖胖的儿子顾云彪。我这个大表弟哭声响亮,脚丫子乱踢,眼珠子转得骨碌骨碌的。大表姐先天不足,让我二姨父一直心存顾虑,此时,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计划生育政策正严,生了二胎后,乡上就不让二姨父做文书了。顾忠来无力辩解,他的人生高光时刻,就停滞在当临时工的那几年、留存在那些拍摄于江南水乡的照片上——所有的水面都波光粼粼,他戴着茶色眼镜,仰起下巴,骄傲而从容。
顾和尚去世后,麻将在渭北乡间流传开来,二姨父不喜务农,卖掉了最后一头耕牛,专以打麻将为业,偶尔也帮人说说媒,操持操持红白喜事。我的小表弟顾云飞出生于1991年,那时我二姨父正四处游逛,奔波在方圆几十里的麻将场上。赢了钱,他来向二姨报喜:“赢了。”输了钱,他就说:“不输不赢。”
顾云飞没有顾云彪那么好的身体,见了生人就躲,耷拉着脑袋,显得病恹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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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和旁人发生过一句争执,没有背地里说过他人一句坏话,勤恳善良的二姨拼命侍弄塬上塬下的土地,却因时机和周遭环境的关系,始终无力改变家庭处境。多年后,我大表弟顾云彪因在福建泉州帮助他人运输假冒伪劣卷烟犯了法,要判刑。得知儿子将入狱,二姨能做的,也只是慨叹:“可怜云彪那一身膘啊,等出来恐怕都饿瘦了。”
从8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我们县几乎所有乡镇都在发展苹果种植,从最初的秦冠、红星、黄元帅等品种,逐渐迭代为大量种植红富士苹果。红富士口感好、产量高、耐存储,产品价值高。因为卖苹果有收获,种植苹果的农户们日子都过得殷实起来,置办席梦思床,买彩电……地方电视台一直播放着“时风,时风,路路畅通”的农用三轮车广告,为将日子过得更火热,农户们纷纷添置三轮车作为新式生产资料。
奇怪的是,军台塬上地多、日光充沛,苹果种植却没在这里发展起来。有个别农民种了果园,他们的务果技能却比不上普遍种植苹果的村庄的人,农资供应、苹果收购这样的配套行业,也没在军台塬扎下根。我二姨也尝试过种果树,和大家一样,种不出什么名堂,付出了劳动,没见到一分钱收益。
对苹果种植不闻不问的二姨父在乡上的门市部进了零食、香烟,说自己要在村里开个代销点。结果代销点没办成,他倒带着人们在要办代销点的屋子里打起麻将,噼里啪啦的喧闹声随着走廊的过堂风撒播,好吃懒做的风气笼罩了整个台塬。
我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具体来说,是在煤矿上看职工澡堂的。1997年,他买断工龄下了岗,在我们街道开了个小卖部。他也爱打麻将,常常关了店门出去打,但赌资不大,都是幺二毛、二四毛。有一次,派出所抓赌博,把正在打麻将的他抓走了。得知消息,我去找他,看见他被警察铐在派出所门前花坛的栏杆上。我气得直哭,觉得自己的父亲特别不堪。
缴纳完罚款,父亲说他再也不打麻将了。可世上哪有什么能信得过的誓言呢?没过多久,他还是照打不误,麻将牌甩得噼里啪啦。
因为爱好相同,我二姨父常骑着自行车来找我父亲,然后结伴去往各个麻将场“拼斗”。我母亲说他们是“狐朋狗友”,是“一路货色”。
顾忠来嘴馋,爱吃西瓜,夏天来了换西瓜的,他指派两个儿子在粮食不多的麦囤里刮出一袋麦子,换上十个八个西瓜,摆在走廊里。中午炎热时候,做父亲的使个眼色,顾云彪和顾云飞这两个儿子就端来方桌。顾忠来趿拉着拖鞋,持刀杀瓜,父子三人抱着甜美的瓜瓤蹲在地上一顿狂啃,瓜籽吐得满地都是。
顾忠来出门主持别人家的红白喜事,也爱带着两个儿子,儿子们看着父亲头头是道地操持着一切。甚至打麻将,顾云彪也经常跟在他父亲身旁。顾忠来赢了钱,随手发给他一毛两毛。跟着父亲看得多,顾云彪很小的时候就会打麻将。
小时候,顾云彪、顾云飞两兄弟对自己的父亲有依赖,父子三人在一起,挺甜,也乐呵。
2
1998年,从河南来了一户人家,要在军台塬村包地种。我二姨父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将自家塬上的七亩地承包给了人家,一亩地一年收一百元。
说黄土贫瘠吧,从科学上分析,土壤里确实没有多少营养物质和有益的微量元素,但现实情况是,那么厚的黄土,随便撒一粒种子,无论是粮食种子、野草种子或是别的什么种子,都能发芽。我二姨曾在那七亩地里栽过苹果,没等到挂果成功,就把果树挖掉了。一些树根留了下来,就在地畔生发出来三棵野苹果树,虽无人打理,依旧顽强地生长——春天,开出满树白里透红的苹果花,香飘原野;夏天,沐浴着军台塬充沛的阳光,野苹果树枝叶繁茂;秋天,满树缀着红苹果,果子不大,却个个喜人。每每这时,少年顾云彪都会带着年幼的顾云飞去地里摘苹果。一头卷发的顾云彪胖乎乎的,像个将军。顾云飞腼腆,穿着哥哥传下来的旧衣服,紧随哥哥身后,像是一名贴身的传令兵。
在我们黄土塬,谁家地里长出的粮食,就是谁家的;谁家黄土里长出别的物产,也算是谁家的。承包土地那家河南人的孩子总要阻止小哥俩采摘果实。顾云彪、顾云飞说,那三棵树上的果子是他们家的;而河南孩子则说,这些苹果是他们的物产。免不了发生冲突。
顾云彪据理力争:“我大把地包给你们家,可没有把树包给你们家!”
河南孩子毫不客气:“树长在我们家包着的地里。”
年纪还小的顾云飞也弓起眉毛,帮腔抗辩:“树是早就长在这儿了,不是你们包了地之后长的!”
河南孩子不屑一顾:“今年结的果子,是从今年我们种的地里长出来的。”
年少的孩子,说着些满是逻辑却始终无法说服对方的话。最后,只能不断上演猫鼠游戏——顾云飞像真正的传令兵一样侦察望风、司号传信,顾云彪则瞅准方向、伺机而动,兄弟俩打配合,不断摘食红苹果。这是兄弟俩最初的协作,亲情联结、充分信任、果实共享。
二姨父只顾着自己打麻将,不太管家里的事,也几乎没管过孩子们的学业,我这一对本来机灵的大表弟、小表弟,都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2002年,顾云彪初三毕业的时候,已经生长得人高马大。他从村里外出打工的伙伴那里得知,宝鸡某兵工厂招聘保安,便立刻追随伙伴去了宝鸡。
2005年,我在山东工作,过年回家探亲,也去了二姨家拜年。因为栽植苹果,别的村里都富了起来,农民手里有了余钱,家家户户盖起了平房、贴上了瓷砖,可军台塬上的屋子依旧是80年代的土坯墙、砖瓦房。
十九岁的顾云彪从宝鸡带回来了女朋友,女朋友比他大三岁。家里来了客人,顾云彪给大家发的是十块钱一盒的“磨砂猴”香烟。我去了,他拎来八十块钱一瓶的“铁盒西凤”,说我能喝多少就喝多少,他从宝鸡带回来了一箱——据他说,女朋友是邮局的正式工,一个月工资一千二百元,家庭条件很好,在宝鸡时很照顾他。
宝鸡话和我们的方言有一些区别,有些字词鼻音稍重。表弟在宝鸡待了三年,说话已然带着宝鸡口音了。他给我讲述他在工厂当保安如何尽职尽责,有人偷光缆时,他一人对付二人,保护了工厂财产;还说他与其他保安的关系处得多么好,之间互称“战友”,如果有坏人持刀行凶,肯定有“战友”愿意替他挡刀子。
那时候,我在山东一个月工资也就一千元出头,平时抽五块钱一盒的烟,回家拜年买的是四十五块钱一瓶的“扁西凤”。比我小四岁的表弟的做派和经历,多多少少让我有点自惭形秽。
第二年,顾云彪与那个女朋友分了手,他说女方嫌他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他发了狠,去了南方,发誓要干出一番事业,给家里盖楼房。到南方后,他投身快递行业,从基层的搬运工做起,因身强力壮,又重江湖义气,两年后升任为某大型快递公司转运中心经理。
顾云飞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两年,顾云彪就一直给他打电话让他也去南方,他却不肯去。我回家时好奇地问他原因,他说出了实情。
顾家在军台塬是大姓,到了顾云彪这一辈人,和他年龄相仿的同宗兄弟有七八个,都是失学在家。顾云彪给这些同宗兄弟们打电话,让他们去南方跟着自己干,说一个月至少能挣三千元。三千元在当时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数字,兄弟们便一窝蜂地去了,可不到三个月,又像一阵风似的回来了——他们说,顾云彪作为转运经理,管其他人不好管时,总拿“自己人”下手,把苦活累活派给同宗兄弟们干,可活干了,工资却达不到承诺的标准。而且,顾云彪有个坏习惯,爱打牌,输了就找兄弟们借钱,兄弟们本身挣得就少,钱全被他借走了。
顾云飞说:“这咋能去?去了还不把我榨干了?!”
那时,我已经在上海工作了,也常在QQ上和顾云彪聊天。每次问他过得怎么样,他都说挺好的,很好,老板看他干得好,要分配某个区域让他经营。那时候电商蓬勃发展,快递公司的业务确实开展得如火如荼,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
2009年,我去南方参加家具行业的活动,和顾云彪见了一面。我们俩吃东北水饺,喝剑南春,一顿饭花了六百多块钱,是顾云彪抢先结的账。这年年底,我给母亲打电话,听见电话里声音很嘈杂,问母亲在干什么,母亲说,顾云飞要去山西武警某部队当兵了,我舅、我妗子、我父亲、二姨、二姨父等人都在一起,吃饭给孩子送行呢。
再回家时,我在镜框里看到了大家给小表弟送行时拍的照片:站在亲友们中间的顾云飞,身着武警作训服,胸前系着大红花,虽然还未佩戴肩章和帽徽,但昔日羸弱的少年,已然褪去稚气。
我在QQ空间看到了顾云彪给顾云飞的留言:“哥这辈子没当兵,是最大的遗憾,你替哥圆了这个梦。”
3
我们家小卖部隔壁有一对夫妻修摩托车,几年下来有了积累,就代理了某厂家品牌,在小镇卖起摩托车。男主人经常来我家小卖部买烟,女主人也会来买零食,他们都把我父亲叫“老王叔”。当二姨父到小卖部找我父亲的时候,若遇到这对夫妻,他们也把顾忠来叫“老顾叔”。
二姨父看上了一辆摩托车,可他没钱,便以“老顾叔”的身份,赊账拿下了,说过段时间给钱。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半年甚至更久过去了,钱始终没给。到最后,我二姨父甚至都不敢来街道了,于是这对夫妻便经常找“老王叔”要账。在这件事上,我父亲对我二姨父很有成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俩电话联系,相约去某处打麻将。
2011年秋天,我回陕西成家,简单举行了一个仪式,主持人就是我二姨父顾忠来。
我爱人是上海人,亲戚只去了几个代表,我们也没邀请太多朋友,就在街道食堂请亲戚们吃了顿便饭。二姨父却对这场“婚礼”非常重视,他在红纸上写下了详细的婚礼议程:第一项,由某某人宣读结婚证书;第二项,由老小外家(我父亲的舅家是老外家,我的舅家是小外家)等重要亲戚为新人“搭红”(在新人身上披上代表喜庆的红布和被面);第三项,女方家长讲话;第四项,合影留念。
当天,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穿黑色中山服,声情并茂地为我和爱人操办了这场婚礼。只不过,我听说,婚礼结束后,卖摩托车的那对夫妇堵在门外找他要摩托钱。他依旧没有那笔钱,双方面红耳赤,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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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最不经用,两年仿佛弹指一瞬间。在我忙于工作没有觉察时光流逝时,在武警部队淬火两年的顾云飞复员了。我们视频聊天,他脑袋上卷发粗硬。两年的军旅生涯彻底让他褪去少年的青涩,早已习惯五公里越野和单双杠训练的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了。他说自己本可以申请留队当士官,但家里这一摊子事也要重要,他哥不一定靠得住,他必须回来打理家里的事。
部队给了一笔复员费。顾云飞先去街上的摩托车店替父亲结清了摩托钱,然后报名参加了驾校学习——不久后,部队复员人员可以享受免费学习驾驶的政策,但小表弟学早了几个月,没能享受到政策。
2012年4月,顾云彪突然来到上海找我,说他不想在南方干了,听人说上海机会多,想来找找机会。我问他要找什么行业的工作,他说这么多年一直干快递,还是想从快递行业做起。我帮他在网上投简历,却迟迟没有回应。
有一天晚饭,我们去了附近超市楼下的一家面馆,每人吃了三碗辣肉面。饭后,在超市里闲逛,一家卖休闲服的商铺正在促销,一件外套一百五十元。顾云彪拉着我进去试穿,他也拿了一件穿上,然后掏出三百元,急切地买了单。回家路上,他对我说:“一定要想想办法,尽快帮我找到工作。”
我在快递行当没有什么社会资源,只能不停投简历,二十封、五十封地投。终于,浦东三林有一家快递公司打来电话,让顾云彪过去谈谈。我开车送他过去,大概半个钟头后,他谈妥了,说人家让他当站点负责人,管吃管住,底薪七千元加提成,当天就能上班。我说:“你真棒,那就赶紧上班吧。”然后马上回家给他准备好被褥、洗漱用品,送了过去。
也就过了两天,顾云彪打电话让我过去拿铺盖,说是这个工作干不了——上海的活和南方的活不一样,不好干。我问他那怎么办,他说他想好了,还是回南方,这两天他以前的老板联系他了,说离不开他,让他回去,还要给他涨工资。这个大表弟张了张口,似乎还想对我说些什么,最终却没说出来(事后回想起来,应该是手头拮据,需要资助,但好面子的他终是没能张开口)。我拉走铺盖后,他留在站点,等着晚上发往南方的物流车发车,搭乘便车。
回去没几个月,他就找了个南方对象,匆匆结了婚,也没有回陕西举办婚礼,只是回家一趟,取了户口本,到南方领了结婚证,还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南方。
2013年,顾云彪的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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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冥婚,也即娶鬼妻的事儿,在我们渭北地方时有发生。我有个老亲戚,儿子骑摩托出了车祸,人没了,老亲戚悲痛欲绝,儿子却因未婚身亡进不了自家祖坟。老亲戚到处物色女性亡人,要为自己的儿子娶鬼妻。两个亡人“成婚”,如同活人成婚一般,要大摆宴席,举行仪式,日后,二亲家之间还相互走动。三四年后,老亲戚得偿所愿,有早夭的姑娘婚配给自己死去的儿子,儿子“儿媳”同时葬入祖坟。老亲戚舒了一口气,似乎儿子获得了某种新生。
近年来,娶鬼妻的事儿在我们渭北少了,但在陕北,风俗依然隐秘而浓重。我没想到,自己的大表姐顾云玲最后走的是这条路。
大表姐天性痴傻,却在媒人的撮合下,嫁给了一个因后天吃药导致痴傻的男人。那男的母亲是教师、父亲是农民。2016年初,大表姐的公公去世,婆婆患有尿毒症,无力同时照顾两个智力不健全的人,便将大表姐送了回来,说好两家不再来往。
顾云玲返家后,不知得了什么病,吃不下饭,时常呕吐,还总喊肚子疼。我二姨手足无措,只能帮女儿揉肚子,掌心顺时针旋转,顾云玲连连哭号。
当年顾云飞出生时,顾云玲已十岁了,虽说脑力不济,却也疼爱弟弟。二姨要忙家务,还要去地里干活。自小,顾云飞就是顾云玲抱在怀里长大的。蹒跚学步期,顾云玲拉了小弟弟去看蚂蚁、捉蝴蝶。有人给顾云玲一块点心,她会掰碎了喂给小弟弟。点心渣掉在地上,引来麻雀,顾云玲也不驱赶它们,她捉着小弟弟的小手,数麻雀:“一、二、三,一二三……”也只能数到“三”。
就是在顾云玲反复数“三”中,顾云飞从婴孩变孩童,变少年、成大人。从武警部队回来后那几年,他先是在拓展机构当了两年教官,后来贷款买了车,一直在西安跑网约车。他对姐姐的感情沉淀得很深,同情姐姐的遭遇,每次一从西安回家探亲,就带着姐姐去县医院看病。住几天院,顾云玲情况就好一点,可回家后,老毛病就又犯了。来回奔波不是办法,顾云飞索性让父母锁了家门,带着顾云玲一起去了西安,租了一套毛坯的两室一厅,一家人住在一起,一边谋划生计,一边想办法凑钱给顾云玲看病。
二姨在租房的小区里找到一份打扫卫生的活计,早上打扫一次楼道,平常在小区里捡拾垃圾、树叶。二姨父琢磨着找个保安的活干,找了许久,每份都干不长,但短期零活能勉强维持他的烟钱。顾云飞早上七点出车,晚上十一点回家,饿了在外面对付一口,困了就停靠无人的路边眯一会儿。
有家室后,顾云彪在南方压力更大了,但他什么时候去的泉州,家人一无所知。直到这年年底,他被判了刑,判决书寄回来,大家才知道,他在泉州某快递公司工作时,有贩卖假烟的团伙找到他,通过他将假烟发货到外地。整个团伙涉案金额约两千万元,他在其中获利三四万元。
大儿子顾云彪犯罪开庭时,二姨父顾忠来向小儿子顾云飞要两千元,想去泉州一趟,看看自己的大儿子,叮嘱他几句。二姨似乎一眼看穿了丈夫的心思,她鄙夷道:“你还不是想去泉州逛一圈?”
顾云飞拿不出那笔钱,他要还车贷,要在西安租房,还要支应家里的开销,跑网约车的收入仅够生活开支,没有余钱。所以,顾云彪开庭时,没有家人去往泉州,也没有人在审判结束后为我这个大表弟叮嘱一点什么,他要为自己的失格行为付出五年的牢狱代价。
顾云彪进了监狱,他的妻子要养育孩子,也是手头拮据,就频繁打电话、发信息给公公和小叔子诉苦,希望得到夫家人的帮助。顾云彪也从监狱写信来,说监狱里的日子太苦,需要家人补贴一些生活费。一年里,顾云飞陆续向亲戚们借钱,勉强满足姐姐看病的需要。亲戚们也不见得都宽裕,总向亲戚借钱不是长久之计。嫂子要多少,他尽量想办法,哥哥那边,他每月汇款五百元。可几个月以后,顾云彪又写来信:“每次打五百太麻烦了,你索性一次打上三千,这样方便一点。”顾云飞心里又急又苦,却无处言说。
2017年初,即将过农历新年。顾云飞在外拉活儿,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早晨还好好的大姐突然犯病,倒在地上抽搐。顾云飞赶回出租屋,消瘦到只剩下五十来斤的顾云玲已奄奄一息,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一家人赶忙抬着顾云玲上车,紧赶慢赶,还没到医院,顾云玲就咽了气。
成年后的顾云玲的智力相当于七八岁的儿童,身形佝偻,一生爱猫爱狗,只活了三十六岁。顾云飞手头紧张,在西安给大姐看病自然不敢去大医院,直到顾云玲去世,她的病因也没有彻查清楚,只知道是肝脏有问题、肠胃有问题、脑有栓塞。
我的姐姐定居西安,经营一家美容院。顾云飞哽咽着打电话给她,告知顾云玲离世的消息。我姐姐小时候常和顾云玲玩耍,顾云玲对她十分依赖,我姐姐自然十分难过。挂了电话,我姐姐给顾云飞微信上转了九千元,叮嘱他以大局为重,妥善处理顾云玲的后事——她刚交完美容院的店租,卡里余额也只有这么多了。
百感交集的顾云飞带着顾云玲回了军台塬。路上,二姨父联系自己的堂兄堂弟商议女儿的后事——世界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可人性依然停滞,村庄里的规则千年不变:去世的女儿不能进村里公坟。他们商议着在二姨家的一片麦地里挖出墓穴,简单下葬。顾云飞也让父亲联络村里主事的人,在自家院前搭起篷布,支起锅灶、烧好热水,无论如何,也要举办一个小小的告别仪式。
顾云玲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各个亲戚、甚至亲戚的亲戚耳中。我有个堂妹嫁到了陕北,结婚后和她爱人武龙在甘肃兰州开物流公司。快过年了,他们早早回家,先到我们县,在我堂叔家打扫卫生、操办年货、准备过年。那天刚好我母亲回村办事,接到了二姨哭哭啼啼打来的电话。堂叔在一旁听闻了此事,回家后告诉了女儿女婿。武龙本来正忙着杀带鱼,听完岳父的话,居然丢下带鱼,问出一句:“能不能给我老表当个鬼妻?”
武龙的“老表”,是他舅舅的儿子,因病英年早逝,多年来,他舅舅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儿子找个鬼妻。
军台塬跟堂叔家的村子离得不太远,堂叔也对我二姨家的情况略知一二,他便问女婿:“你能做这个主吗?”武龙当即联系了他舅舅,告知了顾云玲的情况,他舅舅立刻表示同意,说这边的事儿全凭武龙做主。
于是,这个难题通过堂叔传到了我母亲这里。
顾云玲一生糊涂,稀里糊涂嫁人,稀里糊涂被夫家送回,又染病去世。让她去给人做鬼妻,实在让人觉得压抑又残忍;但如果不这么选,她在村里也只能简单埋葬,即便丧事从简,也会产生不小的花销,这对本就艰难的顾家一家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我母亲思来想去,对比了在家下葬的处境,问武龙:“你们会好好下葬她吗?”
武龙承诺:“我舅舅就这一个儿子,配了阴婚,肯定厚葬。”
母亲便联系了顾忠来,两人又和我的舅舅、妗子、顾忠来的堂兄妹们商议,让大家拿主意。众人面面相觑,却也觉得冥婚是个说得过去的选择。权衡再三,二姨父拍板,同意和武龙舅舅家“结亲”。
顾云飞带着自己的堂兄弟们在外面搭灵棚,听到父亲宣布了这个决定,当场在地上打滚痛哭:“我没有用!我没有用!我给姐姐治不好病,送不了葬!”目睹这一幕的众人,无不背过身去黯然拭泪。后来是我母亲上前斥责了小表弟,说眼睛要往前看,路要往前走。
武龙舅舅象征性地给了我二姨父一万元“彩礼”,我死去的表姐顾云玲和她的“丈夫”举行了冥婚仪式。我舅、我妗子、我堂叔、武龙、小表弟顾云飞在陕北某乡村参加了这场仪式。仪式隐蔽而隆重,正如武龙承诺的那样,有证婚人、有证婚词、偷偷放了鞭炮,宾客们还去饭店吃了饭。顾云飞在姐姐和“姐夫”坟前烧着纸钱,说着远离疾病、远离苦难的话语,久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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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大表姐的后事后,我二姨二姨父没有再去西安。一万元的“彩礼”还了我大表姐看病的账,尚且不一定够。
顾云彪的妻子还是经常打电话、发信息过来,不是说自己没生活费了,就是说孩子上幼儿园要交学费,这钱总得想办法解决。为了维系亲情,也为了尽可能保住囹圄中大哥的婚姻,顾云飞东拼西凑,能帮就帮,有一千给一千,有二百给二百,多了,实在是力不从心。
他不得不退掉西安的房子,他觉得不能再开网约车了,再开下去,日子没有盼头。他回到家乡,先是帮一家养殖企业送鸡蛋——那家企业是农业龙头企业,养有几百万羽蛋鸡,每天产出的鸡蛋在固定时间通过传输皮带,像流水一样从鸡舍里流到分选车间,经过多个安全检测环节,迅速分拣、打包,运往四面八方。大订单由专用车辆按固定时间配送,而周边城市的零散订单——比如某小超市要二十板鸡蛋(一板鸡蛋三十个)、某小饭馆要十板鸡蛋、某农贸市场的摊位要三十板鸡蛋等——则需要灵活机动的配送方式。顾云飞开着自己的轿车,每天拉几百板鸡蛋到周边城市跑配送,一天下来,刨去油费、过路费,能落下二百元左右。吃饭、抽烟,一天也得花三四十。
干到五月中旬,天气变热,人们脱掉外衣,换上短袖,一些早熟的水果也因气候变化陆续成熟了。
我们县是产苹果大县,全县有十多万亩苹果园。但我们县不只有苹果,世纪初,当地农业专家研究了我们的自然条件,攻克技术难关,培育出了适宜黄土高原气候种植的大樱桃。在连接城乡的公路两侧,好几个自然村都栽植了大樱桃,规模逐渐发展到三千亩,品种有早大果、红灯、美早、布鲁克斯、雷尼等。送鸡蛋的这几个月里,顾云飞和小超市、小摊贩们也熟络起来,偶尔会有人提起:“听说你们那里樱桃也特别好?”
我二姨父顾忠来是他大顾和尚抱养的,他原本的家庭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而他那个妹妹恰好就嫁到了公路旁栽植樱桃的村庄里。多年前移民搬迁,一村庄的人都搬到了公路旁,盖房时,屋后留作院子,面向公路的一侧都留出了门面房。有人把门面办成了小卖部,有人租给外人经营农资。顾云飞的姑父早逝,表兄在外务工,姑姑家的门面一直空着。顾云飞想到这点,就恳求父亲给姑姑打个电话,想租赁她的门面用来收购樱桃。
顾忠来说:“你自己的事自己办,我不管。”顾云飞就硬着头皮去了姑姑家,说了自己的想法。姑姑倒是很爽快:“你要用就用吧”。
大樱桃的商品价值很高,2017年五月,早熟品种早大果的收购价格约十二元一斤,运到省会西安能卖到十五。之后成熟的红灯等品种,卖的价格更高。顾云飞租赁下姑姑家的门面房后,开通了生鲜快递业务的邮政公司,负责人很快找上门来,说可将樱桃快递到全国各地,运费便宜、时效快。顾云飞喜出望外,立刻暂停了配送鸡蛋的工作,在门前设立了樱桃收购、寄递的牌子,一门心思钻研樱桃销售。
刚开始,他手头余钱不多,就每天收购二三百斤早大果,连夜卖给之前联系好的小超市老板、小摊位摊贩。我二姨父跟妹妹谈门面房时不肯出面,这时候倒坐在门面房里,对提着篮子来交果子的农民们指手画脚起来。
顾云飞把自己收购、贩卖大樱桃的图片发到朋友圈,询问的人多了起来。他索性以十五一斤、一箱五斤、运费自理的方式在朋友圈里卖起了樱桃。亲戚朋友们纷纷购买,还主动帮他宣传,也有人加价,成为他的“分销商”。
这样做有些盲目。早大果这种大樱桃,长柄,个头大,颜色好看,滋味丰富,但极其不耐存储。直接卖给超市、摊贩处问题不大,因为量少,人们一哄而上抢购,当天就能吃完,不会有变质问题。要是通过快递邮寄,一旦超过三天,就会出现烂果。售后问题接踵而至,当时太忙,出现问题,就直接给客户退钱,想着过后再找快递公司赔付。
那年五月中旬到六月底,大樱桃销售季结束,顾云飞共卖出一万五千斤樱桃,产生了约三万元利润,但大概二百余箱早大果的售后问题,连成本带运费,损失了也差不多两万元。由于之前没有研究清楚快递公司的赔付条款,等想去协商时已经超过了赔付期限。他姑姑的儿子(顾云飞的表兄)也给他打电话要房租,两个月,一共给了姑姑家一千元。得知此事,顾忠来瞪着小儿子直生气:“我当时就不想让你租她家的房子,人家都是一个月三百,到你这里咋就成了五百?”
顾云飞没有和父亲争辩,觉得争这些也没什么意思。过往的经历不一定都能收获经济价值,但总能积累劳动经验。